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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济视野的中国城市化

作者:张 静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文化纵横  发布时间:2016-10-11  浏览次数: 9375

一、经济视野之外的中国城市

过去30年,中国有5亿人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目前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时,中国城市人口将占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样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中国为首例。

对于这样的城市移民现象,如果仅仅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城市化的含义不过是两件事:盖楼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体系的建立。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战略标准看,还有很多大事未在当前城市化方案的考虑中。社会变迁研究者很早就开始注意移民现象——包括中国国内和向国外的移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研究资金的大量项目,多数以农民工为主题。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主题的重要,在于关涉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目前中国发生的城市化浪潮,完全可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如何回应城市化的全方位挑战,不仅关系到多数中国人的身份系统、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关系到新时期社会管理乃至执政方式的转型。

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社会根基在城市,他们主要由扎根于城市的官僚机构、买办组织、金融部门和工商业者群体组成;而共产党的社会根基在乡村,他们主要由农民、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在成为执政党并进城以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在城市零工群体中,他们的主要成分是进城改变职业的外地农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来打工者。而上海本地的技术工群体则同国民党的组织关联更紧密。在传统形式的内聚、冲突和对抗的组织化纽带中,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关系更为重要。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祖籍、性别、文化以及技术类别和水平等因素相比,职业的组织化作用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受到了工人群体中既有的社会类别壁垒——本地与外地、工种与技术、地缘与文化——等等烙印的深刻影响。通过这些烙印,甚至可以大致辨别人们的利益联结和政治态度,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了它们各自政权的特性。

这些在城市发育的社会组织基础,经由60多年、大约三代人的代际移民过程已经发生改变。1949年共产党第一次进城后,大量军队退役人员接管城市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城市人,组织、职业和角色的分化日趋复杂,面临的城市问题已经不同。但是,当时建立的管理方式并未改变,这种管理方式的特征,是等级单位(结构)和特殊主义关系(原则)的混合体,主要的任务在于改造而非适应和融于城市体制。

相比于现在,当时的城市功能和目标更为单一:生产企业和行政管理。所以,城市生活的组织化相对简单:进行人口限定并内部循环,“城市人”的成分主要是生产和行政单位中的职工和干部,除了组织调动和安排,个人不能随便移动进出或选择单位,单位之间设置行政级别和纵向隶属关系,但单位内成员间的收入和地位差别不大,城市人的福利和消费水平相近,职业分化程度不大,职位通过人事部门设立、审批、再分配。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人员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社会类别很少且组织化程度较高。城市秩序和生活受到城乡壁垒的“保护”,它无需面临竞争和选择的压力及风险。

今天,以地区、户口划分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城市社会单位的同质化现象已经变化,城市职业的分化程度远远超过乡村地区。在城市,不同社会类别的人群共处,不同阶层和职业特征的人混居,新旧体制中的职业、等级、身份、阶级等类别构成叠加,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中西变种的生活方式和礼仪集聚一处。随着居住共同体和单位建制消失,基于单位体制的组织认同和责任减弱。大部分的群体冲突和社会抗议事件发生在城镇地区,自杀和他杀发生的概率在城镇也已经超过农村地区。

二、城市化的战略问题

(一)冲突性利益

计划经济时期创造出来的一些社会分类,比如城乡、地区和工作组织间的地位差异犹存,同时又快速发展出一些新的社会分类,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组织和个体经营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际商业组织等等。这些差别部分和传统体制有关,同时也和变迁有关,它们共同造就并维持的社会不平等,在城市比乡村更为凸显。一些群体类别受到社会区隔所限制,上升流动困难,另一些则非常容易获取大量公共资源,这些差别的形成,有些源于行政格局的路径依赖,有些源于市场竞争,由此形成的很多壁垒和区隔,不能完全由个人偏好、特征及努力程度得以解释。那么,城市管理应当运用什么机制,有效协调并平衡这些差别的地位和冲突的群体?

(二)社会连结纽带和信用约束

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社会。如果说,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约束的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社会无法依靠面对面关系或初级群体约束行为,因为人们的联系途径完全不同。传统主要依靠单位组织、或人际关系约束行为的机制,这些在城市已经无法适用,表现在信用危机主要是城市现象。这说明,利用工作组织以及初级关系约束信用的作用,需要一种公共信用约束体系来替代。

(三)城市管理中介

过去城市管理依靠的是行政层级体系。它的特点是,并非全部由市政机构,而是由人们的工作单位实施具体的管理和信息收集事项。这意味着,城市主要是一个地域组织——发布文件并按照级别进行审批——而非真正的社会管理单位。它有管理的身份和权力,但无管理的途径和方法,因为城市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发布文件:市政府发布或者确认、批准政策,由基层工作单位执行。大部分城市生活事项——信息登记、住房迁移、垃圾处理、人员核查、事故处罚、政策补贴、福利保险、利益协调甚至就医就学,实际上,通过准政府(单位)处理,城市人员管理脱离了单位,或超越了地区界别就无法实现,因为是具体的单位承担着对其成员的管理责任,不是它的成员、或不是此地域的成员就不在管辖之内,必须送回“原单位”处理。因而,城市秩序运行的条件是,所有工作组织——单位的“准政府代理”角色存在,所有人员都有单位组织——它是城市管理机构和市民之间的联系桥梁和管理中介。市民接触城市公共制度必须通过单位,如果离开了单位,他就难以找到为其负责的公事办事机构,甚至完全可能因此脱离接近公共事务的有效渠道。在这种体制下,市政机构的管理具有间接性:它并不直接面对市民,它管理的是单位组织而非市民。但如今,这种中介的功能有的还在,比如行政单位和国企,有的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大量新单位中。而市政机构的管理角色和渠道仍然未见更新。

(四)社会分流和机会结构

参军和接受高等教育,是从前普通人改变身份,合法向城市流动的主要途径。但现在,这两个社会分流配置器的作用式微,但是,他们创造向上身份预期的职能未减。经过这两个途径,形成了身份上升的预期,但进入社会时,却无法顺利进位——笔者称为“结构性失位”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市广泛存在。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90%以上来自农村或者县镇以下的地区。他们不满足限于劳工和普通职员的地位,感到付出和收益不平衡,因此,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社会不满,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民意”主要是大量的边缘人群对于社会的不满。对于城市生存技能而言,军队和大学这些过往主要的“教育”和升迁渠道,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新现实和新需要。

(五)社会组织化

如果注意城市教会的发展,就会发现,它吸引的年轻皈依者多是城市新移民,这些人从其他地方经过教育和求职进入大城市,脱离了原来依靠的组织——家族亲友和地方共同体。通过这些组织获得资源——信息、协助、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的可行性下降,新移民从有组织所依,变成了势单力薄的个体,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除了就职,就是如何获得组织承认,被城市社会接纳,这是教会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居住区的非单位化,很多陌生人通过买房和租房居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一切由政府进行组织的传统,对自组织化群体存有疑虑,使得这一社会生活内容被商业动机占据——市民的公共活动和场地主要朝向娱乐和商业性方向发展,经济目标的聚集受到鼓励(此时他们是消费或者竞争的关系),参与管理共同家园的活动受到抑制(此时他们是互赖合作的关系)。久之,市民缺乏精神和思想沟通,信任和互助关系微弱,自我组织的活力减弱。结果是人们过于依靠政府,自我组织化的能力和责任无从培育。

(六)文化价值

商业化对于所有精神领域的占领,使得现有城市生活不是滋养和传承文化、而是损害文化和传统。在城市找到最多的是娱乐场所,它们影响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位。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鼓励物质享乐,而非精神滋养——交流思想和分享价值。这表现在,公共空间建设少,公共运动场地少,这妨碍市民通过公共接触建立共同的城市意识和价值;城市恢复了大量景观,但却没有恢复其中的历史和人物活动,无法通过他们的生活和追求,保存并欣赏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成了高楼大厦、穿衣戴帽、舞文弄墨等包装和表演性的东西,而不是根植于生活所赖的价值;城市网吧主要提供游戏而非阅读,城市电影和大众电视主要在宣传富裕和成名的价值观。这些价值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没有文化的城市人。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它们不可能通过盖楼和户口制度变革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的追求更长远,希望城市化方案具有更高的战略和系统意义,仅仅满足经济目标的城市化模式探索就是不够的,因为,城市化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