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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作者:王沪宁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5-17  浏览次数: 8123



内容简介

家族文化基于家庭活动的一定行为方式,但并不是说凡是有家庭的地方均能形成家族文化。或者说,不同的家庭活动方式构成不同的家族文化。由于时代的演进,不少地方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化,但可以说有家庭文化。家庭生活是由人类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决定的,虽然它可能发生今非昔比的变化,但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单位退出社会舞台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大的。也就是美国家庭问题专家W·古德所言: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传统家庭或许已经动摇不定,但家庭机构却可能比现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历时更长,任何一个具体的家庭可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但家庭制度就其整体而论,却是坚不可摧、富有活力的。从现代世界来看,曾在一些国家存在的家族文化已经消解了,家庭生活模式也发生巨变。有些国家可能存在过家族,但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家族文化。在分析家族文化的时候,首先应分析其构造。


作者简介

王沪宁被媒体称为“学者型官员”,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复旦留校任教八年,并很快成为知名青年学者,有多部学术着作前后出版,其中为人熟知并被拿来解读当下治国理念的着作是《比较政治分析》和《反腐败-中国的试验》。他还曾经担任复旦大学赴亚洲大专辩论赛代表队的顾问。正是早前这种求学和治学经历,才有了他后来成为三任总书记“智囊”的经历。


目录

前言

1.背景

1.1断面

1.2构造

1.3基质

1.4理由

……


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文化建设

段友文

【摘 要】社会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是一场既气势恢宏又曲折艰难的伟大变革。中国现代化的根基在农村,在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必须面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实际。因此,把握中国传统村落的现代走向,总结“后现代性”思想的有益启示,发掘传统村落里可利用的文化资源,探索传统家族村落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村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社会现代化;后现代性;家族村落;现代转型


社会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也是一场由亿万人参与、关系到亿万人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既气势恢宏又曲折艰难的伟大变革。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即从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的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型。[1](P347)我们清楚地看到,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现代化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内容又无一不指涉中国的农村,因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最终必然要取决于乡村现代化的程度。而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过程是独特的,它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也是特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重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面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实际,必须发掘传统乡土社会可利用的资源并予以整合;必须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以及与之共生的民俗文化心理,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变革,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传统村落的现代走向

“现代化”是用来概括人类社会近期发展进程中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一个新名词,《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为:“指从一个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非宗教的城市工业社会。”[2](P281)这是一个偏重于社会学的解释,实质上,现代社会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社会,它包含着生态、人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交往等各种因素,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明确的指标,工业化、个体性、高度劳动分工和科学合法性是其重要标志,现代化正是人类社会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表现出的显著特征。社会现代化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内,在政治领域,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教育领域,文盲减少,经济生产技能增强,更多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产品的制造;在宗教领域,世俗化的信仰系统代替传统的宗教;在家庭领域,扩展性的亲缘纽带失去控制作用,代之而起的是地缘和业缘关系占主导地位。[3](P231)至于现代性则是“现代化”了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中国村落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国情、村情、民情出发,总结其本质特征,探索其现代转型。从传统村落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中国传统村落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家族统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没有能力渗透到山村乡野,所谓“王权止于县政”,中央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依赖的是乡绅和村落里普遍存在的宗族组织,乡绅也是各自家族的代表,代表着国家和家族处理着乡里日常生产生活事务,乡村内部形成的一套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与伦理观协调着各个社会群体的关系,家族从本质上成为维持乡村秩序和谐运行的重要力量,宗族管理下的村落社会呈现出浓重的人治和伦理色彩,正如梁漱溟所概括的那样:“在中国,从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伦理,伦理本来是指家庭骨肉关系说的;可是中国的伦理关系,则不单限于家庭,它使社会上一切关系都伦理化,把骨肉之情,推而及于社会上一切有关系的人。”[4](P1855)正是这种由家庭到家族再推及整个村落社会的伦理原则,使得传统村落成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村民的日常交往、亲友的馈赠、祭祀的礼仪、婚娶与丧葬的各种程序等无不是在伦理关系的氛围中展开的,在村落的地缘范围里,乡民的日常生活均打上了特定的宗族关系烙印,富有鲜明的伦理情调。

现代化以地缘和业缘社会组织为标志,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统治秩序,也冲刷着传统村落的旧有面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作为家族势力象征的祠堂、族谱、族规给以摧毁。然而,作为家族势力根基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反而在新时期再度复兴。今天,在国家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浪潮的推动下,要抛弃其带有封建性的家族礼法和私有观念,利用其注重亲情伦理、看重人际关系和谐等因素,逐步实现由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过渡,把村落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创新。传统村落是一个封闭的社区空间,村子里的居民世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固守土地,以农为业,春种秋收,周而复始,缺乏流动性。用于耕种、排灌、运载、收割的生产工具也是世代相袭,少有变化,犁、耙、耕、锄、播、收、“晒场”、“起场”、“搭垛”等生产操作习俗也沿用千百年,敬祖、祭祖、婚丧嫁娶、年节娱乐等习俗长期保持着旧有的仪式风貌,缺少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乡村俗民在民俗性格上形成了恋乡土、求安定、重依附、尊传统的保守性格和经验主义的从众心态;在文化传统上形成了向后看的“后喻文化”,即未来的重复过去的,在生产生活上经验性的传递方式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文化代际传承中永远是后人学习前人。这种“后喻文化”对文化的传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农业社会里保存在老一辈手中的宝贵经验得以一代代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又模塑了俗民因循守旧、凝滞保守的文化心态。

中国1978年以后,农村现代化的步伐摧裂了农村与城市坚固的屏障,其主要表现是,其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或大城市的频繁流动打破了村落传统的生活模式。其二,广播、电视、电话等现代传播手段的使用,将广泛多样的信息传入村落;其三,国家对户藉管理的放宽和农村教育的扶持,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更多的村落成员走向城市求学、打工、求职,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村民获得了走出村落小天地进入外部大千世界的机会,也将外部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带回了村落,转型期的村落从保守走向开放成为必然。

(三)从家族群体走向家庭个人。传统的村落与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村落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要受到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影响,家族对每一位家族成员来说,不仅是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而且又是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村民的一生都与家族群体联系在一起,而无法选择表现自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如果把乡村农民与城市市民作个比较,“可以这样说,市民是孤立的人,农民是群体的人;市民是可以独往独来的人,农民是在群体监督下的人;市民是自由的人(在选择生活方式上),农民是受束缚的人”[5](P83)。家庭成员的被“束缚”,不仅在于家族有严格的族规族法等家族制度,还在于它是传统社会里生产生活的基本社会单元,承担着一定的政治与行政的功能,是家族成员物质生活的主要依托,也是他们寄托情感、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个人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而不是将群体或群落作为基本单位。中国的社会变迁为乡村俗民走向社会、发挥个人才能提供了舞台,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传统家族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组织特征和社会功能,使家族丧失了惩罚奖励族员的有效权力,家族的修谱、祭祖也不再具有往日的神圣和权威,家族对其成员来说更主要的体现为一种文化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更不是政治共同体。[6]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法制社会成为人心所向,个人权利不仅得到法律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俗民个体尤其是女性成员从家庭、家族中真正独立出来。在对个人独立和俗民权利确认的基础上,乡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现代法制,为俗民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后现代性”思想的启示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有密切联系,它们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70年代与80年代的发展而影响到全球。一般来说,“后现代”是就西方如今是否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时代”的社会变迁方面的讨论;“后现代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流行的一种文化思潮,美国的詹姆逊把它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强调后现代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文化形式;而“后现代性”则是偏重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以福柯为代表,倾向于把现代性当作一种“态度”,作为一种思想与行为的方式,标志着某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可见“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包含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理论主张的共同体,其中有的强调与现代激进的断裂;有的把后现代解释为现代性内部的一种变化、现代化的另一种样式;有的则对后现代也持怀疑悲观的态度,认为后现代社会面临的是一个人口过剩、种族灭绝、环境破坏、大灾变、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7](P135)在“后现代”的旗帜之下,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多元化思维的追求,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或者批判方式在社会、思想、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风行久远。

后现代性的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对工业社会的忧虑及反思。在社会领域,认为现代性早期阶段强调理性、科学、民主、人性、合理性,而越往后发展,其消极性就暴露出来,社会意义的丧失、自由的丧失、魅力的丧失,造成了大量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现代信息社会远距离的作业越来越普遍,作为与大规模计算机配套的全国性数据库,使得获取个人档案越来越容易,这直接威胁到个人隐私,甚至个人自由。在经济领域,技术与经济的重构促进了社会发展的速度,但与之相随的高失业率成为现代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痼疾,终生职业、充分就业、工业保障等概念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在文学艺术领域,黑格尔最早发现了“现代”给人类带来的困惑,在他看来,现在的人们只安心于此岸的物质世界,而不关心彼岸的精神世界,精神的萎顿带来的是世俗性、散文性,反破坏了“诗的时代”。尼采认为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里,人们只拼命追求物质财富的享受,这造成了人自身感性肉体的羸弱,所以他强调感性生命,肯定原始生命张力。海德格尔则把现代看作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即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把世界作为图像来看待,世界作为一个存在者整体被人所“摆置”,强行纳入一种人与自然、我与物、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离的关系之中,世界成为一个放在人面前供人认识的对象,这样人作为主体,世界成了图像,万物被蒙上了阴影,人的存在意义也被遮蔽。与此相关联,科学技术的“座架”本质,使人类凭借技术向大自然蛮横的逼近、强索,使得这个世界诗意全无,“无家可归”成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写照,他期盼着人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也深感失望,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造成了工具理性泛滥,世界又被“祛魅”,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世界的“祛魅”过程,其结果导致了人类终极的、最高价值的迷失。

“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别从社会、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角度对“现代性”予以反思或批判,人们在思考“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同时,自然地要找到传统的象征、前现代的文本——乡土村落作为参照,来思考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深层的内在关联。在这里,乡土村落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在由全球性和现代性组成的横向与纵向的坐标上,乡土村落与之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其占据的位置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乡土村落无疑成为中国现代化这座“金字塔”的根基。

三、传统村落民俗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

乡土村落历经千百年的延续,一方面积累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日常生活经验、民众生活策略;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小农经济影响,形成了凝滞保守的生活方式,不利于俗民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发现,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成为文化阻滞力,产生了负面效应。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但是,正如后现代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发达推动了社会的急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焦虑、孤独、无家可归,人们普遍陷入了失去“精神家园”的困惑。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必须纠正线性观点和片面化观点,要树立一种整体的观念,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在二者互动中求得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村落有许多宝贵的资源可资借鉴。

(一)乡土村落的生态观念。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8]。广义的生态文化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刻内涵,山、陕、豫乡土村落的民众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套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传统知识,他们在对自然界的直观体验中认识到了自然与人类生存及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这些原生型的生态意识尽管带有自发性、素朴性特征,然而其中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意识,对地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为重要。黄河中下游的俗民们根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带的自然环境,认识到自然界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古村落从选址到布局都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大都具有枕山面水、坐北朝南、植被茂盛的特点,有着显著的生态学价值,可以合理利用地理优势,充分吸收光照,利于生产生活,可以更好地调节村落小气候,人与自然同生同息,建构起一个充满生机的聚居空间体系。

(二)村规民约的民俗控制功能。法国早期社会学家杜克姆曾用“集体表象论”理论来概括习俗惯制对于俗民的影响力,他认为集体表象(或被译为集体意识)对于个人来说具有强制力量,其范畴包括宗教、法律、道德、教育、风俗和习惯,这些都具有对俗民个体的束缚作用。[9](P136)其实,在传统的乡土村落,对俗民个体约束力最强的还是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生成和整理的,是对该村俗民形成约束力的禁约、惯例、成规等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与国家法律相比较,有明显的地域性、自治性,适用上受到特定地域群体、人情天理的影响,强调与世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禁忌结合,将惩罚与教育互补;而国家法律具有强制性,是适用于更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的。以村规民约为核心内容的习惯法是一种“准法律制度”,正是这些习俗惯制规范着俗民的行为,保护了既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事实上发挥着现代法的作用。在山、陕、豫的许多村落或较大的地域群体内部创制了一系列带有生态保护倾向的乡规民约,例如,山西蒲县东岳庙现存有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禁伐山林碑》、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东神山禁伐松柏树碑记》,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末民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乱民滥伐东岳庙周围的林木,县府屡禁不止。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时任知县石映棂急中生智,借神灵显圣,梦中赐对联于县人曹棂秀、冀向魁,并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举办庙会期间,亲笔书写一副对联,悬于东岳庙天王殿大门两侧明柱之上,联曰:“伐吾山林吾无语;伤汝性命汝难逃。”当时百姓云集,争相传阅,神威震慑了俗民们,从此,滥伐山林之风敛迹。该传说又演绎出许多民间口承作品,构成了系列传说故事。当地俗民讲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军侵占蒲县后,焚烧县城,准备继续烧毁东岳庙和柏山森林,只因看到这副对联,慑于神威而作罢。至于刁钻乡民砍伐神山树木遭报应的传说更是广为流传。我们认为,这些传说故事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提供了智力支持,有这些世代传承的故事教化俗民,再加上严格的管理,制定出相关的森林法,依法护林,做到外在的法律与内在的道德约束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地方环境保护就会开展得更好。可见,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习惯法是现代法律形成的基础,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新的村规民约是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博弈、碰撞中的产物,二者有着内在的契合,在实现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以法治国的进程中,积极利用民间习惯法中的合理成分促进乡村自治,是正确的选择。

(三)村落内部互助协作的意识。在乡村史研究中,有人对传统乡土村落提出了“乡土和谐论”的解释模式,即“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包括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贫富关系、绅民关系、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都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10](P6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家政权的力量只能延伸到县一级的情况下,乡土村落正是靠高度自治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这种解释创设出一种“后现代”的佳境,对乡土社会不无浪漫的、夸张想象的成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千百年的中国社会变迁是“治”、“乱”交替进行的过程,除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引起的动乱岁月,在治平的年代里,乡村社会有自己约定俗成的一套秩序使之正常运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固守着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在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摧毁下十分孱弱,同时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被摧毁,又不断地滋生、复苏、延续,这皆缘于乡村民众为了摆脱困境、免遭毁灭、求得生存而自发地以各种方式展开的互助互救活动,形成了团结协作的民俗传统。乡村民众协作的内容与方式通常包括生产中的农忙换工互助(陕北、晋北俗称“变工”);农户盖房起屋和承办红白喜事;生活上的集资救助;全村性的公共设施修建;设立义仓,成立会社等。村落居民协力互助的习俗世代相传形成惯制,成为乡土村落的良风美俗,这种情形在经济较为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的山陕地区多姓杂居村落表现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互助逐渐突破了族内救济,扩展为地缘群体内的相互扶持。由血缘走向业缘,由家庭生产单位扩展为地缘生产群体,是乡土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地缘群体协作的传统对俗民个体摆脱家庭、走向社会、实现家庭服务社会化有着现代意义。

(四)家族村落中的伦理精神。伦理精神的产生并非偶然,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乡村伦理系统能延续千百年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使祖祖辈辈的乡村俗民生活在同样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家族组织可以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中繁衍和扩大,家族伦理精神既是族长统治家族成员的思想武器,也是家族和睦的根本保证。家族伦理的基本范畴孝、悌、忠、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在宗法体制下孕育产生的,这种宗法色彩扩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社区生活中,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人情关系、裙带关系渗入到各种社会活动领域;在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历代统治者提倡移孝为忠,由父为子纲推及为君为臣纲,忠成为孝的延伸,形成一种扩大化的泛家族主义。这迥异于西方伦理道德中以正义、幸福、勇敢、智慧、信念、义务等为基本范畴,以个体品性的发展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以宗法伦理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其特征是表现出极强的封闭性、重复性与自在性,使乡村社会变迁的步伐迈得过于沉重。可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也有其负面效应,它在一步步斩断人对土地的依赖、对亲情血缘的凭依的同时,技术精神和人本理性也改变了俗民自在自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考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应通过文化启蒙和现代教育,使乡村民众在保持传统伦理精神中有益成分的同时,逐步接受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形成对传统伦理精神的改造与重建,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民世代生存的家园,也是现代化无法切断的根脉,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应该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加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本土,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里去发现民众的生活智慧与生存策略,实现传统村落民俗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的对接、转型,促进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应该是一幅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共荣、平稳和谐的美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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