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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以新见官文书为中心

作者:吴才茂 李 斌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7-09-03  浏览次数: 1437

【内容提要】近十多年来,在黔东南地区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清水江文书,官文书作为清王朝控制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行政工具,亦多有遗存。清王朝通过攒造鱼鳞图册、颁发土地执照与契尾,确立民众的土地权属,化“异域”为“旧疆”;官府亦把张贴或刊刻告示作为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而清代中期以后“札”体公文的大量使用,使国家控制乡村的意图在地方社会得以迅速传播。清王朝正是通过各类官文书的上传下达及其在诉讼裁决中的有效运用,促使苗、侗等少数民族民众逐渐认知、接受与收藏官文书,使其成为清王朝最终成功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清代;黔东南;乡村控制;清水江文书;官文书


一、问题与资料

清代尚处于边圉之地的黔东南苗疆地区,曾以苗人的“叛服靡常”牵动着清王朝的神经,尤其雍正朝的“经略苗疆”行动,被视为当时三件重大“国是”问题之一。如何化“异域”为“旧疆”,变“左衽”而“右衽”,不仅是经营苗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亦为后世获取史鉴而需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学术界对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多集中于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上,主要涉及相关历史背景、原因、目的、措施、影响、历史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于此,已有若干综述进行了归纳,兹不再赘。但正如常建华所指出的那样:“以往的研究受到理论思维的束缚与史料占有的制约,与历史的‘真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③因此,其开掘档案资料,通过对雍正朝在贵州苗疆地区设置保甲、塘汛等基层组织的考察,认为清王朝籍此得以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但是,仍有一些具体而又重要的历史细节并未明朗,比如在武力开辟之后的黔东南苗疆地区,清王朝通过哪些策略控制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资源?官府的命令以何种方式下达到保甲、塘汛?地方代理人对此又作何应对?清王朝不断授予地方代理人哪些权力,使地方社会逐渐步入稳定,从而最终成功经营着苗疆社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未有申论。难以深入研究的原因,常建华归纳了一重要原因,是受到社会形态进化理论的影响,论者多先见性地将贵州苗疆视为落后之区域,同时又受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的正统论之影响,多将土司一类的制度理解为地方与分权之层面,因而研究视角较难变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资料的缺乏和开掘程度有密切关系,明清士人对黔东南地区的认识,多有猎奇式和想象式的刻画,与民苗实际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以致连精于沿革和军事地理的顾祖禹,都误把今之亮江(新化江)当做了苗疆腹地清水江的正源,并仅知道其地“乱山丛箐”,为“生苗巢穴”。因此,明清士大夫所留下有关黔东南地区的史料,既未十分丰富,使用时亦须谨慎辨析,而精细的研究则更需要新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开掘。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人们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黔东南地区,发现了大量明代以来的契约文书,学界通常谓之为“清水江文书”。这批近30万件的民间历史文献,以林业契约和土地买卖契约为大宗,亦多见阴地阳宅买卖契约、租佃契约、佃山种杉分成合同、婚姻契约、分家文书、结盟款约、禀稿、刀笔书、诉讼文书,等等,并呈现出归户性、民族性、地域性、完整性均极强之特点,于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从2009年开始,每逢寒暑假,即行走于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中,进行田野工作,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其中亦多见民众收藏的官文书,具体言之,有如下几种:一是鱼鳞图册;二是契尾与土地执照;三是功牌;四是告示;五是札体公文书等。明清王朝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官文书成为沟通中央王朝与地方官府、地方官府与地方民众的重要媒介,若无文书,国家行政职能将无法实施,所谓“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必假文移而悉达”;又谓“公事无大小,推行允籍于移文”,所言即是此理。这些官文书的发现,于前述问题之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目前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官文书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仅对鱼鳞图册作了地域特色性质的讨论瑏瑡。至于以官文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清王朝控制苗疆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引入文书行政这一研究视角瑏瑢,结合新发现的官文书,对清王朝成功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历史过程进行再研究,并着重回答如下问题:黔东南地区的清水江文书中,“白纸契约”占绝大多数,那么,人们确立土地权属的文书究竟是“白契契约”还是官文书?若是官文书,其又通过哪些形式控制乡村社会?效用如何?王朝制度在经营有着深厚民族风俗习惯之地时,其成功的关键何在?

二、确立土地权属的官文书

明代黔东南地区,尚未见到与土地权属相关的单件官文书,仅有土地交易书写的契纸钤盖官印之情形。目前发现最早者,系成化二年(1466)《吐退随营住坐屯田及转批合同》,即钤有三方官印瑏瑣,但亦未能藉此说明,明王朝并无对黔东南地区土地权属确立进行干预,因在其他民间历史文献里,尚能见到清军册,例如锦屏隆里千户所于成化十九年(1483)九月进行了一次屯粮清查,其中细致地记录了卫所官军之田土的授予和赋税承担情况,为示说明,兹摘抄如下:

[史料1]

一、正军千户三员:江腾蛟,田二十四亩,粮六石三斗;李占先,田二十四亩,粮六石零七升;杨肿秀,田二十五亩,粮六石八斗。

一、正副百户七员:陶舜臣,田二十亩,粮六石;姚世臣,田二十亩,粮六石;王老清,田二十亩,粮六石;王廷聘,田二十亩,粮六石;尹仲义,田二十亩,粮六石;鲍承勋,田十九亩,粮五石九斗;张起龙,田二十亩,粮六石。

一、镇抚一:胡起凤,田二十亩,粮三石三斗。

而在明代贵州地方志中亦多有“东至指挥某某田、南至百户某某田,西至民人某某田,北至军人某某田”瑏瑥一类的土地四抵表述。很显然,明王朝对贵州土地权属尤其是卫所土地之分配,与内地一样,进行着有效的控制。到了清代,黔东南地区出现了鱼鳞图册、执照及契尾,兹举已发现者分述如下。

(一)鱼鳞图册。何谓鱼鳞图册?康熙《常山县志》有精简概述:“鱼鳞图者,最简单言之,田地之图也。所以图田形之方圆丈尺四至及主名,编列字号,汇订而成册,则名鱼鳞图册。清代亦简称鳞册,亦有简称为鱼鳞者”瑏瑦。这种宋代即已通行的制度,是明清时期土地权属、征调赋税以及田地诉讼的基本依据。

迄今为止,在黔东南地区分两次共发现了6册鱼鳞图册。其一为“民国十六年正月春花鱼鳞册”中的利册、贞册2册,发现于天柱县高酿镇春花村,文书原持有人林世明。瑏瑧其二为“同治十三年登鳌清查鱼鳞册”,封面题“共8册”,但仅见4册,天柱县石洞镇高坪村谭洪海持有。栾成显曾撰文考述了清水江地区的土地文书,并就徽州与清水江两地之鱼鳞册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二者在“编号、田地计量及徽州绘有田地形状而黔东南地区仅记田形而未绘形状”等三方面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鱼鳞册在黔东南地区出现,不仅可以之讨论“永佃权”、“地权分配”、“计量单位”及其“民族特色”,甚至可提供“侗族地区土地制度、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重要史料瑏瑩。更为重要者,应把它放在清代贵州政治社会变动之背景下加以认识。前揭栾文与黄敬斌、张海英之文,均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几册鱼鳞图册的攒造时间,栾文通过尚未披露的《同治十二年八月重抄循下三甲春花鱼鳞册》,证之以《光绪十三年龙虞臣钞录乾隆九年奉札清查事文》,判断此前天柱县苗侗图里“田亩从未清丈”,乾隆九年(1744)所查造的“各花户田丘禾清册”系“天柱县苗侗各里鱼鳞册攒造的起源”,可为定谳。但黄、张之文从“贞、利”二册实际出发,排演“业主”之年代序列,认为仍需足够旁证,方能对攒造年代给出具体的时间点瑐瑡。事实上,现在能看到的鱼鳞图册,除“利”册封面题民国十六年(1927)外,其余“贞”册实为同治十二年(1873),8册中的4册“登鳌清查鱼鳞册”为同治十三年(1874),均在咸同贵州苗民大起义之后。换言之,本次鱼鳞图册的攒造与重抄,是社会变动平定后的善后之举,且须得到贵州布政使司的确认,亦即所谓“有原本者,重抄确认,无原本者,则重新攒造”,而在攒造过程中,加入了对原有产业之追忆,于是出现了上述“贞”、“利”册的情形。其实,栾文与黄、张文的时间节点,尚可从官府颁发的土地执照文书来追寻。

(二)执照。执照系官府所发之官文书,明清时期成为土地权属确认的重要凭证之一。比如《明实录》就说:“所垦田地,给予执照,永为己业”。黔东南地区的执照,多集中于清代中期以后,尤以同治至宣统年间为多,这些官府颁发的执照,多与土地权属确立有关,而多数在执照之外,尚“计开”所属产业之细目,标明其业每处的四至界限及额征丁银与粮税之数额。在众多的执照中,其中一份尤值注意,即与前述鱼鳞图册的时间节点极为吻合,为示说明,录其文字于下:

[史料2]

执 照

贵州镇远分驻清江清军理苗府记录四次又军功加一级记录二次刘,为禀恳给照事。乾隆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据通事杨名魁禀称:缘蚁于乾隆元年随营办理军务,毫无违误。乾隆二年三月内,幸得奉差随侍恩台,同黎平营赵总爷清查下河一带地方绝产,招军设堡,安置苗民。荷蒙二位福星,验蚁著有勤劳,家贫口众,度日艰难,当将苗喉寨地名培由绝田大小一十五丘,出禾二十把,并荒坪五块山土一段,东抵山岭,西抵皆宗田,南抵亚感乌扛坡,北抵文斗眼里了为界,俱经拨明,赏给蚁家耕种管业,谕令入籍为民。数载以来,饮恩饫德,业已感沐匪浅。但思此项田土,未经赏给照票,无凭遵守,甚为不便,理合禀恳洪恩,再准颁赐执阶,以便遵守,永远管业,世代顶祝不朽矣。等情。据此。为此,杨名魁向为通事,历经差遣,随营办理军务。又于乾隆二年内,值本分府奉总督贵州部院张檄委,会同黎平营游府赵,清查清江下河一带地方绝产,设立屯堡,安置迁移苗人诸务。该通事亦会随侍效力,颇著勤劳,当经会商赵游府,酌将苗喉寨坐落培由绝田大小一十五丘,出禾一百二十把,并荒土五块山地一段,分清四至界限,赏给杨名魁管业,安插入籍为民,以示鼓励。等因。禀明督宪在案,兹据前情,合行给照。为此票仰杨名魁,即便遵照票内据禀开载先年拨给前项田土山地,四至界址,安分管业,毋许越占苗人山土,致干罪戾,凛之遵之,勿违,切切。须至照票者,遵。

右票给该通事杨名魁。准此。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十年九月十九日验讫民国五年六月十二号经验府行遵照(有官印二)

这份由贵州镇远分驻清江清军理苗府颁发给杨名魁的土地权属确立执照,其所含讯息重要者为:杨名魁本系随军办事人员,并非苗人,他于乾隆元年(1736)因“随营办理军务,毫无违误”,所以于乾隆二年(1737)“清查绝产,招军设堡,安置苗民”之时,获得“苗喉寨地名培由绝田大小一十五丘、荒坪五块山土一段”等产业,并“入籍为民”。但从其后来的表述观之,当时并未获得执照,亦未有立册之举(即攒造鱼鳞图册),时至乾隆八年(1743),其以“未经赏给照票,无凭遵守,甚为不便”为由,向官府申请执照,并于是年十一月一日获准,与前揭栾文所言“从乾隆元年开始的田土清丈,至乾隆九年最终完成”基本吻合。换言之,随着雍正朝开辟苗疆行动初定,乾隆元年清江清军理苗府开始着手田土丈量等事宜,迨至乾隆八年年尾,已经开始颁发执照,百姓的土地权属由官文书来确立。需要特别注意者,该份文书曾于同治十年(1871)“验讫”,又在民国五年(1916)“经验”。同治十年(1871),贵州咸同之乱虽尚未全部结束,但贵州布政使司已开始着手善后事宜,制作刊印了大量的执照,其中有文曰:“凡系有田有契之户,务必即呈验盖用戳记。其无契者,务即分别屯存叛绝,将田土丘数、坐落地名、计算谷种、应纳丁粮,逐一开单,报明本团本寨甲长,取具切实甘结,呈请验给执照。如业主有契不呈验,无契不领照者,均不准其管业”。很明显,这次善后之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土地资源的监管力度,这即是我们何以能见到同治末年重新编抄鱼鳞图册之原因所在。而民国五年之“经验”,亦系因清王朝覆灭,土地权属需要得到民国政府确认的结果,只不过在此一确认过程中,时间或早或晚而已,鱼鳞图册在民国年间或有重抄,也就不足为疑了。

(三)契尾。“清代民间买卖山土田宅,书立契约,照价纳税百分之三,由地方官府粘附布政司印颁契尾,以证契约之有效”瑐瑦,否则“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清水江文书中,明代契约不乏“红契”,说明从明代开始,民间交易就已向官府缴纳税金,但尚未发现官府颁发的契尾。目前清水江文书中能见到最早者,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贵州布政使司颁发给业户姜天秀的买产契尾,其文如下:

[史料3]

契 尾

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遵旨议奏事。奉抚部院宪牌,准户部咨开河南司案呈所有本部议复河南布政使富条奏买卖田产将契尾粘连用印存贮申送府州藩司查验等因一折,于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司班,并颁发格式,行文贵州巡抚钦遵办理可也。等因。咨移到本都院,准此,合就檄行。为此,仰司官吏查照票内,准部咨奉旨及粘单内事理,即便钦遵刊刷,酌量颁发,移行遵照办理,仍刷样呈送备查。毋违。

须至契尾者计开

业户姜天秀等买坐落

用价银〇千二百六拾两钱,税银拾两钱分厘布字壹百伍拾伍号

右给与业户姜天秀等准此乾隆叁拾柒年拾壹月 日

契尾虽系确认黔东南地区在乾隆时期已经实行土地买卖契税制度之证明,但更为重要者,还在于契尾透露出来的讯息,即乾隆时期曾在全国大规模颁发契尾格式,贵州布政使司“钦遵刊刷”,并迅速地颁发到业户手里。这一过程足资说明,清王朝在贵州苗疆地区的行政效率,极为高效,且民众对其所颁发的官文书,迅速承接与认同。契尾既作交税凭证,又为土地权属之重要的凭证,为民众所珍视,因为在土地纠纷诉讼过程中,契尾将成为重要的呈堂证供,这也是黔东南地区后来契尾愈来愈多之原因所在。综合黔东南地区鱼鳞图册、土地执照与契尾的施行情况,可有如下认知,即随着清雍正朝开辟贵州苗疆行动的推进,清王朝对土地资源也开始极为重视,雍正五年(1727)鄂尔泰疏奏“经下仲苗事宜十条”,其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苗民地亩多恃强侵占,以致互相仇杀,应令各具契纸,开明四至,官给印信,俾永远承业”瑐瑩。在此历史情境中,乾隆元年大规模武功逐渐结束之后,即刻展开了土地清丈,攒造鱼鳞图册、颁发执照乃至与全国同步地“刊刷”契尾。这些措施,既保证了百姓土地权属的确立,使之得到律法的保证。更为重要的是,把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土地资源纳入王朝管理体系,为成功经营黔东南地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控制乡村社会的官文书

中国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县”之谓,然此仅对狭义皇权而言,广义之皇权始终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中在场。而狭义皇权,即王朝行政机关在县以下虽有缺场,但增强之趋势在明清时代极为显著,并非完全是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移植于西方。宋代专门收税的“务”,明代府的派出机构——“镇”,清代州县佐贰官之分辖地瑑瑠,即是极好的事例,更遑论长官司密布的黔东南地区,土司中的长官司这一层级,就直接面对寨民,他们出具文书,控制乡村。事实上,在明清时代的乡村社会里,官文书往来于乡村管理者与地方官府之间,或者说,官文书从未离开过乡村,乡村社会处于官文书的管理之中,前述鱼鳞图册、土地执照、契尾等官文书,即是这样的例子。除此之外,有更为直接的官文书,可以更清晰地展现清王朝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具体到黔东南地区,现今所见最多者为“告示”和“札”体公文。

(一)告示。中国传统社会里,官府向社会尤其乡村社会传递讯息较为困难,告示就成为官府向民众公布政令、法令和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明清时期之告示涉及吏治、钱粮、学务、军务、盐务、荒政、狱政、词讼及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明代贵州的告示,多作“文告”瑑瑢或“榜文”,江东之主政贵州时,就曾“将榜文揭示通衢晓谕军民人等知悉”瑑瑣。这种张榜的形式,在清代黔东南地区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要言之,有两种形式:一是“实贴”某处晓谕,即官府写一份告示,钤盖官印,张贴至乡村社会里,起警示晓谕之功能,为示说明,兹录一份告示文字如下:

[史料4]

告 示

署黎平府锦屏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九次陈,为尝示严禁保固地方事。照得交易原为买卖,往来斗秤公平,无赖棍徒不致强买强卖,所以保固地方而安良善,免起争端。兹据平秋寨民王学□、刘士仁、龙朝□、龙颜玲、刘朝刚等禀请示禁前来,查核石引处距县城较近,诚恐匪徒窜入滋事,即应严行查禁,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平秋寨头经纪人等知悉,嗣后厂内如有酗酒打降、窝藏赌博素不安分及一切面生可疑之人,毋许停留在厂滋事生端。该头人等务须实力奉行,严密访查。如有前项匪徒在厂,立即驱逐处境,各宜互相告诫。本县特为保故地方起见,自示之后,倘有不法匪徒,往来贻害地方,许尔等立即扭送赴县,以凭惩治,绝不稍微宽贷,各□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十一年五月□日

实贴平秋厂晓谕(有官印一)

这份告示是为锦屏下属平秋寨寨民所请而颁发,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平秋地方社会治安,并赋予寨民扭送不安分子及面生可疑之人赴县衙的权力。换言之,道光十五年(1835),黎平府锦屏县把乡村治安管理的权力部分地下放到了乡民身上。此类“实贴”某处的告示,在道光年间之后的清水江文书中,逐渐增多,由此似可说明,随着道光年间黎平府知府胡林翼在黔东南地区实施保甲成法之后,社会治安管理的部分权力,逐渐地落到了乡村社会里的每个人身上,乡民成为乡村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因为该时期乡民扭送不安分子赴官府的事例开始逐渐增多,以致形成了“三营”、“保安团”一类的乡村团防组织瑑瑥。或可进一步认为,这是晚清地方官府社会变乱时期,以告示的形式邀请乡村加入王朝秩序体系的结果,而乡村社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亦努力借助官府告示来强化乡村组织的权威。

另一种形式是把告示刊刻成碑铭,树立于乡村社会。黔东南地区的清水江两岸,这样的碑名数量较多,几乎涵盖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刊刻成碑的告示而言,主要有三类:一是风俗整顿,尤以整顿婚俗中的“转娘头”闻名瑑瑧;二是判例,即立一方碑铭于发生纠纷之地,以此来警示日后勿要再启争端,否则“严惩不贷”瑑瑨;三是警示地方官员与土司、胥吏,如一方《承恩永免》碑就这样写道:

[史料5]

钦加三品衔补用道特授黎平府正堂袁,奉巡抚部院黎、前抚部院曾,为出示严禁事。案查原事内开:照得苗疆粗定,民困未苏,亟应剔除积弊,妥为抚绥,以作长治久安之计。兹据通省善后总局、转据署都匀府罗守具禀,地方官及土司衙门,向有苗民轮流当差应夫,并供应器具什物,每遇差使过境,或因公下乡,土司书役连为一气,勒派夫马酒食,无不恣意苛求,且有营汛员弁官绅责令苗民服役,其弊相等,各路防营见而效尤,遇有移营樵采等事,亦相率拉夫,似此劳顿民力、脧削民膏,实不堪命,应即严行禁革,以安阖闾。除行善后局分移镇道并行各营属遵照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各属地方官绅,及各营汛员弁并土司书役苗民人等知悉,嗣后除主考学院过境,照旧派夫迎送外,无论何项差役,不准派苗民应夫供役,一切供应陋规,概行革除,有仍前勒派索扰情弊,或被告发,即行照例分别参处究办,决不稍宽,勿谓言之不预也。等因。缮发晓谕在案。兹据黎平府属团民杨宗刚等禀请查案示禁前来,相应照缮谕禁,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年五月十二日告示

这是咸同之乱平定之后的善后事宜的一部分,尤其强调地方官与土司衙门,要严于律己,勿要恣意妄为,并明确“嗣后除主考学院过境,照旧派夫迎送外,无论何项差役,不准派苗民应夫供役,一切供应陋规,概行革除”,以此来减轻苗民负担。诚然,具体实施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把这样的告示立于穷乡僻壤之地,让苗民人等在反复不断地宣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告示的功能,在这种双向的“告示”中,既使乡民知道官府不仅仅规范他们社会生活,也对他们认为不公的“勒派”加以限制,这种把官府承诺公诸于众的方式,自然也是清王朝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明清地方官每到一处任职,多会根据该地实际情形,告示晓谕民众。比如明崇祯年间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其任职所辖地方示谕官民的告示就多达61则,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严禁官吏不能藉职贪赃枉法与行政延宕,并尤其强调地方治安瑒瑠。清代的“告示”所涉及之面更为广泛,比如《纸上经纶》专辟“告示”一节,晓谕贡监及文武要参与“观风”、“会课”及“季考”,乡约要“以肃遵行”,词讼中的代书与投词之人所写讼牒,要遵循书写格式,并禁止健讼刁风,还进一步对社会中的“钻营、神会、匿名帖、典吏受词、夜巡、歇店窝匪、捉秋虫、门禁、打降”进行了规范与禁止,尤其长篇累牍地“教民勤俭”,涉及民间日常生活各类细故,可谓备详已极。所以,日本学者寺田浩明就曾指出,只有“在反复不断地发禁令、立碑文这样一种不得不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地方官府的统治才得以实现”。

(二)“札”体公文。据胡元德的研究称:明代称为“札付”,一般各官府向下级衙门行文都用“札付”。至清代,“札”又具体分为“札付”、“札”、“劄”三个支种。“札付”流行于清初,是中央六部及地方巡抚、提督衙门,向非所属下级衙门行文。而“札”开始是清初官员之间以书信商洽公事,多用于上官写给下属,成为非正式下行公文,上级往往用札交代内情、理由、要求等真意作疏通后,再下达正规公文——牌文。由于用札上官感到方便,下属倍感亲切,使用日广。到乾隆中叶,上级下“札”后,即不另发公文。从此,“札”成为名副其实的正规公文名称。至若“劄”,则是清末“预备立宪”之后出现,宣统元年(1909),宪政编查馆规定:“督抚行文咨议局用劄。……首称‘为劄行事’,末书‘为此,劄行咨议局查照。须至劄者’云云。首不用‘札饬’字样,末不用‘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切切毋违,此札’字样”。

在清代黔东南地区,常见的有“札”和“劄”两种,但“札”显然多于“劄”。值得注意的是,前揭胡德元之研究显示,“劄”是清末“预备立宪”后才出现的一种官文书,但黔东南地区的劄体官文书在同治年间即已出现。兹录一份于下:

史料6]

统领靖字安靖各军布政使衔即选道霍钦巴图鲁戈为恭录行知事。案奉湖南抚部院刘札开为恭录事。同治十年四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刘奏遵保攻克苗寨及收复城池出力各员开单请奖等语。湖南靖字营于同治八年正月以后,次第攻克松柏洞各苗寨,及镇远施秉等城,在事出力员弁,尚属著有微劳,自应量予奖励,所有单开之军功刘加顺着以外委拨补并戴蓝翎。该部知道。钦此。合就恭录札行,札到该道,即便移行,钦遵查照。等因。奉此,合就恭录札行,札到该员,即便钦遵查照。此札。

右札仰蓝翎外委刘洪顺。准此同治十年九月初一日(有官印一)

“劄”之叙述可知,湘军靖字营逐渐攻克贵州镇远、施秉等地苗寨,咸同贵州苗民起义接近尾声,这份劄是官府为在攻打苗寨“著有微劳”人员颁发的奖励文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劄”开头外,行文中与“札”体文书并无区别。而宣统元年的一份“劄”瑒瑥里面,开头确实如胡著所言,以“劄饬”为开头,但结尾用“特札”一词,又显示其并不全然同于胡著之言。换言之,“劄”应由“札”演变而来,即便“立宪”以后,有文体与格式上的规定,但在具体的发文中,却仍摆脱不了“札”的影响,并且宣统年间的清水江文书,仍多见“札”。

目前所见最早者,是乾隆九年(1744)天柱县官员奉贵州布政司清查辖内田土的一份“札”瑒瑦,但发现至多者,集中于同治以后,尤以光绪、宣统两朝最多,兹以黎平府下辖石引寨的刘开厚为例,列表说明之。

这些“札”体公文,均是黎平府正堂官以信函的形式,发给刘开厚的。现尚能见到封存“札”的信封,信封背面刊印“黎平府正堂封”字样,封面由左至右,第一排印“府字不列号自府城发”,第二排印“光绪年月日时行”,第三排印“右仰开拆”。而上表中显示出来的资讯,要言之,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刘开厚的身份变化,他开始出现于光绪十三年(1887),当时的身份是里长,乡团为刘玉章。而从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他成为总甲,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为乡团,之后的时间里,则呈现出多元的身份,即总甲兼乡团,有时还是九寨总理、平秋乡团、经管义谷首人及仓正等。这样的身份变化和兼任,使其成为石引、平秋的头面人物,成为黎平府知府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助手。二是刘开厚的职责,重点在钱粮与社会治安,而钱粮又着重在义谷上,义谷之充裕与否,直接关系到灾荒出现时的社会安定,在社会变乱刚结束不久的黔东南地区尤其重要。社会治安中,保甲团练是为重要一环,不仅要经常操练,团丁在险隘之处梭巡,尚准予了“格杀勿论”之权,说明团练在乡村防御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会匪的进入,晚清会匪充斥全国各地,黔东南苗疆地区的社会变乱,很大程度上而言,秘密教门与会党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瑒瑨。因此,不仅要驱赶面生可疑之人、捉拿会匪,还要登记人们是否信教。三是反映了黔东南地区紧跟清王朝的改革步伐,谘议局代表的选举和学龄儿童的登记等,均是清王朝一发布旨意,就即刻着手落实。总言之,黎平府正堂官通过“札”这种官文书,既把来自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旨意迅速传达到乡村社会,同时也随时以“札”的形式,通过代理人控制着乡村社会。

四、官文书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效用

官文书下乡,其具体实效究竟如何?是否仅系一纸空文,无人理会?进一步疑之,既然如此众多的官文书发往乡村社会,何以乡村社会还是会有诸多乱象?甚至成为社会变乱的温床?显然,这些疑虑不无道理。瑒瑩但务必正视这样的事实,何以乡民保存了那么多官文书?文书对于每个乡民又何以如此重要?兹试以黔东南地区平略与南堆两寨争夺山场案的两份抄判作一初步讨论。这两份抄判,其中一份时间为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另外一份时间为光绪九年十月四日,为示区分,兹把前者名之为抄判一,后者名之为抄判二,各摘录其部分文字于下:

[史料7]

抄判一

(黎平)府正堂邓示。审得平略、南堆两寨互争山场一案,讼结二十余年,官经十余任,屡断屡翻,纠缠讫无了期。南堆呈验乾隆三十七年王寨汛牌,系载仰平略头人李显朝遵照字样,又乾隆五十一年,石匠包修到平略李连久补修城工字样。是人者,原系平略盖寨大人众李、杨等姓,始迁居子寨,地名南堆,所有江右、江左山场,两寨居民,俱各有分,平略人不得以李、杨诸姓迁徙南堆,遂存独霸之心,厥后生齿日繁,南堆已成村落,平略各寨始派分四户,各当差粮,平略为一户,归绞、归建、南堆三处各为一户,户分界别,相安历百数十年矣……况南堆自成寨以来,开山栽木,垦地作田,庐舍既若云连,坟墓更同鳞积,纳粮有注,江步有分,皆南堆应管本山之明证……光绪六年三月,两造具控,本府前次案下检核,卷宗累叠如山,穷数日之力,尚不能清其颠末……本府细核历任判案……惟开泰县钟大令所断最为明白持平,切以争山地,必以粮柱庐墓为凭,若兹无论南堆之粮单、卯牌、合约、包字,证据彰彰。而自当年迁移以来,修屋葬墓,月增岁益,若非已业,平略尔时何以默听其所为,而竟不过问?……平略多持者系嘉庆年间佃约。南堆所持者,系乾隆时烟户粮票,及王寨汛印牌,彼此争持,莫能想下,须知田地山场,评印契管业。兹平略以远年白纸佃帖,而欲越江争人寨后之山,论其情已属荒唐,究其实尤为谬妄。特将光绪壬午以前,历任断案,一概核销,断令两寨以归绞、归溪为限,溪以属南堆,以上属平略,各管各业,用断葛籘,计江左山场归平略者十之九,归南堆者仅十之一……(有官印三)

[史料8]

抄判二

布政使衔署理贵州分巡贵东等处兵备道总理下游营务处乌勒兴额巴图鲁罗,审得平略寨欧敬周、龙承宗、龙吉顺、杨承恩、朱章礼、龙云望等与南堆寨李秀精、彭云开、李登□、杨昌元、李秀怀等互争山场一案……缘李秀精等祖人李显朝等,系由江西到平略寨居住,佃欧敬周、龙承宗等祖人之山地田土栽种,初依乡规,山场杉木栽主得二,地主的一,照分无异。后因平秋寨人争占平略寨所管制南堆山场,李显朝出头理论争回,每遇公事,赖李显朝之力……于是欧敬周、龙承宗之祖人,遂将平略所有之地,作为李显朝、朱子龙、杨三悔、欧保元四股均分,四户人均平上粮当差,遂无主客名目矣。后李显朝迁移至所分之南堆居住,仍与四户公平上粮,每户粮条银三钱二分七厘伍毫,折米四斗一升九合六勺,秋米一升八合八勺五抄。李精秀等尚执有乾隆年间完粮印票,及粮户认修黎平府包工字据,及充当总头人牌票为凭。其河规、场规可以收取银钱者,亦系四股分收,且委员履勘朝阳坡岩壁,刻有四人分界数大字……欧敬周、龙承宗、朱章礼等控称,南堆人不认山主持有讨地栽山之约为凭……官经数任,皆未细究其原委,以致结而复翻。不知乾隆年间李显朝初为佃户,故有讨约,继而反客为主,已非佃户,故四姓分地分粮分河规、场规,及分当差役,则以前之讨约不足为以后至凭据矣。岂有佃户与山主平列为四户均分上粮当差者乎?欧敬周、龙承宗、朱章礼等又执有讨地葬坟旧约七张,亦系李显朝等未分山地以前之约,不然,南堆葬坟百余冢,何以初有讨约,后全无讨约乎?若南堆之山犹是平略人管业,岂平略人遂听其近葬而不阻拦之以立讨约乎?欧敬周、龙吉顺等当堂供称,尚有嘉庆年间佃约为据。李秀精等禀称,系朱章礼等假造之约,上年涉讼,并未有此,本道查历任旧卷,并无抄粘,即黎平府邓守委开泰县钟令勘审,此案六禀称,平略人并无凭据,岂有老约抄呈,而嘉庆年间之约,反不抄呈乎?岂有乾隆年间上粮印票不足为凭,而以纸旧墨新无印之约反足为凭据乎?……据邓守详结此案,亦称南堆呈验乾隆三十七年王寨汛牌,系仰平略头人李显朝遵照字样。又乾隆五十一年,石匠包到平略李连久补修城工字样,尤为李秀精等祖人先住平略,已非佃户,后迁南堆,更非佃户之确据也。历任所断,惟邓守得其窍要,最为持平……当堂硃判(有官印三)。

通过这两份抄判,可勾勒出二寨之关系及其争端之经过。首先,南堆寨始迁祖李显朝,系江西人,乾隆年间来到平略寨讨山种杉,因与平秋寨争夺南堆山场有功,加上每遇公事,均赖其之力。平略头人龙得安、龙元长、龙腾光、龙起辉、朱子龙、龙得才、欧文修、杨起祥、杨功才、彭玉昌、姚学士、陈正国、杨腾凤等,曾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公同出具保状”上奏官府,禀请李显朝出任平略寨的总头人瑓瑢。紧接着,平略寨人亦将平略所有之地,作李显朝、朱子龙、杨三悔、欧保元四股均分,四户人均平上粮当差,“遂无主客名目矣”。换言之,李显朝至此获得了平略寨的合法“入住权”。后来,李显朝迁移到所分之地南堆居住,经几代人经营,逐渐形成新的村落,就这样“户分界别,相安历百数十年”后,时至咸丰,两寨争夺南堆山场开始,反复诉讼,直到光绪九年(1883)以南堆寨胜诉而告终。

现在,可看两寨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据链。先是南堆寨一方,其最重要的证据是:四户平均完粮印票、李显朝作为平略寨总头人的委牌、粮户认修黎平府包工字据,这三种官文书,证明其系平略南堆的合法居住民,应享有南堆山场权利。而平略寨一方,其重要证据是:乾隆年间李显朝来平略佃山种杉的“讨约”、嘉庆年间的七份“佃约”,主要用来说明南堆李氏是外来客民,为其佃户,无权享有南堆山场之权利。乍看之下,双方都满足了清代“告田土者必以契券地邻为据的前提条件。但黎平知府却判的明白:“须知田地山场,评印契管业。平略以远年白纸佃帖,而欲越江争人寨后之山,论其情已属荒唐,究其实尤为谬妄”,即平略人的证据都是“无印之约”,而南堆李氏全系皇皇官文书,孰赢孰输,高下立判。由此可知,官文书与“有印之契”,显然是清代官府判决田土争夺最为倚重的证据。至若各类“私籍”,如土地买卖文书、分家书、各种合同、规约、诉讼卷宗抄件(包括刻本)以及家谱等,虽亦为重要的呈堂证供瑓瑤,但若无钤盖官印,自不可与官文书同日而语,“以致小民遇打官司,白契恐不取信,始行纳税”。换言之,民众土地交易之后而去官府缴纳契税,是因白契在官司中不被取信之故。

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官府通过在判决争端时强调官文书的重要作用,以此来带动整个乡村社会对官文书的认知与收藏,强化官文书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性,逐渐消除少数民族传统风俗即所谓民族习惯法的影响。而地方官府进一步以官文书为证的判决,又形成了新的官文书,这种官文书,显然更受乡民重视,成为其财产所有权的重要凭证,收藏至今。可以说,官文书的不断衍生以及官府不断发往乡村社会里的各类官文书,产生的实际效用尽管不能作过于乐观的估计,但毋庸质疑的是,它在控制乡村社会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前述各类官文书多管齐下的反复互动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逐渐认同官府的官文书,其效用无疑也逐渐增强,这也是清代中期以后,黔东南地区官文书越来越多的原因。

五、结

明代以卫所布控黔东南地区,因而明代的清水江文书,多系与卫所军田有关的“红契”,并无直接材料以资说明明代黔东南地区土地权属之确立是在官文书的推行下而进行的。但仍然值得注意者,是契约文书由卫所人群向周边苗侗人群的传播过程,显已为清代全面利用官文书进一步经营该地打下了坚实之基础。

时至清代,尤其是雍正年间开辟黔东南苗疆地区以后,清水江文书无论是白纸契约还是官文书均空前地多了起来。通过对每一种官文书首次使用到逐渐增多过程的梳理,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清水江文书中,尽管白纸契约数量巨大,但最终确立民众土地权属最为有效的凭据,且得到王朝律法强有力的保护者,仍然是官文书(鱼鳞图册、执照、契尾等),此一过程肇始于乾隆初年的鱼鳞图册攒造和执照的颁布,至同治末年、光绪初年的重新编抄与施行,均与黔东南苗疆地区社会变动的善后之举有关,即清王朝武力攻城掠地,仅是其经营边疆的开始,而进一步利用官文书控制土地,才是其长久治理该地的重要策略,而最终能成功经营黔东南苗疆,土地的有效控制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

二是清王朝通过广贴告示,遍立碑刻,既以晓谕的形式拉近乡村与官府的距离,警示乡民与乡官,又以此行文字下乡之功效,使苗侗等少数民族人群逐渐认知、识读和使用汉字,此又为进一步使用各类文书提供了基础。

三是官府以“札”这种书信式的官文书,既可显示地方官与乡村管理者较为亲密的通信关系,更为重要的策略还在于清朝官员善于利用这种亲密的心理行为,并赋予地方管理者诸如“杀无赦”等权力,使身处边缘村落的管理者,心甘情愿地为清王朝控制着乡村社会,有所谓“奉札之恩,必竭力相报”瑓瑧之语。

四是官府通过强调官文书在刑判证供中的重要性,使官文书的效力逐渐增强,为其进一步使用官文书控制边疆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苗侗等少数民族人群亦逐渐地由被动“纳税”而主动使用官文书,并进一步珍视和收藏官文书,这无疑都加大了官文书效力。

另外尚值注意者,前举官文书(如[史料3]和[史料8])本身就含有地方民众与官府达成一致的意味在里面。换言之,地方民众于某些乡村事务内部达成一致之后,便会禀请地方官府颁给官文书,以获得官府的支持,而官府为便于控制,亦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形而同意民众之请,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中,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民众对官文书的信赖。因此,清王朝在武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正是借助于官文书这种行政工具,化“生苗”为“熟苗”,变“异域”而“旧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官文书之定义,日本学者中村裕一有过这样的表述,即官文书是“不含户籍和计帐等,凡在官府间或官府、官员间行用的文书”。参阅〔日〕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6页。黄正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引,认为唐人关于官文书的标准只有一个:“(文书)是否由官府做成(案成),如果是,就是属于官文书;如果不是,就不属于官文书”。参阅黄正建:《唐代“官文书”辨析——以<唐律疏议>为基础》,第四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论文,北京,2015年10月,第93页。但就明清时代民间交易的契纸,经交契税之后钤盖官印的“红契”(无契尾连贴者,民间多见此类)是否属于官文书,尚待进一步考虑,因此,本文所论官文书,并未包含民间交易的单纸“红契”。

[2]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6《叙交》,世界书局,1936年,第342页。

[3]参阅刘桂林:《近十年来雍正及其时代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日〕武内房司:《西南少数民族——围绕土司制度及其解体过程》,载〔日〕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14-536页;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秦中应:《建国以来关于“改土归流”问题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6期。近年来,亦不断有相关论著发表,例如张文:《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清史论丛》(201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方铁:《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极其社会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

[5]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6页。

[6]参阅常建华:《雍正朝保甲制度的推行——以奏折为中心的考察》,《故宫学刊》(总第10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7]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5页。

[8]参阅吴才茂:《契约文书所见清代清水江下游苗侗民族的社会生活》,《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21《贵州二》,中华书局,2005年,第5298页。

[10]关于这批文书的发现、收集、整理过程与研究状况,可参阅吴才茂:《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

[11](明)佚名:《刑台法律》卷1《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中国书店,1990年,第21页。

[12](明)佚名:《新纂四六合律判语》卷上《吏律》,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13]参阅陈洪波、龙泽江:《新发现贵州清水江侗族鱼鳞册评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黄敬斌、张海英:《春花鱼鳞册初探》,《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栾成显:《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兼与徽州文书之比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4]近年来,由宋史学界所倡导的“新政治史”研究方兴未艾,他们以文书制度为切入点,观察文书形成与流转,进而以文书运转为线索,探究官僚机构间信息传递、实际行政运作流程是其主要取向之一。参阅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以中日韩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曹家齐:《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15]该份文书原件原藏于贵州省天柱县档案馆,后转藏贵州省档案馆,经天柱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秦秀强先生的帮助,笔者始得见文书数码照片,谨致谢枕。

[16]胡植高:《隆里所志》冬部《艺文志》,民国三十七年抄本,该书现为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村胡坤焕家藏,笔者田野调查时蒙其允阅全部抄本,谨致谢枕。

[17]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2《贵州宣慰司中》,《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巴蜀书社,2006年,第29-30页。

[18]康熙《常山县志》卷8《赋役表·田亩》,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抄本,转引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华书局,2008年,第93页。

[19]张新民:《天柱文书》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册第1-64页、第18册第1-73页。

[20]栾成显:《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兼与徽州文书之比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1]参阅陈洪波、龙泽江:《新发现贵州清水江侗族鱼鳞册评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2]栾成显:《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兼与徽州文书之比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3]参阅黄敬斌、张海英:《春花鱼鳞册初探》,《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4]《明神宗实录》卷39,万历三年六月丁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911页。

[25]贵州省剑河县南加镇培由村杨再余家藏文书之一,笔者田野调查所获,谨致谢枕。

[26]栾成显:《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兼与徽州文书之比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7]可参阅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柳寨村龙俊炳家藏文书之一《执照》、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柳寨村龙通焯家藏文书之一《执照》、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柳寨村龙权铭家藏文书之一《执照》,这些家藏文书,为笔者田野调查时所获。按:咸同之乱结束后,从同治十年开始一直到光绪初年,清水江文书中存在着“贵州省善后总局、承宣布政使司、游善后总局为”刊刷的执照。参阅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2014年,第11册第2-101页。

[28]民国《麻江县志》卷3《食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巴蜀书社,2006年,第399页。

[29]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9《户律、田宅·典买田宅》,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30]贵州省锦屏县“锦屏文书特藏馆”藏该县平略镇平鳌村契约文书。

[31]《清世宗实录》卷54,雍正五年三月甲寅,中华书局,1986年,第7册第827页。

[32]参阅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4-253页。

[33]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452、454页。

[34]江东之:《瑞阳阿集》卷4《镇沅纪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7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75-84页。

[35]江东之:《瑞阳阿集》卷5《抚黔纪略·募兵防守榜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7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03页。

[36]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该家藏契约文书300余份,系由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傅安辉教授提供讯息,刘光彬及其家属带契约文书来凯里学院图书馆,图书馆馆长陈洪波研究馆员等人接待并扫描,彩色扫描件现已收入凯里学院图书馆“清水江文书数据”,感谢该图书馆允予作研究使用,谨致谢枕,下再引该家藏文书者,即不再赘。

[37]参见姜海国、姜元卿等著,王宗勋点校:《三营记》,《贵州档案史料》2001年第1、2期。而“保安团”之详细情形,可参见黄峭山樵:《保安团防志略》,天柱县地方志办公室:《天柱县旧志汇编》,内部编印本,1988年,第1-22页;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册第13-29页。

[38]李斌、吴才茂、龙泽江:《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地区的碑铭及其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39]李斌、吴才茂:《从转娘头到庚贴为凭: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的婚俗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40]黔东南地区的清水江两岸,杉木循复成林,“一江水利”而引起的诸多纷争中,官府告示刊刻成碑立于两岸者,由雍正年间开始至民国年间,连续不断,以之进行的研究成果,可参阅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41]碑立贵州省锦屏县新化乡新化寨村。

[42]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0-350、634-670页。

[43]佚名:《纸上经纶》卷5《告示》,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218页。

[44][日]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的“约”的性质》,〔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45]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广陵书社,2012年,第123页。

[46]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47]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48]参阅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2014年,第17册第2-12页。

[49]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50]参见吴才茂:《信仰与叛乱:咸同贵州苗疆社会中的秘密教门(1855—1868)》,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6月。

[51]比如科大卫曾质疑萧公权的帝国“控制论”(参阅萧公权著:《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后指出:“控制论令我们不满的地方,是统治者往往被描述称被动者。政府制定了政策,人民就乖乖的适从,社会由此而得安定。这个理论解析不了动乱,所以就把动乱说成是失控。这个理论也解析不了经济发展。以为经济发展必然来自政府政策。”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10页。事实上,就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乡村控制问题,学术界有过多种多样的表述,其中“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可能是最能体现皇权对乡村控制无力的集中表述。但胡恒的最新研究显示,县下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正式官僚人员,他们承担着大量的行政职能,成为县以下的行政划分,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参阅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7-308页。

[52]贵州省锦屏县平略乡南堆村李宏斌家藏文书之一,笔者田野调查所获,谨致谢枕。

[53]贵州省锦屏县平略乡南堆村李宏斌家藏文书之一。

[54]参见贵州省锦屏县平略乡南堆村李宏斌家藏“委牌”,此一“委牌”,成为日后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之一。其家尚藏有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兼署云贵总督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云南巡抚都察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徐”为李秀精颁发的“蓝翎五品军功功牌”一张,至宣统年间,李秀精又成为南堆的乡团,说明南堆李氏家族自乾隆以降,可能都是平略地方与官方互动最密切的家族之一。

[55]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1《刑名部·词讼·立状式》,《官箴书集成》第3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327页。

[56]阿风:《公籍与私籍:明代徽州人的诉讼书证观念》,《徽学》第8卷,黄山书社,2004年,第35-37页。

[57]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58]吴才茂:《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9]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