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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塑造与阻滞――基于对山东古邵镇土改口述史的调查

作者:陈国申 张 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6年上卷  发布时间:2017-09-06  浏览次数: 1257

【摘 要】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关键步骤。土地改革的开展伴随着共产党对乡村社会“阶级意识”的输入,通过动员与阶级教育,共产党将阶级意识植入乡村社会,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情感和革命热情,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古邵镇部分村民进行土改口述史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针对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的阶级意识的差异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阶级意识的两大对抗力量,试通过“政治动员-社会关系”对抗模型,解释阶级意识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土地改革;阶级意识;政治动员


一、中国土地改革的研究述评

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从此,如何争取农民、建立革命政权,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的重心。为了更好地发动农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探索。通过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完成了共产党权力触角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取得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实现了中国农民思想意识由小农意识向阶级意识的转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心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并取得重大胜利的这一历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土地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著述。胡伊默所著《土地改革论》(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年版)和孟南所著《中国土地改革问题》(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可以算是国内较早期土地改革研究著作的代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为了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和论证土地改革的合法性,使广大群众接纳并支持土地改革运动。20世纪50年代,一些海外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1959年出版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中,柯鲁克夫妇讲述了十里店在1937年至1947年间,抵抗日本侵略者,推翻传统封建土地制度,耕者获得土地的过程,显示出农民阶级意识的萌芽[2]。续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记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十里店进行土地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情况。柯鲁克夫妇于1959年和1960年回访十里店,将所获见闻整理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1966年在英国出版[3]。同年出版的韩丁所著《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破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赞颂了土地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实意义[4]。这批较早对土地改革展开研究的外国学者,多是以观察家、新闻记者等身份亲身参与了土地改革过程,其作品便是对亲身经历的记述,着重分析土地改革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变动,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巨变,对土地改革运动史的梳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着眼于研究土地改革在旧中国土地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将土改史写成经济史,作为专门的经济史来研究[5]。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的回忆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从党内领导决策层面将土地政策的调整与施行过程,尤其是合作经营向家庭承包制转变这一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6]。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理清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时期土地政策产生的效果,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也做了客观、详实的总结,为此后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几年,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把土地改革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勾连,多学科多角度分析土地改革运动,提升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学术研究价值。代表作品有:王友明《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004年)、黄荣华《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的考察》(2004年)、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2006年)、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2009年)、李里峰《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2013年)、王燕霞《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2014年)等。近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口述资料的运用,以某一乡村或县镇为个案,多采用党和国家对乡村社会动员的视角,以政治动员、基层政权建设、阶级话语等为主线论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在土改微观史方面成果显著。

通过对土改研究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较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路线,重点关注于土地政策的执行效果及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以农民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但多着眼于农民政治心理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变化过程,忽略了同一时期阶级意识在农民个体上呈现出的差异。本文正是以农民为主体,采用个案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呈现出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消极被动参与的差异表现为突破口,从政治动员与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切入,探究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农民阶级意识差异的原因。

二、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表现

古邵镇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最南部,京杭大运河北畔,区位优越,交通发达。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该地区于1946年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土改工作队驻村指导,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不长时间就遭遇国民党反攻,共产党实施战略性北撤,土地改革被迫中断,此时古邵镇大部分村庄均未开始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全区解放,土地改革继续开展,直至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完成,土地证发放到位。本文中所涉及的个案调查均在此时间范围内。

(一)斗争“主力”与斗争“看客”

周永海,1934年生于峄县棠阴,4岁时因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回父亲老家大王庄村。5岁那年逃脱鬼子的劫掠,举家迁至涧头集,后返回大王庄村,但因生活难以维系,与母亲外出逃荒讨饭过生活,直至1946年第一次解放时才回到大王庄村。

“那年在峄城,我才十来岁,我上俺大姐那过春天,人家城里的学生游行示威,打洋鼓吹洋号,说八路军快来到,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听说要进行土地改革。”周永海因常年在外生活,较早的获知了土地改革的信息。1946年,大王庄村第一次解放,土改工作队进村指导土地改革运动。“工作队是东北赵宝县的,徐豁牙子还有一个刘玉荣,这两个人第一次解放来大王庄就住在我这儿。”“工作队最喜欢我这样的穷光蛋。我整天和他们在一起,都很熟,后来北撤的时候我还给他们帮过忙。”周永海虽然当时年龄不大,但因为与工作队员长时间的密切相处,阶级觉悟提升很快,第一次解放就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儿童团团长,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到处比歌、表演。1948年全面解放时周永海担任民兵,虽然年龄小,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带领贫雇农斗地主。“当时共产党工作队来靠就靠咱贫雇农,贫雇农之间咱是一块的,得串联,和贫雇农敌对的,咱得保密啊,打造贫雇农一家人。”“这个庄上姓孙的是大户,还有姓李的,姓姜的,我们姓周的数不着,当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交集,那时候小民小户的,没有共产党上哪讲理去。土改我一点也不担心,有心眼小的分给他土地,他还不敢要。我就不怕,大不了不在这里呆了。”“我是第一个诉苦的,把旧社会受的苦都说了,斗地主那更得带头,贫雇农得团结,才能把地主打倒。”周永海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贫农成分,但是他仅仅保留了土改前的土地,没有接受其他的分配,他说:“一共就几犋牲口,庄上贫农户困难户多,一解放一土改我的条件比以前强了,那些都让大家伙摊,咱不要。”周永海因为在土地改革中表现积极,1949年成为该村第一位中共党员,并在1951年担任互助组组长,1954年担任初级社第二社社长,1956年担任高级社社委会七大队大队长,1962年起担任大王庄村书记直至退休。

与大王庄村相邻建议的小王庄村有一位褚衍田老人,他经历过与周永海相似的穷苦生活,但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的阶级意识却与周永海有着明显差别。褚衍田,1929年生于马庄村,1930年,由于村庄遭受土匪抢劫,举家逃难,投靠舅家,搬迁至小王庄村。

“这个庄上我叫舅的多,土改之前对俺都不孬,要不怎么能偎[6]这边来呢。断了顿实在没有都能给点儿。咱不能没良心,人家对俺都不孬。这个村主要是姓刘的,还有姓王的,其他都是逃荒户偎这庄上来的,都是偎亲戚来的。”褚衍田老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投奔舅家生活,12岁开始就给舅家放牛,在舅家干活。平日里家里断了粮,舅家都会给予救济,关系还算融洽。老人称1946年前并未听说过土地改革的消息,1946年工作队下村后就是听工作队的安排。“那都是工作队,你不当家,工作队来到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工作队叫你干嘛你干嘛,他来到就找你贫下中农,像俺这样的,我那会儿才十七八岁,叫你干什么你就去干,叫你扒粮食去你就扒粮食去,明天上级又有指示他就再来。”“哪有什么串联,你是个贫农给你说了,怕你和地主富农有关系,你再通风报信。”从老人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小王庄村土改前期的政治动员工作做得不是很充分,并没有完成对农民阶级意识的构建。“我没诉过苦,因为我觉得都挺好,咱不能给人添罪。开会没发过言,光在下面听人家说。”“划分阶级由工作队掌握着,大家伙商议,但你不知道是干嘛的。工作队就给你讲,你按这个杠杠,识字的会计写,他给你数,叫你商议谁有多少地。你光知道这个,你不知是干什么。俺城里那个大外老爷[7],被划成地主成分,他没有地是个商业地主,也没什么钱。他说‘划我个地主我还怪滋儿[8]来,我没有地还划我个地主,名儿多好听’。赶等弄完了,帽子一戴不是的喽,有罪受喽。”褚衍田老人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成分,其舅家被划为地主,老人虽然分到了5亩地和两间房,当访谈中并未感受到老人的喜悦,表示都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没有什么意见。褚衍田1946年成为共青团员,但并未入党,他说:“叫我入党来着,咱一个是没文化,再一个咱的思想是不想得罪人,所以我没入党,舅家成分不好,也不好开展工作。”

(二)嫁过来的“女强人”与嫁过去的“老实人”

郭秀英,1930年出生于枣庄滕县,1947年嫁到古邵镇沈桥村。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起任村队妇联主任。1979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郭秀英是在沈桥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前两年嫁入沈桥村的,但她出嫁前在滕县就接受过土地改革的宣传教育,形成了一定的阶级意识。在沈桥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功时作为一名积极分子,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了党组织的培养对象,并于194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村第一位地下党员。“作为积极分子,首先开会得认真,得带头发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先引个头出来然后就都说了。其次得听上级的安排,人家说斗哪个就领着头斗。我因为嫁过来时间不长,对村里情况了解的少,平时就负责挨家挨户动员小青年,动员妇女,开会的时候主要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发动妇女,这古邵镇的庄我都劝过来了,没有一个没劝的。背着煎饼卷子,去人家也不在人家里吃饭,自己背着。”郭秀英一直是当地人眼中的“女强人”,性格坚韧,办事风风火火。郭秀英对于土地改革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土地改革是让穷人翻身,为穷人服务,替穷人做主的。地主被批斗那都是因为他剥削穷人,都是‘驴打滚’的利,哪有不恨他的。穷人没有替地主说话的,替他们说话那就是站错队,犯的是阶级错误。”

与郭秀英同为中农成分且同为女性的张忠兰,在土改中就表现出了不一样的阶级意识。张忠兰,1933年出生于古邵镇孝庄村,1951年嫁到邻村土楼村。

张忠兰是一辈子务农的“老实人”,在土地改革中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土改之前虽然是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但是吃不上的时候也能借点儿,都是问亲戚借,也不要利息。”“我们家和村里其他人关系都不错,没有什么矛盾,活忙不过来也相互帮着,管顿饭,不要钱。”土改前,孝庄村没有特别富裕的大户人家,村民关系融洽,联系密切。“土改的时候上级来人了,没到咱家里来,我见过他们,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时候天天开会,开始都去,后来有事的就不愿意去了,一家去一个,都上那坐着等着听就是了。”老人在土地改革中的态度基本就是听上级安排,并不表示关心。“地主要是作恶的人就斗,不作恶的也不斗,看你人情好不好,看你为人怎么样。要没人告没人提还斗他吗?”在老人看来决定地主命运的是“人情”,并没有阶级的概念。划成分斗地主结束后,老人说村里人的关系还是和之前一样,并没有形成阶级差异,“他划是他划的,搁亲处邻还是那样,都是老亲世邻的”。老人的娘家在土改中被划为下中农,婆家的成分是老中农,由于中农既不往外分地也不能摊地,并且两村往来比较密切,张忠兰与两村村民都熟识,所以张忠兰在两村的土地改革中都是被动的旁观者的角色。

(三)主动捐地与怨恨分地

土楼村的褚夫俊老人生于1933年,祖辈靠木匠手艺置办了一顷多地,是村里的大户,老人从小就在地里帮忙干活。

土楼村面积不大,土改前只有18户人家,村里都是褚姓一家人,有困难都是互相帮衬,非常讲究情义。“1946年就有土改工作队到村里来宣传,来了四五个人,都是赵宝县的,就是那时候听说要土改的。”1946年褚夫俊得知要土地改革的政策后,就主动将自己土地捐了出来,他说:“反正咱自己家也种不了,不如把地拿出来,大家都是亲戚,别人还能念着你的好。”1948年第二次解放再次进行土地改革时,土楼村大户的土地和牲口都已经主动匀给别人,也不存在剥削压迫的历史事件,划成分时最富裕的是4户中农,没有阶级斗争。“没等土改东西就分给人家了,工作队很少到这里来,十天半个月不来一趟,咱庄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他往这跑干什么。”“中农也允许参加农会,要是地主成分的你改过自新也允许你参加,那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可宽了。”“划成分这个没什么,划什么就是什么,随便他划就是了,又不用蹲堆儿[9],又不用干嘛的。”“我们都去外庄斗地主,老百姓都是跟着去,干部说怎么斗咱就怎么斗,老百姓懂什么,不就在那儿一坐,看人家开会呗。”土楼村是个相对传统又封闭的村庄,土改时因为已不存在大户,工作队员很少来,根据褚夫俊的讲述可知该村政策较松,没有阶级斗争,村民依旧靠血缘关系相连,大部分村民没有形成阶级意识,甚至缺乏对阶级的概念。

来自古邵镇文堆村的孙晋磊出生于1935年,1945年在本村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而中断。

土改前,孙晋磊老人家中有7顷多亩土地,主要靠收地租为生,“粮食五五分,柴火三七开,自家人并不种地”。当问到与村里人关系如何,是否会给予救济时,孙晋磊说:“那会不兴救济,你弄点儿粮食穷户忒多[10],旧社会和现在社会一样,他过得好还想更好,哪有舍得的,都是只顾自己。”文堆村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富裕户与穷户关系疏远,穷户之间关系较为亲近。孙晋磊介绍说,土改工作队员进入村子只给穷户开会,把地主控制起来,然后就开始划成分斗地主。“那些工作队员都是趴山窝的老党员,都可会讲了,他来到就先给你灌脑子,不然那些穷户怎么敢这样的,都是共产党来动员的,天天开会,天天训脑子”“借给人钱,涨点儿利这就算剥削,穷的和富的哪有没矛盾的,穷的一聚堆那就上升到阶级斗争了。”文堆村的阶级动员工作充分,农民普遍被动员起来了,形成了较强的阶级意识。“那斗地主咱还能怎么想,他想怎么摆活[11],就怎么摆活是喽。心里不好受也没法,那枪毙心里更不好受呀。”“刚一开始保护富农利益,我记得。后来,第二次摆活的富农。后来连老中农都摆活,别说富农了。”据老人介绍文堆村的阶级斗争开展的较为激烈。

三、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差异的理论分析

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阶级意识是指由于农民成分的划分所形成的农民对自己阶级身份的认知和认同。通过上述古邵镇农民对土地改革的反应以及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表现,不难发现,阶级成分不同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有积极主动参与和消极被动参与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反映出不同个体阶级意识的差异。在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下面将试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一)政治动员是阶级意识形成的核心动力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阶级意识”,正如《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论述的“中国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12]。“阶级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中直接输入乡村社会的,因而可以称其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共产党为将“阶级意识”输入乡村并使其被广大农民所接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进行政治动员。

首先,开展宣传教育,树立阶级观念。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期,组织建立了大批的土改工作队,派入每个村庄,宣传土改政策,开展阶级教育。“土改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姓吴的工作队员来村里就先开会,像说书似的,他说旧社会是‘穷靠富,富靠天’,现在是‘富靠穷,穷靠力,要想吃嘛靠自己’,听他说得也真是那么回事。工作队员都可会讲了,鼓动的大家都嗷嗷地跟着喊口号。”“工作队是从赵宝县来的,来到就挨家挨户的走访,哪家最穷他先去哪家,问问都是怎样维持生活的,说地主放高利贷那就是剥削,那是头一回听说‘剥削’这个词。”正如老人们的讲述,工作队员进入村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使穷苦农民意识到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产生“翻身”的欲望,同时在农民的头脑中注入“阶级”概念。毛泽东就曾表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3]宣传的途径很多,开会是最主要的形式,调研中几乎每一位老人都提到这样一句民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其次,发动农民诉苦,提升阶级觉悟。正如醴陵县委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强调的,“诉苦是提高贫雇农思想觉悟的最好方法”[14]。诉苦,就是让农民诉说自己曾遭受过的苦难,尤其是来自地主的迫害。在诉苦的过程中,工作队员会引导贫苦农民探究苦难的根源,将“个人苦难”提升为“阶级苦难”,把矛头指向阶级敌人,从而提升农民的阶级觉悟。1947年太行区党委就曾提出,通过诉苦要让农民“觉悟到世界上只有两姓的人群——一群姓‘富’一群姓‘穷’;觉悟到‘天下农民是一家’、‘中贫农是一家’”[15]。为了更好地实现“诉苦”的效用,达到阶级动员的目的,工作队员通常要先在村内进行访贫问苦,发现农民积极分子,帮助农民积极分子对诉苦内容进行选择并进行多次演练,而后安排农民积极分子当众诉苦,引发贫雇农的共鸣,据访谈的老人讲述,诉苦会上经常是哭声连成片。在“个人的苦”变成“群体的苦”的过程中,贫苦农民脑海中的阶级观念逐渐清晰,阶级觉悟也随之提升。

最后,划成分斗地主,形成阶级意识。《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6]确定斗争对象,划定阶级敌人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关键,这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通过对农民政治身份的重新设置即划分阶级成分来完成的。“划成分那都是有杠杠的,根据土地和剥削量。你自己有地,你自己种一部分,种不了的租给别人种,这样的叫富农。地主是一点地不种,不管有多少地都给别人种,等人家收了粮食和人家分。地不多但是你欺压百姓,这样的人也给他划个地主,叫恶霸地主。”“我家的成分是地主,我家定地主不亏,因为我家里一家人都是当官的,我家是管理这个村里政治的,管理能不得罪人吗,我们不定地主谁定地主?”读过几年书的孙晋法老人讲起阶级划分来,头头是道。如亨廷顿所言:“土地改革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17]通过划分阶级成分重新划定了农民的政治身份,帮助农民划清敌友界限,培养阶级观念,形成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关系,使农民站对、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形成农村政治等级新序列。“斗地主”是农民阶级意识的迸发口,在团结一致斗地主的过程中,农民的情绪相互感染,行为相互影响,阶级意识不断增强。

(二)社会关系是阶级意识形成的主要阻力

熟人社会是传统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性质,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8],乡村中邻里交往频繁,人际关系相对密切,在交往中形成了具有很强凝聚力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如徐勇的观点:“传统乡土社会主要依靠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礼俗进行治理。礼俗来自于人们日常共同生活,基于血缘、地缘而产生。”[19]血缘与地缘是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稳定和谐的两条纽带,因此,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便主要包括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指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而亲属是由于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20]。血缘关系通常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亲属关系。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于人类社会产生之初,是最早的社会关系形式。在我国广大农村,血缘关系一直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到这个村是来偎亲戚的,我舅家在这儿。”“我问俺大表姐借过两吊钱,不涨利息,都是亲戚,不是亲戚你能借动吗,人家不给。”“东头那家是富农,和俺老爷还有点表亲,没有饭了,俺老爷就去他那借粮,当时俺老爷穿着袍子,给舀一袍子粮食兜着回来的。”老人的这些话语无不显示出血缘在古邵镇乡村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土地改革前的传统乡村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交单位,“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区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21]在这样一个注重血缘关系的乡村社会中,家族意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家族范围内不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总会互相帮衬。

地缘关系,即以共同或相近地理空间(环境)引发的特殊亲近关系,如同乡关系和邻居关系等。地缘是血缘与姻缘意识于人和物的泛化。在乡村社会,人们首先看重血缘关系,其次便是地缘关系,甚至有时地缘有超越亲缘的必要性,就像中国的一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我不能种地,我家的地就给我邻居种,两家分粮食。他没有一点地,他吃不上我也吃不上,他种我的地,他能吃上我也能吃上了,他若是要饭我也得要饭。”“农忙的时候,自己家忙不过来,周围的邻居也能一起给帮个忙,大家互相帮着。”在老人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地缘关系在古邵镇乡村社会交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古邵镇的大部分村庄相对封闭,流动性小,许多农民世代住在一个村子里,有着同样的语言和习俗,依赖乡邻社会帮助,对血缘和地缘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依附性,“人情”是社会交往的重要文化。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观点,是对中国乡村社会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准确概括。他认为,中国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22]传统乡村社会有其在千百年的发展继承中所形成的封闭性、亲缘性、熟悉性等固有特征,当受到外力冲击时,自然会产生抵御和对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即表现为阻碍阶级意识的形成。

(三)“政治动员-社会关系”对抗模型构建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共产党积极的政治动员以促成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又自下而上阻碍阶级意识的形成,关于二者对阶级意识形成的作用试建立如下模型:

如图,当社会关系生疏,政治动员程度相对较高时,农民形成的阶级意识程度强;当社会关系亲密,政治动员程度相对较低时,农民形成的阶级意识程度较弱。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二者的力量对比影响阶级意识的强弱。政治动员所占比重高,力量强于社会关系的凝聚力,呈现高阶级意识水平;社会关系所占比重高,力量强于政治动员水平,呈现低阶级意识水平。

阶级意识的程度受政治动员和社会关系两个相反作用力的影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因为政治动员以及本人在乡村中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差异,同一阶级在土地改革中亦会有积极主动参与和消极被动参与两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反映出其思想上阶级意识的差异。

周永海在父亲去世后才迁回父亲的老家,并由于生活困难,一直和母亲在外地讨饭,直至解放后才回到村里生活,与大王庄村民的社会关系疏远,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力量微弱。工作队进村后,周永海与工作队员联系密切,受到的政治动员程度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的阶级意识,作为土改积极分子一直主动参与土地改革运动。相反,同为贫农的褚衍田,出生不久便跟随母亲投靠舅家,与多数小王庄村民具有亲缘关系,生活中常获得亲戚的照顾,在村里拥有亲密的社会关系。从褚衍田的表述中可知该村的政治动员工作开展的并不充分,没有开展过贫雇农的串联,农民不了解土改政策只是按照土改工作队员的要求被动参与土地改革。因此,褚衍田的阶级意识较弱,在被动员入党时,仍因更多地考虑人情关系,而消极对待。郭秀英在娘家就受过一定的阶级教育,从滕县远嫁古邵镇,与当地村民关系疏远。土地改革运动中,具有较强的阶级意识,积极表现,率先入党。同为中农的张忠兰,在娘家及婆家的村庄都拥有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没有接触过土改工作队员,接受政治动员的程度低,形成的阶级意识较弱,对于开会、斗地主等均持消极态度被动参与。褚夫俊所在的土楼村都是褚姓一家人,具有极其亲密的社会关系,未经过阶级动员以平和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结束后村内也未形成阶级意识,社会交往仍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孙晋磊在土改前只顾自家生活,与穷苦农民关系生疏,土改中遭受批斗,与贫雇农对立,对土地改革始终充满怨恨,展现出较强的阶级意识。

四、结论

我国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意识不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而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治动员从外界强力植入的,以达到在旧的乡村社会结构中建成新的政权体系的目标,这一外力施压的过程,必然要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经过几千年的相互依存与文化传承所形成的一种紧密相联的社会关系的抵抗。能够对阶级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但通过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阶级意识程度的差异,可以提取出最为关键且普遍存在的两个影响因素:阶级动员与社会关系。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政治动员是共产党开展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原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村社会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乡村伦理被阶级意识所取代。通过运用“政治动员-社会关系”对抗模型进行分析,可知阶级意识的形成程度是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博弈的结果:政治动员占优势,阶级意识愈强,社会关系占优势,则阶级意识愈弱。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作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对抗力量,二者的博弈将直接影响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进而影响农民的行动选择。当然,所得结论仅是通过对山东古邵镇土地改革进行个案分析获得的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考证。


参考文献:

[1]Crook,Isabel,and David Crook,"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9).

[2]Ward,Marion W.,Isabel Crook,and David Crook,"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66).

[3]Hinton,William,"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6).

[4]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偎:指依傍、依靠的意思。

[7]外老爷:指外祖父的意思。

[8]怪滋儿:指很开心、挺高兴的意思。

[9]蹲堆儿:蹲监狱。

[10]忒多:指特别多的意思。

[11]摆活:指摆弄、折腾、折磨的意思。

[12]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3]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1页。

[14]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16页。

[15]《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1947年6月25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231页。

[1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7]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页。

[18]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9]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2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2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