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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评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作者:黄正林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09-06  浏览次数: 888

自区域史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取向以来,华北区域史研究颇受学界关注,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讨论的问题深而广,一些问题似有定论,一些问题尚在探索之中。李金铮教授从事华北乡村史研究三十年,有筚路蓝缕之功,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提出了许多不凡的见解,出版专著多部。近期,又推出了研究华北区域史的力作——《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下文简称《传统与变迁》)。该书分四编,即第一编“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 第二编“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调查”,第三编“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经济”,第四编“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社会”,共17章,38万言。《传统与变迁》最为称道之处是在“整体史”视野下,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既有理论方法的探索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又有追踪学术前沿的问题讨论与争鸣,具有引领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一、理论探索与创新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些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如历史研究中的 “碎片化”、区域史研究的方法以及中共革命史研究如何突破等重大问题,都曾引起学术界尤其近现代史学界的热议。对于上述问题,《传统与变迁》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此,理论探索与创新是本书的第一个亮点。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因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多斯出版了《碎片化的历史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后,“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不断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界发酵。为此,2012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曾组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集中讨论 “碎片化”问题,有11位学者参与其中。这是学术界第一次集中讨论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有的学者对“碎片化”持肯定的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罗志田,他认为“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郑师渠指出“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弃总体性(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当下,不存在多斯批评的“碎片化”现象;二是坚持总体性(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呈现出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王玉贵等认为所谓的“碎片化”问题,可以看做是“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结果”。有的学者主张“去碎片化”。如章开沅主张注重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王学典等认为“当今中国史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其深层原因都可归咎于‘碎片化’的流行”;“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块块碎片补缀而成,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只有重返历史本体,就若干关系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才能摆脱‘碎片化’的困境”。有的学者主张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如行龙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并不必然带来“碎片化”,只要研究者能够将“总体史的眼光”始终作为一种学术自觉,敏锐地提炼“问题意识”,重视“长时段”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即使再细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是“碎片化”的。

在“碎片化”的讨论中,李金铮既没有采取把“碎片化”一棍子打死的观点,也没有肯定“碎片化”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途”,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碎片”与“碎片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但并不是导致后者的结果。因此,“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缺乏整体史观念时,就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传统与变迁》第3页, 下文引该书时只注明页码)在此基础上,作者主张(1)进行必要的碎片研究,提出“碎片研究是整体史形成的基础”的观点(4页),即没有深入的碎片研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史。(2)即便是碎片研究,也必需是“整体史关怀下的碎片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整体史之中,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即形成一个相互联接的碎片或微观研究”;二是“以小见大,以具体研究反映大的问题意识”(6页)。(3)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强调对碎片研究的整合。其境界包括“一是全面、综合的研究;二是注重宏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三是历史理论思考”(8页)。 上述三个方面都有其学术价值,只有共生共存,才能“构成统一的整体史观”(10页)。通过关于“整体史”的解读,给读者理解“碎片”与“碎片化”以应有的启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史以区域为取向,开启了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先河,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这些成果陆续介绍到国内和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如何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区域,中国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理论标准, 吴承明、杨国桢、从翰香、李伯重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或自己研究领域出发,都做过有益的探讨。李金铮认为“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仍需要加强‘解剖麻雀’式的区域性实证研究,并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向着学术‘共识’努力”(219页)。他从事华北区域史研究近30年,在如何选择一个可以作为研究的区域有自己的经验。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经济区域的选择主要取决于4种因素的制约,“一是这个区域是一个内在联系紧密的社会经济综合体;二是能体现时代特色;三是研究者对该区域的当代社会经济又较为充分的认识;四是有丰富可信的史料做保证”(14页)。区域史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他指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内容应关照到10个方面:即自然环境与村落生态、社会构成、土地关系、农业经营、手工业生产、农民与市场、金融调剂、农家收支状况以及综合分析该区域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趋势(16页)。在区域研究方法方面,提出了3种意见,一是注意社会经济结构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二是应特别注意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与历史变化;三是注意“国家”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比较,李金铮所讨论的问题特点是:一是区域划分从模糊到具体,有可操作性;二是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三是注重“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主题,但在以往研究中所形成的“革命史范式”,其不足在于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以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解释复杂的革命过程。一种表现为“穿旧鞋,走老路”,以僵化的思维延续着“党派史观”的范式;一种表现为对中共革命的诘难,甚至提出了 “告别革命”的观点。因此,“革命史范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革命史”究竟如何研究才有生命力?李金铮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革命史”观。首先,“新革命史”是建立在挖掘革命史的学术意义之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共革命是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学术价值;二是中共革命在全球民族革命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有可资比较的典范意义;三是中共革命史对新中国的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276—278页)。其次,提出中国革命史研究以“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两个视角作为突破点。作者强调指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相互联接和互动视角就具有这样的使命和价值,它将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从而实现中共历史研究的突破”(276—278页)。在中共革命史研究处于这种两难的境遇下,“新革命史”的提出,不仅是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因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整体史”视野下的实证研究

在“整体史”视野下,以冀中定县为中心对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史的诸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亮点。

近代中国人地关系、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是近些年学术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人地关系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不是达到了“临界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压力的增大,人地关系紧张;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压力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人口增长较耕地增长为快,存在人口压力,但仍能与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传统与变迁》以定县为例,一方面,通过对定县人口和耕地面积变化的“长时段”考察,认为定县人口增长比率颇快,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有所下降,人地比例趋于紧张(140页);一方面,通过对人地比例的临界点和农民的粮食最低消费需求的讨论,指出尽管人地关系趋于紧张,但“并不意味着现有耕地就已经到了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地步”(151页)。关于地权分配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地区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与传统不一样的观点。《传统与变迁》从不同维度考察定县的地权分配问题,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像以往所说的那样恶性集中”,“在相对分散的同时,土地分配仍然是比较集中的,地主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一般农民占有较少的土地,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174页)。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作者指出地权相对分散的推动力包括:“一是中国分家析产的传统;二是农民对土地的惜卖;三是该地区整体经济水平和收入低下,难以集聚购买土地的实力;四是农民家庭手工业也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小农土地的稳定”(160页)。租佃关系是研究乡村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由于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以往人们的观念中地主与农户之间是矛盾是尖锐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乡村史研究的深入,过去的观念逐渐在改变。本书对定县租佃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传统观念把土地关系理解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的确过于狭隘了”(181页)。同时,作者进一步强调“研究租佃关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认定无足轻重的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尽管纯粹地主和佃户很少,但与租佃有关的农户却是大量存在的,租佃关系与农民生活关系非常密切”(184页)。本书关于主佃关系的研究回应了学术界一些研究成果,在指出“主佃关系并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紧张”的同时(189页),又认为这种不紧张“绝不意味着主佃关系是平等的”(193页)。作者还指出:“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安排,租佃经营自有其适应社会经济的理由,是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相互配置的结果。过分强调其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地租剥削的残酷性和租佃关系的斗争,无法解释其长期延续”(193页)。上述关于人地关系、地权分配及主佃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不仅回应了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对深化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手工业是乡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演变比较剧烈的经济部门之一。已有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列强的侵略对中国乡村手工业的破坏以及手工业本身兴衰等问题的讨论。本书主要讨论了定县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分为自家劳动为主的家庭内手工业、合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走街串巷式的流动手工业、进入商人雇主制系统的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制手工业等5种。通过对手工业经营方式的讨论,作者认为“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既保留了传统方式,也产生了进步因素。由此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手工业生产横向的多元并存和纵向的进步演化”(205页)。对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分类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民间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李金铮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借贷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动因是什么?谁是新式借贷的受益者?等等。 这些是近些年来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传统与变迁》一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本书认为推动定县新式借贷的力量有4种:中国华洋义赈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银行和政府机构(206页)。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指出新式借贷进入农村后,完全为地主、富农控制并为他们服务。而本书认为 “普通农户也享受到新式借贷的利益,那种以为合作社和农业仓库完全由地主、富农控制或完全为他们服务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214页)。作者对新式金融在农村的作用做了客观的评价,指出:“新式借贷活跃了农村金融,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益的,但不可因此夸大其辞”,其“效用是有限的,它只能是中国乡村金融现代化的一个迹象”(217页)。

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的在大陆的翻译出版,对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农村市场与农村经济起了推动作用“,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传统与变迁》关于定县集市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对施坚雅模式的一种回应,如认为定县集市所涵盖的人口规模与集市密度与施坚雅所设计的基层市场模式并不相符。“道光时期定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71.8人,按施坚雅的模式,这一密度应在他设计的150-175人之间,其对应的集市状况应该是市场面积46-52.5平方公里、市场人口7870-8050人,但这一模式与定县的实际情况几乎相差1倍。到20世纪30年代初,定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0人,这一密度应在施坚雅所设计的325-350人之间,其对应的集市状况应为市场面积25.1-27.3平方公里,市场人口8870-8890人,与定县的实际情况也几乎相差1倍”(222页)。也就是说,定县集市的实况并不能说明施坚雅模式具有普遍性意义。 通过对定县集市数量变化、类型与结构、交易时间、内容、价格等元素的考察,指出“近代定县的集市贸易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交易形态,它既有本地产品的余缺调剂,也有产品输出与输入,甚至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关系。但产品交换媒介仍主要是传统的集市和商铺,只是数量有所增长,交易量提高,并未产生现代化的服务业务组织,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变化”(248页)。对于中国近代乡村市场而言,这一结论具有普适性意义。

近代中国农家生活如何?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改善论”,即近代华北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以慈鸿飞、郑起东的研究为代表;一种是相反的观点, 可以称之为“恶化论”,以夏明方、刘克祥的研究为代表。就这一问题,《传统与变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释。作者对1927—1936年定县5次农家经济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指出就10年的数据看,农家的收入是在增长的(252页)。但问题是讨论华北农家生活所用的资料均为定县34家(1928—1929年)和123家(1931—1932年)农户的调查,为何得出不同的结论?李金铮认为问题出在对恩格尔系数的理解和对文献的解读上。郑起东在其论文中通过对34家和123家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后指出:“就恩格尔系数来看,饮食费用百分比1928年为69.23%,而1931年为59.79%,已有所下降”。换句话说, 农家生活已经开始从绝对贫困向温饱型生活转变,即农家生活水平有了提高。针对郑氏的观点,夏明方指出“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需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于是夏氏将34家和123家消费资料重新进行了整理后,指出“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 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 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 少得也出奇”。根据对各种统计数据的解读,夏氏还指出:“所谓近代华北农户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或者说农村发展,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还不如说是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的数字化的产物,不仅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也与其所引以为据的大量原始调查及调查者据以得出的结论相悖”。《传统与变迁》指出,不管郑氏还是夏氏对恩格尔系数的解释过程均有误。针对郑氏的结论,指出其对统计的理解存在误差,“事实上,即便农户的平均经济条件稍高,然单就恩格尔系数这一标准衡量,34家和123家无疑都属于绝对贫困型,只是123家的59.97%在绝对贫困型的恩格尔系数中算是较低的”(258页)。针对夏氏的结论,他指出:一是“夏氏对资料的重新整理出了问题”;二是“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虽一定程度地受到了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但主要仍在于家庭收入的提高”(259页)。 根据作者与费孝通对云南禄村的调查,说明恩格尔系数与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难以一一对应。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恩格尔系数在研究中国农家生活中的使用?作者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处于贫困阶段下的农民,在其他消费基本固定的前提下,收入较少的家庭,食品比例有可能较低;家庭收入增加以后,食品比例也随之上升,往往是生活改善的反映。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对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和方法须和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从而避免一刀切所导致的误解”(260页)。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衡量生活水平的绝对标准,仍不失其有效性,只是在适用范围和层级上须作一定程度的调整”(261页)。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调查数据的分析和对恩格尔系数、农家消费结构等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近代农家生活是“改善”还是“恶化”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刻意夸大农民生活的恶化趋势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而所谓改善同样不可拔高”,农民生活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绝对贫困状 态 ”(272页)。 历史的真 相大致如 此 ,或者至少 这种观点 与历史的 真相比较 接近 。

三、“新革命史”的探索

中共何以取得政权?是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解答,可谓见仁见智。1950年代初期,在冷战背景下的西方学者就开始寻找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大多数西方学者从中共与农民关系来解释中共成功的原因。获得农民广泛支持是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逐渐为一些学者所认可,史华慈、费正清、马克·塞尔登等人的研究可为代表。那么,农民何以参加中共革命?以什么样的心态加入到中共政治与经济动员中来?《传统与变迁》在建构了“新革命史”的理论框架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论述,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共革命有一定的意义。这是本书的第三个亮点。

不管是中共的官方史学,还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参加革命的动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也有对不同解释的质疑。《传统与变迁》对此进行了梳理,即农民革命与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民族主义、中共动员有密切的关系。但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野分析农民革命及其原因,缺乏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声音,尤其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372页)。并进一步强调,“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所能解释和概括。也就是说,究竟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动员农民等等,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真正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解释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375页)。这一见解,为中共革命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

在中共革命的历程中,农民是参与的主体,农民在中共革命中的表现也是学术界讨论的主要话题。在革命史的语境下,以往的研究以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解释作为主体的农民在中共革命中的行为。“在中共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提高的三部曲……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与 ‘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和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在中共革命的政策及实践过程中,农民究竟以什么心态来面对?《传统与变迁》一书给读者以全新的视角。作者讨论了1937-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心态的变化。农民的心路历程是:最初是“不敢斗争的怯懦心态”,在中共政治动员下的“被剥削感与阶级意识的孕育与增强”,随之农民心态呈现出复杂性,如“将地主打翻在地的复仇心态”、“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惧怕冒尖、富裕的心态”等。作者指出:“在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遇到空前的激荡和改造,从而有可能走向另一极端。其被剥削感、阶级意识、阶级复仇、侵夺中农利益以及不敢生产、惧怕冒尖的心态,都是此前未有或甚为少见的。但又要注意,其中的复仇心态和绝对平均主义是以土改为媒介的农民传统心态的延续和放大,表明民间传统会以变异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土改过程中农民既兴奋又压抑的焦虑心态,对中国农民性格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20页)。这一观点给我们揭示了农民在面对和接受中共革命政策的复杂心态,也反映了中共革命过程中农民动员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

解决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债务问题,是中共针对乡村社会旧借贷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共以“减息”和废除旧债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深受农民欢迎。而《传统与变迁》给了另一种解读。在减息过程中,中共政策面临乡土社会传统惯性的阻力,中共实施减息政策有很大的难度。为此中共采取的对策:“一是让农民感受到有政府和民众组织撑腰,由贫苦农民掌握村政权,并建立农民团体,截断与旧的民间权威——地主士绅的联系,农民真切感受到了‘改朝换代’,敢于同旧势力进行斗争。二是创造了开会、诉苦、汇报、查证等方式,广泛进行政治动员,有效传播政府的决策,引发农民的 ‘苦’和受剥削的阶级意识,培育和激发他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情绪”(327页)。

但减息和废除旧债务后,尽管中共政权采取了农贷政策,但根本不能满足农民金融的需求。于是, “农民借贷停滞已成为农家经济生活继续运行的障碍”(328页)。面对这种困境,中共不得不做政策调适,不管是1942年至1946年的减息政策,还是194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废除封建旧债政策,都采取了“新债利率自由”的政策。尽管如此,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间借贷关系一直没有进入一种理想状态。作者的结论是:“革命无法斩断传统制度的价值,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无法逾越”。但 “在暴力革命的洗礼下,革命政策始终处于压倒之势,传统的利用仍有相当的困难,所谓自由借贷事实上受到了约束、限制乃至打击,很难实现真正的自由。于是就导致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即对传统不革命不行,不尊重、不利用、不调和也不行,充分显示了革命政策与传统制约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借贷在革命期间始终未能活跃起来,农民借不到债的痛苦一直存在”(346页)。这一观点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减息政策的概念性解读。

四、几点认识

综观《传统与变迁》,从理论与方法探讨到实证研究,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都是反映出作者数十年来对这个领域的深层次思考。正如作者所言:“我的目标是史论结合,既思考理论方法,又强调区域研究,寻求交流与对话,努力从传统与变迁、延续与断裂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解释,以提高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中共革命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写在前面的话”,1页)。应该说作者的目的达到了,意图实现了。读完本书,行文至此,笔者有言犹未尽之感,就书中讨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碎片化问题。在笔者看来,首先,所谓“碎片化”从流源上看是史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国际学术界从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到汉学家研究中国史以“区域”为取向,在国内学术界从上世纪初期新史学的兴起到八九十年代史学研究的转型,每次变革,都是史学家用新的方法与视野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如郑师渠先生言:“新史学的兴起,生动地说明了其时的中国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化’与综合化相统一的积极取向”。如果说社会史、新文化史、区域史等的出现是“碎片化”的话,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史学界的先贤们为摆脱所谓的“史学危机”困境的新史学研究路径选择,是史学发展的必然。

其次,即使存在“碎片化”的话,也是一种选题与研究方法。吴承明先生说:“史无定法,若统一视野,必成桎梏”,“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太老了,必须放弃”。从选题与研究方法而言,有的问题适合做宏观性选题,有的问题适合做微观性选题;有的学者善于做宏观研究,有的学者善于做“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因问题而异和因人而异。郑师渠先生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再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该相互依存。有学者言:“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研究和粗线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部研究所取代”。这种观点太过绝对化。笔者认为,宏观研究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有利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堪称宏观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样一部宏大叙事的史学著作,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赞誉,获得好评,这就充分说明史学的宏观研究并不过时,更不会被取代。 因此,宏观与微观是史学研究不同的路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依存关系。

关于恩格尔系数。在关于农家生活“改善”与“恶化”的讨论中,学者都试图用“恩格尔系数”证明自己的观点时,却往往出现偏差。问题出在哪里?吴承明先生指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恩格尔系数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用它来计算农家生活水平高低时,必须有一个假设前提,即农家的食品消费是常量,只有这样才能适用,不然,就会出现误判。同时,因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消费观念和习惯存在很大差异,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概念解释中国农家生活水平,本身就存在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恩格尔系数毕竟是一个用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消费水平的理论模型,且紧密围绕着食品消费展开,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不注意它的时代性及民族性,就有可能犯错误”。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农家生活水平时,应慎用恩格尔系数。

关于“新革命史”。“新革命史”是相对于传统革命史提出来的概念。在如何解释中共革命的问题上,传统的革命史研究方法“因其囿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段而无助于把握当下,或突出政治史的内容而不能全面透视过去,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效应远不能适应时代历史研究的要求,更以其一度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而背负恶名”。如何破除这种尴尬?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解释方法,有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有干脆提出“告别革命”以否定中共革命。但事实上,上述两种方法都因难以对中共革命作出正确的解释而遭受责难。为突破困境,学者提出了“新革命史”。但问题是“新革命史”要“新”在什么地方?《传统与变迁》倡导的“中共革命与乡村史的连接”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仅仅是从乡村社会史的层面反映中共革命的艰难与复杂,而未能解释中共革命史的全部内容。传统革命史之所以被诘难,主要是传统革命史对中共革命的诠释不是建立在规范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历史的真相常常被政治需要所遮蔽。新革命史要做的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历史真实告诉受众。因此,新革命史需要突破的不仅仅是“政策—效果”模式,应是对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史观、方法、视野、资料以及书写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只有对传统革命史的“扬弃”,才能凸显新革命史之“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