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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解读——读《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

作者:邓群刚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09-09  浏览次数: 808

摘 要《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一书以保存于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档案文书为史料基础,秉承“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理念,运用“史料解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描绘了一个华北村庄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并揭示了其发生变动的历史主因。该书在史料发掘、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是近年来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学术力作。

关键词史料基础;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有关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在中共党史、革命史、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范围内,秉承“当代人不修当代史”学术传统的史学工作者并没有过多的涉足此领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集体化时期村级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史学观念的持续更新,重新书写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旨趣。张思教授的新著《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侯家营》)一书即是对此问题的回应。

一、内容概要

《侯家营》一书由前言、序论、正文、附录、参考文献五部分构成,全书共74万字。其中正文分为五编,共十二章。第一编“政治”,集中在第一章至第二章,主要关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历次政治运动和村落政治变迁、村风与村干部、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与村庄的日常生活等方面。第二编“社会经济”,以第三章至第五章为主,主要考察了乡村农业、副业的发展状况、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以及村民生活水平状况。第三编“人口与社会交往”,以第六章和第七章为主,主要探讨了乡村人口变动及村内外交往情况。第四编“乡村社会保障”,主要由第八章和第九章组成,主要探讨乡村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第五编“村落的日常生活”,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主要聚焦于新式教育和传播媒体的导入及村庄女性地位的变化等方面。

该书第一章系统考察了1900-1980年间乡村政治进程与社会变迁。作者分三个时段系统梳理了20世纪侯家营村政权的沿革及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用大量生动的、鲜活的、从底层农民口中讲述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普通华北村庄所经历的百年政治进程。作者指出,20世纪的中国乡村政治变革,既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既是国家权力逐步向下延伸并加强其控制的过程,又是乡村传统惯习采用融合、再造、过滤等形式消除其不利影响的过程(第1~2页)。

第二章详细描画了20世纪后半期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影响。作者通过梳理“美帝”、“苏修”、“海峡两岸”、“中东局势”等亚洲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对中国一个普通乡村侯家营村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不仅是国内的官方意识形态,世界的政治情势也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封闭”的乡村,并对村民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第74~76页)。

第三章具体分析了20世纪后半期乡村农业发展状况。作者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其它作物两大部分详细考察了集体化时期侯家营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通过考察作者认为自然条件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结构性因素,公社时代农民为了改造生产条件而进行的各种行动以及持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积极影响只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才得以显现(第118~119页)。

第四章详细考察了20世纪后半期乡村副业发展情况。作者通过梳理侯家营村的畜牧养殖业、外出务工、社队企业等副业在20世纪后半期由“副业”到“富业”的转变历程。由此,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侯家营村的副业生产,既继承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副业,又积极尝试着新的副业生产,不断丰富着富业生产的种类,勇敢地探索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集体化时期的副业发展虽然随政治运动的起伏几经波折但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阶段,它是对于中国农村副业生产道路的有益探索,是日后经济改革与新型家庭副业迅速崛起的必要准备(第166~170页)。

第五章具体分析了20世纪后半期乡村的收益分配与农民生活水平情况。作者主要考察了集体经营时期对外封闭的分配体制和家庭经营时期对外开放的分配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并探讨了不同分配制度下基层农民生活水平状况。作者指出整个集体化经营时期,收益分配更多地向国家和集体倾斜,尤其表现在实物上,致使集体制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农民所得仅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收益分配朝着有利于农户的方向倾斜,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204~205页)。

第六章详尽勾勒了20世纪乡村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情况。作者主要从人口自然变动与社会变迁、人口流动迁移与社会变迁、人口结构与社会变迁三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侯家营村的人口变迁及其与村落自身及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联。作者指出在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诸多因素中,国家、市场等外部嵌入因素与村落自身传统的作用及其互动关系最值得关注(第264~266页)。

第七章全面考察了公社时期乡村的对外交往情况。作者主要通过对侯家营村对外交往的相关因素、对外政治交往、对外经济交往、个人的对外交往、关系与礼物等几个侧面对目前学界关注不多的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对外交往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固定化并没有能够阻止农民走出去的脚步,为了维护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他们积极自主地进行了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对外交往活动,与公社政治原则相对立的关系与礼物等传统行为与观念,在村民的对外交往中仍然被广泛运用(第364~367页)。

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集体经营时期的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作者通过考察集体经营时期侯家营村的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状况,认为这两种制度既保证了部分特殊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又使集体组织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安然度过各种经济危机,对于维持乡村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其中集体生产和分配体制是保证两项制度实施的基础。集体化时期乡村的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是我国乡村社会保障的有益探索(第380~381页)。

第九章深描了建国后乡村医疗卫生变迁之路。作者分三个时段考察了建国以后侯家营村的医疗保障体制的变迁。作者认为集体化时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形成了基于农村经验,符合农村实际的现代中国模式,体现了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体制的创新性和进步性,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中形成的价值理念与实践经验对于当下农村医疗卫生改革仍具有参考价值(第440~444页)。

第十章主要评析了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教育状况。作者把乡村教育分为正规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的业余文化教育、业余技术教育)两大类,通过考察侯家营村的教育发展情况,作者认为公社时期的乡村教育,以普及基础教育和扫除文盲为主要特征,采取正规教育和业余教育相结合、两者共同发展的方式,符合当时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能够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并满足了村民们对于教育的基本需要,村民对于村中教育情况也基本满意(第460~462页)。

第十一章重点考察了公社时期乡村女性的发展。作者从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度、日常生活等方面对人民公社时期侯家营村乡村女性地位的变化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体制为乡村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条件,随着集体劳动和“同工同酬”分配制度的实施,乡村女性的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度、婚姻自主性和健康水平等生活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了女性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整体前进(第484~485页)。

第十二章主要考察了公社时期新式传播媒介传入乡村的情况。作者把媒介分为文字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声音媒介(广播)、影像媒介(电影)三种,通过对此三种传播媒介在侯家营村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的考察,作者认为,这些近代中国已经出现的新式传播媒介,真正进入乡村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新式媒介进入乡村,既传播了信息、知识,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提高了他们对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参与度(第523~524页)。

二、研究特色

通读全书,特色突出之处颇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扎实的史料基础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有了丰富详实系统的史料,才能开展相应的研究。新的史料的发现对于旧的研究视角的转换,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研究热点的催生甚至新的史学分支的诞生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有学者曾言:“凡是真正有学术影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研究者对史料的掌握与解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升温和“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提倡,意识到乡村文献的史料价值并对其进行大力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团队与个人已不在少数,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有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师生遵循“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深入田野乡间收集“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目前已收集到涉及山西省100余村庄上千万件档案文献资料,该单位利用这批珍贵资料在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已出版了档案选编性质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及论文集《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由行龙教授等主编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档案资料选编》丛书也已被列入“十二五”时期(2011—2015)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社会科学总论)。计划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影印出版101册。

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则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收集到了丰富的乡土资料,其中尤以一位大队干部在1954~1982年间所写的63本工作日记最具特色。这批珍贵的乡土资料为作者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有所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史料基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即是利用这批乡土资料写就的。在此基础上复旦大学于2011年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专门从事收集民间社会生活资料,并分门别类地对已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数据库建设,目前已建成运行“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www.zltfieldwork.com)”。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已整理出版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中,也汇集了《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花岭大队表格》等乡村文献资料,主要反映了1949年以后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个人境遇等,为读者提供了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遗憾的是,对于这批资料的相关研究还未全面展开。

自2001年以来,张思教授所在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秉承“让底层农民说话”的学术理念,常年带领硕、博士研究生赶赴华北晋冀鲁豫各省农村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也已取得重要收获。迄今该单位已收集到的华北乡村文献资料主要有: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的《侯家营文书》、山西省阳城县甲口镇下孔村的《下孔村档案》、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的《前南峪文书》、山东省淄川区沈家村的《沈家村档案资料》、太行山区乡村基层干部所写的《乔钦起工作笔记》以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市牛家庄村村民所写的《贾增文日记》等等数种,可谓蔚为大观,自成系统。其中尤以在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发现的该村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最为典型和突出,其特点不仅在于这批文书资料内容极为详细、丰富、完整,涉及村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突出表现在这批资料在时间和地点上恰好可以和20世纪上半期日本满铁有关该村的调查资料相衔接,两者相结合可以获得一个时间跨度超过百年、内容完整连贯的村落发展历史记录,利用这些资料有望描绘一幅长达百年的乡村细密画卷,这对于关注长期社会变动的历史学工作者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关于一个村庄的档案资料数量如此之多、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内容如此之丰富,这在全国同类资料中极有可能是唯一的。可以说,《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里程》一书是目前学界唯一的一本利用一个村庄的档案资料写就的大部头著作。

目前,这批珍贵的村级档案文书资料已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组织学生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编制了逾30万字的目录,并选出一部分已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侯家营文书》的挖掘、搜集与整理,为该书在学术理念上的转变、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结论上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二)学术理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步解禁和国门的渐渐打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中国,对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力。乡村社区范式、基层市场共同体范式、权力的文化网络范式、宗族系统分析范式、市场—阶级分析范式等兴起于西方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为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工具,但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是西方国家为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探求政治经济变革、社会文化整合等而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社会需求的产物。这就决定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当我们在引入西方学术来研究我国的问题时,由于国情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往往会有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感,难以做到“心心相印”。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农民到底是“理性的小农”还是“道义的小农”,乡村精英究竟是“国家政策的代言人”还是“村庄利益的保护者”的争论即是西方概念与研究范式移植到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水土不服”、“食洋不化”的真实反映。

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大提高。毫无疑问,起始于农村的一系列变革成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腾飞的引擎。为了论证改革开放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制决策的正确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官方话语主导下的新闻媒体或学者采取了贬低毛泽东时代集体化道路,突出强调那个时代“乡村社会的封闭保守,农民生活的极度困苦,农村发展的严重滞后”的套路,人为地割裂了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连续性,主流话语主导下的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研究往往价值评判多于理性思考,甚至“以论代史”的现象也时隐时现。

最后,由于受文化程度、认知水平、思想观念、家族文化、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悟记录下来。像《农民日记》这样由农民自己书写并留存于世甚至出版的文字资料实在太少,农民群体其实是一个失语的群体。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有关农民的作品或论著,大多是由社会精英所写,在他们的眼里,农民要么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传统阶层的代名词,要么是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拯救的弱势群体。这些作品在引发了全社会对农民群体关注的同时,也导致了对这一群体的认识片面化和模式化的倾向。

总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大多被西方研究范式、主流话语、精英意识所笼罩。作者对此进行了批评,“在这样的语境里去认识农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阴阳怪气、生搬硬套地看待这个时代的探索、实践与失败,难免一味否定这个时代应有的成就,忽略这个时代的内在的合理性,难免只会用讥笑、呻吟来面对父辈的所作所为。总之,在西方的、主流的、精英的语境里,我们无法理解那个时代。”张思教授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研究者跳出预设的解释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解决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与集体化时代研究中所要亟待解决的方法论课题———脱西方、脱主流、脱精英(意识)的“三脱主义”。即“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从本质上说不该仅仅根据国家档案文献来书写,也不该单单凭借主流精英的峻冷解释,现在,我们需要一部由底层农民用自己的感受、体验和经历来讲述的现当代史。”由此,张教授明确提出了“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理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诠释,即所谓的“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就是“要求研究者要进入中国农村基层农民的视野,将视线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底层农民自身的生活逻辑出发去揭示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内涵,从中国乡村社会文化与习惯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前言第1页)。

在《侯家营》一书中,对西方研究范式、主流话语、精英意识等解释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的反思贯穿始终,比如在第一章中对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侯家营的宗族竞争亦被激化”观点的质疑(第22页);第二章中对“在集体化时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走了弯路”的主流话语的挑战(第77页);第七章对“人民公社的乡村处于封闭和孤立状态”论点的反驳(第267页)等,都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三脱”主义。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另外,曾先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专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受过严格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张思教授,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持有高度的警惕性。他注意到历史学方法囿于书本文字文献而忽略实地考察,而人类学方法流于个人化甚至是任意解释而无从重复验证的弊端,为此,他主张要把文献史料解读与田野调查充分结合起来,以使其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即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特别重视对村落档案资料和农民个人家庭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力争开拓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资料宝库。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从田野调查中获得口述资料,用以验证纸质档案文献资料,以便获取灵感,写出活的历史。为此,他提出了将“史料解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在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年代并未走远,其中所涉的人大多健在,这就为该书作者深入侯家营村进行田野调查提供了便利。在该书附录二所列的访谈记录内容明细中,我们仿佛看到一群中青年学者在侯家营村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与村民促膝长谈,畅听身处底层的乡村农民对各项社会改革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感受、体验和经历的鲜活画面,自2001年始,张思教授带领学生先后五次去侯家营进行田野调查,采访近百人,搜集到大量的口述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与文字版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更具体、更深入地去理解底层农民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行为及其动因,从而获得了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乡村社会体验。最终形成了一部由一个极具个性的村民与村庄自己来“编写”的、活生生的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人类学的著述原则隐姓埋名不同,《侯家营》一书在利用档案文献史料开展研究时,只做了少部分删去隐私的工作,大部分采用了真名实姓的标识方法。这种做法,一方面是继承了满铁调查资料研究的学术传统。目前所有利用满铁调查资料的研究基本都是采用的真名实姓的标识方法。从文献学的角度看侯家营文书连接着当年满铁的农村调查资料,具有前后连贯衔接的特殊价值。因此,本书的编写也沿用了这一做法。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学者返回侯家营现场对当事人进行采访以验证该书的观点提供了便利。

(四)结论方面的突破

近年来,对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由于不同的作者所持的立场、学术背景、研究方法不同,对同一时期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评价迥然相异,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彼此对立的局面。例如,在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利用对陕北骥村村民1940年代以来生活回忆的深入访谈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所写成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一种文明的逻辑》和高王凌利用当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所搜集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写就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中,农民要么是“受苦人”,集体化造成的长期饥饿和强制粉碎了他们勤劳致富的期望。要么是表面顺从下主动规避、抵制与变通,农民的这种“反行为”不但补充了自己微薄的生活需要,也有力推动了集体体制的崩塌和包产到户改革的实现,从而参与了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历史的进程。

与批判集体化不同,完全立足于自己的家乡、江西省境内的小村庄高家村的学者高默波则强调,文革期间集体化过程中的高家村在水利、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都曾获得巨大进步,80年代“非集体化”后却出现停滞或倒退。他认为前30年农村物质生活贫乏的原因不是集体化,而集体化时期是当地乡村文化的最好时期。

对同一段历史的评价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为解答这一问题,在对侯家营的研究里,张思教授及其团队尝试着脱开西方的、主流的、精英的语境书写现当代华北乡村社会,坚持从村落的视角、农民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解读乡村自身史料(文献及口述等),并将个案研究放在其所在的大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所曾经有过的意气风发、体验到一种时代的感动,我们发现了另一种“陌生”的农民的时代形象———他们曾经是时代先锋和闯将,他们有着积极乐观、改天换地的豪情,曾积极、主动地创造历史。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和农民所做的探索与实践既有失败也有成功,这个时代,农村的生产力缓慢而稳步发展,成为后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农业迅猛发展的基础和阶梯,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救济等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素质,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变迁的历史动因的考察上,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强势的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的各项制度安排,而忽略了来自底层农民的传统习惯、习俗的强韧持久性和对新制度的制约力。即他们认为20世纪后半期国家权力和官方话语已经渗透进乡村并加强了控制,由党和国家主导的各项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底层行政网络的运作到达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在党和国家的发动和组织下,农民积极响应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工程,成就了一次次史诗般的社会变革,从而改变了乡村社会的面貌,重塑了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而《侯家营》一书通过考察则认为面对党和国家的大力改造和强势渗透,底层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调适性,乡村社会中旧有的传统习惯、习俗和价值观仍然坚韧地塑造着农民行为,农民的这种自主性和调适性有时甚至会侵蚀官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是这两股来源不同的力量的合力引导着现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

三、不足之处

要真正做到“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不但要求我们对乡村社会的真实状态与实践逻辑有精准的把握,而且要对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有深入的了解,这不仅需要我们仔细研读乡村文献资料或走出书斋去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更需要我们具备深厚的乡村阅历和生活积淀,以此去感悟和对接。但是翻看该书附录的访谈记录大多是短期访谈,在书中引用的部分口述资料中也存在着引导式访谈的倾向,这就导致该书的某些章节偏离了“底层农民自身讲述的现代史”的学术理念,比如该书中对以扫盲为主的业余文化教育效果的评价、新式传播媒介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的阐释,对于笔者这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乡下人”来说是持保留态度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偏差,这大概与研究者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学在城市,缺乏乡村生活体验或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不能真正进入乡村社会的内部去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有关。

综上所述,《侯家营》一书利用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档案文书资料,秉承“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理念,运用“史料解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细致描绘了近百年来一个普通华北村庄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并从国家权力与社会、历次政治运动和村落政治的变迁、农业与副业、生产成果分配、人口流动、新式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导入、妇女地位的变化、村内外交际、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日常生活、村风与村干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读,重新审视、评价了中国农村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有些方面甚至还是第一次涉足,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某些学术空白。因此,与以往有关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相比,该书在史料基础、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可以说是近年来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中难得一见的学术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