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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社区逻辑——基于山西省汾阳市两个农村社区的案例分析

作者:何军 王恺 陈文婷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09-12  浏览次数: 1088

摘 要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主要从农户个体层次的理性选择视角来解释中国农业经营方式演变,忽视了农村社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为此,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引入社区因素,构建了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社区分析框架,从农村社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社区文化、市场化程度、村庄能人效应、社区内的权力结构和社区成员的关系强度5个维度阐释了农业经营方式在社区外部因素冲击下演变的内在原因和逻辑;并进一步以山西省汾阳市两个农村社区为案例,应用上述框架分析了其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同一宏观制度背景下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多样性是由社区因素引起的,没有具有普遍性的最优模式。目前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应结合农村社区的客观条件,注重农村社区内部信任机制等方面的文化建设以及村庄能人的培育,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关键词农业经营方式;制度变迁;农村社区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业在整体上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农业结构的调整;在微观层次上,则表现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联系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在非农就业人口大规模增加、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之际,缺乏有利于扩大规模经营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制度创新,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性约束(黄宗智、彭玉生,200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未来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黄宗智、彭玉生(2007)认为,中国未来农业经营方式的出路应以市场化的兼种植—养殖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并迈向绿色农业。何秀荣(2009)认为,促进农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集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行政策只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作用,不具有摆脱小规模经营的缺陷和建立起现代农业的总体性和长期性作用,而以企业为母体的租赁式公司农场和以农地股份制为基础的公司农场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经营微观组织的重要形态。其他学者基于各地的实践,具体探讨了诸如专业大户(例如纪永茂、陈永贵,2007)、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例如罗必良、李玉勤,2014)、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例如黄祖辉,2008;Drivas,2010;潘劲,201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例如苑鹏,2013;Key,2013)等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形态。

分析农业经营方式演变,必须研究其形成的内在动因。现有经济理论主要从微观视角——农户的选择来解释。例如,Williamson(1991)以合作社为例,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探讨了农业规模经营产生与演变的理论原因。他认为,组织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经济个体是选择市场交易方式还是选择在组织内交易最终取决于两种方式下交易成本的比较,农户由分散经营转变为合作经营的目的是节约交易成本并获得规模经济。楼栋、孔祥智(2013)进一步通过比较农户所面临的分工收益与劳动交易费用的大小解释了中国当前多种农业经营方式共存的原因。但是,微观视角的解释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同一制度背景下农村社区间农业经营方式发展各异”等问题。

社区作为连接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的中介,是影响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重要因素。虽然现有研究也考虑了社区因素的重要性,但大都把它作为实证研究中的哑变量来处理,或是在个案研究中作为某种具体经营方式的社会情境予以简单描述(例如张社梅等,2014),很少有研究考察农村社区是如何作用于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如果不能系统地考虑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中的社区因素,那么,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本质原因将难以得到深入探知。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本文基于道格拉斯·C·诺斯等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社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山西省汾阳市两个相邻农村社区的典型案例分析,探索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与农村社区相关因素变化的关系,以期从社区层次为农业经营方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提供一个新视角,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积极构建提供实践启示。

二、分析框架

以道格拉斯·C·诺斯为代表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人”和交易费用为正的假定出发,对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做了深刻解释(参见North,1990;Wallis,2010)。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方面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其诱致因素在于社会经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North,1990;韦森,2009)。由于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无法获得这种潜在利润,就需要进行制度的再安排。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North,1990;卢现祥、朱巧玲,2012)。其中,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变化等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由观念、宗教及意识形态变化引起的主体偏好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来源(North,1990;Wallis,2010)。制度的报酬递增以及由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不完全市场是型塑制度变迁路径的两种力量,也是解释制度异质性的重要因素(North,1990;韦森,2009)。同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与既有制度连续的交互作用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关键。前者首先识别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并推动制度变迁,提出相关方案;而后者往往是一些相关利益团体或政府,他们基于自身效用目标与前者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卢现祥、朱巧玲,2012)。

制度变迁理论为本文构建分析框架来理解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农业经营方式可以解释为在外部因素冲击下农村社区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经营制度,是农业经营主体在既有制度环境下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其产权结构,决定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组织生产及实现其生产目的的形式。并且,对于特定的农业经营主体,假定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给定的;随时间变化,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又是可变化的。如此一来,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农业经营主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外部因素(例如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发展,政策激励,技术进步)的变化会首先冲击社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引起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这将使社区内农业经营主体发现在现有农业经营方式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于是,各农业经营主体会对各要素(可观察的)相对价格比率的变化直接做出反应,通过成本—收益估计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基于在知识、经验、技能和胆识方面的优势来探寻获取潜在利润的机会。同时,作为“初级行动团体”的农业经营主体与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农村社区的文化、习俗、社区意识等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也会影响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以上体现了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逻辑过程。

具体来看,在社区维度,以下因素将对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产生影响:

1.农村社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

首先,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例如地形地貌特征、气候条件、经济区位,是基础性制约因素。其次,在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诸如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区外部技术供给的变化等,使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本、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各要素的相对价格比率有了变化。尤其是农村社区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中青年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相对土地、资本的价格上升,导致农户对中间投入品以及中间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这将促进农户与社会化服务组织之间的社会分工,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诱致规模经济(包括服务规模化和生产规模化两类)机会的出现。从农村社区整体来看,农业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社区间差异一方面体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流动方式(“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上,这些差异进而会导致规模经济实现方式的不同。最后,市场规模的变化会导致不同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对某种农产品的政策补贴也会影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及种植结构,两者均会改变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偏好。

2.农村社区文化。

农村社区文化包括耕作习俗、农地依赖感、社区认同等,这些因素使农业经营方式表现出路径依赖性。当前中国并没有完成“农民的终结”,在转型期间,农业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耕作习俗以及对土地的情感,会影响农户对要素的配置,即使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部分农户(尤其是一些社区的中老年人)也会选择保持原有经营方式或对原有经营方式进行局部调整(罗必良等,2014)。

3.市场化程度。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的市场导向。在转型时期,伴随着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对农产品需求的明显上升,一方面,在产品市场上会带来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上,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引致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产生。现实中,由于不同农村社区所面临的外部市场以及专业化分工程度存在差异,社区内部农业经营方式选择也有所差异。

4.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

人力资源是农村社区内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往往是率先识别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和发现潜在利润的经济主体,即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他们发现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为获得这一利润,他们会根据所在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社区结构特征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的调整。

5.农村社区内的权力结构和社区成员的关系强度。

在农村社区内部,作为“初级行动团体”的村庄能人要把潜在利润转化为现实利润,还必须有“次级行动团体”的协助。作为农村社区内“次级行动团体”的构成之一,村干部掌握着社区内的行政资源。当前,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往往被当作考核村干部政绩的指标。因此,在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中,这两个行动团体在理论上能实现“激励相容”。

“次级行动团体”还包括一般农户。农业经营方式的任何调整必然涉及作为土地资源占有者、所有者和受益者的农户的利益。农户、村庄能人、村干部能否在农业经营方式调整中达成共识,取决于所在社区的声誉机制和信任机制(洪名勇、龚丽娟,2015)。因此,当社区内部农户之间具有较高关系强度和较好信任机制时,农业经营方式调整中的交易费用会有所降低。

总之,上述5方面因素是影响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社区层面的因素,可以称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模式变项”。这5方面因素在不同农村社区的作用力大小及作用方向的差异,会引起农村社区之间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差异。

三、案例选取与基本情况说明

上述5方面因素所构成的“模式变项”在理论层面解释了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逻辑。为了检验该框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需要选取原来农业经营方式大致相同但目前农业经营方式不同的农村社区为案例,分析在面临相同的外部因素冲击时,它们的农业经营方式如何因为社区因素的差异而有了不同的演变路径。

本文选取山西省汾阳市YC乡JT村和XC村作为案例村庄。这两个村均位于汾阳市和孝义市两个城区之间,由于孝义市煤炭资源更丰富,经济发达,两村所在地区在经济上更多受孝义市的辐射。在地理位置上,JT村更靠近孝义市,到孝义市行政区域边界的距离仅约1公里;XC村距孝义市行政区域边界约10公里。人多地少是两个村共同面临的问题,XC村人均耕地面积1.8亩左右,JT村人均耕地面积相对更大,约为3亩。XC村是一个以郭姓居民为主的村庄,2015年有380户,1103人,共有耕地2030亩,企业用地200亩。JT村在1980年由西JT和东JT两村合并而成,多姓村民聚居,田、李、任、张是村里的大姓,2015年有410户,1500人,共有耕地4551亩,企业用地1000多亩。

这两个农村社区的农业经营方式演变过程在中国中部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2007年之前,两个村的农业经营方式均以传统小规模经营为主,农户分散种植玉米、小麦(部分种植蔬菜)。两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同属YC乡,在政策、经济和技术方面受到的外部影响相同。因此,这两个农村社区具有类似自然实验样本的性质。

在制度环境(家庭承包经营制和鼓励规模经营的政策激励)和人多地少的现实状况相同的情况下,这两个农村社区在2007年后,却走出了不同的农业经营发展道路,演变成如今农业经营方式相异的状况:XC村按照村民“自愿入股、自由退出”的原则,以土地承包权“一亩一股”的方式,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工商注册为“XC土地股份合作公司”),主要种植高粱、玉米等大田作物,并发展起能覆盖2市1县6乡20个村的XF农机专业合作社;而JT村依托邻近的孝义市农贸批发市场,形成了专业大户与社会化服务下的小规模农户共存的农业经营方式,主要种植嫩玉米和蔬菜。

四、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案例分析

这一部分将基于第二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结合上述案例,分析两个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过程与路径,并展示其背后的逻辑。

(一)外部因素的冲击:潜在利润的产生

如前所述,在给定的时点上农村社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既定的,进而生产要素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不变的,社区处于制度均衡状态,而外部的冲击会导致要素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因此,探讨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必须从农村社区受到的外部因素的冲击入手。

1.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

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务农机会成本的提高,农村社区的就业结构因此发生了改变。在2008年以前,受当地煤炭产业发展的影响,XC村较多村民以“跑运输”为主。留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老人和妇女,农业收益较低,村里耕地逐渐出现了撂荒,2008年,该村约有60%的土地被抛荒,人均纯收入仅4650元,处于所在地区的中下水平。由于邻近孝义市煤炭加工产业的集中区,JT村利用其区位优势在2007年之前就兴办了不少村办企业(后来均承包给个人),主要是焦化厂、洗煤厂、炼铁厂、砖厂。这些工厂除了每年交付村里每亩600元的土地租金外,还吸纳了该村大批劳动力。与XC村不同,JT村2007年前后外出务工人数仅20人左右,大部分农户在本村亦工亦农。但是,随着山西煤炭行业对小产能企业的整改,上述企业在2010年大多被关停,多数村民到附近的孝义市务工。

2.政策的激励。

国家出台的农业“四项补贴”除农机具购置补贴从2008年开始落实外,其他三项补贴均于2007年得到了落实。2007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施行,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了鼓励合作社发展的补贴政策。同时,山西省推行“一村一品”活动,鼓励各村根据各自优势发展特色农业(YC乡主要实施“玉米丰产项目”),汾阳市政府还额外出资奖励连片种植100亩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该市符合要求的农业经营组织均可享受。从政策激励效果来看,相关补贴直接提高了规模经营的预期收益,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提高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

3.市场需求的冲击。

对于XC村和JT村而言,所受到的市场需求的冲击主要体现为饲料耗粮、工业用粮的需求增加以及周边城镇居民对蔬菜和嫩玉米的消费增长。具体来看,汾阳市素有“中国酒都”的美誉,是汾酒的产地,而高粱是酿制汾酒的重要原料之一,这对高粱规模化种植提出了要求。同时,受乙醇燃料技术以及周边村庄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周边市场对玉米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

这两个农村社区所经受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冲击改变了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潜在利润的产生。

(二)农村社区各因素的交织作用

1.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内在动力。

如前所述,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使务农机会成本增加,两个村村民的非农就业比例上升,但两个村在劳动力流动方式上具有较大的差别。XC村不但人地关系紧张,且除了有一家由个人承包的砖厂外,村民在当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机会少,该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务工,主要在孝义市、介休市的煤厂“跑运输”,每月纯收入为四五千元,还有一部分去往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务工。与XC村村民大规模的“离土又离乡”的流动方式不同,JT村劳动力的流动方式主要为“离土不离乡”,因为该村的焦化厂、洗煤厂、炼铁厂和砖厂吸收了村里大部分劳动力,使其实现了非农就业,他们在当地亦工亦农,2007年人均纯收入已达七八千元,远高于这一时期的XC村。

非农就业的增加使农业劳动力与土地和农机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促使农村有关经济主体开展土地规模经营或以农机替代劳动,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潜在利润。由于劳动力流动方式不同,特别是农忙时节XC村农业劳动力的稀缺程度远远高于JT村,“离土又离乡”这种流动方式下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更高,这就诱使XC村通过土地流转发展合作经营取代传统的家庭经营以获取潜在利润。JT村村民大都在本地务工,虽然能兼顾做部分农活,但是,务农机会成本的增加也使JT村村民更愿意在农忙季节通过社会化服务来完成耕作、播种或收割。

2.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催化剂。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的市场导向。在历史上,XC村和JT村农户种植的高粱一般销往当地的汾酒厂。随着市场对汾酒需求的增加,汾酒厂对优质高粱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出了要求,对农户所散种的高粱产品的需求逐渐下降。XC村在G书记的带动下,借助汾酒厂需要在周边村庄建设高粱生产基地的契机,动员该村农户将自家承包地入股,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按照汾酒厂的要求进行高粱的标准化生产,顺应其统一管理、统一播种、统一收割的要求。

外部市场的冲击对JT村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路径有所不同。JT村由于社会动员能力较弱,没能抓住汾酒厂建设高粱生产基地项目所带来的机遇。不过,由于距离孝义市很近,JT村多数农户都有种植蔬菜销往孝义市农贸批发市场的传统,农民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2008年以后,城镇居民对果蔬、嫩玉米等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这类农产品的价格较高,尤其是嫩玉米,价格高于普通玉米2~3倍,JT村部分农户开始通过转入亲友邻里的土地扩大嫩玉米的种植规模。同时,非农就业工资水平的上升使该村村民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玉米种植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情况,这产生了对农机替代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诱使了该村农机大户的出现。

3.农村社区文化:路径依赖的影响。

对于农民而言,农业生产具有生产和生活休闲双重属性,尤其对于中部地区的中老年农民而言,他们对农地具有天然的感情,并且把农地视为最后的生存保障。农民的“惜地”心理会对农地流转的发生以及流转对象的选择产生影响,它与社区的认同机制共同影响社区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路径。

具体而言,XC村是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后代的聚居地,郭姓是该村第一大姓。村民因村庄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较强的自豪感和村庄认同感,能积极参加村庄公共事务,易于形成集体谈判机制。村民的这种认同感对于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立具有积极作用。JT村则是多姓氏村民聚居的村庄,相比于XC村,村民缺乏对村庄的集体认同,土地流转比例也低,即使流转,也主要发生在亲友之间。由于该村距孝义市区很近,JT村村民历史上就有到该市的集市出售农副产品、做小买卖的经商传统,本村的企业关停后,大部分劳动力倾向于在附近的孝义市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亦工亦农,兼业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农业的家庭经营特色得到了传承。

4.能人效应、权力结构和关系嵌入。

村庄能人往往是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在XC村农业经营方式演变过程中,作为“初级行动团体”成员的村庄能人的作用表现在:其一,村庄能人是潜在利润的识别者以及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的发动者和倡导者。在当地政府推行“一村一品”运动之前,汾酒厂对标准化种植高粱的需求一直存在。当XC村G书记了解到国家在土地流转、发展合作社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方面的支持政策后,结合本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与耕地出现抛荒的现实情况,以及多次外出考察观摩各地农业发展的经验,他有了在本村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标准化高粱种植,为汾酒厂提供原料的想法。随后G书记多次召开村民大会,村民认识到了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对增加收入和村庄发展的重要性。在实现本村土地集中之后,他又组织成立了农机合作社,为本村及周边村庄提供农机服务。其二,村庄能人是农业经营组织的管理者以及社会关系的联络者。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初期,G书记较高的社会声誉是多数农户愿意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合作社的具体运营过程中,G书记制定了“汾阳市XC土地股份合作公司章程”,使土地股份合作社有了行事依据。其三,村庄能人是农业经营组织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和社会资源的争取者。G书记借助个人的人力资源(主要体现为经营头脑、创新能力等)和社会资源(与汾酒厂以及当地政府部门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为XC村抓住了汾酒厂筹建高粱生产基地的契机,而且借助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平台,为XC村与其他涉农企业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

在XC村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过程中,G书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村庄能人又是村干部。身份的合二为一使他在推动该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既充当了“初级行动团体”成员的角色,又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充当了“次级行动团体”的角色,村庄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与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在对象上具有一致性,实现了激励相容。

作为“次级行动团体”构成部分的普通农户,他们对“初级行动团体”的信任制约着合约的缔结与履行。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生意不仅仅是生意,还融入了情义与责任。同姓之间的家族血缘亲情,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同时,凭借长期积累的个人声誉和威望,G书记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使两个行动团体能保持一种联系紧密的嵌入关系。

与XC村相反,JT村走的是一条对原有农业经营方式进行局部调整的道路。2012年,JT村在外做生意的村民L赚钱后回村创办了蔬菜合作社,并于2013年参加了村委会主任竞选(由于选票在不同姓氏村民之间分散,他最终没能当选)。与XC村的村庄能人一样,L也是合作社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并期望借助合作社争取到政策扶持或资金支持。不过,在实际运行中,JT村村民对该蔬菜合作社的参与程度并不高。其原因是:第一,L仅仅是经济上的“村庄能人”,其能人效应远没有XC村的G书记强;L成立蔬菜合作社的目的之一是拉拢该村其他农户以赢得村委会主任的竞选,这与作为“次级行动团体”成员的时任村委会成员的利益相悖,并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支持和配合。第二,该合作社的果蔬品种和销售形式与大多数分散农户没有区分度。该村大多数农户在当地亦工亦农,能兼顾蔬菜种植,离市场较近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合作社在集中销售方面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虽然也得到了政府补贴,但该蔬菜合作社仅存在了一年半就解散了,JT村最终没有形成像XC村那样的农业合作经营方式。但和最初相比,其农业经营方式也有了一些局部调整。正如前文所述,非农就业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农业劳动力的短缺,诱使该村部分农户从一般农户中分化出来成为农机专业大户,为其他小规模农户提供农机服务,因而,JT村呈现农机专业大户与社会化服务下的小规模农户共存的态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道格拉斯·C·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从社区层次对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逻辑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山西省汾阳市两个相邻农村社区的典型案例比较,回答了“为什么同一制度背景下农村社区间农业经营方式发展各异”的问题。研究表明,某一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是社区内部各因素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社区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诱致形成了传统小规模经营方式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外部经济发展与相关政策激励引起的农村社区各生产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内在动力;农村社区文化作为农业经营方式演变中的路径依赖性因素,削弱了农村社区受外部因素冲击的程度,是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主观约束;作为“初级行动团体”成员的村庄能人与作为“次级行动团体”成员的上级政府部门、村委会成员和村庄广大农户,通过缔结契约、建立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带动了农村社区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

上述结论对当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方式有如下三点启示:一是要尊重各地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性。不同农业经营方式各有其存在的条件,没有一个普遍的最佳模式。政府应重视农村社区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应以“一刀切”的补贴或奖励政策用行政力量主推某种农业经营方式,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二是要重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信任是开展农业生产合作与分工的重要前提,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和信任度有利于降低农业经营方式演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降低农业经营组织运行中的监督成本。三是要注重发现和培养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村庄能人是社区资源优化重组的关键,他们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经济能量。因此,应营造有利于村庄能人成长与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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