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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历史形成机理初探

作者:周智生 张黎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09-13  浏览次数: 526

摘 要云南是我国多民族和谐共生最典型的区域之一。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维系与发展,不仅铸就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光辉历史,而且也是维护中国西南边疆稳定发展和祖国统一的重要基础。其中有诸多值得借鉴总结和珍视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智慧。本文在笔者长期研究积累及方国瑜、林超民、郭家骥等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一般事项和单向度看待民族关系的局限,在特殊地域空间尺度与长时段历史进程的交集研究审视中,梳理阐释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基本形貌,并总结提炼其历史形成机理及启示。

关键词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形成机理


一、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基本形貌

云南是我国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山地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①与复杂多样的山地环境相应,云南不仅形成了立体多元的气候条件和经济生产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还形成了立体的民族分布格局。“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②等诸多地域性共生格局的地方性表达,正是在地域分异明显的山地环境中山区和坝区各民族交错分布、和睦相处这一特殊共生形态的真实写照。

云南不仅是中国山地民族分布最集中、文化多样性最突出、民族经济类型分异最明显的省份,同时也是各民族和谐稳定关系保持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如果说多民族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共生互利与和谐共处,是云南民族长期保持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局面的核心经验,那么促动形成这一共生关系形貌的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基本表征如何界定和认识呢?我们认为,云南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有三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重要表征:

一是一体多元的整体性共有文化格局。云南虽是边疆,民族文化类型多样且文化个性均十分突出,但是云南的区域性文化形貌并不是百花齐放、没有主题的大观园,而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互动交流中,形成了独具云南个性、各民族所共享的一体多元的整体性共有文化格局。以边地汉文化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为架构,以汉文化、汉语言的传播流布与共用为纽带,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制衡为动力,构建形成了云南文化这个各民族共有的区域性文化整体。民族节日和民俗的共享、源远流长的族际通婚传统、云南人地域认同理念的共识、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流布与共鸣等等,都是云南超越各民族文化,构成一体多元整体性共有文化格局的重要内涵和表现。

二是云南各民族聚居区之间开放流动的地理共生格局。云南民族众多,民族历史悠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基本都形成了世居性的聚居分布区。但这些民族聚居区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民族间的沟通交流和民族迁徙是一种历史常态。尤其是明清时期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打破了云南土著民族传统的居住地域及其边界,使原先一个个相对封闭的民族地域,变成汉夷杂处的开放流动型的民族交融区。因此,云南虽然民族众多,却没有一个民族独自专属的传统地域,也没有一个区域的开发发展是某一民族独立为之。即使在同一个地域内,各民族聚居社区并未悬隔或是脱离于当地其他民族社会,而是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中有机地交融共生在一起。因此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中各民族聚居地域历史形成的开放和流动,是其重要的形貌表征。

三是云南各民族在民族、族际、省域、国家间分层有序的社会认同格局。历史以来,云南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没有一个民族是在专属于自身的地域中封闭式内向自我发展,必须要依赖与区域内其他民族间的交换交流等支持。所以,除了对本民族自身的认同外,在长期的沟通交流中,各民族还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族际认同关系。国家层面的认同,肇始于秦汉时期。秦汉在云南通道置吏,将云南纳入统一帝国的版图之内。之后虽王朝更迭,国家分合,云南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始终保持并逐渐强化,并成为元、明、清大一统帝国的西南版图。云南各民族主动寻求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主动建构云南与内地“中心—边缘”架构的整体发展,一直存在于历代史家记述之中。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汉族移民的影响下,儒学在云南全方位大规模地传播。随着儒学的广泛流布,爱国、忠君、孝悌等儒家伦理观念深入各民族村寨,催生并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维护祖国统一、遵从国家威权,成为云南各民族社会认同中的核心内容。云南各民族的省域认同则形成于元明以后。元朝设立云南行省之后,随着元明清王朝对云南的大规模开发和有效治理,云南各民族区域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包含众多民族、跨越族群边界的“云南人”称谓,渐渐得到各民族的认同,省域认同成为各民族国家认同之下的次层认同内容。如此,云南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村寨意识,逐渐被民族、族际、省域、国家这一分层有序“四位一体”的社会认同体系所重构。

当然,除了上述三个重要表征,根究云南各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特点,还有许多内容可以从云南区域性整体分析中进行采撷,但是于区域性个性而言,我们认为这三点相比较而言较具代表性。

二、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历史形成机理

云南各民族之所以能形成以一体多元的共有文化、开放流动的聚居区域、分层有序的社会认同为表征的多民族共生格局,其历史形成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山坝地域结构中多民族立体分布格局

云南的高原地理地貌复杂多样,众山林立、河谷纵横、坝子点缀,形成平坝和山区相嵌、高山和峡谷交错的层次差异明显的垂直地理环境。立体多元的地理环境,为具有不同生活需求和生产方式的民族提供了宽裕充足的生存空间,减少了民族间因生存环境竞争而引发冲突的可能。立体多元的山坝地理环境赋予了各民族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生存空间,各民族各得其所,形成了立体分布、错落有致、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居住格局。

当然,这一特殊的民族生存地理格局的形成与维系,与所承载的人口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在缺乏直接有效的族际共生社会制度安排设计下,云南高原特殊山地环境中多民族社会共生格局的维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变化。云南因交通不便、可进入性差、经济开发活跃度不高、民族人口的生存保障条件较差等原因,人口总量虽自明代以来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对总体容量而言数量并不大,生存压力和竞争并不高。并且,外来人口流入之后往往根据自身固有的生存生产方式特长,分层流散和融入于立体多元、广袤复杂多元、资源多样的地理环境中,因而地理因素成为自发性族际共生格局维系的重要条件。

(二)历代民族政策的调适与优化

当历代中央王朝和内地政权的统治势力发展到云南民族地区时,在漫长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是他们不得不客观面对的历史事实。通过长期的摸索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方式,其中的典型代表有汉代的边郡制、唐代的羁縻州县制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今云南地区分属于益州郡、牂牁郡、越巂郡、犍为郡等四郡。这些郡通常被称为边郡或初郡,与内地的郡有所不同:郡县划分尊重既有的部族联结范围,以部族联结范围为区划;虽然朝廷委派太守、县令、长史掌管郡县,但同时也任命部族首领为王、侯、邑长,实行土流双重统治,流官治其土,土官世其民;中央不强迫边郡交租上税,只由土长解纳土贡。这些政策都体现出汉王朝对云南民族多样文化和不平衡社会发展状况的尊重,“促进了云南诸部与巴、蜀以及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将这种联系发展为政治上的统辖隶属关系,这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③

唐代前期,在北周和隋朝的基础上,于云南民族地区广泛设置羁縻州县。武德、贞观初年设有16州,至天宝初年增至68州,把历代在云南的郡县制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羁縻州县与内地州县不同,其第一个特点就是“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即以部落分布的区域为州县的区划,大者设为府,小者设为州,更小者设为县,递相统率;第二个特点是都督、刺史、令长由原有部落首领担任,并可以世袭,而非由朝廷派遣的流官担任;第三个特点是中央王朝不直接征收羁縻府州治下百姓的赋税,羁縻府州的户口一般不登记于版籍,只由土长定期象征性地向王朝进奉地方土产作为“贡赋”。羁縻州县的设置,“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南北以来的民族大融合推向前进”。④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云南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元王朝建立后,创设“蒙夷参治”之法,在云南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路、府、州、县,由朝廷派遣少量官吏管理,大多选拔当地土著民族的酋长首领充当“土官”。土官包括土总管、土知府、土府同知、土通判、土知州等,可以世袭。其管辖范围大体是原来的统领区域,并保持原来的统治体制。土官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如爨白军、蛮兵、金齿兵等。中央王朝对土官宠以名爵、赐以厚赏,使之感到有恩可怀,从而竭忠为朝廷守土效命。明清王朝承袭并完善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对于归降的土长,大都授予原职,准其世袭。与此同时,通过改土归流、缩小土司的管理范围、加派流官、派驻军队、缴纳贡赋等方式,强化对土司的管理和控制,加强了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⑤

总之,从秦汉至唐朝再到清代,从边郡制到羁縻州县制,再到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和内地政权对云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无一不体现出其对云南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尊重和特殊对待,对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调适和优化作用,为云南民族和睦、中国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

秦汉时期汉民族形成后,绵延不断有移民迁往云南,汉文化也随之远播到云南。秦汉至元朝时期,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相对数量有限,大部分融合到了云南少数民族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带进的汉族文化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云南各民族。据史籍记载,至唐代,在南诏国统治下的云南已是“人知礼乐、本唐风化”;⑥元代,郭松年在考察云南民情后也记述称其俗“略本于汉”。⑦明代,由于军屯、民屯和商屯政策的大力实施,汉族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迁入云南,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民族结构,汉族最终成为了云南的主体民族。清代,汉族移民继续迁入云南,云南汉族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他们首先在云南内地形成星罗棋布的屯田据点,沿途的交通线和城镇又将这些分散的据点串连起来。同时,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边疆矿业和茶叶贸易的兴盛,汉族还大量扩散到了边疆地区,完成了汉族移民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展过程。随着明清时期汉民族的大规模迁入,汉文化在云南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一跃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此外,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在云南推行“以夏变夷”的文化同化政策,通过建立学校等方式大力推广儒学教育,也促进了汉文化在云南的广泛深入传播。

汉民族的进入和汉文化的传播,在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纽带作用。

首先,促进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进而通过文化交融促成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双向认同。汉文化的传播潜移默化中深远地影响着云南各少数民族,表现为各民族对汉语汉文的逐渐使用、儒家典章礼仪的引入和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习得等,使云南的民族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汉文化烙印。汉语言和汉文字成为各民族交流互通的主要媒介,汉族礼俗和文化传统也逐渐被少数民族所认可和共享,在云南各民族文化和心理的深层领域,影响深远、作用显著。时至今日,云南一些民族成员在追溯族源时,有的认为自己的先祖来自明代南京应天府,有的认为自己的祖上是诸葛亮南征云南的遗民,有的则直接宣称自己的阿公阿祖与汉人是同一个,这些认祖攀附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汉族移民和汉文化深入各民族村寨和社区后,文化交融与传播浸润的结果。

其次,特别是明清以来,随着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迁入和逐渐的本土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展过程,不仅改变了云南以往“夷多汉少”的民族人口结构使汉族成为云南人口结构中的主体,而且他们带进的汉族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深远地影响着云南各少数民族,表现为各民族对汉语汉文的逐渐使用、儒家典章礼仪的引入和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习得等,使云南的民族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汉文化烙印。同时,通过历代中央政府的提倡和推广,汉文化教育不仅在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中间得到尊崇和学习,而且在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也得到传播和浸润。自明代以后,云南各民族自觉维护维护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感之所以越来越强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儒家“忠君爱国、讲求仁义”等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思想体系,并将其奉为圭臬不断将其传承和传播。

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之前,云南本土民族之间虽有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但是整体性的共有文化始终未能全面建构,从而使得跨地域、跨族群的交流活动始终难以有效在较大范围内开展和拓展。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以及汉文化在云南各民族地区的有效浸润和传播,使得以汉文化习得为纽带和载体,以边地汉文化为特征,构建起了超越各民族文化、各民族共享共用的区域性文化体系的核心。通过汉民族和汉文化,文化形貌各异的云南各土著民族社区,不仅为冲破各民族特殊多样的文化形貌进行有效交流交融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和环境条件,而且为聚合和凝聚云南各民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多民族经济共生链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处于不同生态位的云南各民族间存在着生产生活物资的交换需求。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物品,如砍刀、犁耙、衣物、药材、盐等,成为族际交换的重要物品。这一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依托族际生计互补、跨越族群边界和地域边界的民族往来,构成了各民族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的稳定的经济共生链。特别是随着明代以后云南民族贸易的逐渐兴盛和山区药材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族际交换成为维系各民族间经济联系的重要共生界面。随着规模、交易物资、数量以及辐射范围的不断变化,各民族经济共生界面不断扩张、经济共生度不断强化。

同时,边疆开发中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形成了经济共生关系的良性互动。明清两代的汉族移民之所以能扎根边疆,而后渐成土著,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一个利益攸关、彼此依赖、共同发展的多民族共生格局。边疆治理与经济开发,并未将少数民族隔绝于发展轨道之外,而是通过屯垦、商贸、矿业开发、城镇发展等将各民族相继纳入到互动共生、并存发展的格局之中。少数民族的发展在边疆开发中受益、在边疆治理中进步,从而既降低了少数民族对大规模汉族移民涌入的对立情绪和陌生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民族对汉族移民的认同感和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如明代移民与当地民户参错而居,不论安置村落、开辟田亩、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诸端,军民之间都是休戚与共。

明代以后,连接云南、四川、西藏的茶马古道逐渐兴盛起来,特别是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贸易将云南的版纳、普洱、德宏、大理、丽江、迪庆等地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民族之间通过茶叶产出、加工、运输、消费纽带的长距离利益共生链,吸引沿途不同民族社区居民依据自己不同的发展优势,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平等参与到茶马古道上各种商贸交流活动中,各取所需,各显所长,互动参与,不断促进沿途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将以往局限于山坝地域中的小区域族际共生关系连接成为大区域格局内的共生关系,对于加深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彼此认识和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促进长距离、大范围各民族共生关系建构发展的重要纽带。

(五)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与族际制衡

自古以来,云南各民族之间通过族际通婚、商贸交流、人口迁移等途径,实现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传播,为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云南各民族各不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民族间结成了优长互补、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但是云南各民族之间在交融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有着族际之间的制衡与制约,在相对均势或是竞合共生的环境中,形成了既彼此交流,但同时又各自保持文化边界和文化个性,彼此制约、相互制衡的族际生态平衡关系。

比如处于汉藏文化边缘区的云南藏区虽然藏族人口居多,但是历史以来纳西、傈僳、白、汉等民族人口也都一直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规模,藏族人口只是具有相对多数。族际之间势力虽然强弱有别,但是藏族地方势力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相对均衡态势仍然得以持续和保留。(10)

(六)族际共生认同感的形成与增强

自古以来,云南就是各民族迁徙进退、生息繁衍的过渡带与大舞台。境内的傣族、哈尼族、佤族、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普米族、白族、汉族、回族、彝族等各民族从历史长时段审视,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外来逐次移入的。有史以来作为亚洲东南部地区民族迁徙走廊和东亚文明与南亚东南亚文明交汇的核心地带的这一特殊历史情景,使得云南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地域特征相对突出。(11)所以云南境内居住时间较久的土著民族,当面对外来族群的迁入时,其通道型生境区位和外源式驱动的民族发展传统,赋予了他们广博、包容的胸襟和视野,少了些长期自给封闭中的偏执和自我,多了些对于外来族群的体谅与包容,族际之间的互利共生认同感也就相对比较客观而清晰。曾经流传于梅里雪山脚下加郎村的藏族民歌就曾唱到:“大理是个美丽的地方,洱海的茶叶香遍加郎,请将哈达和酥油收下,把我的歌声带回你的家乡。”(12)《相会在一起》这首曾传唱于云南藏区金沙江边的纳西族民歌中充分表达了族际认同的亲切感情:“茶叶没有脚,茶叶没有脚。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西藏的酥油,一包捆五饼。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茶叶和酥油,来到丽江城。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13)在滇西北一带,在藏族、纳西族、白族三个民族间还流传着三个民族之间是兄弟,自古就共同居住在一起,藏族是老大,白族是老二,纳西族是老三。这种虚构性质的族源认同追忆,突出体现了三个民族之间高度的族际共生认同关系。云南各民族间的这一开放包容、共生认同的历史传统,在这些乡土民歌和传说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和传扬。

三、基于云南经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优化构建思考

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发展,既有由云南地域环境所决定的特殊性,也有社会环境营造塑化成型的一般性。基于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形成的历史机理和经验,我们对当前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优化构建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边疆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优化,要充分尊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创新性继承的基础上要有前瞻性和整体性。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共同发展诉求和差异化扶持需求,中央对各省区边疆民族区域的具体发展扶持,要有一个统筹的格局安排。既要兼顾各省区边疆民族区域基于自身特殊性的发展要求,同时也要统筹考虑如何推进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面对政策实践环境的诸多变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对边疆民族政策进行优化和创新。具体到政策受益对象的确立方面,可参考学者提出的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有机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相近或相同的政策扶持,做到民族发展和区域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14)

第二,边疆资源开发与民族社区发展要实现共赢。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形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不同民族的经济开发观和发展观的存在形式同样也是复杂而多样。但无论是何种方式,都内含着一定的环境适应性和长期形成的人地关系智慧,需要对不同民族文化形貌内含的发展价值观予以客观评价和认可包容,绝不能简单以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来随意压制,也不能简单以哪一个民族的自我进步观来主导包办。切实以平等协商、公平受益来实现族际利益协调,真正重视各民族的利益主张和扶持发展路径设计安排的具体针对性。既要考虑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加快西部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不能忽视区域内各民族对这些主导产业资源利用方式及其比较发展优势的理解和认同差异。(15)基于此,要在平等协商、共同受益的前提下来进行协商,要积极培育各民族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确保各民族社区同样具有资源开发的永久受益权。在云南这一多民族聚居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间的团结发展。所以,在资源开发进程中,民族间开发共识的达成与共同永久受益权的尊重与保障,就更显重要。

第三,在尊重并重视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同时,更要关注区域性共有共享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云南之所以在族群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始终能保持族际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明代以来各民族共享共有的区域性整体文化的构建与继承,形成了以云南人这一地域性认同为表征,超越各民族个体性文化的一体多元的云南文化体系。而今,论及云南文化,往往被形态多样的各民族文化替代,似乎云南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之组合,而屏蔽了历史上云南各民族共有共享之文化。简言之,民族性替代了地域性、个体性淡化了整体性,忽视了对云南地域性文化及其认同传统的尊重与继承。我们认为,中央要支持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文化建设而言,并不仅仅是重视云南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繁荣,更应该超越族群个体在,构建新时期各民族共有共享文化建设上做出创新性继承与探索。


注释:

①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地理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217.

②杨宗亮.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4.

③林超民.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云南民族历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27.

④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J].云南社会科学,1986(4).

⑤林超民.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云南民族历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40.

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73.

⑦郭松年.大理行记校注[m].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20.

⑧周智生.明清汉族移民与云南少数民族和谐共生[N].光明日报,2010-04-21.

⑨周智生,李伟.地缘经济联系与西部民族地区跨区域互动发展——以滇藏川交接区域为例[J].求索,2005,(12).

(10)周智生,陈静.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多民族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1)周智生,陈静.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多民族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2)陈保亚.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J].思想战线,1992,(1).

(13)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57.

(14)严庆,青觉.优化与创新: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时代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4).

(15)张兴燕,周智生,武友德.滇藏川交接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探[J].经济地理,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