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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世界中的农业——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学会(IAAE)第29届大会综述

作者:黄祖辉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问题  发布时间:2017-11-21  浏览次数: 4278

2015 年8 月9 日至14 日,以“互联世界中的农业(Agriculture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为主题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学会(IAAE)第29 届大会在意大利米兰召开。来自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250 名学者、政府官员和国际机构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三年一届的国际农经学界的学术盛会。中国大陆与会学者约70 人,为历次国际农经学会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会议全体大会(Plenary Sessions)、特邀专题(Invited Panels)、投稿论文(Contributed Papers-Oral & Visual)、研讨会(Organ-ized Symposia and Innovative Proposals)等多种类型同时交叉进行。本届大会共有420 篇论文口头展示、200 篇论文海报展示,举办了98 场研讨会、15场特邀专题和7 场全体大会。大会可分为五大主题,即信息通信技术与农业(ICT and Agriculture),用行为经济学来应对农业和资源经济学在21 世纪面临的挑战(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食品安全与营养(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气候变化与农业(Climate Change and Agriculture),全球农业结构和农地利用变化(Changing Global Farm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Causes and Consequences )。现就本届大会普遍关注的主要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

一、信息通信技术与农业

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是本届大会关注的一个新议题。科技的日新月异改变着世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了经济和农业。互联网作为时代最典型的技术之一,极大降低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及厂商、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协调成本,重新定义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格局。但互联网是否影响公司生产力、个人就业机会和政府责任性以及如何影响并非显而易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与会专家认为,对企业而言,互联网提高了现有工艺的生产力,并使新的生产工艺成为可能,从而促进增长。它促进了新的更密集的交易,提高了资本的质量。对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弱势群体而言,互联网开放了就业机会和投入(如金融产品)的获取途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对劳动力市场有显著的影响,影响到人力资本的回报。通过利用规模经济,互联网企业创造了能提升消费者福利的新的更便宜的服务。而对于政府而言,互联网影响了治理的核心方面,它既能帮助提高政府的能力,从而更方便和低成本地提供服务,又能增强政府的责任感。互联网虽并未改变发展的基本“配方”,但却提高了不改革的机会成本,并可以通过提高互补品的质量而成为发展的催化剂。因此,为最大化利用互联网的价值,发展中国家应保证互联网的普及性、实惠性、开放性和安全性,加强数字经济的模拟基础,并改善全球合作以解决跨边界问题。

除互联网外,很多学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手机的发展上。15 年前,世界上只有4. 8 亿部手机(人口数约为60 亿);而今天,世界上有66 亿手机(人口数约为70 亿)。过去15 年间手机的普及,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手机持有范围的迅速扩张,提供给了这些国家一个向农民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独特途径。在农业领域,ICT既能提供更好地接触价格信息和改良技术的途径,又能促进学习。但能否对这些机会善加利用,既取决于连通性,也取决于提供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是否以易理解和有用的形式提供。虽然ICT的成本在迅速降低,但部分最贫困地区的连通性仍有必要加以改善。与此同时,改善内容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手机普及率较高的地区。由于农业信息多为公共产品,所以政府需要加大投资以尽可能提供最好的信息,包括价格、生产技术甚至农艺信息等。另外,需要创新途径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起来,以保证这两个部门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寻求解决方案。与会学者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仍处于低水平,但手机持有率的迅速攀升却为贫穷农民———尤其是那些很难从报纸、广播、固定电话等途径获取信息的农民———提供了新型农业推广系统的可能。手机降低了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优化了获取农业技术信息的途径,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改善了农民对投入产出价值链的管理。ICT在农业领域具有克服市场失灵的潜力,但如何有效进行政策干预是一个巨大挑战。同时,ICT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ICT的发展,将提供一条快速、便捷的信息通道,将准确、全面的天气预报、自然灾害预警、农业技术等信息送达农民手中,指导农民生产,对保障作物产量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用行为经济学来应对农业和资源

经济学在21 世纪面临的挑战对行为经济学的关注和探讨也是本届IAAE大会的一个新议题。标准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是目标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传统的“经济人”的概念。但这种抽象的“经济人”模型越来越无法充分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与非经济因素相结合的经济现象)。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行为经济学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它认为人的行为还关注和追求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对于农业、资源和环境在21 世纪面临的挑战,许多学者认为可以尝试利用行为经济学来应对。他们认为经济学研究中对实验室实验的使用,以及它随后在该领域被作为探索真实决策者如何应对信息、诱因和制度之工具的部署,给我们如何模拟互动以及如何设计政策带来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的“行为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应对新世纪的挑战需要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因为土地、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可预测、全球化和动态,全球和地方的公产继续受到威胁,水资源继续限制农业的可能性,信息技术已经渗透进大部分的农业领域。通过总结回顾理论和实验之间进行丰富“对话”的历史,可以发现,实验在发展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早已有之,通过随机干预实验来测试政策或项目的影响与接受度的方法已在全球范围实施。例如,世界银行单在非洲就有67 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涉及随机评估(Banerjee &Duflo,2009)。在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中,模型、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实验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特别丰富见解,值得特别关注。因此,农业、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家们似乎应该在他们的教学、研究和政策设计中大胆接受并运用实验。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论证行为因素对个人食品消费的重要性。然而,当要解决饥饿、营养和肥胖问题时,食品政策往往被设计为瞄准总体水平的变化。这样的政策忽视了行为工具或效果以及它们潜在的对消费者的异质性影响。消费者经常且可预见地发生与经济学分析的标准假设相反的行为,以致他们会作出阻碍他们达成理性预期目标的决定。这种矛盾在消费者的食物决策及这些决策对他们健康的影响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消费者可能因为分心或迫于时间压力而在购买食品时运用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 作出不理性的决策。由于消费者的食物决策通常较少认知性涉入,设计为需要高度认知思想的食品政策(如脂肪税) 便影响很弱。因此,行为经济学的工具已经成为有效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的政策工具由于忽视了个体行为的影响可能无法达成目标,甚至适得其反。深入彻底地理解行为经济学对于制定有效的食品政策十分必要。

有些学者则关注使用保险合同来消除风险的行为,这些风险造成并维持了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村家庭贫穷的状况。尽管行为经济学实验发现了大量有关人们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如何决策的见解,但这些关于农业保险需求之见解的内涵却未被充分开发。通过最近两个测量农户行为背离期望效用理论预测结果之程度的田野实验,学者们发现相当数量的农民对保险合同中无担保的基准风险预测过度敏感,这导致他们偏离期望效用行为;事实上,保险费通常是确定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收益却是未知的和随机的。依照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更精心地设计指数保险合同,可以大幅度促进对合同的理解和接受,并最终促进更好的发展。

三、食品安全和营养问题

食品安全和营养问题(、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是历届IAAE大会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饮食营养的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紧密相连,包括农业转型、城市化、人口变迁和流行病学的转变( 由传染病向非传染性疾病转变)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饮食模式由普遍的营养不足,尤其是对儿童和妇女而言,转变为能量摄入过剩以及不断上升的肥胖率和健康食品的持续不足。与饮食有关的疾病依然是所有地区引发早逝和残疾的最主要原因。相关学者通过将100 余国家30 多年的饮食数据与范围广泛的其他证据相结合,利用普雷斯顿曲线的方法(、Preston Curve Approach),描绘了营养转变的特征及其与农业生产和食品环境变化的关联。有学者指出,印度一直是全球营养不良患病率的最大贡献国。尽管在该国有大量研究食品安全的文献,但与之相伴随的饮食结构的变化却没有得到较好的研究和理解。根据贝内特法则( Bennetts Law),当人们渐渐富裕后,他们便由简单的淀粉植物为主的饮食转换为更多样的食物摄入,包括一系列的蔬菜、水果奶制品,尤其是肉类。随着经济发展,印度人的饮食结构对油和糖的依赖性增加,且更加多样化。但尽管膳食质量得到了改善,这种改善却与水果、蔬菜、畜产品等产量的迅速增长不相当。另外,杂粮、豆类、蔬菜和水果等摄入量的减少,肉类制品和盐等摄入量的增加,以及由于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体力活动水平的下滑导致了肥胖、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亚临床炎症、冠心病等一系列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Diet-Relate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DR-NCDs )水平的逐步上升。因此,为能给孕妇、儿童和成人提供均衡膳食,防止DR-NCDs在印度的进一步蔓延,多部门协作的预防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而对于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而言,国际上的共识性定义来源于1996 年粮农组织粮食峰会: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健康而积极生活的膳食需要。而食品安全测量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也不断变化和进步。可得性、准入性、利用率和稳定性( Availability,Access,Utilization,and Stability) 是目前被广为认可的食品安全四大支柱。与会学者根据FAO的定义提出了一套与规模、时间、途径和结果(Scale,Time,Access,and Out-comes)有关的食品安全测量原理,并讨论了满足这些定理的数据挑战和它们之间在目前广泛应用的食品安全措施范围内的权衡,指出这些措施有不同的目标和受众。有关学者认为,关于发展弹性概念性和测量结果的最新研究进展可以一种满足所有四个指标的方式应用于食品安全测量,并利用肯尼亚北部5 年的纵向家庭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其可行性。这项新举措仍然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它在给定的规模上对于打破国家层面典型个人或家庭面板数据之可得性的现有限制是可行的。这是一个开发强有力的、公认的食品安全测量措施的好机会,同时也是一个通过运用加以改良的诊断、推理、预测和定位措施来改进食品安全规划的机会。

四、气候变化和农业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及其与农业的互动是近年来各国农经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经济和人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2013 年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1880—2012 年,全球平均地上气温上升了0.65 ~ 1.06℃;最近30 年,每10 年的温度都高于1850 年以后的任何一个10 年。全球变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极高”(IPCC按照发生概率区分使用了对可能性的表述:“高”的发生概率在60% 以上,“非常高”在90% 以上,“极高”在95% 以上)。由于气候始终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农业生产已受到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这直接影响到全球食品安全和粮食供应,特别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使得农业生产波动性加剧,甚至造成严重的农业灾害。

与会学者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学原因及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并综合考虑适时性、技术可得性、国际合作以及最重要的剩余碳排放及其对经济和政策决策之影响的严密性,聚焦政策选择和优化设计。如,制定长远战略使农业生产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寻求国际合作,转变生产方式,创新农业科技等。同时,为保证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对稳定性以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投资决策的规模和方向需要适当转变,由此产生的商机和经济发展机会不容忽视。相关学者回顾了识别推动农业产量的主要气候变量的统计研究,强调气候极端值的重要性,同时考虑了随气温升高而上升的臭氧污染的作用。未来的生产预测将利用可预见的气候变量的变化来模拟,并与近期气候变化趋势已经对农业产出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最终,产量的变化将转化为用过去和现在的气候冲击识别的价格使用弹性的变化。由于气候变化情况下产出有可预见的明显下降,农户可从价格上涨中获益来抵消产量不足的损失。在寻求促进气候变化的环节和农业领域的适应性举措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生态服务补偿(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是一种有潜力的政策工具。生态服务补偿将环境的外部性和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真实的经济激励给提供生态服务的当地行为主体,可以有效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服务补偿并不能无条件适用于任一环境问题的解决,而是被设计来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 那些由于在生态系统管理者看来很多利益是外部性而导致生态系统管理不善的问题。由于生态服务具有明确的空间性,缺乏空间差异的补偿必然导致效益损失。PES立足于受益者支付而不是污染者支付,所以当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是贫穷且边缘化的土地拥有者或强有力的行为者团体时显得更具吸引力。认真设计PES以实现有效性并符合成本收益是十分重要的。

五、变化的全球农业结构和农业土地利用:成因及后果

全球农业结构和农业土地利用的变化作为本届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各国学者的探讨主要着眼于从全球视角探索土地政策、变化的农地所有制和价值链开发之间的动态关系,并选取了中国、巴西和非洲三个地区进行重点研究。人们通常认为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缓慢,所以,尽管土地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农用地演变的关注却略显不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农用地的全球发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系统性地分析农用地全球分布的模式和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农用地面积在缩小,土地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则保持相对稳定,而在南美洲、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土地丰富的国家,农用地面积则迅速扩大。而从人均角度来看则有相当不同的变化路径:在更加富裕和商业化的农业系统中平均农场规模上升,而在相对贫穷和商业化不足的系统中平均规模则通常下降或保持不变。这些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资源禀赋(土地、水资源可利用量等)、人口因素(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激励措施(包括扩大贸易机会)和制度因素(尤其是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策)。

在中国,小规模的农户生产经营方式正发生革命性的转型。近年来大中型农场(成百上千公顷)在中国许多地区迅速崛起的新兴趋势不容忽视,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无声的革命,农业正由小规模农户为主的系统转变为多种类型规模经营、生产力更高、以拥有相对更高家庭收入的全职农民为特征的模式。土地流转市场的体制创新(通过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激活土地租赁市场),激励和加快土地整理以促进规模化经营的配套政策支持以及农业机械化服务是以上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农地经营模式的转型将对中国农业竞争力、食物安全和全球农产品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巴西,有学者利用1970 年以来的农业普查数据展示了该国农业用地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演变。基于20 世纪70年代盛行的相同的结构模式,巴西农业用地不断向东北部和亚马逊雨林地区扩张。农场的数量和不同规模农场的分布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而且,尽管巴西国内不同区域间差异显著,农场的平均规模却在近40 年间也保持了相对稳定。根据农场规模分类测量的农业产量和生产率显示,中等规模农场实际上是巴西一些重要地区的主导模式,即使是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言亦是如此。尽管平均生产率有差异,小型农场依然和中大型农场同生共存,“双型”农业依然存在,并且在时间上十分稳定。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正经历农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重大变化,这既是该地区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5 ~ 100 公顷规模类别的新兴投资农场迅速崛起,代表了2000 年以来非洲农场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中等规模农场的拥有者都是来自城市的专业人员或农村精英,其中许多人也是公共部门的雇员。“投资农民”数量的上升对区域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很难一概而论。许多投资者是农场活力、技术变革和非洲农业商业化的源泉。然而,在人口密集地区,投资农场的增长可能取代小规模农业社区农用地扩张的潜力。“投资农民”往往主导农场游说团体,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影响农业政策和公共支出中对农业的分配。六个国家(加纳、肯尼亚、马拉维、卢旺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投身农业的比例迅速攀升,约10% 的城市家庭拥有了10% ~ 35% 的总农业用地。在超过20 公顷的国有农场股份中,城市家庭占有了不成比例的大份额。农地所有权的快速变化也推动着农业技术(如机械化) 和农业价值链的相关变化。然而,目前收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农业数据的制度体系和方法系统性地缺失了这个领域最具活力的部分:新兴农民。而这需要新的抽样和数据收集方法来纠正。修正这个信息盲点对了解农业领域发生的事情和原因以及选择小农发展战略的可行性非常重要。

除了以上几个主题外,本届IAAE大会也将目光投向了其他重要的相关议题,与会代表在这个国际性的舞台上进行了充分的思维对话,内容涉及价值链、贸易、家庭福利、生物燃料、性别、教育等多个方面。综合起来,笔者认为,土地市场和农地制度改革、小农户与技术创新、食品营养和健康、农业信息化、实验室实验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等将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农经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