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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农村藏族妇女家庭分工与生态建设能力提升研究——来自川西北牧区的个案调查

作者:沈茂英 龙 涛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西藏研究》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12-24  浏览次数: 623

 家庭分工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定位,是社会分工在家庭层面的表现,也是社会性别分工在家庭层面的折射。在川西北牧区女性个案访谈中发现,藏族妇女是家庭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孩子和老人的主要照料者,是家庭食物和家庭能源的主要准备者,却是家庭资产管理的旁观者。藏族妇女家庭分工决定了妇女与周边的生态环境、生态资源有着完全不同于男性的认知与需求,决定了女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藏族妇女生态资源利用具有家庭院落与近院落特点,是生态资源利用与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结合藏族妇女家庭分工和资源利用特点,建议在生态建设项目、可持续生态资源利用、生态扶贫项目、教育培训以及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引入性别意识,提升藏族妇女参与生态建设与保护的能力。

关键词】农村藏族妇女;家庭分工;生态建设能力


一、研究背景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乡土农业社会,家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产的主要单位,通常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家庭手工业[1]。家庭分工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定位,是家庭劳动力合理配置的决策基础,是社会分工在家庭层面的反映。家庭分工不仅是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和劳动力配置,还是社会性别分工在家庭层面的折射。所谓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异于自然性别,这种关系在具体的情况下有其具体的内容,并经常随着变化的社会经济情况而有所变化。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家庭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等更主要地是社会的产物,是按照社会对男女两性的角色定位来进行的家庭分工。家庭角色分工是家庭成员地位的反映,妇女在家庭中的分工同样折射出妇女的家庭地位。

在藏族地区的农村,藏族妇女是辛勤的劳动者、无私的奉献者、贤德的妻子以及伟大的母亲。她们日复一日地劳作、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孝敬长辈。对藏区妇女家庭地位问题,有学者指出妇女在家庭内部事务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也有学者指出妇女在家庭经济事务上完全处于依附屈从地位。马提亚·赫尔曼斯在库库淖尔(青海湖)的藏族游牧地区了解到,女性在社会中分担了相当多的工作。她们照顾牛羊,负责挤奶、制作乳制品、收集作为燃料的动物粪便,烹饪、缝纫、编织、准备缝制衣服使用的毛皮。照顾孩子及其相关的工作也占用了她们大量时间。因此,在所有的家庭内部事务上,母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2]。而许韶明通过调查一个典型的高原牧区藏族村庄的“家庭经济和管理一项”发现,“家庭中重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均属于男人的‘专利’,女人似乎被排除到家庭经济和管理的中心之外。由此看来,所日村中妻子的地位在家庭中显然居于从属地位。”[3]无论是妇女对家庭食物的决定性影响还是妇女在家庭经济和管理的从属地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妇女是家庭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孩子和老人的主要照料者,是家庭食物和家庭能源的主要准备者。

妇女家庭分工和家庭角色定位决定了妇女与周边的生态环境、生态资源有着完全不同于男性的认知与需求,决定了女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对自然界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女性更接近自然,更适合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4]。妇女与生俱来的感性趋向也促使她们成为大自然的捍卫者,生态环保领域奠基之作《寂静的春天》的作者是一位女性科学家(蕾切尔·卡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概念同样出自一位伟大女性(布伦特莱夫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加快以及主体功能区制度的全面实施,家庭劳动力配置的理性决策拓展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农村人口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明显改变,女性人口、老龄人口和儿童成为农村人口的主体。川西北藏区农村劳动力亦开始乡城转移和跨区域转移,2009年起“9 3”教育加快了这一地区劳动力转移,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等生态建设释放的农村劳动力叠加,藏族村寨农村人口结构亦出现转变,呈现出“女性化、老龄化、儿童化”等特点、村寨留守妇女不仅要承担传统家庭分工,还要承接男性留下的农牧活动,成为村寨农林牧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森林、草地等资源的依赖性增加,成为生态建设与农村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

二、川西牧区藏族农村妇女家庭分工个案

川西牧区藏族农村还保留着“女劳男逸”的特征,藏族妇女除了传统家务活外还承担大量牧区家庭生产活动,如挤牛奶、下地干活、捡牛粪等。对此,红原县安曲镇下哈拉玛村书记极有感触地说;“我们(红原)牧区女娃儿很辛苦,我们牧区传统就是媳妇(包括女娃子)以家务为主,挤牛奶、家务活、拾牛粪等都是女人的事,男人做这些是要被笑话的。”“我们(丈夫)内心其实也希望做些家务,但我们这里的传统习惯就是男的不做家务、不挤牛奶、不捡牛粪、不编织帐篷等。我们都不做家务活,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着的。”在半牧区的松潘大寨乡水草坝村,妇女不仅要做家务活、挤牛奶,还要做农活、砍柴和运柴(用马驮运)、送饭(给放牧的家人送饭)。在松潘藏区,还有很多针对女性的禁忌,“忌男子背水、妇女耕地”“忌妇女杀生”“死者由男子抬送坟山,忌妇女相随。”[5]调研中还了解到,在农村藏族家庭妇女是不能进经堂与念经和尚交谈;任何时候家里做饭烧水都是妇女的职责。我们在大寨乡调研时,碰巧一户人家正在请和尚念经,因家中妇女都在城镇(该户人家在成都龙泉驿区办了一个专门生产佛像的工厂,在松潘办了一家经幡生产厂,家里9口人都在成都或松潘,我们调研时恰逢男主人回家请和尚念经)而雇请邻居女性专门给和尚们做饭烧水。在村寨集体活动室,年龄较大的男性聚在一起打牌娱乐,女性则在院坝准备饲料、打扫卫生、带孙子以及转经等。可见,女性的家庭分工更多是家务活、照料老(人)小(孩子)等。以下7例个案是我们对川西牧区农村藏族妇女的面对面访谈,基本上可反映女性的家庭地位与家庭分工。

个案1;已婚女性(红原瓦切乡),45岁,文盲(不识藏文,不会汉语),家庭人口5人(丈夫45岁,2子2女)。大女儿已婚并育1女,有自己单独的帐篷居住;2个儿子都在寺庙(其中1位是活佛);小女儿轻度聋哑。访谈对象和2个女儿每天的工作是负责家务活、放牧、挤牛奶。全家有300多头牦牛,其中产奶的牦牛有70多头,由访谈对象和大女儿负责挤奶,小女儿承担一部分家务活。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由丈夫负责购买,牦牛、酥油、牛奶等由丈夫负责销售,现金及银行存款等均由丈夫保管,只有丈夫知道家里有多少钱。要买衣服时就同丈夫一起到市场购买,平时一般不去县城。不知道草原生态奖补制度、退牧还草工程,也不知道家里的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款是多少。

个案2;老年女性(红原县瓦切乡),52岁,3个孩子,分别27岁(女儿,育有1子)、21岁(儿子,和尚)和16岁(儿子,红原藏文中学读书)。访谈对象与亲弟弟(50岁,未婚)生活在一起,户主是弟弟。访谈对象不识字,是大骨节病患者,还有腰疼病。大女儿不识字,为单亲妈妈。访谈对象正受雇于一藏家乐,月工资2000元(从2016年的6月份做到当年的9月份),负责厨房保洁、洗菜等工作。因为家里比较穷,访谈对象又不当家(家里的财务由弟弟管理,所有的现金收入等均由弟弟管),对家里的资金状况不清楚,对于承包草地的分布也不清楚(从雇主那里得知,她家属于联户草场,3户人家联合经营)。其女儿因带小孩而无法外出打工,在家里为弟弟做饭送饭和挤牛奶等。弟弟(户主)负责50多头牦牛的管护和家庭财产管理。

个案3;已婚女性(红原瓦切乡),32岁,半文盲(上过2年藏文学校,勉强会讲汉语)。目前在红原县丽湾酒店做服务员(一年有6个月时间在酒店打工,其余时间在家干活),育有1女(12岁,在红原县藏文学校念书)。访谈对象每月回家2次,每次回家都帮助婆婆做家务活、清洗衣服、挤牛奶等;丈夫在家放牧,管理家里的所有财产(包括现金和银行卡等)。访谈对象是2016年5月到丽湾酒店打工的(属于藏区产业扶贫项目),每月工资1800元左右,留下自己和女儿的生活费后就全部交给丈夫管理。在没有到酒店工作前,访谈对象在家负责家务活、挤牛奶等,家里日常收支(包括购买日用品)都由丈夫负责。访谈对象告诉笔者,要了解她家的收支情况、草地面积等,只能与她丈夫联系并留下了她丈夫的联系电话。

个案4;已婚女性(松潘大寨乡),44岁,文盲(基本不识藏文,汉语讲得也不太好),4个孩子、2个丈夫(兄弟共妻型家庭)。4个孩子中最大的24岁(儿子,中专毕业),大女儿22岁(大学生,西昌学院大三),小女儿20岁(大学生,西南民族大学大一),小儿子16岁(高中,红原县藏文学校读书)。一个丈夫(孩子们口中的叔叔)在村子里担任村主任(村长),另一个丈夫(孩子们口中的爸爸)在成都亲戚家开的工厂中打工。在外打工的丈夫很少回家(定期带工资回家,交给在家丈夫支配),村长丈夫每年有18000元的工资收入,兼在周边做零工(如修路、开面包车等等)。访谈对象负责做饭、下地干农活、洗衣、准备饲料、砍柴和背柴回家。全家耕地30多亩,80多头牦牛(交给家庭条件较差的姑姑放养),对林地和草地的状况不熟悉。家庭资产由丈夫管理,自己不清楚家里的资金状况。丈夫负责对外联系,购买家庭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自己的护肤品)。访谈对象一般不去县城购物,只有节假日与丈夫同去。访谈对象的智能手机是丈夫买的,孩子们教会她怎么用微信聊天,手机里存满了儿子女儿和大家庭的照片,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看看。

个案5;已婚女性(松潘县大寨乡),27岁(与丈夫同岁),文盲(自己没有念过书),育有2个孩子(儿子4岁,女儿2岁)。全家9口人,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丈夫是粉刷匠,在寺庙里打工,自己平时也跟着丈夫在寺庙做零工。访谈对象对家庭的资产状况并不清查,只知道耕地是8亩,林地面积和草场面积是多少不清楚。访谈对象早上7点起床做早饭,饭后随丈夫到寺庙帮忙,孩子由婆婆一个人带(婆婆还要收拾屋子、做午饭、下地干活等),下午干完活回家带孩子。在挖药的季节,访谈对象还要到山上挖药,一年有5000多元的挖药收入。家庭财务由丈夫一个人管理,自己并不清楚有多少财产。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多读书,能够走出去。

个案6;已婚老年妇女(松潘大寨乡),64岁,文盲,自述无文化无技能无收入,身体总体健康(左耳听不清),育有2子1女。大女儿37岁,已嫁到该乡的下泥巴村;大儿子34岁(未婚,驼背);小儿子25岁(已婚),大孙子2岁,小孙子1岁;2个儿子都是画师(藏族很重视室内外装饰,在墙壁、门上绘制各种图案、唐卡等)。全家耕地13亩,主要作物为莴笋、洋芋、青稞、胡豆等;还有100多头绵羊,由丈夫放养;1000多亩草场,每年的草原生态奖补资金为4000元左右;有退耕还林地2亩。2015年家庭总收入在30万左右,其中养羊收入1万多。家庭所有财产(包括2个儿子的工资收入)都要交给丈夫统一管理。早上7点左右起来,由儿媳准备早餐,自己帮忙照看2个孙子。在挖药的季节,25岁的儿媳还要到若尔盖县挖药和菌子,平时与儿媳一起负责耕种13亩地和家务活。访谈对象家是村子里较富裕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2个儿子的画师酬金。他们家女性也很辛苦,挖药、捡拾菌类、砍柴、下地干活等都由女人完成。

个案7;已婚妇女(松潘大寨乡),43岁,文盲(没上过学,无技能),丈夫45岁,生育2个儿子,大儿子21岁(初中未毕业,在西藏昌都打工),小儿子19岁(初中毕业,入拉姆寺出家)。访谈对象完全不清楚家里的耕地、林地、草地等资源数量。访谈对象早上7点左右起床,准备早餐,收拾家务,下地干活;然后是准备午餐、收拾家务、准备饲料;准备晚餐,收拾家务;晚上9点左右睡觉。丈夫平时在寨子周边打零工,自认为是家里唯一无收入来源的人。家庭所有财产由丈夫统一掌管,从不过问,只管埋头干活。

从上述7例个案来看,访谈对象年龄从27岁到64岁,均为已生育女性,其中一位牧区女性没有丈夫(与自己的弟弟生活在一起,类似于走婚家庭),一位是兄弟共妻(一妻多夫),基本涵盖了牧区半牧区藏族成年女性的婚姻类型和家庭结构(既有核心家庭,也有大家庭)。这些女性的基本特征是;一是家务劳动和家庭生产的主要承担主体,负责全部家务活和大量家庭生产劳动(下地干活、挤牛奶、院落蔬菜生产等);二是男性控制(支配)家庭资产(特别是财务),男性负责日常用品购买与畜产品交易,女性在家庭财产和资金的支配上处于从属地位和旁观角色;三是女性对森林草地等资源缺乏面积和数量概念,对于生态建设项目知之甚少,不清楚各类补贴的金额以及构成;四是家庭物资买卖完全不问(或者说没有权利管理),男性控制着家里的财务大权;五是将家务劳动和下地干活等视为没有收入,2位女性都提到自己是家里面唯一没有收入来源的,她们从事的家务活、农活、带孩子等都不产生经济效益,自认为是家里没有收入的人。

三、藏族农村妇女家庭地位与生态资源认知能力

妇女家庭地位就是指妇女对家庭资源的占有与支配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威望与权力,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状况的反映[6]。从家庭地位的定义来看,上述案例中无一例外的女性都缺乏对家庭资源的占有与支配地位,均未获得基于占有和支配基础上的威望和权利,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不平等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女性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和稳定作用。女性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劳动,是家庭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没有女主人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也是极易陷入贫困的家庭。我们入户调查的有户贫困户,贫困原因是缺乏增收渠道(为松潘县检察院对口扶贫的一般贫困户)。该贫困户家庭人口2人,60岁的母亲(不识字)和30岁的儿子(小学毕业),有耕地10亩、耕牛2头、绵羊50多头、牦牛20余头。仅从资产来看,人均耕地5亩、耕牛1头、绵羊25只、牦牛10头,不属于资产性贫困。为什么这户人家还是一般贫困户?重要原因之一是家里没有女主人,男主人单身而缺乏责任担当,挣多少用多少(家里住房是政府修建的)。在上述7个案中,除个案2相对特殊外,其余家庭均非贫困户,也非人均资源占有量最多的家庭,但在这些家庭中均有女主人,女主人是家庭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女性是家庭院落资源的实际支配者,院落是家庭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农半牧区的大寨乡,藏族的住房较独特,每家每户都有院门、院坝和房屋,都是相对独立的小院落。院落内既有硬化的院坝,还有种植蔬菜的自留地、香炉(每天早晨要烧柏香,一般由男性承担)以及住房,一个院落面积有500平方米左右。院落内活动由室内和室外活动组成,室内活动包括房屋卫生、一日三餐、准备食物、照顾小孩、准备饲料等;室外活动包括院坝卫生、种植蔬菜、晾架晒粮、每日烧柏香等。从入户情况看,半牧区藏族家庭房屋面积大、房屋功能各异,大多数家庭仅厨房就有两类(常用厨房和节假日使用厨房),劳动强度大。在牧区红原瓦切乡,夏季游牧而冬季定居(近年来藏区牧区新居建设力度加大,瓦切乡政府所在地已经建成为一个大型集镇)。夏季游牧时,女性跟随丈夫居住在帐篷里,挤牛奶、做饭、洗衣、放牧、拾牛粪等,对草场状况有很深的了解;冬季,牲畜全部转场到冬季牧场,一家人居住在定居点,女性做家务、照料暖棚中的小牛犊等。

藏族女性是耕地森林草地资源的实际利用者。访谈对象提及最多的生产劳动是挤牛奶、下地干活、砍柴、照顾小牛犊等。也就是说,半牧区耕地是女性最主要的工作场地,青稞、小麦、胡豆等是耕地的主要产出物,收割、晾晒、脱粒等由女性承担。近年来推广蔬菜种植,蔬菜田间管理较粮食作物劳动量大,女性从栽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等全程参与,增加了女性劳动强度。此外,女性还要准备过冬的薪柴、马饲料、耕牛饲料等。大寨乡冬季漫长,客厅炉火(烧柴)整日不间断,一家人围炉取暖喝酥油茶,薪柴消耗量大。在纯牧区,妇女一大早就起床挤牛奶,产奶牦牛越多挤奶任务越重。案例1访谈对象每天早晨4点起床挤奶直到中午后,期间还要准备早午餐,工作强度大。案例5访谈对象和案例6的媳妇,还要同男人一道跨区域挖药材和捡菌类。藏族农村妇女实际上是耕地森林草地等资源的实际利用者,具有较强的家庭生计资产利用能力。

女性家庭财产管理权的旁观地位与藏区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男性对财产的控制分配既是父权社会的象征,也体现出男性的责任和担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女性在家庭中的稳定地位。在入户调研的8户人家(有2户未进入案例,这两户都是相对富裕且平时未在村寨生活)中,女性虽然不清楚家庭中的资金状况,但被访谈的女性对家庭现状满意度高,对家庭资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也比较满意,没有明显的从属地位和依附感觉。川西北牧区农村藏族家庭一般不分家,有长子(长女)留家习俗,核心家庭比较少(在入户调研的家庭中,下哈拉玛村一户核心家庭也由未成家的儿子管家,该家庭3个儿子,2个在寺庙做和尚,小儿子留守在家,50多岁的父母都把管家的权利下放给小儿子),由家中男性管理家产比较容易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分家往往被藏族视为家庭败落的表现。在大寨乡调研时遇到一户有4个儿子的家庭,3个儿子都留在村上并分家各自生活,3户也是全寨子的贫困户,邻居认为是分家造成了家庭财产的细碎和贫困。

女性对耕地林地草地等缺乏面积概念与项目概念。女性在家庭劳动分工如做家务活、照料老人、病人和孩子以及准备家庭食物等,使女性对周边自然环境的认知完全不同于男性。女性所理解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她可以利用和影响的区域,她可能不知道具体面积是多大,但她可能很明确地说出如何使用林地与森林,什么时候砍柴、挖药、捡菌类等;她可以不清楚耕地面积是多少,但她能清楚地表述地上的主要作物、收获季节和收了多少背篼等。妇女可以利用的森林、草地资源都是在家附近的,以她一天可以往返且能做家务、看孩子为主。由于女性的这种角色分工,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加密切,而男性则更多远离自然环境,外出打工成为更多男性的选择。即使在川西北高原的牧区与半牧区,男性外出打工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多,女性更多是留守农村。女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与利用强度高于男性。但女性在家庭层面与社区层面的决策参与缺失,影响到女性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对保护与生态建设项目的认知。在社区层面,女性缺乏参与决策机会,社区里的各类会议由各家户主或者男性参加,女性极少参与村寨内的各种会议。但相关研究指出,在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同时扮演了农业生产者、子女教育者、老人赡养者、人情维系者、社区参与者等多重角色”[7],俨然已经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主体,她们参与农村环境保护是其作为农村环境受益者对自我利益的保护[8]。

女性文化素质偏低,从业相对单一,社会关系简单。访谈对象均位于交通相对便捷、区位条件较好的乡镇府附近,接受访谈的女性基本上为文盲或者半文盲;在区位条件较差的闭塞村落,女性文盲比例还会更高,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女性管理和支配家庭资产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女性对家庭的关注度远高于女性对外界的关注,女性更多表现出自抑、自卑、封闭、依附被动等性格,角色定位使其局限于生育和养育功能,家务劳动、下地干活、砍柴背柴、准备草料等是女性的主要活动。年轻已婚女性有机会随丈夫在本地打打零工,或者到山上挖药(冬虫夏草、贝母等),还有一定的跨区域流动经历;年龄偏大(40岁以上)的女性则完全呆在村子里,围绕锅台院坝转,基本没有机会走出村落,只有在重大节庆才可能走出村落看看。缘于此,这些女性基本不具备家务劳动和下地干活以外的技能,缺乏在城镇生存的基本技能,社会网络关系极为简单。

四、提升牧区藏族农村妇女生态保护能力的几点建议

女性生态主义认为,女性对自然界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比男性更亲近于自然,对待自然更为友好,女性在生态建设与保护中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妇女是生态价值观的宣传者、“生态家庭”的塑造者、社会环境的建构者、自然环境的维护者[9]。上述访谈个案虽然在家庭决策和家庭资源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权利缺失,但并不影响女性对庭院生态资源、农田生态、森林生态、河流生态以及草原生态的利用和关注。森林、草地、庭院、河流与女性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且,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多、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增加以及藏区“9 3”教育的推行,留守村落的群体越来越呈现以中老年女性和老龄男性为主的特点。妇女家庭分工让女性对家庭生态资源的利用更充分,认知水平更高,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高于男性。

川西北藏区生态建设项目是投资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项目,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自然村落、每一个行政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一项或多项生态建设与保护项目。诸如《藏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2011—2030)》、草地沙化治理、草原生态保护奖励制度、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都不同程度涉及到每个村甚至每个家庭,项目实施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对草地、森林、耕地的利用。项目家庭不可避免地针对生态建设项目及其影响而做出生计策略调整。藏族牧区农村妇女与生态资源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生态建设项目必须正视女性的需求和参与。在若尔盖县沙化治理宣传图片中,沙化治理的实际参与者是妇女群体,退耕还林地的实际管护群体是妇女,天然林资源的实际利用群体更多是妇女。因此,从家庭分工视角和生态环境保护视角,提高女性的参与能力,给予女性群体更多资源利用和保护权利,对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均有显著效应。

一是在生态建设项目中引入性别意识。无论是社会分工还是家庭分工,均存在着明显差异,女性和男性由于角色定位而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存在差异,牧区半牧区女性的活动范围较男性更小,与活动范围的生态环境联系紧密,对这类生态资源利用和保护有着独特的需求。村寨周围生态环境保护是关键,也是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因此,应根据女性独特的资源利用行为和活动特征,在生态建设项目中引入性别意识,提高妇女在生态建设项目中的参与度。在退耕还林、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天然林保护等与家庭和女性资源利用行为密切相关的项目中,引入性别意识,提高女性对项目的知晓度,适应女性需求和期望,对女性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开展针对女性的相关培训,如林下养殖活动培训、退耕林地的管护培训等。同时,加大对女性群体的项目宣传力度,使女性能够了解周边正在实施的生态建设项目、自然保护区项目等,提高女性对项目的知晓度。

二是在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引入性别意识。牧区半牧区生态资源富集,可持续利用生态资源是生态产品持续供给的前提。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利用,生态退化的关键和核心是人类不合理利用。将不合理利用变为合理和可持续利用,是生态建设项目的目标之一,也是绿色发展的基本手段。因而,为配合生态建设项目实施,为解决项目实施区的可持续生计,配套实施了林下资源开发、退耕还林后续发展以及生态旅游等持续利用生态资源的项目支持。在这些项目中,要针对女性独特的家庭分工和活动特征,在制定项目计划时吸收国际项目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取得成功的经验,从满足各类主体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和实施项目。如对项目的实施者进行社会性别培训,借助项目建设促进藏族妇女可持续资源利用能力提升。

三是在生态扶贫项目中引入社会性别意识。世界上环境恶化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困,解决方法跟人口过剩解决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要增加财富,因为人们富了之后,就能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他们居住的环境了。川西北藏区是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地区的贫困对女性群体影响尤为严重,特别是女性群体缺乏流动经历和文化素质较低,在村落之外获取生存发展的能力受限。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10]。无论是从生态还是从扶贫视角,都不能忽视女性群体的需求。可在扶贫项目中,引入社会性别意识,针对女性的家庭分工和社会分工,提供能够兼顾生态建设与扶贫的发展项目,提高女性群体的持续发展能力,拓宽女性群体的就业渠道。

四是在农村教育培训中引入性别意识,开展针对女性的培训活动。牧区成年女性的文盲半文盲率高,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利于女性自身发展,也不利于女性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应依托妇联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村委会等,针对女性的劳动时间和活动特点,开展形式多样且易于被妇女接受的各种培训,提高农村藏族女性的文化素养。在社会公共管理和社区组织建设中,引入社会性别意识,提高藏族妇女在社区公共服务管理中的参与度,增强女性在社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0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92.

[2]王天玉.藏族女性的角色与地位;文献回顾与研究展望[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3—139.

[3]许韶明.差异与动因;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兄弟型一妻多夫制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88.

[4]M.Kheel.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A]//in Reweaving the World;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ed.By I.Diamond&G.F.Orenstein,Sierra Club Books,1990.

[5]松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松潘县志(1991—200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454.

[6]王金洪.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对拉萨市与山南地区200户家庭的调查[J].民族研究,1999(3);22—32.

[7]梁振华,齐顾波.村庄虚空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多元角色分析——基于河南范庄的个案研究[J].西北人口,2013(5);103—107.

[8]张寒.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环境权益保护问题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0(1);96—99.

[9]陈登源.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自生态女性主义的启示[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1—25.

[10]郭佩霞.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6);37—41.

注释

(1)(1)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概念出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作者为挪威首位女性首相布伦特莱夫人。

(2)(2)资料来源于2016年6月下旬在红原县下哈拉玛村调研时对该村书记的采访。

(1)(1)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川西传统牧区有先谈恋爱并生下小孩再结婚的习俗。婚前女孩在娘家居住和生孩子,在孩子1岁前再结婚并到夫家居住;如果两个人合不来就不结婚,男方也不需要承担小孩的抚养责任,孩子由母亲和舅舅抚养。访谈对象的大女儿就属于生完孩子后与孩子爸爸感情不好而没有结婚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