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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维吾尔族妇女个人事务决策权及家庭地位研究——以新疆伽师县为例

作者:殷 琼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民族论坛》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12-27  浏览次数: 1204

【摘 要】妇女家庭地位变量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它的测量不仅仅涉及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包括妇女对个人事务的决策权。新疆伽师县农村维吾尔族妇女对个人事务的决策权与丈夫相比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外出务工的决策权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比其丈夫的影响力更大。

【关键词维吾尔族妇女;家庭地位;个人事务决策权;社会舆论


一、概念界定

地位是一个人在各种场域中的位置,每个人会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家庭等多种场域中占据多重地位。每一个地位都与一个或多个角色相联系。角色是社会对拥有某种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我们拥有某一地位而扮演某一角色,可见角色是地位的动态的一面。但人们承担与角色相关的责任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反映的是角色表现。[1]在这个意义上讲,角色是地位的具体化。根据获得方式划分,地位包括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根据社会认可程度划分,包括首要地位和非首要地位;根据所处的社会组织层次划分,包括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妇女的家庭地位是相对于宏观社会地位而言的微观层面,是社会地位的反映,主要通过与男性成员的对比而定性。农村维吾尔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是指已婚农村维吾尔族女性相较于其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

妇女与其丈夫在家庭中的决策能力,或者说话语权的差异,能够通过各自的角色扮演而体现来。家庭中需要决策的事务大致分为涉及家庭所有成员生活、学习、工作及发展等方面家庭事务,以及仅仅涉及妇女或其丈夫自身在前述方面的个人事务。本课题以个人事务决策权为考量重点,综合分析农村维吾尔族妇女在涉及自身生活、学习、工作及发展等方面的决策能力、影响决策的因素及决策效果。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和假设

对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妇女的家庭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有利于改善妇女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提高妇女学历与个人收入有助于提高妇女对个人事务的决策权。从总体上看,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家庭地位与男性相比存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妇女个人事务的决策权方面,尤其是妇女个人消费、娱乐活动、外出务工的决策权。其影响因素很多,一方面是微观个体层面相互关联的三个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南疆农村维吾尔族聚居村落依然带有浓厚熟人社会的特征,社会舆论对个体行为影响显著,特别是对妇女个人事务决策权影响很大。

(二)个案的选择与问卷发放

已有的研究指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妇女家庭地位产生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妇女的家庭地位相对更低。在新疆,南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北疆。伽师县地处新疆南疆喀什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结构或者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具有新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征的代表性。因此本课题组选择地处南疆的伽师县[1]作为个案,在该县所辖3个乡的已婚妇女中随机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80份。

(三)概念的操作化与统计分析

已有对妇女家庭地位的研究大多涉及妇女家庭政治地位(生育决策及孩子教育等)和妇女家庭经济地位(妻子收入及家庭经济决定权等)两个组成部分。[2]

刘启明提出了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5个指标:收入管理权、收入支配权、消费决策权、对子女前途的发言权、生育决策权。并引入了地区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指出真正反映女性家庭地位的指标应该是女性在家庭中和男性相比自由支配时间的程度。[3]唐永霞认为,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与全国平均水平值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有:思想观念的滞后、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独立的缺失。[4]

女性收入提高是否就有助于提高其家庭收入支配权呢?我们调研的南疆维吾尔族家庭中的情况也并非如此。巴仁乡女性外出打工的收入甚至成了部分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这无疑提高了她们在重要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但调研发现,她们并没有因此拥有了家庭经济的支配地位,家庭决策权还是在父亲手里掌握着。[5]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对于妇女家庭地位的衡量,个人事务自主权是重要的维度。男女在个人消费、工作/学习及资助自己父母等个人事务方面有自主权的也分别接近八至九成,其中妻子可自由抉择的低于丈夫,尤其在外出打工/学习方面缺乏自主权的达三成。[6]妇女家庭地位测量应关注如下两个侧面:一是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二是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7]

综上述,妇女家庭地位变量主要涉及家庭政治地位、家庭经济地位和个人事务决策权三个维度。

本次研究将从个人事务决策权维度对妇女家庭地位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变量的测量分为经济和其他两个方面,重点考察妇女相对于丈夫在个人事务决策权方面的差异,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指标:丈夫意见对妇女每年个人衣着服饰方面消费金额的影响(分值最小1,最大7。以下涉及分值的,都如此设置);丈夫意见对妇女个人衣着服饰消费风格的影响;妇女和丈夫每天承担家务劳动的最少时数;妇女和丈夫每周的娱乐次数;外出务工方面妇女自身意愿的相对影响力(主要通过与丈夫、邻里、汉语水平、就业机会4个因素相比较而确定)。

通过描述统计,概括样本的基本情况,运用等级相关分析,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影响农村维吾尔族妇女个人事务决策权的各种因素。

四、样本概况

样本中维吾尔族农村妇女40岁以下的妇女居多,占比约为61.9%,40岁以上的妇女占比约38.1%,丈夫年龄总体大于妇女年龄。学历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7类,妇女学历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约90%,且和丈夫的学历差异不显著。

样本中妇女职业主要有农民、个体、护士及教师4类,以农民为主,共计548人,占比94.5%;个体、护士及教师分别为15人、4人、13人。婚前收入最低100元/月,最高3500元/月,平均468.62元/月。婚后月收入最少仍为100元/月,但最多可达5000元/月,平均579.14元/月。最高收入的标准差远远大于最低收入的,说明前者分值分布比较分散。

五、统计分析

(一)丈夫对农村维吾尔族妇女个人事务决策权的影响分析

1.丈夫对妇女个人消费方面的影响较小。

妇女婚前衣着服饰消费与婚后消费金额差异不大,妇女婚前衣着服饰每年消费均值约463.79元/年,婚后约505.52元/年。在衣着服饰消费的金额方面,丈夫意见的影响并不大,均值大约2.2。通过等级相关分析发现,丈夫意见对妇女婚后与自己朋友见面、玩、吃饭等个人娱乐方面的消费影响也不大,均值大约2.4。这些指标说明丈夫对妇女个人消费方面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妇女基本可以自主决定这些事情。

2.丈夫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明显多于妻子。

在家务劳动中,妇女的责任更大,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远远少于丈夫。妇女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数约为3小时,丈夫约为半小时。与承担的家务劳动时间差别相对应,丈夫每周独自娱乐的次数约为妇女的2倍,丈夫和妇女每周独自娱乐的次数分别为4次与2次。

3.妇女自身意愿对自身外出务工方面的影响最小。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出务工方面,妇女自身意愿的重要性均值约为3.96,排在末位。丈夫意见的重要性均值约为4.61,比妇女自己的意愿更重要,但也不是最主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汉语表达能力,均值约为5.47,排在第二位的是邻里的态度,均值约为4.95,排在第三位的是就业的机会,均值约为4.91。显然,妇女自身意愿对外出务工方面的影响力相对最小,汉语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是制约妇女外出务工的重要客观因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邻里态度对妇女外出务工方面的相对影响力仅次于汉语表达能力。这说明农村维吾尔族妇女外出务工的选择,受到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很大。据了解,当地社会舆论对妇女平时生活中的言行高度关注,而对妇女外出务工这一重大行为的影响力更大,主要体现在对妇女外出后的品行进行无端猜测或横加指责,给妇女及其家人制造了压力。这极有可能会影响家庭和睦,因而妇女外出务工的态度非常谨慎。

(二)学历和收入对农村维吾尔族妇女个人事务决策权的影响分析

1.婚后月收入对个人消费方面的影响显著。

将妇女婚后月收入按照每千元一个刻度转换为100-900、1000-1900、2000-2900、3000-3900、4000-4900、5000以上6个等级的定序变量,将妇女婚后每年衣着服饰消费由数值型变量转换为100-400元、500-900元、1000-2000元、2000元以上4个等级的定序变量,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发现,维吾尔族妇女婚后个人收入与每年衣着服饰消费金额正相关,Gamma系数值为0.551(显著性检验<0.05),说明收入越高,衣着服饰消费的金额也越高。妇女婚后月收入对个人娱乐消费影响也很显著。将妇女自己每年同朋友见面、玩、以及吃饭等娱乐消费金额分为100-900、1000-1900、2000以上三个等级,与个人收入的6个等级进行等级相关性分析发现,妇女的婚后月收入与婚后个人娱乐消费高度正相关,Gamma系数值为0.797(显著性检验<0.05)。前述统计结果说明同样是农村妇女,收入越高,在消费方面个人决策权越大。

2.妇女学历和婚后月收入差异对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影响很小。

将妇女学历和收入分别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发现,妇女学历和收入上的差异对妇女可自由支配时间方面的影响很小,且差异不显著(显著性检验>0.05)。也就是说,无论学历和收入高低,妇女都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3.妇女学历、婚后个人收入与邻里态度的影响力呈负相关。

将妇女学历、个人收入与邻里态度的影响力,分别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发现,前两个变量与后一个变量都呈负相关,Gamma系数值分别为-0.199和-0.154(显著性检验<0.05)。说明学历越高,个人收入越高,在外出务工方面受到邻里态度的影响相对越小。

(三)妇女学历与职业的相关分析

将妇女学历与职业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发现,学历与职业正相关,Gammer系数值为0.925(显著性检验a=0.00)。进一步将妇女婚后月收入与学历进行等级相关性分析发现,学历和收入正相关,Gammer系数值为0.771(显著性检验<0.01)。说明妇女学历越高,职业选择范围更广,收入也越高。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从总体看,农村维吾尔族妇女相对于其丈夫而言,在个人消费方面受到的约束较小,有较大的决策权。这主要表现在维吾尔族农村妇女的虽然平均收入较低,但在个人衣着服饰和娱乐活动的消费方面妇女并没有受到丈夫太多制约。不过妇女也没有因为收入差异而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方面比丈夫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而且在外出务工问题上受到社会舆论影响比较大。这是因为乡村维吾尔族社会基本上仍旧是熟人社会,传统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仍然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女性产生制约。

但妇女学历、职业和个人收入是影响妇女家庭地位的重要因素,影响妇女在衣着服饰和娱乐活动方面的消费水平,也影响妇女思想意识的独立性。这表现在学历越低,收入越低的妇女,在类似外出务工的个人重大事务决策方面,更多受到以邻里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压力的影响。另外,学历和个人收入正相关,农村维吾尔族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限制了就业机会,不利于她们通过外出就业增加个人收入,提升个人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要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为妇女提供专门的语言培训。汉语交流和掌握相关劳动技能是农村维吾尔族妇女克服交流困难和畏惧心理,走出家门外出务工基础前提。纵使培训后的农村妇女没有外出务工,掌握了一定汉语交流和劳动技能的农村维吾尔族妇女在家庭中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时,也可以帮助其他家庭成员学习汉语,提高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最终促进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在南疆的很多退休干部,尤其是一些维吾尔族老干部,既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又有较高的政治素养,是一批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政府可以鼓励社区牵头,组织社区当中离退休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在校大学生、及其他有能力的、有热情的社会人士,在社区开辟学习场所或借用中小学学校的资源,在合适的时间为妇女提供免费培训。

第二,针对当地的就业机会,对妇女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并加强宣传工作。农村维吾尔族家庭普遍有3个孩子,仅仅依靠男性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开销,很难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很难改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伽师县样本中约85%的妇女月收入不超过900元,经济上对男性严重依赖。为提高妇女的就业率,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工作会议明确将棉纺织业作为发展重点,实现“百万人就业目标”,由此展开的针对妇女的技能培训全面铺开。但妇女接受技能培训仍然受到家务劳动、社会舆论以及其他原因的制约,因此县、乡镇、村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还应当继续加强对适龄妇女及其家属进行专门的宣传、鼓励和动员工作,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三,增加对中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提高妇女的学历。教育最深层次的功能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而其最直接的功能就是对人社会化的功能,使个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现状,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革,在社会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前述调查结果也揭示维吾尔族农村妇女的学历与职业正相关。

新疆的南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相对更少,思想观念也相对落后,尽管大多数家庭都接受教育能改变命运的观念,而且非常担心孩子弃学走向社会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走入歧途。但一些贫困家庭,还是同意孩子弃学在家帮助务农,或早早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据有关数据显示,2014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基本实现14年免费教育。但是对于提高妇女地位和就业机会来讲,仅仅是高中毕业还不够。走访中我们了解到,该县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对自身能力评价比较低,甚至对于接受免费语言和技能培训的勇气都没有,认为即便通过免费学习,自己也很难达到最低要求。受教育水平低不仅从客观上妨碍了妇女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还从心理上限制妇女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不容易辨识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因而承受更多社会舆论的压力,妨碍妇女追求更好就业机会的主动性。

最后,先进文化价值观引领社会舆论。文化,尤其是宗教对妇女个人事务的决策权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受到宗教的影响,在伊斯兰社会,人们认为古兰经给妇女指定了最适宜的位置——家庭,当好妻子和母亲。而且妇女的行为举止关系到家庭和伊斯兰教的荣耀。[8]在这种观念下,妇女的外出就业行为和道德评价产生了必然联系,必然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要打破这种压力,需要用先进文化价值观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可以通过乡、村基层社区民主活动,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普及新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阐明外出就业与道德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的道理。从人的内心改变对妇女外出就业的认识。同时,还应当通过各种学习和宣传,让农村维吾尔族社区的所有居民都充分认识到男女平等的真实含义;认识到改善妇女地位和生存环境不仅对妇女有益,更是对整个家庭有好处;要让广大维吾尔社会接受妇女是参加社会事务、投身经济活动和推动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等新观念。

总之,维吾尔族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量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它的测量不能忽视妇女自身对个人事务的自由决策权,更不能忽视社会舆论的影响。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必须从改善社会环境和塑造社区正确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力。


参考文献

[1][美]尼霍尔.本诺克拉蒂斯.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M].黄剑波,张媛,谭红亮,.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82-85.

[2]韦惠兰,杨琰.妇女地位评价指标体系[J].兰州大学学报,1999(2).

[3]刘启明.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研究及成因探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3(5).

[4]唐永霞,罗卫国.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J],2014(8).

[5]王平,阿达莱提·图尔荪.新疆维吾尔族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喀什地区疏勒县巴仁乡的调查.晋阳学刊[J],2013(6).

[6]徐安琪.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浙江学刊[J],2004[J](2)

[7][8]范若兰.试论文化传统对妇女解放的影响--以西方女权运动、伊斯兰女权运动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J],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