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 推荐书目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985-1945)

作者:裴宜理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7-12-28  浏览次数: 1666



内容简介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为第一部,是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成名作。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贫困地区100年来的农民反抗运动,主要围绕三大事件展开论述,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


作者简介

裴宜理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1969年,裴宜理毕业于纽约的威廉·史密斯学院(William Smith College),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亚里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华盛顿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她从事教授职务已有10余年,是在华盛顿大学开始这一工作的。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反抗序幕:淮北的环境

地理

人口密度

种植模式

农业产量

土地占有情况

商业

政府与税收

生活标准

淮北农民的心态

第三章 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通常的治家策略

侵略性生存策略

掠夺性策略

防卫性策略

结论

第四章 从掠夺者到叛乱者:关于捻党的个案研究

捻党的起源

早期捻党的宗旨与活动

捻党与政府的关系

走向叛乱

捻党叛乱的组织

为生存而发起的叛乱

掠夺性叛乱的局限性

结论

第五章 从防卫者到叛乱者:关于红枪会的个案研究

红枪会的起源

早期红枪会的活动

走向叛乱

红枪会与政府的关系

信仰和仪式

组织

结论

第六章 叛乱者遭遇革命者:淮北的共产主义运动

淮北地区共产党活动概况

双方都要打击!

共产党发动群众的方式

结论

第七章 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参考书目

索引


双重压力和暴力循环中挣扎与苦斗的农民

——读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马 跃


【摘 要】通过裴宜理对淮北农民生存状况的描述,我们看到,农民面临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双重压力,不得不采取通常的和特殊的生存策略,包括集体暴力的形式;但集体暴力只能引起暴力对抗和暴力循环;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改造和消除了这种暴力及暴力产生的土壤,使淮北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

【关键词】双重压力;生存策略;暴力循环;共产主义革命


一、生存环境: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农民为什么叛乱?绝大多数研究农民叛乱的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但无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只有一部分农民发动叛乱,而且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里,叛乱才频繁而持久地发生。土匪的分布也是地区性的。因此,农民叛乱肯定与特定的生态环境有关。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中,运用生态学方法,把农民叛乱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宏观系统中,通过对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的个案分析,揭示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农民叛乱之间的直接关系。

淮北因旱涝多发和地瘠民贫而闻名。滔滔洪水动辄夺去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性命。洪水过后干旱、蝗虫之灾,此起彼伏,形成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人们被迫逃离家园。因为缺乏有效的水利系统,低洼地只能种植高粱这种低产耐涝的作物。低劣的道路、战争和匪患成为商业发展的桎梏,商业不发展又加剧农业和手工业的萧条。

淮北农民还遭受社会政治结构的压迫。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遭受土地不足的困扰,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度相对较高。“凤台县超过84%的家庭、亳县超过72%的家庭都缺乏最低的土地数量以维持生存。……在亳县,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他们占有的可耕地数量占到了该县的三分之二。”[1]36因土地贫瘠,土地租佃水平较低,短工多,长工少。农闲时,许多农民找不到做工的机会。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大小小的战争一再改变着淮北的命运。“自有记载的人类活动到1949年,在中国国土上发生了难以计数的大小战争,较为著名的战役有200多次,而发生在淮河流域的则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淮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政府在此布置了许多军事力量,但没有给当地居民提供安全感。淮北人口的高度变动性,使得政府根本无法在这里加强控制。

政府有时候也成为掠夺者。“民国时期,因为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竞相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榨取税收,淮北农民的负担又一次大大增加。许许多多的额外负担被增加到土地税里,迫使地主和自耕农走上抵抗之路。1920年代和1940年代红枪会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沉重的苛捐杂税而引发的。”[1]50

面对自然,淮北农民心生畏惧。裴宜理没有详细论述产生这一心态的原因。事实上,淮北农民改变不了淮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一是治理工程的巨大性。淮河跨越三个省,其支流众多,流域面积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没有千百万人的大联合,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二是水利工程的整体性。在漫长的淮河大堤上同时修筑和防御,才能发挥防洪作用。此地修筑了,彼地不修筑,彼地决口的洪水照样淹没此地。

超大规模的联合不是地区性集团所能胜任的。农民帮派多不过万人,其目的不在治水,并且帮派之间不能真正联合起来。王朝政府可以组织治水工程,但其提供水利、道路、公共安全、救济等公共产品的状况呈现周期性变化。近现代,国家衰微,军阀蜂起,人们忙于争夺政治和军事权力。淤泥在河床中不断积累,地方官员不提供必要的疏通维护。

淮北农民和传统农民一样,至多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业,而不是改变社会政治结构。“因为生存策略牢固植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叛乱不可能去干预业已存在的社会秩序。……在这些活动中,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基本经济结构或者政治结构的意愿。”[1]263即使夺了天下,不过实现人事更新,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会按照原来的模样再生出来。不仅如此,而且走向反政府的叛乱也是迫不得已的。淮北农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存环境问题,只能在战争、匪患和自然灾害的蹂躏下以特有的方式在生存线上挣扎和苦斗。

二、生存策略:挣扎和苦斗在生存线上的淮北农民

如此恶劣环境下,裴宜理发现,既无业可就又不得温饱的淮北居民通常所采取的治家方略是控制家庭人口、借贷、举家迁徙和异地就食。这些策略又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残杀女婴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不能娶妻成家的男性多达20%。”[1]64一大批光棍汉成为淮北掠夺式和防卫性活动的主要后备军。为度过生存危机,许多家庭被迫借钱借粮。但举债只能延缓痛苦,而不能消除痛苦,由于本利的翻滚使农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流动是淮北农民的生活方式。有时遇到突发性自然灾害,甚至全村集体撤离。“无论是灾年、平年、丰年,农闲时外出逃荒——实为备荒,已成为淮北人的习惯。”[3]南方的城市化进程也吸引大批淮北人背井离乡去寻找临时性工作。未婚青年男性构成移民的主流。“实业部在1935年发表报告称,50%的皖北农民因移入城市而与家庭成员分离,而全国的平均数仅为13.5%。”[1]69从军是过剩人口的又一出路。淮北在历史上就是国家于危难时刻招兵募勇的主要地区。“习惯于暴力生活、在家乡又难以找到固定职业的复员兵勇很可能成为土匪的预备队。”[1]70

通常的治家方略失效后,淮北农民便采取特殊的方式维持生存。一是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二是防卫性策略,包括庄稼看护、组织家丁和民兵等。饥饿的人们对拥有较多资产的人发动进攻,后者则作出防卫性反应。

走私是用以补充农业收入不足而进行的非法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固有的危险性,私盐贩子便招募武装力量沿途护送。捻军叛乱在许多方面与淮北私盐贩卖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裴宜理发现,淮北还有两种风俗与盗匪的产生有一定关联。一是赌博。“赌博是一种相沿已久的、淮北农民在农闲时节最乐于从事的消遣活动。……赌桌上的惨败往往成为公开抢劫的驱动力。”[1]65二是仇杀。仇杀是家族之间或者村庄之间的长期争斗形式,“安徽的淮北就是这种仇杀成风的地区。”[1]88

淮北以盗匪活动的温床而闻名。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边境,省与省、县与县的毗邻之地是盗匪理想的趋避之地。历代相沿的习俗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裴宜理说:“许多地方志都提到淮北农民凶猛而野蛮的特性。这些资料一般都会提到,此地农民会为最小的物质利益迅速奋起争斗。……更为特殊的是,这里的乡村居民被认为有极大的赌博、仇杀和为匪的癖性。农民用其可怜的积蓄来储备武器,如长矛、刀剑,甚至枪支,以便在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巩固自己地位。”[1]58清朝著名将军袁甲三“视察淮北的途中,发现一座装饰华丽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盗跖,他感到十分惊愕。由此可见,土匪的职业在该地区享有一定的声誉。”[1]75-76

通过裴宜理的描述,我们看到,盗窃、抢劫、勒索和绑票成为农民兼业的另一种模式。当农业歉收时,争夺资源的斗争就会激化。自然灾害与集体暴力存在某种共生关系,一旦自然灾害加剧,集体暴力也会随之加剧。“许多土匪白天务农,晚上抢劫,继续着一种古老而常见的生存方式,就是通过从邻近地区劫掠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1]241

异地就食是世界各地农民遇到灾荒时普遍采取的方式,但并非都采取掠夺的方式。当淮北灾民流入到相对富裕的地方,并不从事掠夺,而是通过临时性工作来维持生计。“19世纪中期,苏南——特别是上海——是许多淮北流民外出的目的地,他们到那里寻找季节性职业,如苦力劳动者、搬运工、拉黄包车之类。”[1]67

当这些灾民在淮北地区活动时,就采取掠夺的方式。“捻党出掠的主要目标是河南、山东、苏北相对手损较少的地区。……捻党从皖北出发,沿三条线路出掠,一条经归德、鹿邑而至河南;一条由砀山经永城入山东;一条由临淮、宿州北向入山东、江苏。”[1]142这都是贫困地区。一方面,这里无业可就,找不到临时性工作,另一方面,被掠夺的人们也在生存线上挣扎。“对绝大多数的淮北农民来说,其生活标准很少能超过最低温饱线。”[1]53手头的资源尚不足以维持生存,万一失去了,等于被推向死亡的深渊,因此,处于生存线上的人们会拼命保护这点可怜的资源。因此,对于异地求食的人们来说,不采取强硬手段,就不能获得这些资源。

在掠夺性攻击中受到损失或者预防损失的人,集资组建乡村的民团和看青会,并在此基础上兴建堡寨。村庄与土地相分离的居住方式具有副作用,即田地无人看护。结果,当收获季节临近时,农民只得派家庭成员在夜间到自家田里轮流看护,有些富裕家庭定期雇人为之看护庄稼。更常见的是由看青会雇人来做,费用由村民承担,支付的费用与田亩数成正比。受雇看青者通常是那些生活没有固定来源的无地贫民。民团既保护村庄财产,也对抗官府,甚至外出抢劫和掠夺。星罗棋布的圩寨是淮北大地上一道奇特的风景。“这些圩寨是极端封闭的社会,到处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寨主,同时也是地方自卫团的团总,具有诸如郭阎王、李霸王这样的头衔。他们的民团基本上是由佃农组成的,如果需要,有时也招募一些散兵游勇或其他农民。”[1]104

形成集体暴力的目的是通过消灭或击垮对方暴力来获得生存资源。但是,集体暴力并没有消灭对方的暴力,而是引起了暴力对抗。掠夺性策略引起了防卫性策略的兴起。任何一方的军事升级都带来对方的相应升级。大股土匪的蜂起意味着村庄不得不组织民团提供必要的防护。盗匪活动越猖獗,农民构建圩寨的积极性越高。“民国初年,白狼、老洋人和其他各股土匪接踵而至,淮北再次出现兴筑圩寨的高潮。”[1]102“作为以社区为基础的运动,凡是遭受掠夺威胁最严重的地方,红枪会就最活跃。这种组织发展最快的地区,就是土匪军队活动最猖獗的河南。尽管各乡村都有红枪会的基层组织单位,但在河南,这一运动进一步扩展,构成连庄跨村的网络。”[1]163

暴力对抗中,双方都采取掠夺与防卫一体化的战术,以圩寨作为防守的据点,然后四处打劫,攻击对方,既是掠夺者又是防卫者。“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民团转化为定居在有墙圩寨里的强盗和土匪;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中,随着土匪和防卫性团体达成谅解,联合对抗第三者——国家——两者又结合在一起。淮北广泛而持久的判乱就是源于这种奇特的结合。”[1]105

裴宜理揭示了掠夺和防卫的辩证法,它们具有相互包含、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这是暴力的辩证法,是相互循环和代代世袭的辩证法。因为集体暴力的盗匪,而有集体暴力的看护;因为集体暴力的看护,而有集体暴力的盗匪。暴力带有循环性,甲方向乙方发起攻击,乙方向甲方报复,伸向对方的暴力返还过来。暴力引起暴力的蔓延和扩大,因为攻击,引起报复;因为报复,引起更大规模的再报复,永无终了。通过暴力掠夺本来想给自己提供安全的环境,但因为暴力的对抗和循环,形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以暴易暴的世界,使自己和所有居民都处于更不安全的环境之中。

三、暴力循环和共产主义革命

集体暴力不是让所有人生存,而是让本集团生存下去的有效策略。让别人死掉,使自己活着,这种策略必然引起对方的反制。掠夺者的规模越大,防卫者的规模也越大。没有任何一种暴力能从这种循环与沿袭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帮派团伙的思维方式是小集团利益的,是伤害和损害他人的。所以裴宜理把淮北的集体暴力称为“狭隘的辩证法。”“要重新设计淮北地区的社会结构,不得不等到那些充分摆脱了地方关系羁绊的革命者的到来,只有他们才可以提供革新的方法。”[1]264

抗日战争为共产党同时利用和改造掠夺与防卫的暴力提供了契机。在共产党的根据地,打击一部分拒绝接受改造的土匪,同时坚决镇压组织暴动、杀害共产党干部的会门组织。地方村落被鼓励恢复原有的自卫措施来保卫他们自己。“1938年,山东的共产党和红枪会曾经几次联合,发起了对日军的进攻。……皖北成千上万的红枪会被改编,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1]236为解决因收编土匪和会门成员带来的组织纯洁性问题,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的“三查”运动。

随着控制能力的增强,共产党决定进一步改造淮北的社会形态。一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召开群众斗争会,迫使不情愿的地主、高利贷者遵从新政策。二是开展改善广大雇工生活状况的运动,雇工工资的提高和雇佣期限的延长,使农业雇工在农闲季节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三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淮北互助合作强调发展低成本的副业经济。在那些缺乏剩余资金以致不能发展加工业的地方,互助组就发动其成员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如挖沟、修堤,以预防水旱之灾。1944年后期,一些互助组把部分土地改为种植棉花。这种转变为家庭纺织者提供了额外的工作,并保证了农民在穿衣上可以自给自足。

对共产党根本改变农民集体行动规则的过程,裴宜理没有进行概括和总结。事实上,共产党的思维方式不是地方帮派的,而是全局性的。共产党通过利用、改造、镇压土匪和会门组织以及建立乡村互保制度等措施消除了区域性暴力,实现了暴力的集中垄断。当然,根本改变淮北农民的命运,必须消除暴力和叛乱的土壤。减租减息是使所有人活下去的办法。对穷人来说,不再需要外出抢劫;对中小地主来说,损失了一些财产,但得到了安全。互助合作成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前奏。裴宜理把描述的下限定在1945年,没有提到根本改变所有制结构的土地改革运动,没有提到镇反运动,也没有提到为改变农民生存状况而做出的更多努力,但在结语部分,提到了淮河治理工程,“这个巨大工程虽有明确的经济目的,但此举也促使当地农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267

在本书中,裴宜理不仅揭示了农民叛乱的自然和社会原因,而且揭示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裴宜理不是历史和环境决定论者,共产党改变了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结束了掠夺与防卫相互对抗、不断循环、代代沿袭的历史,成功地实现了地方性的“创造性转换”[4],使淮北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只有共产党找到了根本改变农民生存环境的途径,从而赢得了农民,也赢得了整个中国。


参考文献:

[1]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王开队.地理开放性对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社会发展的影响[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1.

[3]吴海涛.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47.

[4]周祖文.叛乱与革命:如何理解农民起义[J].中国图书评论,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