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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乡村的土地流转、阶层分化及社会治理转型

作者:王文兵 王铁成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术探索》2017年7月  发布时间:2018-01-01  浏览次数: 1160

【摘 要】两宋时期,政府无力也无心主动采取措施应对当时土地兼并问题,造成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加剧了乡村农民阶层的分化,产生了富民阶层、兼业阶层和贫弱阶层,这种阶层、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老旧的社会治理体系难以发挥原来的治理效果,不同利益主体在资源占有、话语权方面的差异使得乡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对立日益凸显,最终引发政府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宋代;土地流转;阶层分化;治理转型


土地流转是发生在乡村中的一次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对农民群体的影响极大,它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生活方式、社会表现以及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差异,它重塑了宋代乡村的阶层结构,诱使农民阶层产生分化,分化后的富民阶层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力量。

一、两宋时期的土地流转

唐朝中后期,私有土地面积的扩大、人口增速的加快、战乱导致的人口逃亡等诸因素使得从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最终瓦解,土地国有制度被破坏。宋朝建立后,统治者顺势而为,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土地买卖盛行,土地兼并严重,从而在乡村社会出现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1]P256)和“千年田换八百主,十年田地转三家”[2]P145)的现象。这种土地公开买卖的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表现在宋人留下的许多文献资料中大量存在着“典卖人”[3]P4823)、“钱主”[3]P6475)、“典买人”[3]P5901)的称谓。

土地兼并的合法化以及人们对土地所有者所拥有土地的认可,又进一步刺激了多赀者对占有更多土地的渴望,使得两宋时期的土地流转越来越频繁。孝宗初年,扬州“人户交易田土,投书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3](食货317P325)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也指出:“官中条令,惟交易(田产)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4]P162)刘克庄也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5]P6

土地流转的频繁使得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朝为侯、暮为奴”的现象,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指出:“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富贵者矣”,[6]P43)意思是说贫富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田地房产也是可以易主的。有钱就可以买,没钱就卖掉。刘克庄针对土地买卖的状况也发出“庄田置后频移主”[7]P412)的感叹。叶适也说:“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则其君犹有以属民也;犹有受役之法,则其民犹有以事君也。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8]P652)其对宋代土地制度流转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

宋代土地流转的频繁还可以从当时土地的价格上涨来证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岳珂在《愧郯録》载,“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具举,故粒米狼戻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以翔庳。……观太平兴国至熙宁止百余年,熙宁至今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9]P198)从材料中可以看出,从神宗熙宁年间到嘉定年间,土地的价格上涨了十余倍。而豪强势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得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5]的情况。土地频繁的流转,使得农民不同阶层有着相互转化的可能,并进一步导致了农村阶层的分化。

二、土地流转诱使乡村阶层的分化

在唐中后期及宋代之前的乡村社会中,农民阶层分化不甚明显,乡民几乎都统一从事农业生产,农民们一般收入不高,他们之间的差距也不会很大。到了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流转加速、土地交易盛行,从而引起财富转移速度的加快,土地买卖及带来的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并最终引起分化,乡村中一些有实力的自耕农或经商致富的半自耕农开始大量买田置地,其社会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这使得宋代乡村的阶层结构开始由单一向多元转换,具体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一些农民流入城市或者进入一些非农业领域。使得原来相对单调的乡村阶层体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多样,它不仅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阶层,而且还萌发了一个兼业户阶层和一个无地产阶层,并进一步引发了乡村农民阶层的分化。

(一)富民阶层

史学界对富民的研究由来已久,出现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首提“富民社会”概念的林文勋先生曾对富民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富民指的是“拥有财富的社会群体”,[10]P120)并把富民这一群体称作一个阶层,认为其最早兴起于中唐以后,“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民’又一次发生新的分化,由此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这个阶层主要包括那些占有大量土地,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和靠工商业经营致富的大工商业主,以及农工商各业兼营起家的人”。[11]谷更有先生进一步把富民的主体精准化,确定为依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在传统农业社会,富民的主体应该是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12]P3)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富民应该是唐朝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买卖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股乡村社会力量,如皇甫枚在《三水小牍》中记载了一个叫卫庆的贫民由于在耕地的时候,捡到一颗宝珠,换钱后买田置地,成为富民的,“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13]P9)可见,当时大量占田不再是身份地主的特权,普通农民也可以通过买卖拥有大量地产成为富民。开封许大郎“世以鬻面为业,然仅能自赡,至此老颇留意经营,增磨坊三处,买驴三四十头。市麦于外邑,贪多务得,无时少缓。如是十数年,家道日益昌盛”,[14](支戊卷7P1110)《元丰类稿·试秘书省校书郎李君墓志铭》也载有:“君讳迂,字明远,姓李氏。为人孝友慈恕,读书务大旨。生五代之际,再试明经,不合,退居楚丘。有田百余顷。”[15]P28)《玉壶野史》载一妇人莫荃,“家素贫,荃岁事蚕绩,得丝则机而杼轴,勤俭自营,生计渐盛。虽里之淑妇静女罕识其容者,闻其风则帏箔竦敬。子渐长,筑舍于外,购书命师教之。后产业益裕,舅姑将老,附茔选美丘,大为寿坎,松槚茂密,尽得其制。又为其夫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16]P2956)仁宗时期,于雍王氏“并郭善田数百顷”,[17]P164)徽宗时期,永乐姚宗明“有田数十顷”;[18]永康吕师愈“有田近数千亩”;[19]P440)淮东土地肥沃,世俗地主大量兼占土地,“有张拐腿者,淮东土豪也,其家岁收谷七十万斛”,[20]P166)“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14](甲卷7P56)等。朱泽奎先生指出:“宋人的文献记载中也大量出现了以‘富室’、‘富家’、‘富户’、‘富人’、‘富姓’、‘多赀之家’、‘兼并之家’的称呼的民户”。[21]这表明“唐宋时期,富强民户整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22]P60)这些富民拥有大量的财富,并通过捐助等慈善事业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力量,《雪峰志》有载:“将所居屋宇亭榻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土邻界,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贯有零。”[23]P188)“成通十三年壬辰,岁斩草择地为蓝田境,造庄屋,开耕为田,受种二百六十石,官米八十石,亲书此照。”[23]P189

(二)小农兼业阶层

在乡村中,除了上述的富民阶层外,还活跃着一个兼业阶层,这一阶层主要指的是在乡村中还掌握除农业外的其他一些技艺,可以从农业外获得收入的阶层。宋代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松弛,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在农闲时候,他们往往选择从事兼业来补贴家用,以维持温饱。宋人王柏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24]P113)说的是宋代的农民与前朝的农民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为了生计需要兼营其他行业,吕祖谦在《宋文鉴》也记载“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25]P46)戴栩也在《浣川集》记载了这种现象:“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26]P176)这些材料都表明小农兼业不是一个个例,而成为当时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兼业的农民除耕种土地外,主要从事以下几种常见的职业:一是从事商业。如“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其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极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插坎地,养蚕数箔瘗焉。明日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27]P199)说的是农民王公直种植桑树,到市场出卖桑叶以换取粮食。有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一起去南方贩运牛,“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为之作冬。初亦将些小土布前去博买,及至买得数牛,聚得百十人,则所过人牛,尽驱入队”。[28]赣州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常常贩卖盐巴于福建和广东之间,“赣民遇农隙,率贩鹾于闽、粤之境,名曰盐子。各挟兵械,所过剽掠”。[29]岳州的农民大部分也经常兼营商业,“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平(半)在外”。[28](食货6950P6354)一些佃农也常常兼作他业,“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沙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仆陈二负担至摘星岭”。[14](支景卷5P918

二是从事手工业。如徐积在诗《织女》中写道:“此身非不爱罗衣,月晓霜寒不下机。织得罗成还不著,卖钱买得素丝归”。[30]P665)纺织业是乡村中最主要的手工业,一般由家庭妇女兼营,主要用来给家人提供衣物,诗词中的织女就是在家中从事纺织。李觏小时候家中贫寒,其母亲“昼阅农事,夜治女功。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蚕月盖未尝寝,勤苦竭尽,以免冻馁。”[31]P358)遂州小溪县的程君友,“家数口,垦耕力作,常于乡里佣力,织草履自给。”[32]说的是小溪县农民除了辛勤耕作外,还经常给人当雇工,编织草鞋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事体与番阳镇中甚相悬绝。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33]P132)说的是金溪农民在农闲时候,出门制陶用以补贴家用的事实。北宋和尚释道潜《归宗道中》诗曰:“农夫争道来,聒聒更笑喧。数辰竞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豚。纵横箕帚材,琐细难具论。”描述了农民携带自己生产的布匹、纸张、扫把,或者带着自家养的鸡、猪等前往市场交易的场景。“诸村匠户多以耕种为业,间遇农隙,一二十户相纠入窟,或有所赢,或至折阅,系其幸不幸,其间大半往别路州军铜坑盛处趁作工役。非专以铜为主,而取足于此土也。”[34]程颐的门生贾易,“无为人,七岁丧父,母彭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18](卷355P11173

农村中的这部分人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重心,频繁地在城乡间流动,对土地有着高度的依赖,他们属于农村中的中间阶层。

(三)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指的是乡村的只有很少耕地或者没有耕地的半自耕农、佃农或客户,他们只有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收入来源,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属于弱势群体,经常向国家或富民举债度日,当然,这一阶层还包括数目庞大的雇工,针对这一阶层,漆侠先生认为当时在农业领域、手工业领域,甚至城市包括乡村都有大量雇工的存在,雇工在宋代已经形成一个阶层,[35]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土地收入或者出卖劳动力艰难维持生计。“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36]P44

他们一般生活较为艰难,是政府和民间组织救抚的对象,也是影响乡村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属于乡村中的下等阶层。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在其著作《西山真文忠公文集》中指出了贫弱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下等农民之家,赁耕牛,买谷种,一切出于举债”,[37]P94)“夏田才种则指为借贷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则倚为举债之资以度夏”,[37]P106)其生活基本靠举债度日。就是京城附近、天子脚下的乡村贫民也是如此,“畿内小民或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苛纤目前,明年皆有失业之扰。”[38]P208)过着“并无寸土尺椽,饥寒转徙,朝不谋夕”[39]P25)的生活,以至于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往往不得不向富民借贷以度日,“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处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40]P109

南宋时期,由于战争和国土面积的缩小及农民为逃避战事大量南迁,致使无产者逐渐增多,他们或者成为流民,或者完全倚靠租佃土地来维持平时的生活,“至时不足,则卖其衣食之资,又不足则卖牛具,又不足则卖田畴,又不足则卖妻孥,或逃去乡井,或群起为盗贼矣。”[41]P1128

雇工现象在乡村中特别是农业领域非常普遍。“绍熙二年(1191年)春,金陵民吴廿九将种稻,从其母假所著皁绨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钱与雇夫工食费。’”[14](支丁卷4P997)吕陶《奏具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状》载:“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42]P18)在《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也有相似的记载:“据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状称,自来相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剗,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42]P14)洪迈在《夷坚志》指出:“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受直屡岁,绍兴辛亥,力辞去,留之不可,王殊恨恨。”[14](支志卷第5P752)“熙宁七年(1074)大旱,井泉竭,山中担湖水浇(果)树,有一家费十万钱雇人者。”[43]P548)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无论种植水稻业还是在植茶业,无论是果园户还是蔬菜业,都有雇工现象的存在。

宋代手工业也较为发达,其中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需要更多的人力,仅仅依靠少数人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需要雇佣一些工人扩大规模。于是,在这一行业内也开始出现大量雇工现象。徐州利国监冶户中多使用雇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44]P416)雇工的数量达到几千人,规模还是非常大的。信州坑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雇佣了数十万的雇工,“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3](食货3435P1329)除了冶炼行业外,陶瓷业也存在这种情况,徐州萧县萧窑中“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人。”[14](三志己卷4P758)文同任陵州守时,留下了当地盐户大量雇佣雇工的记载:“每一家须工匠四五十人至二三十人者。”[45]在传统造纸业中“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帘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自尾,匀薄如一”,[46]P7758)制糖业由于制作工艺的复杂性,也需要一定的人手,“上户削剉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剉”,[47]P842)特别是处于消费旺季的时候,要雇佣更多数目的工人。

三、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管理体制的迟钝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迁引发的农民阶层分化,导致宋代乡村从一元化、均质化向多元化、异质化发展,使得乡村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出现,王安石认为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48]P920)然而,面对这种冲突,当时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及时的回应性,这种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且日益严重。

乡村社会出现的阶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趋势,不同利益主体在资源占有、话语权方面的差异使得政府的同一政策不可能对所有群体形成相同效应。社会结构和政府结构的错位,无法回应新型社会矛盾和新型社会阶层。大量社会新兴群体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政府直接管控民众的能力有限,特别是乡村基层社会又有着高度的空间和阶层流动,政府与社会更容易形成分立局面,旧有的社会治理管道很难渗透并覆盖到全部社会系统。与此同时,富民群体逐渐成长起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迫切需要拥有一定的权利。

(一)富民阶层对乡村的影响力增强,成为乡治的主体

富民阶层占有着大量社会资源,有着别的阶层所没有的品质、能力等诸多优势,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他们成为乡村农民中的核心人物,并且他们中大多数的人都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入世有为的儒家思想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富强民户阶层对政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12]P157)他们通过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举办慈善救助活动、修建公共工程、捐资办学等方式为乡村的稳定做出一定的贡献,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角色。

一是通过诗书相习扩大其社会地位。自古以来,拥有一定文化知识背景的读书人一直受到尊崇,到了宋代,“刑不上大夫”的祖训和文官治国的策略使得读书成为人人追捧的头等大事,读书人自然也就拥有更高的地位。“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49]P85)的现实使得宋人掀起一股读书的热潮。对读书的痴迷和对科举的狂热同样吸引着乡居富民们,他们把读书当作成功入仕的必经之途和人格完善的一项重要事业,同时也把它看成交结权贵、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他们终日劳作也换不来温饱,读书识字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非常奢侈和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而陈递词讼、解读公文都需识文断字,于是,受过教育、拥有一定读书识字能力的富民便为普通乡间民众所推崇,这些诗书传家的富民,在官府文书的解读、讼词狱状的撰写等方面的优势让他们成为乡里的求助对象,除了这些优势外,他们还在乡村广办私学,受众不仅包括本族子弟,还包括乡里其他农家的子弟,这也使得他们可以以此来扩大自己的人际脉络。总之,通过种种努力,富民慢慢在乡村中树立起权威地位。

二是成为乡村社会的经济核心。朱熹指出:“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50]P1783)王柏也说:“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室资农夫之用,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入朝廷,以之禄士,以之饷军,经费万端,其尽于农也,故曰民养官矣。”[51]P129)熊克守《劝农》诗中说:“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52]P411

在他们看来,富民一方面成为乡村中贫苦小民安身立命的主要依靠,为他们提供土地、提供生产资料,甚至提供贷款;另一方面也承担起来本属于国家的一部分救贫济弱的职能,他们主张,既然国家放弃了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以养国民的责任,把这个重要任务直接推给了富人,就应该对富民不要加以限制,这导致富人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而得利的民户更愿意依附于富人周围,富人也以此成为乡村中的主导力量,从而赢得了与其财富相适应的社会地位。

(二)国家对基层社会逐渐转向间接控制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上的多余资源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所产生的农业剩余,国家不可能开辟新的资源聚集的渠道,只能依靠农业剩余来保障政府的运转,这就决定了国家的资源来源只有从农村中汲取。土地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基于此,历史上封建王朝都一直采取抑制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直接授田两手措施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体现国家威权在乡村社会的存在。到了宋初,虽然统治者也曾提出过限制占田的政策,但由于推行不力,效果不好,很快就不了了之。

缺少了对土地的掌控,就缺少了直接控制乡村的媒介和载体,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会被削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强化对乡村的管控,宋代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宣传正统文化理念,依靠儒教伦理来规范乡民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转让一部分基层政府权力使乡村社会中包括富民等在内的新生力量为国家服务,把“精英阶层吸收到国家的范围之内,利用他们的网络控制民间社会和社区生活。”[53]P42)让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实施间接控制的力量。

主观上的追求和意愿,加上客观上自身在乡村的影响力和实力,都使得富民阶层成为国家间接控制乡村力量的不二人选。宋人留下的许多文字资料中都有着富人出任乡村里正和甲长的记载,宋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耆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揀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54]P127)从中可以看出,充当衙前、里正的人基本都是当地的富民,甚至一些地位较低的“杂职、虞侯、揀搯”也是按照户等来充任的。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把乡村中最富裕的、势力最强大的一部分人纳入到乡村的管理体制中来,足以看出对这部分人的重视,这也反映出富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富民在乡村社会中的这种作用,使得宋代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大大提高,从而呈现出与前朝明显不同的自治趋势。

总之,宋代大规模的土地的流转,改变了乡村中农民各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使得富民阶层与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的趋同性而导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兼业阶层和无地阶层逐渐被边缘化,从而对宋代政府的认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对宋代乡村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一个运转有序、功能完备的整体,而是成为一个碎片化的联合体,这种碎片化降低了宋代整体性社会危机出现的概率,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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