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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作者:潘祥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浙江学刊》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1-04  浏览次数: 937

摘 要晚清以降,随着政治革新和文化启蒙的开展,面向大众的“送字下乡”逐渐成为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参与扫盲的主体、规模及影响越来越广。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以及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送字下乡”,但不同的行动主体其动机与目的也有所不同:传教士主要出于宗教动机;民间知识分子主要出于社会改造动机;而国共两党的扫盲则带有较为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不同扫盲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博弈,竞相争夺大众。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看,“扫盲”本身是一种社会教化的渠道,“送字下乡”所铺就的识字网络也为通过文字而进行的社会宣传和政治传播铺平了道路。面向基层的扫盲工作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受到重视,在于普通民众第一次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被视为主体力量。

关键词送字下乡;扫盲;传教士;乡村建设;政治传播


一、引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向来将读书识字看得十分神圣。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社会一向“崇文”,且有长达千年的“耕读传统”。不过,受制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现实条件,长期以来,读书识字都只限于少数精英阶层,文字也主要垄断在精英阶层手中。在近代以前,绝大多数百姓尤其是农民都是文盲。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识字率》一书中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区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识字率。[①]不过,在葛兆光先生看来,罗友枝的这一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能够阅读的男性的数字显然是夸得过大了。“即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教育较普及的地区,当时恐怕真正具有阅读能力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边远地区和深山老林中的民众,恐怕连这个比例也难以达到。”[②]传统中国的识字率确实不容高估。清末时期,清政府学部和各地教育会估算全国文盲至少有2亿人之多,到民国时期,全国各重要社会教育机构调查后估计的文盲共有3.3亿人,占总人口的75.33%,并且有5000万失学儿童正在逐步成为文盲。[③]

“文盲”(illiterate)一词,据胡适先生考证是近代以来从日本传入的。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辞海》中才收录并解释了“文盲”这一词语,“文盲,谓不识字之人也。有目者见文字不识等于无目,故曰文盲。”尽管对“文盲”的解释近代的黎锦熙、傅葆琛等人也提出过其他定义,但“文盲”的概念总是和“目不识丁”联系在一起。黄贵祥先生在《文盲字汇研究》一书中认为:“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简言之,文盲就是缺文字知具的人。”而“扫盲”(“扫除文盲”之简称)就是“使文盲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者说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④]应该说,黄贵祥先生对“文盲”与“扫盲”的定义还是十分准确的。唯需注意需要和传统中国的识字教育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也重视“识字教育”,但它只存在于私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志在参加科考的“士子”,普及面也十分有限。因此传统的识字教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教育”,也不是本文所讲的“扫盲”。

笔者将“扫盲”定义为不以科举或应试为目的的,面向社会不识字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进行的识字教育和文化普及教育,它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环境下有组织的公共教育与公共传播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扫盲教育要到晚清才开始出现。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晚清以降,伴随着政治革新和文化启蒙,大众媒介尤其是报刊业迅速勃兴,在社会结构转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对识字的需求以及向民众普及文化和呼声也在不断高涨。面向农村和农民的“送字下乡”逐渐成为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表现在扫盲教育上,就是参与扫盲的主体、规模以及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终于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扫盲运动”。我们可以发现,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与“文化转型”无一例外都在尽力朝着扩大识字者范围的方向努力。那么,晚清以降,在中国的扫盲教育中,哪些力量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他们的“送字下乡”的动机与目的又有何异同?取得了怎样的政治社会效果?如何解读和评价?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清末以来下层民众的启蒙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对于“送字下乡”的关注却较少。在“扫盲”研究方面,关于1949年以后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而对扫盲运动的演进及不同扫盲主体之间的比较分析迄今是一个空白。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掌握知识的阶层和文盲阶层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自上而下的宣教与灌输一直存在,但只有到了晚清以降,有意识地、大规模的“送字下乡”才得以出现,这显然是一种新生事物。姜士彬(David Johnson)指出:“对于理解中国历史,至少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这种存在于受教育者和不识字者之间的交流体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应该引起所有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⑤]本文即聚焦于这种新生的文化互动方式和文化传播方式。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送字下乡”实践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字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背后的动机与社会影响。

二、“为宗教服务”:传教士的“送经下乡”与“送字下乡”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东来也开始进入中国传教。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并于1811年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为了传播教义,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开办学校、出版报纸、印刷书籍,为传教扫除文化障碍。因此,他们成为中国“送字下乡”的先驱。

(一)传教士所移植的识字与扫盲传统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明代,推广基督教是他们的重要使命。早在十七世纪,罗马天主教就设立了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他们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以传播基督教信仰。

新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年)来华。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圣经,马礼逊大力收徒讲学,办刊办报,印刷书籍。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面向华人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可以看作是西方传教士“送字下乡”的起点与标志。英华书院1843年迁往香港,实施中小学教育是其重要内容。英华书院注重识字教育,但不主张死记硬背,其移植的英国教学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和官学非常不同,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成人教育的先驱。1839年11月4日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主办的马礼逊学堂创办,则是最早在中国境内(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到1860年前,基督新教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开设的各式学校已达50余所,有学生1000余人。

相比于天主教,新教更加注重识字和扫盲,这是在其母国就建立起来的传统。新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识字。正是阅读圣经的需要,促进了西方扫盲活动的开展和识字率的提高。美国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哈维。J.格拉夫(Harvey J.Graff)也指出:“在西方历史中,新教的改革运动可以算作读写能力和普通民众教育得以推广普及的最积极的推动力之一。这也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教育改革运动。”[⑥]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新教国教的地位得以确立。虽然在结构上它与罗马教会并无实质的区别,但在成人教育方面,新教则活跃得多。在17世纪早期,对大多数英国人尤其是清教徒而言,教育、上学和读写能力显得尤其重要。这样的价值观也被带到了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一样,美国也是新教立国的国家(1774年,美国民众中99%的人是新教徒),加上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普及教育与扫盲工作在社会中因此受到较高重视。美国从1642年起就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到17世纪末,95%的居民都完成了扫盲工作。[⑦]

随着英美传教士进入其他国家,这种“识字”与“扫盲”观念也同时传入其他国家。当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因此也积极开办学校,印刷书籍,进行办报和扫盲,出版和印刷包括圣经在内的书籍。这种从文化普及入手的传教方式,事实上是将西方的新教重视识字的传统移植到了中国。晚清以来在中国的所有新教传教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传教士们在中国积极开办学校,推广识字教育。他们有十分明确的“送教下乡”的动机与目的。正如曾经在中国汉口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余恩思(Bernard Upward)说:“我们不仅需要基督教学校,而且也需要有不同年级的学校和面向不同阶层人的学校。虽然人力财力都还很缺乏,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⑧]显然,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从19世纪末开始,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学生也不断增长。据统计,1890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万学生。1902年,教会建有现代学校35787所,学生1006743人,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增至2933387人。[⑨]

这些教会学校渗透到了中国最基层的乡村。侯建新先生在对近代冀中乡村的转型与变迁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冀中,教会学校往往成为现代小学的先导……进入20世纪后,教会学校有所增加,教徒比较密集的村庄,都经营着较稳定的教会学校。”[⑩]这些教会学校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模式,因此成为中国现代乡村教育的先驱。

(二)传教士的扫盲形式与动机:为宗教服务

除了开办学校,译书、创办报刊、翻译词典等也是传教士们的送字下乡的重要手段。马礼逊翻译了《圣经》,编纂了《华英字典》,还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文盲。1850年,在厦门的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报告说,在厦门,有能力“准确(intelligently)阅读者,男信徒十不及一,女信徒则凤毛麟角。”[11]针对这种情况,传教士们就需要“因材施教”,采取乡民能够看得懂的方式传教。

为了扩大“送经下乡”的范围,简化传教语言,1834年马礼逊去逝后,受印度罗马字符化的直接影响和启发,在华传教士开始尝试“用罗马字符书写汉语”的新的传教方法,以此来降低普通民众的识字难度和传教门槛。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借鉴了印度罗马字符论者的观点和经验,于19世纪40年代前编制了拼写中国各种语言的统一方案。到1850年前后,口语的罗马字符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扩大了送经下乡和送字下乡的范围。这从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出版数量上可以看出来:1894年,包括节译本在内,官话汉字版《圣经》出版了55.5万部,文言版只有38.2万部。官话以外的汉字口语版和罗马字符口语版圣经分别出版了4.7万部和6700部。[12]从《圣经》的出版和销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传教士们的“送字下乡”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宣传教义,使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是他们送字下乡的内在驱力。因此,他们的扫盲主要是一种“为宗教服务”的活动。

三、“为社会服务”:民间知识分子的送字下乡和扫盲

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东渐”不仅影响了普通民众,更影响了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晚清,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知识精英就逐渐取代了传教士在社会知识文化领域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开始发挥其领导地位,在扫盲教育中也是如此。

中国人自己的“送字下乡”运动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就思想的根源来说,甲午战争之后已见端倪。1890年代中期,严复在阐述致达国家富强之途时,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也作“新民说”,对作育新民以保种救亡之思想“谆谆致意”。1895年之后,随着新式报纸、学堂和学会的大量出现,知识阶层的启蒙运动已经从理论层次落实到实际行动,“开民智”一下子变成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词汇。“有识之士”深感于“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剧,纷纷出谋划策,通过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等,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13]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义学”、民众学校、识字扫盲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教育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包括对农民扫盲在内的乡村教育正是在这一时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傅葆琛在1934年出版的《乡村教育纲要》一书中明确指出:“废除科举改设学校之时,无人知乡村教育应当特别研究。乡村教育最初的呼声,始于民国五四运动。”[14]

五四时期乡村教育之所以受到知识分子重视,这和清末以来实行的“义务教育”的失败有直接关联。清末以来就推行义务教育,但直到民国初年也未见成效,这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不少人认为义务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只注重城市而忽略了人口占85%以上的乡村。古楳在1939年编纂的《乡村教育》一书中写道:“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乃正式的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15]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只有农村和农民有知识和文化,中国才能发展。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对乡村教育的重视也和当时的“民主”思想密切相关。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要实现“以人民为主,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就必须给人民以各种权利,其中包括教育权利。这种平民教育的观念显然和当时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影响相关。“五四”前后,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知识精英产生了重要影响。伏尔泰、孔多塞、卢梭等人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他们认为,对于消除人民的愚昧而言,普及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如阅读和识字能力十分重要。俄国民粹派思想也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洪长泰先生指出的:“自1910年后期至二十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16]这一趋势无疑对中国的“送字下乡”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正是在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民教育运动。1916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做出“注意贫民教育案”的决议,之后又作出“失学人民补习教育办法”的决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1919年分别创办《平民教育》和《少年社会》杂志,宣传平民教育。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等发起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8月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此后全国20个省区组成平民教育促进会,办起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还编印《平民千字课》等平民学校读本,促进平民教育的发展。在湖南长沙,从1922年3月到7月,便成立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达1718所。据统计,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平民千字课本,先后发行300余万册,受教育者达500万人以上。[17]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送字下乡”实践活动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为典型代表。1922年,晏阳初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这一以识字教育为主的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色彩。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尽管其提倡者与基督教关系密切,但运动本身却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突破了基督教的局限。[18]晏阳初的教育实验一开始就是以一般民众(乡民)为对象。他在发表于1924年的《平民教育运动》一文中说:“将中国数百万不识字的人改造成识字、有知识的国民,这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基本目的。”[19]

晏阳初长达近10年的教育实验对以后的扫盲和识字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达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1000多个。除了晏阳初外,梁漱溟先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的山东邹平菏泽实验区影响也非常之大。江苏省的乡村建设运动更是有声有色。虽然各主办者们举办教育的立场、观点、内容不完全一致,其实施教育的机构和方式多种多样,但对民众进行扫盲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实验区中就将招收失学儿童和成人文盲入校作为他们民众学校的首要工作。[20]

这种以民众识字为中心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主体主要是民间知识分子,其动机和目的在于“改造中国社会”。如陶行知先生就认为平民识字的终极目标是“做新民”,平民教育应该“使人起而行”。[21]中国民众教育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的高阳先生也指出:“民众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的公民,改造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生活”。[22]可见,他们的扫盲不同于宗教传播,也无多少政治色彩,而是旨在培养“公民”。在立场上,平民教育运动也力求独立于政治和党派之外。晏阳初在1920年就明确表示:“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23]晏阳初的“平教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始终保持着独立、超党派与学术自由的立场,他拒绝参加政党的活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十分注意和政治保持距离。他说:“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好事。既要社会改造,那就不应接近政权,依靠政权。”[24]与晏阳初不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有深厚的“文化重建”的色彩,但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和动机与晏阳初是一样的。因此,就“送字下乡”的动机而言,我们可以用“为社会服务”来概括民间知识分子的扫盲运动。

四、“为政治服务”: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扫盲运动

(一)国民党的扫盲教育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从欧洲归来的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主张中国应有“极广之社会教育”,他还在教育部创设了社会教育司,专管全国群众性的社会教育事业。1920年代后期,国民党执政后延续了这种重视社会教育的做法。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纲要》。192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市“一体于最短时间内举行大规模识字运动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对识字读书求知之兴趣”。各地因此兴起了创办民众学校的热潮。

在学制改革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28年到1949年多次进行修改,肯定了成人扫盲在学制中的地位。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1934年颁布的《民众学校规程》、1937年颁布的《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1940年颁布的《中心学校国民教育办理社会教育要点》、1941年颁布的《补习学校规程》等都强调了成人学校和扫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以法规形式强制施行。不过,与民间知识分子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教育不同,国民党政府的扫盲教育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扫盲往往伴随着政治教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

1922年,国民党提出“训政”主张,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一党建国”的纲领,各种形式的教育因此都服务于这一政治纲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即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提出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6年,《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第9条中明确提出:“以促进生产建设及培养民族意识,为教育事业之二大目标,并宜注重科学研究及扫除文盲之工作。”[25]可见国民党扫盲的基本要点在于进行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教育。

1934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他希望通过这项“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重新确立国民党对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以及民族复兴。这一运动在1934-1937年间通过一个拥有1300个分会的组织网对公众进行指导。“新生活运动”带有鲜明的政治性。作为一种军事化色彩浓厚的国民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包括了对民众进行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内容。虽然“新生活运动”通过开展清洁运动、改革社会陋俗、推行社会教育以及扫除文盲等措施,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6]但未能全面有效地扫除农村文盲。

为了普及识字教育、降低文盲率,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又发动了更为有针对性的“强迫识字教育”,并在南方各省广泛开展。如江苏省政府于1935年6月通过了《各县实行强迫识字办法》,并首先在省会镇江开始推行。计划要求不识字男女要分3期进行强迫入学,要求省县政府机关及中小学社教机关各同业行会都应办理识字班。课本由识字运动委员会选定,公安局还派警士在各识字班负责秩序。民众学习的课本是《三民主义千字课》,规定教学时间是4个月,以授完千字课为限。[2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扫盲教育的政治色彩变得更加浓厚。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于1939年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要》,明确规定了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的目的。1940年3月6日,教育部发布《社会教育设施与党部联系办法》,规定推行地方社会教育事业的委员会应请国民党党部参加;党部方面应发动党员参加扫盲工作,举办民众学校或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工作。194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教育部修正补习教育推进委员会组织规程》,决定成立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提倡举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及各种职业补习学校,这些学校都以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协助军训为基本任务。[28]

战时民众补习学校遍布国统区。在偏远省份的贵州,各县市也都兴办了战时民众补习学校。如毕节县1938年共设民众学校46所,共115班,招收15——40岁失学男女入学。在安顺县,1937年当地驻军曾捐资开办扫盲性质的中华第一、第二和中正民众学校。1939年安顺办有各类民众班级1000多班。贵州省教育厅更是明确提出“民众学校为实施抗战教育,扫除文盲”服务的宗旨。贵州省政府还发布了《贵州省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6年计划》,旨在使民众在抗战期间“获得公民必备的基本知识……以培养民族意识,激发抗战情绪为中心……以平正通俗为尚”。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还亲自编纂了一本结合抗战救国的《贵州省民众学校课本》作为教材。这本教材共40课,第一课课名为“中国人”,第二课课名为“国旗”,第三课课名为“孙中山”,第四课课名为“国庆”,第五课课名为“读书”,该课课文是:“我们爱国家,便要学爱国家的本事,必须从读书起。”[29]扫盲教材的内容还包括军训、兵役、抗战救国纲领和当时推行的新生活、国民经济建设、造林、卫生、体育、扫除文盲等内容,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教化色彩。

(二)共产党领导的扫盲运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共产党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广平民教育和扫盲运动的主力军。“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平民教育的行列。毛泽东就于1917年11月,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创办了工人夜校。李大钊于1919年2月先后发表《劳动教育》和《青年与农村》两文,要求青年和知识阶级到农村去,“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30]同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通过露天讲演和刊发出版物等形式,在城市、乡村和工厂中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陆续成立后,为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采取办报刊、办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的形式,使平民教育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平民教育武器开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教育和文化扫盲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邓中夏、张太雷于1920年11月1日在北京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刘少奇等负责筹办了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他们都对工农群众开展了文化补习教育、政治思想教育。[31]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共产党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通过扫盲使工农阶级掌握文字和知识,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大规模的“识字教育”和“扫盲运动”因此是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伴随的现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一不重视扫盲。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诞生于欧洲,当时正好处于印刷革命所带来的“利好时代”,因此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民众的识字和阅读。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文字是宣传的武器,没有识字的工农受众,社会主义的宣传就无法发挥效力。在法国媒介学者德布雷看来,如果没有面向大众教育的计划,社会主义就只能满足于工会和行会。“学校不是社会主义的孵育机构,而是生产机构”。[32]正是面向普罗大众的扫盲和识字教育,“生产了”无数的有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建制国家,自然十分注重扫盲工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识字的人正像站在政治门外,应该首先让他们识字。”[33]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俄国识字率不到50%。伴随着苏联政权的建立,扫盲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1919年列宁签署扫除文盲的法令,动员国内的识字男女为扫除文盲而奋斗。苏维埃政府规定从8——50岁的公民必须学习并掌握正确的俄语阅读和拼写规则。为了促进文盲学习文化,政府决定将他们的工作日缩短两小时。全国各地开始举办学校和学习小组,几十万教师、职员和大学生都踊跃参加了“扫盲大业”。1923年,苏联消除文盲志愿者协会成立,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担任该协会主席,协会的规模逐年扩大。到1932年,加里宁“消除文盲”志愿者协会已经联合了500多万人。它们的学习内容包括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识字教育、政治教育、技能教育,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并设立农村阅览室、图书馆、俱乐部等,推动扫盲教育的广泛开展。[34]

在共产主义思想及苏联的影响下,基于同样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重扫盲工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中共1949年建国,扫盲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和列宁一样,毛泽东把识字和扫除文盲看作是工人、农民和妇女解放的必经之路。与同样“以俄为师”的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将识字与意识形态宣传结合在一起。但与国民党较为松散的组织不同,共产党的组织十分严密,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员能力,因而其扫盲所取得的效果也较国民党大得多。事实上,在整个民国时期,在“送字下乡”这方面,做得最彻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早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异常注重对群众的识字教育和扫盲教育。这种扫盲教育与对工人的政治启蒙和动员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做法在1920年代的安源罢工运动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在安源煤矿,共产党人首先注重工人的识字,建立了融识字教育与政治宣传动员于一般的工人俱乐部,所有人都属于工人俱乐部,其成员多达1.3万人。(Elizabeth J.Perry,2012)[35]与工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和农民的扫盲也十分重视。广东海丰县是全国农民运动开展最早的地方,著名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组织了海丰农民总会,总会中专门设立了农民教育部,主管全县的农民政治、文化教育,对农民进行通俗的革命思想教育,教给农民怎样记数、写家信、办农会,深得农民欢迎。1920年代,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开展对农民的识字与扫盲教育,以期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对党的政策路线的了解。

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根据地后,扫盲在中央苏区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1933年4月至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精神连续颁发了12号训令,提出“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不可缺少的力量”。要求在一切乡村,一切城市,一切机关、一切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利用适合各种年龄及文化程度的教育方法,直接和间接地教育广大群众。各根据地的每个区、县均要建立读书班,各级政府要组织所有的委员、工作人员进行强迫性识字,达到“普遍的能做报告、能看各种文件,最低限度要能看标语和路条”的标准。[36]同年10月,苏区召开了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会议通过了《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的决议案》、《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消灭文盲决议案》等重要议案,并提议发起建立消灭文盲协会。

在苏区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扫除文盲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苏区各乡都要求组织识字团,由文化委员会负责,“各乡编十人为一小组,设组长一人,三日召集组长前来教以三二个字,再由组长教各团员,并写字绘图在黑板或大纸上布置在通衢大道。”[37]在方式方法上,苏区扫盲形式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或采取学校形式,或借列宁小学、俱乐部,每晚上课;同时把课堂教学与其他形式结合起来,如在路旁、墙壁钉上绘有图画、汉字的识字牌,或在农具上写上农具名称,把文字编成有韵的小调,把生字写在小块白纸或手背上等。如苏区当时的小学一年级的识字教材就仿照大家熟悉的《三字经》来编排,第一课就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为了调动民众识字的积极性,苏区的许多地方还广泛开展了识字竞赛、消灭文盲运动周等活动,还建立了读报团、演新戏、利用赶集时间开展读书活动等。这些方法在消灭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38]毛泽东曾经赞赏苏区开展的扫盲运动说:“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识字的办法有夜校、识字组和识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识字组在群众的家里,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当使之向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去。”[39]

苏区扫盲运动的经验确实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继续发扬光大。1939年3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出《关于消灭文盲及实施办法的通令》,提出一年内消灭文盲的数目及实施方法。4月19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题词,同时发表了《为扫除三万文盲而斗争》的社论。扫盲运动有机地将爱国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目标是:“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2.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3.提高大众民主思想,使群众获得运动民主的能力和习惯。4.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知识。”[40]与苏区一样,陕甘宁边区的扫盲也是通过“群众运动”式的方式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冬学、夜学、识字班、竞赛、识字突击运动相继开展。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以后。

“送字下乡”的性质来看,中共的扫盲运动显然也具有高度的政治化特征,可以视为一种“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教育。这种运动式扫盲受到苏俄的强烈影响,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奉行阶级论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认为扫盲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而“对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独立、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的观点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41]

总之,与晚清以来的传教士及民间知识分子的扫盲和平民教育动机不同,国共两党的扫盲都具有鲜明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国民党主张“为三民主义服务”,而共产党的扫盲则是“为共产主义服务”。尽管两党的政治主张并不致,但通过扫盲来进行政治教化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和策略是完全一致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两党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教育为战争服务”,并实行“政治识字与政治扫盲”政策,生动地诠释了这种扫盲的“政治化”色彩。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教育的政治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清末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主张中,用教育来灌输国民意识就是一个重要主张,这一主张通过《新民丛报》等媒体进行鼓吹。国民党当政后,教授‘三民主义’成为教学计划的常规课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更加政治化。”[42]可见,扫盲的“政治化”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成因。

五、“争取大众”:三种扫盲模式的分叉与交叠

(一)“送字下乡”作为一种组织传播和社会教化媒介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指出:乡土中国“只有语言而用不着文字”的特征使得“文字下乡”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43]显然,在近代的知识精英群体中,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少数派”,他的这种批评也没能阻止近代以来“文字下乡”的进程。自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政党政治的兴起以及大众媒介的发展,“送字下乡”的过程非但未能停止,其速度与广度反而与日俱增。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送字下乡”是一个将文字传播进底层民众生活空间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将“送字下乡”式的扫盲看作一种组织传播与教育传播:即一个特定的组织,通过特定的手段和传播媒介对广大文盲进行识字教育和文化教育,以期产生相应效果的行为。这种对文盲的教育在于对其进行“启蒙”。我们可以把“扫盲”看作是一种社会教化或者说精英思想进行大众化、社会化的传播媒介和途径。

近代以来,印刷术的引入与发展使报刊和书籍的出版方兴未艾,而扫盲所铺就的文字网络则为书籍报刊的宣传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将报刊、书籍看作是近代以来宣传的“火车头”的话,那么扫盲工作则可以视为一项为文字宣传“铺铁路”的基础性工作,它无疑为通过文字而进行的社会教化铺平了道路。“火车”和“铁路”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离。实际上,“送字下乡”总是伴随着其他媒介形式的基层化,与其他文化形式一道产生社会影响。王汎森先生指出:近代中国地方“舆论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新的现象。伴随知识精英“文化下乡”的过程,地方上出现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和识字学校,与这种地方教育运动同时出现的是一个地方层面的“舆论社会”。[44]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看,“送字下乡”与创办报刊、国语改良运动等一道,创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费约翰指出:“中国的识字运动目标在于创造一个与书面想象中的民族相称的读者社会---即一个规模巨大、由书面语言所统一的民族,它能够满足文字的功能,即被唤醒。”[45]足见“送字下乡”的背后是对民众进行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改造的企图,它也确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和农村的“觉醒”。

(二)三种扫盲主体与扫盲模式的异同

晚清及民国以来,从事“送字下乡”这项组织传播工作的主体主要有西方教会、知识分子团体以及现代政党。尽管三者都十分重视“送字下乡”活动,但却具有不同动机和目的。通过考察三种传播主体的扫盲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送字下乡主要出于宗教动机,意在使文盲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们的送字下乡可以看作是“送教下乡”;而民间知识分子的“送字下乡”主要出于一种社会改造动机,希望将提高愚夫愚妇的文化水准,这种“送字下乡”也可以看作是“送文化下乡”。而国共两党的主导下的“送字下乡”旨进行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其主要出于一种政治动机,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送政治下乡”。如同近代以来的办报有不同的主体和模式一样,近代以来的“扫盲”也有不同的模式:“书生办报”和“政治家办报”截然不同,“政治家扫盲”与“书生扫盲”及“传教士扫盲”显然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三种传播主体的三种扫盲模式也有着共同共通之处。作为一种大众教育方式,他们产生于近代西方的挑战及“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对接的都不是中国的本土传统。费正清先生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每一方面都受到西方榜样的鼓励。”[46]扫盲事业也不例外。作为一种组织传播,扫盲实际上是对国外大众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种移植和内化。传教士入华,移植了西方宗教运动中重视识字和民众教育的传统,知识精英(大部分留学海外)通过扫盲进行的社会改造是对西方启蒙思想和大众教育的吸收和借鉴,而国共两党的扫盲模式对苏俄模式的借鉴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与西方的“内生型”的扫盲运动有所不同,晚清以来的三种扫盲模式都是西方理念和实践“外传与内化”的结果,这是其共同之处。此外,在扫盲动机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层面上,三种模式也是相互交叠的。

首先,三种扫盲主体的目标并非完全单一。传教士虽然旨在传播基督教,但他们也进行社会层面的启蒙教育。在传播基督教之余,西方传教士通过出版、翻译、办报和办学,向中国民众提供了科学、卫生、社会、文明等各种层面的知识。这种西学知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文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国共两党的“政治化扫盲”也包含着“社会建设”,即“非政治”的、普及新知和文化、提高民众素质的内容,这与乡村建设派的目标有所重合。不论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论”,移风易俗的“新民”主张,在两党的扫盲与识字教育中都清晰可见。

其次,三种扫盲主体之间也存在着重叠与呼应。传教士的“送字下乡”直接培养和启发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扫盲行动。如民国初年的扫盲先驱董景安(TongTsing-en 1875-1944)就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过了扫盲的接力棒。董景安14岁时皈依基督教,被认为是民初“最初尝试”扫盲教育的人,他编写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在扫盲学校广泛采用。[47]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更与基督教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中,许多领袖人物都是基督徒,如晏阳初、陶行知、许仕康以及平教会的其他领导成员傅葆琛、李景汉、陈志潜、谢扶雅等,无一不是基督徒。他们所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虽然没有宗教内容,但在这种改造世界的行动中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宗教家的精神”。

此外,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平民教育运动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化的扫盲教育也不是截然有别的,而是有着紧密的关联。五四时期鼓吹平民教育的知识分子,后来有的倒向了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有的则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还有的仍然坚持民间立场,它们原本是从同一个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即便国共两党的扫盲运动虽然“主义”不同,也有着共同之处。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学者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48],其平民教育思想既为国民党所接收,也为后来的共产党所推崇。

(三)扫盲运动与对大众的争夺

“扫盲”是一种重要的进行思想教化的媒介。在笔者看来,这项“思想教化”运动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受到重视,在于“民众”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传教士眼中,民众是重要的,每一个潜在的信众都值得争取。而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眼中,民众是民族国家的基石,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同样需要启蒙和争取。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一文中指出的:“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49]梁启超的这种“进步主义”的民众政治观也为其后的知识及政治精英所认同和发扬,在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论著中都能找到相关表述。正是因为“大众觉醒”、“大众认同”对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都至关重要,晚清至民国以来扫盲工作才会受到各种政治主体的重视。国共两党和知识精英,尤其冀希望于通过“运动式”的方式快速扫除文盲,甚至不惜将民众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来进行“感化”和“唤醒”民众的工作。

显然,不同的扫盲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博弈与竞争: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基于对“大众”的争夺。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扫盲运动既是启蒙大众,也争夺大众的运动。用葛兰西的话说,是一种争夺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较量。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就认为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是“同共产党争夺农民”,扩大教会在农村的势力。[50]而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重视就包含着与共产党及民间知识精英争夺群众的意图。蒋介石之所以在30年代发起“新生活运动”一方面是为了与共产党竞争民众(特别是在江西苏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压制乡村建设派对群众的主导,希望通过这一运动将教化群众的权力及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中。[51]

至于三种扫盲主体及其教化效果,虽难以量化比较,但还是可以分出高下的。总体而言,西方传教士开晚清以来扫盲教育的风气之先。晚清时期,虽然传教士在乡村中也建立了广泛的传教网络,大力扫盲,但因与乡村底层的文化网络及权力系统(士绅集团)冲突不断,其在乡村的传教工作进展得较为缓慢。[52]进入20世纪以后,传教士的影响力日益式微。正如张星烺先生所言:“庚子义和团乱后,本国东西洋留学生大增。欧化输入之功,乃由教会手中移归本国人矣。”[53]虽然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福音派思潮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存在相当的影响,但主要是通过中国基督教会(以中国基督徒为主导)而间接发挥影响作用的[54]。

而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的乡村扫盲运动,虽然他们在全国创办了众多成人业余学校,也编写了一系列的“千字文”教材,授课识字,但他们的主要理念来自于欧美,扫盲主体主要来自于城市,其教育方式与传统乡村的特点多有冲突,教学效果与农民的需求及接受水平存在相当的距离。“乡村建设者们极力倡导的新式教育难以适应乡土文化气候,不能切实满足农民的需求,自然就无法继续在农村发展。”[55]加上缺乏经费和战乱的干扰,实际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有限。

至于国民党政府的“扫盲运动”,效果也差强人意。尽管1927年蒋介石成立的国民政府承诺了推广大众教育的责任,还下令地方政府把教育经费的10%-20%用于业余学校,推广注音字母,在成人文盲和穷人中推广教育。这一度使得1928年和1932年间的经费增加了6倍,但其后连年内战对经费和物资的需要和劫掠使这些改进措施没能取得多大进展。[56]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其对政党及社会的控制、组织及动员能力十分有限,其组织体系、宣传体系、教育体系与动员体系都与共产党存在较大差距。由于难以渗透进农村基层,在扫盲教育的推进上国民党其实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效果。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国民党模式”的扫盲运动也因此寿终正寝了。

相比较而言,依托“列宁主义”的政治和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扫盲运动则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成果。在落后的陕甘宁地边区,中共创造了民众学校、俱乐部,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冬学、半日学校、星期学校、短期训练班等多种渠道,采取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方式,学制上实行“小先生制”、“艺徒制”、“轮训制”、“工作团制”等多种形式,涌现出了“米脂高家沟式”、“延安杨家湾式”、“米脂杨家沟式”、“新式轮回学校”等多样化的农民文化学校,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57]据1941年统计,当年各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群众参加冬学及各种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比1937年增加了3.8倍,通过扫盲识字学习,使许多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58]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扫盲运动取得了较为显著效果。

当然,这种扫盲运动取得的成绩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到1949年解放后,全国的文盲人口仍然居高不下。1949年初全国总人口为5.5亿,其中八成以上是文盲,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59]即便共产党的干部,也是文盲居多。因此,1949年以后,更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势在必行。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扫盲运动不同,1949年后的扫盲运动只有一个主体:即中国共产党。这种扫盲模式沿袭了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传统,也吸收了苏联扫盲教育的经验,具有较为鲜明的政治教化和大众动员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后的扫盲规模更大,时间更为持久,取得的成效也更为广泛。[60]通过这种扫盲运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面貌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注释

[①]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P.5.

[②]葛兆光:《<时宪通书>的意味》,《读书》1997年第1期。

[③]谢培:《清末和民国时期上海的识字扫盲教育》,《上海成人教育》1996年第4期。

[④]黄贵祥:《文盲字汇研究》,上海:交通书局,1947年,第7页。

[⑤]David Johnson.Communication,Class,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Evelyn 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42.

[⑥]Graff,H.J.(1981)。Literacy in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ibliography.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P.102.

[⑦]郑冠兆编译:《美国成人教育之面面观》。北京:中华印刷局,1931

[⑧]([英]余恩思(Bernard Upward)著,邹秀英、徐鸿译:《汉人: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传教故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

[⑨][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48页。

[⑩]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11]John Van Nest Talmage,Letter,December17,1850,The Missionary Herald 47(5),1851,P153.

[12][日]浦丰彦:《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清末至民国》,《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13]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14]傅葆琛:《乡村教育纲要》,北平辅仁大学1934年夏令讲习会印。

[15]古楳:《乡村教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60页。

[16][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一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17]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0-87页。

[18][日]浦丰彦:《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清末至民国》,《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19]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20]朱考金:《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21]林银光:《平民识字教育:理念、实践及其启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2]高践四:《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期。

[23]吴相湘:《晏阳初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36页。

[24]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174页。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文化·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26]夏文华:《新生活运动与1930年代晋南民众社会生活》,《山西档案》,2016年第3期。

[27]杨红运:《战前江苏省强迫识字教育研究(1934—1937)》,《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

[28]董明传、毕诚、张世平:《成人教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29]陈璨,包中:《贵州扫盲教育》,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0]王海:《谈李大钊的群众观点及实践》,《中国纪念馆研究》2014年,第2辑。

[31]桑东华:《五四平民教育思潮的演变、分化和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第71-75页。

[32][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

[33]转自[苏]伊凡诺娃著:《苏联成人教育与扫除文盲运动》,宗华译,北京:作家书屋,1950年,第16页。

[34][俄]T.C.格奥尔吉耶娃著,焦东建、董茉莉译:《文化与信仰: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32页。

[35]Perry,E.J.(2012)。Anyuan: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University of Berkeley:California Press。

[3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7——28页。

[37]转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

[38]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39]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4页。

[4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34页。

[41]高华:《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参见《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

[4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8页。

[4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44]王汎森:《由“下”看“上”与“合伙人效应”》,见[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一书的序言,另见《读书》2016年第7期。

[45][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雪风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46][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7页。

[47]章华明,黄美树:《董景安:民国初年的扫盲先驱》,《档案春秋》,2012年第9期。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8页。

[49]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载《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5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51][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7页。

[52][美]史维东:《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吴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53]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页。

[54]20世纪最初二十年,农业传教成为基督教在华的一项重要事业,其根源与美国20世纪初期的乡村生活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农业传教运动有关。1928年,美国著名乡村教会专家包德斐(Kenyon L.Butterfield)的“乡村牧区”(乡村服务实验区)建设理念被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传教士广为接受,到30年代,也传播到中国。见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55]朱考金:《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

[56]参见俞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57]王建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8]董明传、毕诚、张世平:《成人教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59][日]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王国勋,刘岳斌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0]参见马云:《新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