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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水利社会”——以水利纠纷为中心

作者:石 峰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思想战线》  发布时间:2018-01-06  浏览次数: 565

【摘 要】“水利纠纷”是过往“水利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黔中乡村鲍屯小型“水利社会”中没有发现纠纷的存在。其原因有水源充足、工程设计合理、村民和族人和睦相处、灌溉范围狭小及无水权观念。因此,这样的“水利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利文化,展示了“水利社会”的多样性。

【关键词】水利社会;鲍屯;纠纷;多样性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农业地区围绕灌溉而形成的“水利社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牵涉到的学科,大体上说有社会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水利社会”是建立在“水利工程”基础上的,如以规模为标准,可以细分为大型的由中央控制的“水利工程”和小型的由地方管理的“水利工程”,不同的“水利工程”形成了相应的“水利社会”。西方人类学家归纳了“水利社会”研究所涉及到的概念和问题,如克利(William W.Kelly)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水利体系”;二是“水资源的控制”;三是“中心化”;四是“水利组织形式”。而马伯(Jonathan B.Mabry)把这些问题更细化为:一是“地方水利体系的适应性”;二是“地方水利组织的形成”;三是“地方水利组织的类型”;四是“灌溉范围与决策焦点”;五是“水利管理的层次”;六是“地方水利组织的制度设计”;七是“地方水利组织的管理任务(包含‘水分配’与‘纠纷解决’)”;八是“国家对地方水利干涉的结果”;九是“地方参与到‘发展’的动机”。这些前期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和对话平台。

在诸多问题中,“水利纠纷”是一个重要关切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山林和水是乡村自然资源利用的关键所在。这些核心资源的配置乃至争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甚至还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形态,或两者相互影响。纠纷乃至纠纷的解决更是窥探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展演的方便窗口。因此,中外学者在论述“水利社会”时,无一不把“水利纠纷”作为论述的焦点之一,有的还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样的论式,造成了“无纠纷,不水利”的刻板印象。本文以黔中屯堡乡村一个小型“水利社会”为个案,以民族志为方法,力图描述一种无纠纷之“水利社会”,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借以说明“水利社会”的多样性。

一、“水利纠纷”图景

学者所论述的国内“水利纠纷”尽管存在着时空差异的特点,但通过综观仍然能得到一个“水利纠纷”的一般图景。从地域上看,山西历史时期的“水利纠纷”研究特别引人注目。社会史家行龙把因纠纷形成的“水案”列为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看来,“水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水权的争夺。山西“水案”唐宋时就已出现,明中叶以来由于水环境的日益恶化,对水使用权的争夺变得日益显著。当时,地方还形成一种严重不公的水交易制度,即“卖地不卖水,卖水不卖地”,导致了水地分离,出现了用水户无水,旱地户使水的紊乱现象,如此水利纠纷不断。另外,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水利制度因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也是水利纠纷频仍的原因。张俊峰的系列论文秉持了同样的关怀。他发现山西“泉域社会”中对水的争夺不仅在现实中存在,而且还反映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如“天神赐水”、“跳油锅,捞铜钱”等等。在明清晋水流域中,“水案”日益增多,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都卷入其中。因此,明清以来晋水流域已形成一个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运行模式。他还考察了文水县甘泉渠的水事纠纷和争水械斗,多达百起的水权讼案形成了缺水地区在生态和社会双重压力下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通过对翼城县“滦池”泉域“水案”的进一步考察,他认为明清以来水利纠纷不断并非水权界定困难所致,而是资源稀缺和配置不合理造成的。

山西历史时期的用水纠纷显然与“水权”界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民间关于“水权”的观念并不能用“形式论”来解释。张小军通过对介休历史水权的个案考察,提出了包含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象征产权的“复合产权”概念。认为“早期的民间用水之争和水权之分,并没有借助寺庙的神判权威,因此冲突频繁。明代开始了一个用水神圣化的阶段,形成了比较专门的涉及管理的水利庙宇。”因此,在他看来,民间解决用水纠纷是通过文化的手段而达成的。赵世瑜通过考察民间传说中关于捞油锅“三七分水”的故事,进一步思考了当地分水制度的历史演变,并从中看到了历史上乡土社会各种权力的运作过程。严酷的水环境和频繁的水事纠纷还塑造了当地人的道德观念,沈艾娣发现在山西水利系统中,宗教仪式和民间传说对用水纠纷中所使用的暴力行为往往推崇备至,并被视为一种当然的行为。

陕西历史时期的“水利纠纷”严重程度不亚于山西省。萧正洪较早探讨了关中地区历史时期的水权问题。他认为当地水管理方法有从“申帖制”向“水册制”过渡的过程。清末随着水的商品化,水权与地权开始发生分离,水事纠纷随之大量涌现。笔者对关中地区两大水利系统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也发现了“水利纠纷”的残酷性。每当水源紧缺时,纠纷就会呈上升趋势,冲突械斗是不可避免的。一位健在的老人回忆说,当时打死人是常有的事。这些纠纷冲突,一般多发生在村与村之间、上游与下游之间,渠与渠之间。因此,当地的水管理者“渠绅”与通常的文人绅士具有迥异的性格特征,除了公平正直外,尚需孔武有力,否则便难以处理暴力的水事冲突。钞晓鸿认为历史上该地区出现旱情时,灌溉可资利用的水源就减少,但灌溉所需水量不会减少反而更多。在此情况下,各渠道就加剧了对水资源的争夺。争夺的结果,有的增加水程,有的则减少。他强调自然环境是造成水事纠纷和水利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赵淑清利用民国《陕西水利月刊》的资料,分析了民国前期关中水利纠纷的特征及原因。认为纠纷频繁的原因与当时降水量不均、农田水利的分布及灌溉条件、新旧用水制度的交替、民众的生存压力、不科学的灌溉意识有关。清代陕南汉中府,伴随乾嘉以来移民的大开发,堰渠水利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水资源环境随之恶化。水利设施衰败,水利冲突加剧。虽然民间管理力量仍然在行使职责,但官府力量同时显得重要起来。

清代新疆汉人乡村的“水利纠纷”,据王培华的研究,有多种类型:同一流域内上下游左右岸县与县之间的争水、同一干渠下各支渠(各村庄)之间的争水、同一渠道下各户之间的争水。其原因主要有社会原因,即上游新增垦田、行政区划与流域不一致、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自然原因有环境干旱、丰水期与种植季节相反、地形地貌造成上游水丰,而下游则流入沙漠或、土质疏松渠道易于疏漏毁损。葛浩在该地区则发现水事纠纷主要体现为争水或偷水、修渠纠纷和走水纠纷。调节纠纷的权威主要是县长和地方的“农官”和“乡约”。

华北平原的冀、鲁、豫诸省也莫不如此。王建革对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就渠道灌溉而言,上游比下游占优势。洪涝时,上游的水土流失以通过河道淤积和决口泛滥的方式转移到下游;干旱时,上游可以通过水源的截留使下游的旱情得不到缓解。清代以来,由于争水常常造成县与县、府与府之间的斗争。谢湜围绕明清时期豫北济源和河内两县水利开发与争水问题,讨论了县际行政、地方权势及二者的关系,从而了揭示了水利制度的转换与社会变迁。水资源缺乏是导致纠纷的重要原因,但华北的丰水区同样发生了水事冲突。李嘎以清代山东小清河中游为例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他发现该地的水事冲突不是通常的争水,而是避水;民间组织也不发达,国家在纠纷处理中发挥了中坚角色。他为我们展现了别样的“水利纠纷”类型。

华中地区的“水利纠纷”也是一个热点。罗威廉对清代樊口大坝之争中各利益集团的行为的分析,考察了请政府在水利事务中的决策程序。赵国壮专文讨论了晚清湖北的“水利纠纷”问题,他集中考察了三个典型纠纷案例,即武昌县樊口建坝之争、石首县藕池口泄水之争、监利县子贝渊建闸之争。这些纠纷一般牵连到的县份都在三个以上,波及面相当广泛。其原因主要有宏观的特殊气候和人口压力,微观的地方自我利益和大族巨霸。肖启荣考察了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小泽口、大泽口的水利纷争,从中窥视了地方社会的行为及督抚、府州县各级官员的实质与角色,并论及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对水利环境的影响。袁松通过田野调查,认为当下鄂中的水事纠纷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引入后水库承包者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争端,农户之间的灌溉争端。而农户退出市场后,纠纷逐渐平息。

在华东地区,庄华峰等考察了宋代长江下游圩田(又称围田)开发与水利纠纷的关系。纠纷主要体现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府与民间,以及各圩之间。政府通过制定水事法规,缓解了圩田区域的水利风波。民国鄱阳湖地区的水利纠纷类型主要有圩堤修筑纠纷、灌溉排渍纠纷、县际间纠纷。通过系统分析,作者认为人口、制度、技术和管理是构成鄱阳湖地区水利纠纷深层次结构的要素。

华南的广东虽然水源相对丰沛,但水事纠纷也连绵不断。明清该区域常常因水旱、洪涝和航运引发争斗。纠纷解决主要通过民间调解和械斗以及官府的决断。解决的依据主要是地方用水习惯、民间约定和官府的相关制度。

以上简单勾勒了中国各大区域“水利纠纷”的情形。显然,这个图景仅仅是个素描,许多相关研究尚未含括进去。描绘这个图景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过往的“水利社会”研究,相当注意“水利纠纷”在其中的位置。一方面,这是实际情形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受传统研究的思维定势所规约。而本文所要开启的是对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图景的初步探究。

二、何故无纠纷:主位与客位的解释

鲍屯位于黔中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距省城贵阳75公里。该屯为明代“调北征南”军事行动所建设的早期军屯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屯堡村寨。村寨的历史据说已有600多年。

如果夏季走进鲍屯,站在村口两棵柏树下眺望远方,映入眼帘的是几座高矮不一的青山,山脚下则是大片的稻田。几棵杨柳在稻田中央随风飘扬。满眼绿色,一片葱茏。有的年轻农人因忙于农活骑着摩托在田间穿行。如果随着这些车道漫步田间,就会发现其实车道就是田埂,但比一般田埂宽敞许多,且多为石板铺就而成。石板已被踩踏得相当光滑,看样子是时间留下的印迹。绕上一圈还会发现田块被充满水流的沟渠所包围,田里的水正是来自这些沟渠源源不断的注入。来到这片稻田的中央,一条小河穿行而过,一户农家孤立在岸边。显然,众多沟渠的水出自这条小河。河水的深度有一人之高,河面宽窄不一。流速徐缓,但看样子水源是不成问题的。农家旁,河岸边,立着一块碑,上书“鲍屯乡村水利修复示范点”,落款为“中国水利部、中日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顺市水利局”,时间为2008年。无疑,这里就是近来较受外界关注的鲍屯古水利工程了。

与其它具有丰富史料记载的水利工程和“水利社会”相比,查遍史籍也没有关于鲍屯古水利工程的记载。讨教当地人,他们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仅仅局限于鲍屯,影响面狭小从而未引起注意。但该村的《鲍氏宗谱》也没有相关的记录。鲍屯水利工程显然被历史遗忘了。虽然史籍失载,但现在已发现两块相关的石碑。一为2006年在附近黄家庄发现的残缺的“驿马坝井石碑”,碑文为“因一时无知……泉水退缩,亢旱禾苗,见之不忍……自知情愧,愿……后不敢侵犯,倘后有……如有放水……勿谓言之……”,立碑时间为“大明庚午年”。另一块是水仓附近发现的清咸丰年间所立的禁碑,从第一块碑来推断,自少在明代该水利工程已存在,但具体在什么年代已无法考证,因为明代276年间,有5个庚午年,分别处于洪武、景泰、正德、隆庆和崇祯年间。碑文没有年号限制,难以确定精确时间。

该水利工程主要灌溉鲍屯村口的稻田,据目前统计灌溉面积为2000余亩。在夏季水稻生长的季节,用水量激增。除了温度原因外,跟当地的土壤性质也有极大的关系。土质为渗水性极强的泥炭土,当地俗称马粪土。村民们说在8月份三天左右田里的水就干涸了,因此需要不断灌溉。确实,在我8月份调查期间,每天都会看到忙碌的村民们用鸡公车推着小型抽水机穿梭于田间,把沟渠里的水抽送到自家田里。老人们回忆说过去灌溉工具主要是木制水车,现在使用柴油抽水机就方便多了。村民们的灌溉井然有序,没有迹象表明会存在争水的暴力行为。“真的没有争水纠纷吗?”,我带着这个问题反复询问村民们特别是老人,他们一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鲍屯有两次历史上发生的纠纷被村民们反复提及。一是清末民初的“十八场风波”。“抬汪公”仪式是屯堡地区较为普遍的重要文化活动。早年,鲍屯与邻村鸡场屯(现名吉昌)、狗场屯在每年的正月十八日轮流抬一个汪公塑像。现坐落于马场的老猪场(又称为“十八场”)过去是三村的共有产业,也是三村公祭汪公的场所。后因发生矛盾,导致三村集体斗殴,继而抢夺宗教财产。鲍屯抢得汪公塑像,鸡场屯抢得旗锣轿伞,狗场屯则抢得大铁炮。从此,三村在宗教活动上的联盟正式决裂。目前,“抬汪公”仪式的时间分别为狗场屯正月十六日,鲍屯正月十七日,鸡场屯正月十八日。另一起是土地纠纷。据说过去鲍氏族人在现狗场屯、三铺和王家堰辖区内有一处阴地,后来三村不承认这块土地是鲍家的。于是鲍氏族人拿出地契跟他们打官司。第十世祖鲍璋是跑马帮的商人,据说还是吴三桂的干儿子,他负责出钱打这场官司。传说为了打嬴官司,他还使用了一个策略,在马驮着的箱子里装满石头,沿途故意掉落一些银子。仇家见到鲍家如此富裕,就主动放弃了官司。最后鲍璋为鲍氏族人争得了该阴地。鲍璋虽然无后,但现在族人为了感念他每年清明都要去为他扫墓。

在村民们的言谈中丝毫没有提到用水纠纷。在水仓附近发现的咸丰年间立的禁碑,其内容也不是关于使水的规定:“禁止毒鱼挖坝,不准鱼鹰打鱼、洗澡,不准赶罾,赶鱼,违者罚银一两二钱。”显然,这些规定与如何灌溉用水无直接联系。在水利纠纷频仍的地区,“水利碑刻是基层社会解决水权纠纷案件的物质表象,不仅具有预防纠纷的作用,而且,一旦纠纷案发生,又是处理水权纠纷的重要证据。”但鲍屯的水利碑刻并没有发挥这个作用,因为这里不会发生水权纠纷的案件。当问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种这种情形时,一位老人沉吟一会儿说:“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水量充足,二是水利设施分布均衡,三是族人之间关系和睦。”

老人的回答无疑是当地人的主位(emic)解释,在尊重主位解释的前提下,本文将考虑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的客位(etic)解释。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无纠纷之“水利社会”形成的原因。首先,围绕主位解释进行扩展讨论。

(一)环境。鲍屯所在的大西桥镇,雨量充沛。据统计年均降水量在12801350mm之间。一般6月下旬到8月下旬间,气温较高,最高可达33°C,且降水量集中,平均年降水量676mm,占全年降水量的50.4%。这与北方水利纠纷频仍地区的降水量形成鲜明对比,如山西年均降水量为508.8mm,关中地区年均降水量为500700mm。鲍屯所在区域的降水量几乎是这两个地区的两倍多。丰沛的降水量造就了丰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境内有1条主河流邢江河,9条支流河,属长江上游的乌江水系。受喀斯特地质构造的影响,还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从村民们日常生活用水就可知当地水资源的情况。村民现在使用的自来水就出自地下水,每家按人头每月水费仅为0.5元,但没有安装水表,意味着用水无限量。鲍屯水利工程的水源主要有两处,一是邢江河(当地称大坝河),二是水仓河底的地下水,其外流量为1.56m3/s。村民们说2008年和2010年西南地区大旱,鲍屯依然能够自流灌溉。

(二)技术。鲍屯的灌溉技术可用当地一句话来概括:“一道坝、一条沟、一片田”,意为通过构筑水坝,开挖沟渠,然后灌溉农田。拦河筑坝目的是为了提高水位。整个工程根据地势高低共筑有9道坝,人工河道有水仓坝、小坝、马鞍桥坝、横坝、顺坝、门前坝和回龙坝,自然河道有大青山坝和小青山坝。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和泄洪,在第一道坝水仓坝处新分流和开挖了一条新河,全长1300米。因此,整个水利体系包含了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两条河水最终在末端回龙坝处汇合。但两条河流的堤坝各有特点,自然河道的坝断面很长,目的是为了排渣,人工河道的坝断面很窄,目的是为了排水。原因是人工河道要通过村前,需满足生产和生活用水,所以不需要排渣。工程的起点水仓坝其作用是把水储藏起来,故名“水仓”,主要特点是建成鱼嘴形,成两条河流的分流处,因此,又名“鱼嘴分流”。工程的终点回龙坝断面被拉长成S形,在转弯点缓解了两股水的直冲力,保证了坝的坚实稳固。同时,用石块垒坝的技术是立垒而不是平垒,更强化了坝的坚固性。

每道坝都设计有排水口,当地俗称“龙口”,有高低“龙口”之分。高“龙口”其作用是为了调节水位,水量小时就关上闸门提高水位,水量大时就打开闸门降低水位。在枯水期能够满足上下游用水需求。低“龙口”其作用是排淤。过去每年都要“岁修”,当地俗称“打坝”,主要任务是清理河道、修补渠坝。“打坝”时需要排干河水,低“龙口”就发挥这个作用。

两条河道共计7条支渠,分布在不同的高程。后经改造,部分支渠合并。排水沟分为干沟、支沟和毛沟三级。干沟主要排泄坡面洪水;干沟之间由纵向的支沟连接;毛沟兼有灌排双重功能。排水沟汇集的雨水或灌溉余水通过人工河道最后流入自然河道。

从技术层面看整个工程,无疑体现了村民们的“理性”精神。水利技术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鲍屯乡村水利工程体系中,坝是关键工程,因地制宜地布置成横坝和顺坝,再利用自然地形形成具有储水功能的水仓。它主要通过坝线走向,坝的高度的不同安排,对水资源总量进行控制;又通过坝上不同高程的龙口,进行水量的再次分配,从而使得水稻栽插季节各用水户都可以同时获得灌溉用水。”“渠系规划是鲍屯水利系统又一特点。新河(人工河道)和老河(自然河道)是干渠。新河……以输水为主,……平均纵比降为1.8%。这一比降能够使其获得最大供水范围。老河……平均纵比降为3.2%,以行洪为主,兼有灌溉输水功能,较大的比降能够满足行洪的需要。”工程的设计布局使得水资源能够惠及到不同地段的农田,从而杜绝了用水纷争。

(三)社会关系。鲍屯现有人口约2000余人,其中90%为鲍姓族人,其它杂姓有汪、吴、潘、徐、陈等。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单姓村。据《鲍氏宗谱》记载,在明代“调北征南”背景下,始祖鲍福宝带兵入黔,随同而来的还有汪、吕二姓,驻扎在现居地。鲍、汪、吕三家是姻亲。后来,鲍姓人口激增,而汪、吕二姓因种种原因人口锐减,鲍姓逐渐成了村庄的支配力量。该村最早名为“杨柳湾”,后名“永安屯”,至清因鲍姓人口增多,于是外人改称为“鲍屯”。

从人类学对“宗族”的界定来看,鲍氏确实是个宗族,因为具备了宗族的四个基本条件,即共祖、祠堂、公产和族谱。不过生活中村民们对“宗族”、“家族”和“本家”三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三者都一回事。有意思的是,村庄的自愿组织“会”也特别发达。目前存在的“会”计有“老人会”、“佛头会”和“钱会”。历史上曾经有“五会”(即“汪公会”)。“会”在某种程度上比宗族还重要,因为可以吸纳非鲍姓村民,使村庄更具团结力。

鲍氏始祖为鲍福宝,下分“仁、义、礼、智、信”五房,现已传至二十一世。族人除了集中在鲍屯外,部分还分离出去组建了另一个自然村带子街。另有部分族人散居在各地。清明是祭祖最重要日子。村民们说祭祖时间一般会持续半月左右,原因是要按照祖先的不同世系来祭祀。清明前一天祭拜的是“腰带始祖”鲍大千,清明当天全体族人祭拜始祖鲍福宝,第二天按房祭祖,第三天按支祭祖,第四天以后则按小家祭祖。始祖坟地位于村子后山上,因风水极佳和面积的限制,族人曾规定六世以后的祖先就不准再葬于此地。因此,这块祖坟仅有前七世祖的坟茔。其他祖坟则散布各处。清明祭始祖无疑是村里和族人的一次盛会,据说2011年为了招待各地赶来的族人,曾摆了2000多桌宴席,按一桌8人计,则大约有16000多人。

村庄的空间布局是以中轴线为中心来规划的。在中轴线上布置的是祖坟、汪公殿、关圣殿和鲍氏祠堂。这是一条物理线路,更是一条宗教神圣线路。其中汪公殿、关圣殿和鲍氏祠堂占据了上街的绝大部分空间。在2000年左右三大殿被拆除,目前恢复的仅有汪公殿。鲍氏祠堂的建筑材料被用于修建村口小青山上的太平寺。据老人回忆,1949年后禁止祭祖,但祠堂并没有拆除,与另外两殿被改作生产用房。目前在祠堂处修建了村级小学。在《鲍氏宗谱》的扉页就是祠堂示意图。

鲍族公产主要是“祭祀田”。《鲍氏宗谱》对过去各处“祭祀田”的位置、面积、四至和租石有详细记录。总共有133块田,收的租石有3362升。其收入主要有5个用途,一是水利维修,包括石料和石工费,二是修桥补路和三大殿的维修,三是补助鲍族的孤寡老人,四是救助失火户,五是助学、治病。后两项是无息借贷。当然,土改后“祭祀田”就不复存在了。

鲍族迄今为止编撰了两部族谱,一是民国三十七年的《鲍氏家乘》,二是2008年重修的《鲍氏宗谱》。从始祖到现在二十一世孙及各房,系谱脉络非常清楚。几乎每家都保存有至少其中一谱,有的家甚至两谱都有。

以上四种象征符号把鲍氏族人团聚成了一个整体,再加之各种“会”的协力,更强化了族人乃至整个村庄的向心力。我的房东讲了一件故事,相当能说明村庄的凝聚力。鲍屯的篮球队在当地很有名气,每次要与外村比赛时,村里就有人自发敲锣通知村民去观看助威。我的房东是村干部,对此他过去感到不可理解。在我与他谈论村里的团结问题时,他就举了这个例子。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主位观点还不能完全解释无纠纷形成的原因。还有两个原因可以作为补充,一是鲍屯水利工程仅局限在一个村庄范围内,并不是一个跨界的中型或大型工程。上游的水仓坝与邻村黄家庄和三铺接壤,而下游的回龙坝则与西拢村交界。综观水利纠纷频繁的地区,大都发生在村与村或县与县之间。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共享一种稀缺资源,纠纷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丰水地区,如果涉及到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也同样会出现暴力行为,如李嘎研究的清代山东小清河的纠纷案,虽然是“避水案”,但因跨界而造成县际争斗。二是鲍屯仅有地权而无水权。亦即水在当地没有私有化,而是一种公共资源。往往在水纠纷存在的地区,一般都伴随水权问题。甚至出现象山西水权与地权分离的情况,有水的人无地,无地的人有水。《鲍氏宗谱》记载了历史上族人许多土地买卖的情况,却无水买卖的记录。其中一例如下:

立卖明山坡陆地文。契人田斌、李万禄、吴显荣,今将三姓所有公共山坡上陆地五块,坐落地名中火铺后山凹地。上抵坡顶,下抵腰岩,与小山为界;左抵山坡内墙脚,右抵小坡顶,牵连腰岩为界。四至分明,经凭中出卖与鲍顺名下为业管理。即日当面议定净银贰拾肆两捌钱整。三姓领明应用,自卖之后,任随鲍姓子孙或作阳地,或卜阴宅,田、吴、李三姓子孙人等,不与鲍姓相干。恐后无凭,特立卖字为据。

凭中人苏仁高苏仁表邹文禄陈洪德

代字人苏仁甲

弘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田斌、李万禄、吴显荣

前述鲍璋为争坟地出示地契与外村打官司就是一起土地纠纷的极好例子。水权一定发生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象鲍屯这样的丰水区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鲍屯无纠纷之“水利社会”形成的原因了。综合主位与客位观点,主要有:一是水源充足,二是工程设计合理,三是族人、村民的和睦相处,四是灌溉范围狭小,五是无水权观念。如把鲍屯无纠纷之“水利社会”作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比较,其意义何在呢?

三、讨论与结论

格尔茨(C.Geertz)承继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思路,比较了两个生态环境迥异的“传统灌溉”地区,“湿”的巴厘(Bali)和“干”的摩洛哥。巴厘所在地区,年均降水量为2000mm,有的小区域甚至高达3500mm。而干旱的摩洛哥年均降水量仅为500mm,南部地区甚至只有50mm。在印尼,每年降水量无多大变化,而摩洛哥不仅每年变化甚大,即使一年当中都变化莫测。生态环境影响了两地的农业类型。巴厘的农业景观是大片的梯田,而摩洛哥则以旱地作物小麦和橄榄为主,兼及畜牧业。其灌溉方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厘的灌溉是“巨大的、规则的、精确测定的、多层次的、非常有效的体系”;摩洛哥则是“微型的、不规则的、不太精确测定的、单层次的、多少有效的体系。”

格尔茨重点讨论了两地的灌溉制度。巴厘产生了“水利协会”Subak——个完全独立自治的合作团体。总体来说,Subak是“一个技术单位,共享水坝和水渠;一个自然单位,拥有共同的稻田边界;一个社会单位,由共享一条水渠和一座水坝的用水户组成的合作团体;还是一个宗教单位。”相反,在摩洛哥则没有发展出类似Subak一样的组织,而是个体对水的占有——即上面讨论的“水权”。

格尔茨的比较研究,最终要回答的是社会文化如何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或曰不同的生态环境如何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特色。就巴厘和摩洛哥而言,前者对水的利用和分配为“群体取向”,而后者则为“个体取向”。

格尔茨为我们树立了比较研究的典范。不过,他的案例和架构是一种“理想类型”,即极端干旱和极端湿润的比较。这中间还有许多过渡类型。比如,关中地区(年均降水量为500700mm)虽然接近摩洛哥,但却发展出大量的“水利协会”,鲍屯降水量比巴厘少一点,但也属于较湿润地区,却没有发展出专门的“水利协会”,其运转是由已存在的宗族和“五会”来牵引的。如已发现的咸丰年间所立禁碑,落款即“五会”。宗教组织“五会”为汪家会、江家会、吕家会、上街会和下街会,历史上村里“抬汪公”由“五会”轮值。

鲍屯“水利社会”还可与其它“水利社会”作进一步比较。克利(WilliamW.Kelly)认为“中心化”是理解“水利社会”的一个关键概念,。在他看来灌溉一定会产生权力集中,或在内部产生,即“内部中心化”,或牵连到外面的国家力量,即“外部中心化”。水利组织的产生一般是为了协调劳作和解决纠纷,当工程浩大或纠纷出现时,确实会产生专门的水利组织,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但鲍屯是一个小型的“水利社会”,工程微小,纠纷不见,因此,就无必要单独成立一个组织来管理,已有的村庄组织就足够了。同时,国家力量也未介入,这也是史籍对鲍屯水利工程和“水利社会”失载的原因之一。

由于未有纠纷,所以鲍屯“水利社会”没有生长出针对灌溉的暴力文化。而一些纠纷频仍地区,暴力文化相当发达。如前述沈艾娣在山西“水利社会”发现在村民们的道德意识里,对暴力相当推崇备致。谢继昌在台湾蓝城村也发现由于该村实行轮灌制以后,为了防止偷水,村里很早就设立了武馆。鲍屯的水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则是和谐的风水文化。新开的人工河道,除了实用价值外,据村民们讲还有风水价值。当地的风水观是“靠山不近山,靠水不近水”。村后有山,由于风水好而成为鲍族的祖坟地。村前虽有自然河道,但被大小青山遮蔽了,新开的人工河道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另外,两条河道围绕小青山在回龙坝交汇,使小青山与两条水形成了“螺星塞水”的风水景观。

对“水利社会”类型的划分也是近来学界的一个热点。一般来说这样的划分因视角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格尔茨以生态环境为指标,分辨出了“巴厘型”和“摩洛哥型”。更多的学者以水源作为指标,如行龙以此分出了“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和“湖域社会”。钱杭又添加了“库域社会”。这些类型识别为深度和细部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工具。而鲍屯无纠纷之“水利社会”可以与有纠纷之“水利社会”形成对比。换言之,纠纷也可作为类型识别的指标,这样才能扩展和丰富“水利社会”研究的视野和问题意识。


注释:

[1]William W.Kelly,Concept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Irrig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5:880-86.

[2]Jonathan B.Mabry,The Ethnology of Local Irrigation.In edited by Jonathan B.Mabry,Canals and Communitie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6,pp.3-30.

[3]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4]张俊峰: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泉域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史林》,2005年第3期。

[5]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6]张俊峰: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7]张俊峰: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8]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9]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与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0]沈艾娣:道德、权力与晋水水利系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

[11]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2]石峰:《非宗族乡村:关中水利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3]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4]赵淑清:民国前期关中水利纠纷的特征及原因分析:基于《陕西水利月刊》中18起水案的分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5]佳宏伟: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16]王培华:清代新疆的争水矛盾及其原因:以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道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7]葛浩:民国新疆汉族乡村社会水利运作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

[18]王建革: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1368-1949),《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

[19]谢湜:“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0]李嘎:“罔恤邻封”:北方丰水区的水利纷争与地域社会——以清前期中期山东小清河中游沿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1]罗威廉:治水与清政府的决策程序:樊口大坝之争,《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

[22]赵国壮:论晚清湖北的水利纠纷,《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3期。

[23]肖启荣:明清时期汉水下游泗港、大下泽口水利纷争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24]袁松:“买水之争”:农业灌区的水市场运作和水利体制改革——鄂中拾桥镇水事纠纷考察,《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25]庄华峰等:宋代长江下游圩田开发与水事纠纷,《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26]吴赘:论民国以来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27]乔素玲:从地方志看明清广东的水权纷争及其解决,《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9期。

[28]2011年鲍屯乡村水利修复工程还荣获联合国亚太遗产保护卓越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

[29]田东奎:水利碑刻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0]《大西桥镇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31]杨霞:山西年降水量规律初探,《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07年第6期。

[32]刘俊民等:关中平原降水特征分析,《人民黄河》,2008年第5期。

[33]谭徐明等:贵州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1年第2期。

[34]将另文探讨鲍屯“族中有会,会中有族”的社会结构特征。

[35]“丝头腰带”是屯堡妇女服饰的关键配件。相传,该编织技术在屯堡地区曾经失传。鲍大千只身徒步前往安徽故乡学习。带回鲍屯后,族人规定该技术传男不传女。现在,整个屯堡地区只有鲍屯才产“丝头腰带”,并成为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感念鲍大千,每年清明,编织者都会去为他扫墓以表纪念。

[36]李嘎:“罔恤邻封”:北方丰水区的水利纷争与地域社会——以清前期中期山东小清河中游沿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7]C.Geertz.The Wet and the Dry:Traditional Irrigation in Bali and Morocco.Human Ecology.Vol.No.1,1972,pp23-39.

[38]参见石峰《非宗族乡村:关中水利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9]William W.Kelly,Concept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Irrig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5:880-86.

[40]谢继昌:水利和社会文化之适应——蓝城村的例子,《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36期。

[41]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42]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