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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共同体研究范式之检视与超越

作者:马光选 刘 强 李保林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术探索》2016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18-01-08  浏览次数: 241

【摘 要】当前学界对共同体相关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拿来主义倾向。从对现在的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检视与反思来看,这种拿来主义做法的弊端就在于直接将隐藏其后的“二元式思维”拿来为我所用。要破解二元式思维之弊端,就需要弘扬多元精神,准确描述共同体功能重叠与交叉的事实;打破本土化与世界化对立的壁垒,在实现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实现用域外话语讲中国故事和用中国话语讲世界故事,准确阐述全球各类共同体互联互通的事实;打破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尊重当前各类共同体互构互化的事实。

【关键词】共同体;研究范式;思维模式


中国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这就导致一个一直以来倍受诟病的问题,即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的水土不服。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学界一直就在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卓有成效的成果并不多见,更多的都是从“学术民族主义”出发,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本位”与“中国本土化”等议题。这些观点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情绪安排,所以并没有能够在学理性层面有实质性改进。所以本文以为,有必要从更为客观和理性层面入手,在学理上对西方理论背后的哲学背景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反思,将相关讨论推向深入。为此,本文意图抛弃已有研究中空洞化宏大叙事的研究路径,转而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论证方式,从共同体研究的微观视角着手,对这一宏观命题进行回应。首先对西方共同体理论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接着对这一理论传入中国与中国事实相结合的进程展开考察,最后在哲学层面对整个理论范式进行系统性的审视与反思,探索中国共同体研究学术自觉的可能。

一、现有共同体范式的形成过程

(一)西方的共同体研究

“共同体”一词,语出西方,14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英语为Community,当时的涵义主要有这样几种:“1.平民百姓,有别于那些有地位的人;2.一个政府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在后来的用法里,指较小型的政府或社会(14世纪起);3.一个地区的人民(18世纪起);4.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例如共同利益、共同财产(16世纪起);5.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16世纪起)”。[1]前三种指代一种社会团体,第四种和第五种是关系类型。17世纪时,society出现,并与community相对而称,communitysociety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2]之后,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主要来自于滕尼斯与涂尔干。滕尼斯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意志分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两种,本质意志分为本能、习惯和记忆三个要素;选择意志分为深思熟虑、心愿和概念。[3]这种人类意志各个要素之间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结合”,[3]不同的结合方式会产生两种理想类型:一是“现实和有机的生命—共同体的本质”;二是“思想和机械的形态—社会的概念”。从特征上而言,“共同体”里大家以成员的形式存在,享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体”为成员提供保护与保障;成员之间由于年龄、力量、经验和智慧等自然属性的差异,会存在领导与统属关系;成员之间因为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记忆、共同生活习惯、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信仰等产生相互依赖,并以情感和习惯等为纽带结合在一起,从而会丧失一定的独立性。成员之间因信任和认同的“默认一致”长久性存在,他们不是“结合”在一起,而只是生活在一定时空范围中的独立个体,相互之间以理性的契约等因素发生联系,成员之间具有独立与自由,彼此之间缺乏亲密与信任,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从类型上来讲,他认为“共同体”是人类意志完善的统一体,是一种天然的和自然的状态,故所有的共同体都是由人类最天然的三种关系——“母亲与孩子”“妻子与丈夫”“兄弟姐妹间”演化而来,进而产生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其中精神共同体是“人的和最高的共同体”。与此不同,社会的现实表现是商业性的城市和市场。“共同体”具有的特征为(1)地域性;(2)相对的封闭型与独立性;(3)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身份等级,以共同体为本位;(4)对生存需要和安全的满足;(5)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家庭、邻里、朋友等。通过对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解读,可以得出第一个重要结论,即“共同体”的精神意蕴在于其存在着一个能将不同个体黏合在一起的联结纽带,这一纽带的核心特征是存在广泛认同的默认一致。

马科斯·韦伯几乎全盘接受了滕尼斯的观点,他认为“共同体”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其“社会行为调节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到参加者们的共同属性上”,“家庭共同体最为省事地提供了这种类型”。[4]社会则是“建立在理性为动机的利益的平衡或是同样动机利益的结合之上”,其最纯粹的类型是“a)市场上最为纯粹的交换,b)纯粹的自由协议的目的联合,c)以价值合乎理性为动机的思想联合体”。

Steven Brint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出发,认为“共同体”具备这样一些特征:“紧密的社会约束力,对社会机构的约束与参与,仪式庆典,小规模的人口,相似的外表特征、生活习惯和历史经验,相同的道德信仰和道德秩序”。[5]之后,“共同体”在美国失去了滕尼斯的“社会关系”和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的影子,仅被理解为“社区”,并发展出“社会冲突论”“社会场域论”和“社会体系论”等不同的社区理论,产生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角度对社区的认知,“共同体”在美国重新获得新生。

与美国学界对德国“共同体”理论的传承与认可不一样的是英国学者鲍曼,他认为经过现代性的冲击和后现代的解构,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存在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无法克服,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悖论命题,所以“共同体”是一个无法重温的回忆中的天堂。[6]但是,就在鲍曼认为“共同体”已经“终结”的时候,在原有社会学对社区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学联姻,为应对自由主义哲学带来的个体化危机,“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应运而生。“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7]Community又重新回归其道德及目的性价值载体的本质。这种“社群”是一个情感网络,成员之间相互帮助、支持,有着共同的历史和认同,有着共同的文化和集体行动,但是这种“共同体”增加了个人对集体的警惕——群体拥有对个体高度的责任感,“共同体”在复归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社群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在这里,Community又成了一个有道德及目的性价值的载体。

20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麦基弗在《共同体:一种社会学的研究》中对“共同体”展开了系统研究,认为“共同体”基于共同利益而存在,但不一定是自然的,可以是建构的。[7]当代“共同体”主义者迈克·桑德尔提出“共同体”是有共同认知的成员结成的群体,共同认同是共同体存在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米勒则认为“共同体”是由通过认同纽带发生相互关系的成员组成,成员之间为了相互的利益承担着一定的非正式义务。

以上对“共同体”概念变迁的考察可以被概括为以下特征,即“共同体”是:(1)一种基于共同的价值和文化认同而能采取共同行动的关系结合体。(2)一个虽经变迁但始终如一的统一体。(3)与个人和社会相对,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它以长期形成的情感、道德、记忆和习惯等为纽带将成员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共同体”强烈的积极认同;(2)成员内部公共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带来的相互依赖和紧密联系,并且成员之间可能会由于相互的依赖而产生对其他成员自由的剥夺。(3)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公共利益、共同认知、共同信仰让共同体有了明确的边界,这种边界对内产生保护与关爱,对外则可能形成敌对关系,特别是传统社会中,共同体内外关系具有明显的单向性,正是这种单向性使得人们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自由选择性以及自由流动性,也因此形成了乡村社区和“共同体”联系的封闭性。这些都可能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8]

可见,西方共同体范式具备以下特征:其一,情感性,西方的共同体范式无论经过怎么样的变迁,有一个主线意志没有偏离,就是共同体总是作为一个情感联合体而存在,价值的共享,情感的共通,是共同体维持的基本特征。其二,独立性,共同体独立于社会和个人之外,也和一般的经济和商业组织全然不同。其三,建构性,虽然西方共同体范式也关注地缘和血缘因素,但是精神价值的共同是其最高追求,而价值层面的建构与重构就为共同体的不断建构与解构提供了基调,而这就为西方社会一直以来社会组织的高度发育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二)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把“共同体”定位为“村落共同体”。马克斯·韦伯通过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地方自治色彩强烈的“村庄共同体”;[8]黄宗智通过对华北农村的考察发现,在中国村庄层面存在着联系紧密,封闭的“共同体”;[9]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通过对当时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资料的研究分析,认为自然村就是一个农民社会生活“共同体”。他的观点遭到同是日本学者的戒能通孝的反驳,戒能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一个由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的松散联合体而已,不存在平野意义上的结合;旗田魏认为中国存在家族主义的结合体;石田浩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生活共同体”。[10]

吴文藻等人把“共同体”引入中国时,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所以必然地指向了村庄,之后的中国学者群体一般有着把这种村落社区作为“共同体”的习惯。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江村共同体”的研究最为典型,开启了中国“社区共同体”研究的传统。之后有了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的“台头村共同体”,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中的“溪村共同体”,陆学艺的《内发的村庄》中的“行仁庄共同体”等的研究。

作为对村落社区“共同体”研究的背叛,美国学者施坚雅就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11]其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单位并不是村落社区,而是以集市为核心形成的“市场共同体”。市场决定了农民的交往圈和婚姻群,形成了人们行为的边界;杜赞奇从“惯调”的材料出发,发现在国家权力下沉到农村社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权力的文化网络,这种文化网络超出于村落社区之外,规定着人们生活和行为的边界;[11]费孝通则从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角度提出了中国人“差序格局”理论,这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这种“差序格局”是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根据关系的亲疏形成一定的边界;秦晖认为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是来自于对西方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某种特殊状况的描述,而目前之所以中国学界很多人对这一看法认同,主要是源于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中国东南沿海农村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的广大农村而言都是不适用的,中国历史上更多存在的是零散的个体农民和“大共同体”的国家,很少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共同体”。[13][14][15]

与以上学者的理论不同,北京大学的潘维提出了自己的“共同体”理论,他从“中国学派”的立场出发,在自己总结的中国模式中建构了一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认知。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立体网络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核心家庭是小家,宗亲是大家,社区和单位是“公家”,公家之上是国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共同体,维系共同体的纽带是家庭伦理。

中国的共同体具备以下特征:(1)原发性,与西方共同体范式不同的是,中国的共同体范式中,原发性色彩浓厚,其典型是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村落共同体。(2)综合性,中国的共同体兼具价值联合体、经济单位、生活场域和权力网络等多项功能,它可以是一个市场交换圈和婚姻圈,也可能是交往圈和关系圈,很难单独的从某一种功能出发去认定中国共同体。(3)伦理性,不管是差序格局,还是小共同体认同,中国的共同体总是更多在熟人范畴中成长和发育,因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性特征,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的伦理性特征也就非常明显。

二、对现有范式的检视

当前也有对于中西方共同体范式对比的研究,但可惜的是,相关研究很少继续在学理上进行过多追问,而是迅速把目光转到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争夺上去,把一个学术问题放在政治的显微镜下去分析,从而让学术讨论变了味道,最终于问题的解决亦多无益处。而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学术回归学术本身来展开讨论才不失为正途。一种理论往往都有其存在的哲学性基础,所以本文认为对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批判必须从哲学层面展开方为根本。就哲学层面而言,现有西方研究范式隐藏其后的“斗争哲学”即“二元对立”式思维将会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关键。

(一)二元化分析框架

从上面对中西方共同体研究方式的区别探讨来看,西方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在实践运用中也和其他研究方式一样,都秉承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式”的分析框架。所谓共同体,被放在个体与共同体,或者共同体和社会的“二元式”的分析框架之下进行讨论。这种研究方式就使得分析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比较严重的分裂和敌对关系,把现实中本来一体的事物进行人为分割讨论,这种擅长“分”的做法,固然有利于问题讨论的展开,但更容易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过程简单化。如此做法可能与西方整个学术思维方式有关,但如果将之直接套用于中国实践,很显然失之偏颇。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共同体的独立性特征是其实际生活中的独立状态的提炼与抽象,但是中国共同体从来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存在,个体和共同体,共同体和国家以及村落和村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重叠、混沌和互联互通的关系,在中国共同体认知上运用二元化思维进行阐释,显然是行不通的。

(二)“本土化”研究视野的审视

“本土化”倾向与这种“二元式”思维启示一脉相承。学界目前正在盛行的“中国本位”“本土意识”等提法粗看起来是对西方思维模式的反叛,本质上却是实实在在的“二元”思维的继续,他们要求中国研究要站在中国本位来看待问题,实质是要把中国和中国之外、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来考虑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价值中立的理性化批判早已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共识,故这种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研究态度显然有悖学术界对于学术研究的基本认知。中国可以是一个国族群体,可以是一个地域范围,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政权,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并不代表某种价值表征。放眼全球学术界,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都是德国人,但是他们研究对象和所形成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国别的影响,也正是这样,他们的理论才具有更为永久的解释力。学界现有的对中国乡村社会很具解释力的“内卷化”“蜂窝状结构”等理论无一不是来自于国外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但这并不影响这些理论对于中国农村实际的解释力,反而目前中国农村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并不多见。其实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界,“英雄不问出处”,相对而言解释力更为强大的理论才是应该得到认可的理论。所以针对目前农村研究现状,对于现有问题已经能够很好解释的理论,我们就应该拿来用,而当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具体的农村现实时,我们就有必要考虑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三)静态化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上的静态分析思维是二元式思维的另一个表现。在当前“乡村共同体”重建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其未来前途是一种高福利、低消费的“共同体”建设模式,完全不顾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周围环境对它的影响,不顾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不顾全球化发展的事实,不顾农民生产生活社会化的事实,这无疑是把农村当作一个“孤岛”来看待,如此衍生出来的政策,如果落到实践层面只可能是形成新的城乡二元格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形塑以及农民的能动性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构建的不断加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而这一切的终极动力则是被深度激发出来的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性的发展模式下,忽略农村共同体、农民个体和现代国家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就无法准确地认识中国。

三、进一步反思

有人认为包括共同体研究在内的中国研究之所以一直跟着西方走,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仍然处于材料累积阶段,理论水平不够,整体研究水平不高[16],这其实不符合真实情况。国家有边界,学术无禁区,学术本无中西之分,皆以解释力强弱为准。不管是学科的融合,还是社会的潮流都趋向于“合”,而不是“分”。“二元式”思维由来已久,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发挥了应有的优越性,只不过如果继续用这种斗争和敌对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和平时代的世界和中国的事实恐怕多有不妥。今天的世界,“发展”与“和谐”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要对这一事实进行准确的把握,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思维模式的转换,唯其如此,才能契合研究当前社会现实需要,看到原来被“二元式”思维模式遮蔽而看不到的东西。而要更为准确地实现对共同体研究的深化和准确化,笔者认为应该在思维方式的选择上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二元与多元

作为对二元化思维的囊括与包容,笔者认为多元思维应该成为我们看待问题的主要思路。以共同体研究为例,以小见大,如果从多元思维出发,不但可以看到二元思维主导下的西方共同体范式所阐述的共同体形象,也可以对中国混沌思维主导下的共同体本质进行准确把握。从目前来看,共同体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学术框架所能囊括的范围,依照情感、价值、兴趣、宗教、文化和利益不同关联成长起来的共同体及其变异和复合类型不胜枚举,如果不从多元角度来看待,则很难真实反映共同体发展的这一实际状况。

就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本意而言,主要强调民众之间的合作与相互认同,西方话语的二元式思维的考量主要基于西方现实的理论提炼与拔高,在自由主义盛行于世的情势下,个人权利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与根本立足点,尽管有社群主义对共同体的重视,但这并不会改变个人权利本位的基调。中国民众的结合方式一直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虽然说有强大的国家大共同体的挤压,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现象至今仍未改变。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决定了不同的共同体演化路径,所以有必要在更为多元的层面对其展开讨论,这就可以提升研究范式的解释力和适应力。

(二)本土与域外

当前学界注重中国研究的本土性,希望中国学者能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对于说清楚中国自己的事情确实会有帮助,但是这种做法仅仅限于目前“中国话”不足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如果放开眼光来看,仅仅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从学术增量产生路径的角度来看,比较研究是获得知识的方法之一,我们在注重自我阐释的同时,也可以“引进来”,让其他国家的学者进入中国的知识场域,用他们擅长的话语对中国的现象进行阐释;也可以“走出去”,中国的学者带着中国的学术视角去阐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实,形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知识界的多元互动的认知网络,然后把中国放在这一个大的知识网络中来看待和定位,或许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一些。也就是说,用中国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只是初级阶段的诉求,下一步我们要努力用域外各种话语来讲中国的故事,最终也要实现能用中国的话语讲世界的故事,如此,中国的学术气魄和学术格局才能真正打开。本土化只是我们的起点,与整个世界知识界的资源共享才能真正掌握学术主导权。

就本文的视角来看,之所以在共同体研究范式上中西方有如此大的差别,就在于全世界的学术共同体没有建构起来,各自为战,互相对立,从而很难相互准确认知和把握对方。而如果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能互通有无,大家建立共同的学术标准,有共同的学术共识相互参照,则目前各种共同体研究范式就不会如此严重对立,从而能够准确把握当前各类共同体互联互通的事实。

(三)主体与客体

中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是被强调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主体与客体的严格区分也是明显二元思维的体现,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事物存在的状态远非二元分割那么简单,也不是本土与域外就可以说清楚,全球化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不能再如此的封建化和前现代。当前认知对象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不断被重构,此种关系中的客体可能是另外一种关系中的主体,或者仅仅在单一的关系中,主客体地位也可能随时互换、解构与重构。所以主客体二元划分的意义已经完全丧失。

现代社会的各类共同体不断涌现,虚拟共同体和现实共同体的边界已经在消解,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不断相互转化,如果不打破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对这一共同体发展趋势就无法准确把握。

结论

中国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大都源自对西方研究范式的直接挪用,这种挪用背后隐藏的危机是二元思维的直接借用无法满足中国共同体复杂多元的现实。在全球化的大势下,对学术主体性和本土化的强调已经不能再延续“封建主义”的做法,而是要尊重当前共同体发展的事实,当前情况下大小共同体相互转化、主客体地位不断互换,共同体边界不断重构。这就要求共同体的研究必须超越二元思维,走向多元;必须打破狭隘的本土化取向,走向内外融合,以全球视野和全球眼光看到共同体的成长;必须打破主客对立,在关系的不断互构中思考共同体发展的趋势与未来。唯其如此,理论与事实的距离才会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目前在学界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要保持警惕,因为如果被这一学术意识形态所绑架的话,就会陷入用理论绑架现实的牢笼中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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