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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各族传统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文化生态解读——以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为依据

作者:皇甫睿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1-21  浏览次数: 963

【摘 要】六百年来,贵州各族林农一直以人工杉木用材林经营为其主导产业,经过不断地经验积累,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有效的“林粮间作”技术体系。此前不少研究者对该技术体系都做过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资料来源大多局限于一般性的田野调查和官方文本史料的应用,从而使得形成的结论局限性很难避免。官方文本史料通常很难触及到技术操作细节,而一般性的田野调查对该技术的体系所适应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很难引起调查者足够的关注。借助生态人类学所坚持的文化生态观,展开针对性的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制衡探讨,那么整个“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全貌,就可能得到系统而全面的揭示。不仅前人的研究得以深化,这套技术体系的实质及其在当代的创新利用价值也就可以得到澄清。

【关键词】林粮间作;技术体系;文化生态


贵州黔东南地区位处低山丘陵地带,其原生植被属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贵州各族乡民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由于地表崎岖不平,并不适合连片稻田经营;其所处的气候带温暖潮湿,也不利于杉树用材林的种植与经营。然而,他们却能成功地将其生息地建造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杉树用材林基地,并将坡面开辟成连片梯田,使之形成“稻鱼鸭”共生的稻作农业基地。而且,杉树用材的育林过程也做到了“林粮间作”、林粮双收。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得力于贵州各族乡民经过经验积累,逐步健全、完善起来的技术体系。本文将在解读该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深化对文化与生态互动制衡演替的认识,并揭示这套成熟的技术体系在当代的可利用价值,用以服务于相关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一项完备的技术体系,其内部构成必然极其错综复杂,简称为“林粮间作”,仅是道其表征而已,其内部构成显然需要分门别类,去展开深入讨论。此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林粮间作”的表象,不仅忽视了其间的技术细节,而且忽略了其技术演化的历史过程。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将以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为依据,分别就“林粮间作”技术细节、林木树种结构细节、木材运输匹配细节、林木管护细节,以及育苗定植技术细节,分别展开讨论,以便最大限度地揭示“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丰富内涵。

一、“林粮间作”技术细节

“林粮间作”是后世学人代为构拟的称谓。提出这一命名的初衷,本义是要强调,在营林地种植树木的同时还需要种植粮食作物。然而,由于粮食作物种类繁多,到底什么样的粮食作物能与林木匹配种植;在历史过程中,与林木匹配种植的粮食作物发生了哪些变化,显然需要做出精准说明。通过查阅清水江文书后发现,早先匹配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以粟为主,林地与稻田并存,其后粟才陆续被置换为其他旱地作物。其间的演化线索详见如下一组清水江文书。

1[1]、立准字人平敖寨姜腾芳、番皎、姜氏密白,为因分得众山乙所,坐落地名播格,做六大股均分,腾芳等所占四股。奈因山坡隔越,人多疑事,不得亲自寨杉种粟。所有天柱县龙、刘、罗三姓等相求,今我众等自愿出立准字,与天柱县刘再举、罗朝显、龙朝显、龙公朝等名下栽杉种粟。限至三年杉木成林,而彼方立合约;若杉木不栽,另招别人,龙、刘、罗三姓不得异言。其三姓人等住居山内,务要早夕殷勤,不得妄为停留,生面歹人,乱放火,各守礼法。今欲有凭,立此准字存照。

凭中刘廷邦

代书姜之模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立

六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解读这份珍贵的林契文书,如下四个方面内容值得引起高度的关注。其一,该契约文书两次提及“栽杉种粟”四字。第一次故意错写为“寨杉种粟”,意在强调本寨人亲自按祖上规范,将栽杉和种粟作为同一项技术规范去培育杉树林。第二次写作“栽杉种粟”,则是由异民族佃客按照平敖寨苗族的传统技术标准,实施栽杉、种粟。这样的行文方式足以表明“栽杉种粟”是当地苗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栽杉和种粟是一个整体,必须一并付诸实践,两者密不可分。其间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原理在于,平敖寨位处石灰岩山区,自然形成的土壤颗粒细小,透气、透水性能差,不利于杉树根系的生长发育。粟是原产于我国西北干旱内陆地区的禾本科粮食作物,只能在呈碱性、透气性良好的土壤中才能正常生长和结实。在定植杉树苗木的同时,专门配种粟,则可达到改变土壤物理性能的关键作用。粟收割后,地下根系自然枯萎,在土壤中形成纵横交错的孔道,而对于同样需要疏松土壤的杉树苗来说,才能获得良好的生长条件。如果仅种杉不种粟,杉树发育不好;而只种粟不种杉,由于粟只生长一季,还需配以火焚,种粟的成本投资大、收益少。因而,只有两者相互匹配种植,才能收到投工少、收获大的经营时效。契1足以证明“栽杉种粟”这一技术要领在当地苗族各村寨,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早就形成了定规,以至于雇佣的外来栽手也得遵照执行,其经济成效也就可以实现共享。

其二,契1明确提及“不得妄为停留,生面歹人,乱放火,各守礼法”字样,就字面上看,“乱放火”三字似乎仅是“各守礼法”的附属条款,但如考虑到粟的生物属性,则必需注意到种粟是当地培育杉木用材林的必备技术手段。一方面,火焚炼山可以使土壤中不利于杉树生长的微生物受到有效抑制,以利于杉树的病虫害防治;另一方面,经过炼山后的土层呈现碱性,更有利于粟的生长发育,为上一项技术要求提供有力的土壤生存环境,确保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成效相得益彰。至于明文写着不得“乱放火”,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外来人在火焚过程中,由于技术不娴熟可能会导致的火势失控,从而殃及周边林木。因而,此处并不是指有意地“放火”这一违法行为,而是指在从事炼山时的技术失控而导致的祸患。其背后的权责义务,是要佃种人严格按照当地已有的技术规范操作,不管有意,或无意导致火势失控,都得承受相应的惩罚。

其三,契1的承佃方是来自天柱的苗族和侗族,出佃方是锦屏平敖寨的苗族,承佃者或出佃者虽说都居住在清水江边,但两地相距一百多里,能够实现这样的远距离跨民族、跨文化承佃,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证明,栽杉技术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不仅本寨苗族严格执行技术规程,外地佃户也基本掌握了其间的技术要领,技术的辐射效应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其四,该契约文书首句提及“立准字人平敖寨姜腾芳、番皎、姜氏密白,为因分得众山乙所,坐落地名播格”,这与其后同类文书的书写稍有差别。之所以这样写作,其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准许他们承佃土地、培育杉树用材林,还兼具准许他们在平敖寨长期定居生活的承诺。文书的下文又明确提及“而彼方(承佃方)立合约”,意在强调该契约是一式两份,“立准字”契约交由承佃方保管,而另立的合约则由承佃方出具并交由出佃方保管,此后若有争议,要两相对比,以便明确其间的权责义务和承担赏罚职责。这样的立约方式代表着林契文书早期习惯法规范的法理框架。具体到技术体系层面,这样订立合约还兼备承佃者必须严格遵循出佃方育林技术规程的潜在义务,这显然是确保技术体系贯彻到底的契约保障形式。由此可见,当地苗族在技术管控上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这套“林粮间作”的技术规范在制度保障之下,得到了严格地遵循。在一点上,这份契约在当地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代表性。

总之,“林粮间作”这一技术细节并不像前人所理解的那样,仅是为了解决佃户的粮食补给和收入增加问题,更不是其耕作粗放的表现,而是一项严密的符合科学原理的技术规范。如果不加以遵循,轻者林木减产,重者引发林木的连片染病。前人的研究虽说不无建树,但认识的精准程度却有欠深入。

2[2](、立佃字人元(沅)洲府无俄滩住居念洞廷龙坡,姚发贵父子四人,因无地种,亲身上门求到主家加池姜开让、开议、河边朱达泉、岩湾范绍明、绍加、绍粹、本□、学恒、本真、乔素、老孔、老在、老丙、绍恭等有共山乙块,土名冉牛右边岭,界限上凭兄兜路为界,下凭岩洞,左凭岭直下破小冲为界,右凭冲,四至分明。种粟栽杉言定,二股均分,地主占壹股,栽手占壹股。限至六年之内沟山俱要成林。另分合约。如不成林,栽手无分。恁从主家另招别客,各安本分。不得客上招客停怨,面生交人,其有山内岭上蓄禁杂木、油树、竹子一切等项俱作两股平分,今恐无凭,立此佃字二纸为据。

姜开让收一张,范绍学收一张

右边岭佃字

凭中范绍昭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范本大笔立

2与契1之间前后相隔半个多世纪,但“栽杉种粟”这一技术原则却得到了全面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契2中的承佃方是远在沅州府(今湖南辰溪一带)的汉族居民,出佃方则是加池寨的苗族。两地之间相距甚远,其民族构成则是苗族充当地主,汉族居民借口“因无地种”而亲自上门求佃。这就进一步说明,汉族居民是有鉴于苗族地区林木经营的兴盛、富足,才上门求佃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契约中,出佃方涉及周边几个村寨,而出佃的土地明确被称为“共山”,从习惯法的法理依据来看,足以表明这些宜林地的产权属于各村寨跨家族共有,对“共有”的宜林地显然需要按照同样的“栽杉种粟”规范在异地推行。可见,该文书的存在,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这套成熟的营林技术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共有性的技术规程。而且,通过栽手的承佃,还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推广。

3[2](、立佃栽杉種粟字人岩湾寨范孝恒,今佃到加池寨姜開義、開()、范孝賢、孝仁等所共之山乙塊,土名鳥干徙。此山界至,上凴嶺,下凴姜世明,左凴本姓之山,右憑世明之山,凴中議定伍股均分。地主占叁股,栽手此另分合約,不得荒誤,如有荒誤,栽手毫無係(分)。立此佃字為據。卜(补)批股数八小股,姜開義弟兄占貳股,孝賢弟兄占貳股。

凴中代筆范文治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立

3的契约格式严格遵守着契1的规范。这是一份承佃合同,由承佃人出具。纵观契约全文,其宜林地的产权归属与契2相同,都具有跨村寨、跨家族共有属性,足有佐证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常态。但具体到技术层面,“不得荒誤,如有荒誤,栽手毫無係(分)”中所称的“荒误”,不是指栽手没有按计划按规定定植杉树苗,而是指栽杉后不按规定种植粟。若不按规定种粟并连续实施经营管控,就会被视为违约,所栽杉木即令存活,也不能参与分股。之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技术规定,原因在于,栽杉林地如果不配种粟,林木就不可能健康生长,日后积材量就会下降,严重时还会染病,山主会因此蒙受损失。所以必须把相关的技术细节也列入契约中,加以严格落实,以免影响林木积材量和林木收入。这份契约的价值在于,可以从技术细节的深度揭示种粟和栽杉的密不可分性;可以从较深的层次揭示这两种作物复合种植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其间的科学原理,已见上文,恕不赘述。

4[2](、立佃字人中仰寨陆正泰、陆大昌弟兄二人,今佃到加池寨姜开义、沛清伯侄等山场一块,土名捌股山。界址上凭盤路,下凭溪,左右凭冲,四至分明。此山分为八股,姜开义叔侄占一股,中仰占七股。今开义叔侄一股,佃舆中仰种粟栽杉。限至五年内,俱要满山成林,若不栽杉成林,栽手并无係分,地主另招别人。今欲有凭,立此佃字为据。

凭中龙起和

代笔范绍傅

咸丰四年八月初一日立佃

若单就字面含义而言,契4的内容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股份分成时,出佃方只占一股,而承佃方却可分到七股之多。不过,契约依然明确点明“栽杉种粟”这一技术规程,足以佐证契约的正规性。但其间的隐情却在于,该契约订立时正值太平天国时期,国内的木材市场全面萎缩,因而山主造林的意愿极为低迷,佃户的承佃积极性也不高,如不作出大幅度的让利倾斜,就很难及时种上林木,其日后的潜在效益可能落空。与此同时,造林地点所处的“捌股山”,远离清水江航道,此前又没有建设“洪道”,在合约签订前实为荒地,而并非成熟的宜林地,因而合同中也必须大幅度让利,才可能招到承佃人。有鉴于此,技术规程虽然没有改变,但时局的变化以及造林技术的好坏,也会严重影响契约的分成关系。不过,这显然是一项特殊时代的特殊实例。

5[2](、立佃字人本寨姜癸未,移居党秧父子,今佃到姜大荣、()沛仁叔侄等之山场一块,地名党秧小池。名杉载畜。此山界限上凭路下凭冲,左凭冲右凭小冲田文斗之山为界,四至分清。今佃田姜癸未父子种粟栽杉,日后长大成林,位股场分,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如若不成,栽手全一股分,地主另招别人栽种。恐后无凭,立佃字为据。

外批此山土股分为二大股,大荣弟兄叔侄占一股,沛仁叔侄占一股

凭中陆大芳、姜凤烽

代笔姜兴周

同治十三年七月廿三日立

5的签约时间是同治十三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已经接近尾声的时代,正处在原木贸易的卖方市场时代。当时国内忙于修复太平天国造成的损害,原木供应紧俏,卖方获利空间极大,因而造林积极性很高。与契4相比,栽手与地主的比例分成发生了巨大的反转,出佃方占三股,栽手只能分到两股,两份契约前后比较就不难看出,国内局势的巨变对林业经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但就技术层面而言,这份契约还别有深意。承佃方和出佃方都是本寨人,还是同门宗亲,但是承佃方已移居党秧,其移居原委合同本身并未提及。单凭“党秧”这一苗语地名可知,这是双方本宗族远祖的世居地,移居党秧显然具有守护祖宗土地的责任所在。有关这一细节,文中提及的“名杉载畜”可以为之佐证。其含义是指,以某人名义种植的巨型杉树,需要技术维护,使其生长成巨型杉材,专用于远祖祭祀事宜。因而,这四个字的记载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当地苗族种植杉树并非按统一规格栽培和抚育,而是因地段而异,分别满足祠堂修筑、高价出售等不同需求,同时还表明育林的规格拉开差距,也是当地的技术操作惯例。

此外,契5明确提及“党秧小池”。“党秧小池”地处加池寨下方的坡脚,濒临清水江。据说,此地有加池寨远祖“养慢”的坟地,但这里的“小池”不是单为祭祀而建,而是要为以该地为起点的“洪道”提供运输杉材时的水源之用。树木成才后,其利润获利空间最大。基于此,其山场就必须由本家族人承佃,而且分成比例高昂。

总之,这份契约除了体现为“栽杉种粟”这一技术原则外,还揭示出育林技术的规格标准,同时还足以解释当地苗族的宗族信仰与杉树种植的关联性等多重含义。

6[3]、立佃字人岩湾寨范祖送、开生、宽生三人等,因无地种粟,今佃到文斗下寨姜世、世爵、世龙、世法之山场一块,土名翁罢纲。界限上登大岭,下抵大河,左右凭冲以上汜镜湖山为界。土载分为五股,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两股,限至五年成林,若不成林,栽手无分。日后出卖,先问地主,后问他人,口说无凭,立此佃字存照。

范宽生亲笔

光绪拾三年九月十三日

6提及范祖送等人“因无地种粟”,却要向他人佃种土地栽杉,正反映出当地林业生产经营的常态。当时,岩湾寨乡民(承佃方)通过“栽杉种粟”培育出来的杉树林已基本育闭,处于抚育期,只需等待价格上涨,再实施主伐。正值此时,文斗寨乡民(出佃方)刚刚实施完主伐,等待立即补种,因而双方一拍即合,达成此项协议。通过“栽杉种粟”的技术操作,既满足了承佃方的粮食需求,又满足了出佃方需要快速成林的经营要求,一举两得。

该份契约所涉的地域也大有深究的必要。地处濒临清水江的坡面宜林带,系山岭的东西两坡,在两坡的深谷(即“大沟”)都设置有“洪道”。杉树一旦成材,都可以通过“洪道”运到清水江边扎排外运,其盈利空间极大。加之岩湾寨的范性与文斗寨的姜姓世代都有姻亲关系,因而山主与栽手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让利的考量,故而,这一大片宜林地也是按照山主三股,栽手两股的比例分成。有关“洪道”设置在营林技术上的地位详见下文探讨。

“林粮间作”体系的技术细节,除了配种“粟”外,还体现为林地与水田的交错分布,做到“林中有田,田与林伴”的技术要求。查看当代文斗、加池等移民大寨的“林、田空间布局”,不难发现,稻田皆分布于村寨周边地区,林地则布满整个坡面,这同样也是出于技术管理需要的考虑。一方面,插花在林地中的稻田,不仅可以发挥稳定水源、通光透气的作用,在原木通过“洪道”滑运过程中,还能为其提供必需的水源。林木砍伐后的木渣、碎枝又可回填至稻田,方便废料处理。因而,这一形式的“林粮间作”,既能发挥防病防虫的功效,还能满足杉树生长通风透光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代这些村寨的林田布局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一技术细节的内涵,契789都能为此提供必要佐证。

7[2](、立断卖田约人扒洞寨姜绍光为,因家下缺少银用,无处得出。自愿将山场杉木一块,地名穷更,界止上凭通贵,下凭小湾舆盤路为界,左凭绍才佃山为界,右凭岩洞为界。此山栽主地主分为八股,地主占四股,栽手占四股。绍文占地主一股出卖舆加池寨姜凤仪弟兄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议定价纹银五两整,亲手收回应用。倘有不亲,俱在卖主理落,不关买主之事。又田地名百翁田一坵,界限上凭路下凭溪,左凭清头右凭绍常田为界,四至分明。其田恁凭买主开坎管业,卖主不得异言,倘有不清,俱在卖主理落,不关买主之事。恐后无凭,立此断卖田舆杉木为据,其田关异五两。

外批桥言定买主砌沟,卖主已移动安桥好处,不关买主之事。

凭中孙邦彦、姜朝粥

凭中姜惟籣代笔开癸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立

8[2]1-2-7-030)、张必有断卖山场杉木约(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断卖山场杉木约人会同县人张必有为,因要银回家路费,无出。自愿将到地名党吼,此山上凭象芷下凭开秀田,左凭冲右凭朝英山地为界,此山地土分为十股,开义弟兄占三股半,必有占六股半,今必有自愿将本名下出卖舆姜开议弟兄承买为业,凭中议定价纹银二文二分,此地自卖之后,恁从买主栽杉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言,恐口难凭立,立此断卖契永远存照。

凭中代笔姜开良

道光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立

9[2](、立断卖油山杉木同(桐)油山场,约人本家姜开吉、姜开善,二人为因缺少汇银无处得,出自愿将到地名污榜,油山杉木场一块,此山分为三大股,开良名下占一股,开善、开吉二人名下占二股,今将出卖与本家姜开良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议定间银一两六分整,亲手收回,应用其油山杉木同油山场自卖之后,任凭买主上山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言,今恐无凭,立此断卖字约存照。

此山界至上凭世明天,下凭水溝,左右凭冲四至明。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立

此外,清水江林契文书中所涉地名,往往从苗语翻译而来,这些苗语地名的含义本身也足已解释稻田与杉树林是紧密相伴的。如下三个出自锦屏文书的地名就是明证。“皆也轻初”,“皆”在苗语地名中是一个方位词,其含义是指在“某某地方之下”,“也”即“水田、稻田”,“轻”是水果总称的音译,“初”指桃子。“皆也轻初”的含义就是桃子林边稻田下方的(“杉树林”)。[4]在这个地名中,稻田起到了林地位置的标识作用。再如,“皆野你”,“野”即稻田,“你”在苗语中意指“棉花”,“皆野你”的含义就是棉花地边稻田下方的(“杉树林”)。[4]棉花引种到苗族地区为时较晚,可见,棉花成为地理标识,显然是其引种成功的派生产物。“皆从野拜”,“从”即找回,“野”通“也”,指水田、稻田,“拜”指“猪”。整个地名意为“找回丢失猪的那片稻田下方的杉树林”。[4]这个地名有悠久的历史来历。据当地乡民回忆,早年加池寨从江边向半山迁徙时,运输杉木的“洪道”也随之修到了村边。修筑“洪道”的乡民都要携带食物在此过夜,村中的猪狗也随之前来觅食而迷路,最后找到了丢失的猪,因而新开的稻田也就获得了这个地名。由于这里正当“洪道”入口,所以这块林地在当地最为值钱,以至于在加池寨所收藏文书中涉及这一地名者数量最多。系统比较文书后发现,这一地区的杉树林培育周期短、产量大、盈利高,可称得上是该寨的育林风水宝地。

除了苗语地名外,文书中对林地所涉四至,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稻田始终与杉树林相伴。契789文书内容皆可证明。这三份文书上起道光,下抵民国,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但稻田与林地相连则是一脉相承。此前不少研究者习惯于就事论事,往往认定,配置稻田仅仅是为了满足乡民的粮食需求。但近年来,朱晴晴的《清水江流域锦屏小江地区复合林业驱动下的商业移民与社会演变》[5]一文明确指出,由于林业经营利润丰厚,乡民生活富裕,他们可轻而易举向外界收购粮食,用以满足自身需求,几乎无需过分关注稻田产出。以此为据,他们配种稻田的核心目的显然是出于“林粮间作”有利于杉树快速成林的需要,粮食生产仅是附带而已。总之,“林粮间作”并非随意而置,而是一项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后,逐步稳定下来的技术规范,日后还会不断扩散至周边地区,甚至影响到其他民族竞相仿效。因而,这样的技术规程,对今天的生态维护和生态建设而言,也可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单从经济效益考虑粮食作物的配置,其认识的深度显然大成问题。

二、林木树种结构细节

近年来,朱有勇教授的研究表明,水稻多品种复合间作,具有明显的病虫害防治功效。相关论著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英国学者乌尔夫教授的积极响应。[6]外国学者甚至断言,凭借这样的研究成果,通过转基因手段去培育抗病抗虫作物品种,都将显得没有意义。其实,不仅水稻需要多品种复合种植才能有效防护病虫害,而且杉木用材林的培育也需要多物种地复合种植。这样的认识和经验积累,比上述研究整整早了两百年以上。就锦屏文书所见,即令是两百多年前的林契文书,也明确揭示了杉木林多物种配置的技术操作实情,以下契约具有无可辩驳的佐证价值。

10[7]:立佃栽杉木字人勤(黔)阳县周万镒、周顺镒二人,兄弟自己问到下文堵(斗)寨姜朝瑾五人兄弟之祖山,坐落土名乌格溪,其山下节杉成林,主家自己修理,周姓不得系分;其有上节佃与周姓栽杉,言定五股均分,残木在内:主家占三股,周姓占二股。候四、五年杉木成林,另分合同。如有不栽杉木修理,周姓无分。今欲有凭,立佃帖是实。

代笔龙光池

嘉庆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立

10明确提及“五股均分,残木在内”,文中所称“残木”,是指杉木林主伐后,还依然保持在宜林地上的其他树种的活立木。这样的活立木在森林更新的过程中,一般要长期保存下来,即使需要火焚,也不能让其严重受损,这也是当地各族林农的一项传统技术规程。当代田野资料表明,林农通常都要保存占15%以上的其它树种的活立木,包括油茶、油桐、杨梅、竹林、梓木、青冈等。这里的伴生树种既包括杉树原生地的壳斗科树种,又包括本土生的乔木树种。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杉树发生强烈化感效应的本土樟科、芸香科乔木在杉树林中必须剔除;其他不会发生化感效应的本地树种都要加以保留,从而将林地树种彻底进行了人工置换。不全部剔除土生乔木,是因为一些土生乔木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与土质,能够分泌化感物质和抑制病虫害的滋生。保持这样的树种结构,对于杉木营建而言,似乎有些不划算,但结合上文提及的科研成果,则不难发现,这样可以增加杉木林的植物物种结构,而植物物种的多样化又可增加动物和微生物物种的多样化水平。凭借物种之间的制衡作用,杉树林染病、遭虫害的风险就可降到最低限度。就终极意义而言,反倒是一项符合科学原理的技术规程。杨庭硕教授也认为,在杉木育林中,频繁使用“火焚”和搭配适量的伴生树种,不是孤立的技术要求,而是共同服务于病虫害防治的技术高招和化解化感效应的有效措施。[8]这份文书订立的时间早在嘉庆三年(1798),距今已有200余年,足以证明此项技术是早已定型的优良传统,因而弥足珍贵。

2中,明确提及“其有山内岭上蓄禁杂木、油树、竹子一切等项俱作两股平分”。以此为据,山主和栽手在均分股权的同时,除了按定规享有杉木和粟的种植效益外,在杉木林中管护下来的其他物种(即文中所提竹林、油树等)也要按惯例二股均分。这一明确的合同条文恰好证明,在杉木林中并非纯粹种植杉树,林中还要套种其他经济作物。这样的技术安排,不仅可以为杉木防病防虫,还可进一步表明,杉木林物种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结构内容,从而在为杉树林防范生态风险的同时,还可以收获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实,这套“林粮间作”技术体系早在清道光时代,其技术创新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此前研究中却言所未及,因而值得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9明确提及“栽杉栽油”为业字样,文中所称的“栽油”是指在杉木林中配种油茶树。油茶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树树种,也是当地的原生物种。将油茶树作为人工杉树林的匹配树种,具有地方适应性强的优势,因而将杉树与油茶树混合种植,为杉树林防病防虫,显然是一项由来已久的技术规程。很有可能在人工林发端之初,就已成为定势的技术规范。该份契约签订于道光十年,距今已百年有余,为其后世类似契约的传承与沿用,发挥了文字表述上的引领作用。

11[2](、立断卖山场杉木字人,本家姜坤泽母子,为因缺少钱用,无处所出。自愿将到(手)地名“党肌比皆读”桐油之山一块。界限上凭文科弟兄之田,下凭买主之田,右凭岭,左凭冲为界,四抵分清。此山分六股,本名占一股,今将所出卖与本家姜元翰、元灿弟兄名下承买为业,当面议定价钱一千二百八十文,亲手收足应用。其山自卖之后,恁凭买主上山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言,倘有不清,俱在卖主理落,不关买主之事,恐口无凭,立此断卖字为据。

内添股数十四字,又添“地”一字

凭中将(蒋)纯秀

民国丙寅年六月初二日亲笔立

11首句明确声称“立断卖山场杉木”,但实际内容却是出卖桐油林,这就足以说明,所出卖的桐油树是间种在杉树林中的其他经济树种。其技术功用显然是为了防病虫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民国年间,桐油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外需求趋旺,因而原有的技术操作也跟着与时俱进,桐油树不再是零星地种植在杉木林中,而是稍成规模地连片混种在杉木林中。这份契约确实可以为国内外市场和技术细节的变化提供准确可靠的证据。

12[2](、立断卖山场杉木字人,本寨姜品二、保炳叔侄等,缺少钱用,无处所出。自愿将到(手)山场三块并栽手二股将到培格。上凭岭,下凭买主之田,左凭继元之山,右凭买主之油田,四抵分清。此山分为三股,本名土栽占一股半,品一、炳陆占一股半,先卖与买主。又将界里此山场杉木一块,上凭田,下凭盘路与()()()为界,左凭冲与土坎为界,右凭岭与买主之山。又将到(手)皆宠山场杉木一块,界止上凭买主之田,下凭买主之田,左凭买主之山,右凭源淋与岭为界,四抵分清。此山为三大股,全卖与本寨姜元翰名下承买为业。当面议定价钱四千零八十文,亲手收足应用。其山自卖之后,恁凭买主上山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言。倘有不清,俱在卖主理落,不管买主之事。恐后无凭,立此断卖字为据。

外批内添八字

界里栽手出卖皆宠杨宗明栽

民国庚午年九月初二日立

12中买卖的对象是已经育闭成林的杉树林,但在交代林场四至时,却明确提及“右凭买主之油田”为界。所谓“油田”是指已经挂果的油茶树林地。油茶林的培育从栽种到进入盛果期,需七至八年,进入盛果期后能够持续挂果20-30年。由于油茶的生长期比杉木从栽种到主伐期的跨度还要长,因而这份文书的存在,足以佐证,与杉木林配种的油茶树,在杉木间伐或主伐过程中都会得到精心的维护,不会因杉木林更新和“火焚炼山”而受损。其间的技术细节当然极其丰富,否则就不能做到如此精准的管护。遗憾的是,契约文书主要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过细的技术细节较少涉及。不过,单凭这份契约文书至少可证明,杉木林中多物种的并存得以延续和持续生效,其间的技术细节确实令人惊叹,要弥补文书记载的这一缺陷,相应的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在这样的问题上,文字资料和田野调查理应辩证统一,实现其有效对接,才能全面揭示“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复杂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13[2](、立断卖田字人本寨姜氏清花母子、顺胜、朝胜弟兄,为因缺少银用,无处所出。自愿将到(手)地名冉媾田大小三坵,约九(酒)谷三担。界止:上二坵,上凭梦熊园,下频繁元连所园,左凭水沟,右凭大路;下一坵,上凭水沟,下凭山,左凭元贞之田,右凭水沟与路为界,四至分清。今将出卖与姜元翰名下承买为业,当面议定光洋一十七元六角,亲手收足应用,不欠分文。自卖之后,恁凭买主上田耕种管业,卖主不得异言。如有典当不清,俱在卖主理落,不管买主之事。恐后无凭,立此断卖字为据。

外批内添二字

外批其有田界杉木、果树在内,笔姜作铭

凭中姜作干

民国壬申年立(1932年)

13是一份签约于1932年的卖田契,表面上看似乎与杉木林树种复合种植无关。但细读全文后,却发现所卖的水田周边,都涉及相关产权持有人的园圃。更值得注意的是,外批中“其有田界杉木、果树在内”字样,进一步表明,所卖水田其实包围在杉木林、园圃之内,所出售的水田还连带有杉木和果树存在,这些内容都涉及杉木林中的其他乔木树种的复合种植技术问题。可以证明,在杉树林中间作、套种其他乔木树种是整个技术体系的定规。而这样的定规直到民国年间,尽管土地的私有买卖已非常频繁,但依然能够得到有效传承。

综上所述,在杉木林中间作、套种其他乔木树种,乃是当地各族居民传统“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样的技术规范,还会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迁而与时俱进,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和生态维护成效。文化生态共同体的这一变迁轨迹,充分说明其有效性,也足以表明其能动创新的潜力。因而,文化生态的这一禀赋对当代林农而言,显然是一种可贵的秉性。只要运用得当,当代的创新利用完全不成问题。目前所缺在于,对传统“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研究有欠深入,而这正是当前学术研究最值得警醒之关键。

三、林木管护细节

通观以上所引的各份契约,大多出现“买主修理管业”字样(如契89101112)。对此,此前的研究者总是单就字面含义,不加细究地将类似表述误断为契约行文中的“套话”。但其实,“修理管业”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技术内涵,涉及极为精准的技术操作细节。契约文书在这一方面很难提供具体资料,为此,深感遗憾。因而针对各族乡民的护林技术实践,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按照这一思路,在锦屏县林区的村寨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所得简述如下,借以匡正此前研究的误判。

杉树林郁闭后,相关技术操作便转入了抚育阶段,其技术特点可以总称为“间伐代抚”。即根据杉木林的生长样态,针对性地采取间伐措施,对已经成活长大的杉树分期、分批砍伐,获取小规格的建材,以促进整个林区的健康生长,直到主伐期结束。[9]乡民们对这一方面的技术操作可以归结为“以燔刀代锄加以抚育”。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的技术要领,一是使用“燔刀”,二是实施“间伐”。

锄是针对农耕采用的工具,燔刀则是针对杉树林而采用的专用工具。燔刀刀型与镰刀相似,有长柄,刀尖带钩,刀身厚重,砍树时不能用锯子锯,只能用燔刀砍。其间原理崔海洋教授在《试论侗族传统文化对森林生态的维护作用—以黔东南黎平县黄岗村为例》一文中,明确指出,用锯子锯杉树会撕裂乔木形成层的细胞结构,从而导致树桩不能再次发芽生长。[9]这将意味着杉树林的管护甚至连主伐都不能使用锯,从而防止杉树因创伤而染病。但是更重要的是,燔刀的特殊构造便于满足割掉藤蔓植物、对杉木修枝整形以及“间伐”等不同需求。杉树林郁闭后,仍有对杉树生长有害的藤蔓植物和草本植物存在,如葛藤、螃蟹草等,它们缠绕在杉树上会成为病虫害的栖息场所和病菌的感染渠道。但由于这些藤蔓植物和草本植物的根茎长在土壤中,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以保证地表部分的土壤具有较高的气、水通透性,使之有利于杉树根系的发育,而且还具有防范有害病菌侵害杉树的功效。所以,乡民们对藤蔓植物和草本植物的控制重点,仅止于用燔刀将其地表部分割断,使之不再缠绕杉树树干即可。此外,在杉树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生长不良的树枝,如果不修剪掉,也会使杉树感染病菌,所以使用燔刀也是满足修枝操作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修枝时不许紧贴主干,以免造成伤口,使主干染病;也不能留下枝杈的基部,以防已经感染病菌的枝杈基部再进一步感染主干。

除了使用燔刀操作外,最主要的管护任务就是用燔刀实施“间伐”。一般而言,抚林护林采用的是“伐小留大”,而贵州各族乡民却采用的是“伐大留小”,即砍掉过大过高的杉木,这与常规操作截然相反,因而也引起了外界对这一技术操作的争议。乡民们对此的解释是:“幼林期长得过高过快的杉木生长后劲不足,很难发育成符合采伐规格的建材。砍去这些长得过快的杉木就可以支持较小杉树的健康成长。”其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于,杉树苗定植后,生长过高过快的苗木往往都是那些轻度感染病菌的植株。被感染后的杉树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便会“疯长”。砍掉这样的杉树就可以收到防止病虫害蔓延的护林成效。如果我们结合杉树的生物属性及其周围自然要素的影响,便不难发现“伐大留小”所蕴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

人工杉树林中的杉木是连同其原生地的伴生树种一起从高海拔地段转向低海拔地段的。随着低海拔地段气温和湿度的增加,同时也增加了杉树感染病虫害的风险。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杉树本身也会发育出自身的免疫机制来,轻度染病的杉木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会快速长高,以尽快摆脱病虫害干扰。这样看来,长得过高的乔木很有可能都是已经感染病菌,所以,“伐大留小”正是为了彻底切断染病病原,为其他杉树的生长提供更好的环境,使其不受病虫害的干扰,而且这样的操作每年都要不间断地进行。根据乡民们的经验,杉树一旦染病,树皮颜色就会从红褐色变为灰色,杉树尖端枝叶会内卷,这类染病树木要立即剔除,以防其他杉树感染病菌,这也是他们实施“间伐代抚”的依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仅是对杉树管护展开了一定的调查,鉴于贵州各族乡民的杉树林中还间种、混种有各式各样的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物种不同,其管护的技术操作和规程也得随之而异。无奈相关研究任重道远,本文又受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余下的问题还望学界同仁协同努力,务使“林粮间作”技术体系获得更加翔实、全面的认识。

四、木材运输的技术匹配细节

原木的运输、售卖与其他商品很不相同,其直径越大,长度越长,市场价格也就越高,不管是运输与售卖,都要尽可能确保其整体性而不允许加以人工分割。因而原木的运输与售卖可说得上是具有超大尺度、操纵整体运输的显著特点。为此,杉树原木培育即便是取得了极高的成效,如果缺乏匹配技术的精准操控和相关技术装备的匹配,依然无法实现其市场价值。大致而言,相关的匹配技术大体可以分为洪道、架箱、扎排码头三大部分。其技术装备和技术操作细节,由于过于精细、复杂,在此,仅以“洪道”的利用价值略加说明,其余两个部分将另文讨论。

有关“洪道”架设和利用的研究,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程则时和张颖洁就是突出的代表。程则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法律纠纷和调解上[10];张颖洁的讨论则集中在林契文书的定点田野考察方面[11]。为了深化这一领域的探讨,笔者以上述两人的研究为基础,实地察看了文斗、加池两寨“洪道”残存现状。结果发现,其间的技术装备匹配和技术操作细节足以让当代人叹为观止。所谓“洪道”,是指从清水江边顺坡而上,修抵文斗、加池两寨现有寨址附近为止的干沟,在未加使用前沟中并无流水,直到使用时才浇水于其上,以便将整段原木一次性滑抵江边利用于扎排,然后漂运至王村、卦治等地售卖。这显然是一套极其完善有效的常设性技术装备,观察至今尚存的“洪道”遗址,从中不难发现,“洪道”的起点都与村寨附近的稻田和水池相连,上文所引契578都可为此作证。程则时和张颖洁论文提供的契约文书也能反映同一事实,而洪道的终点都指向清水江边的扎排码头。每条“洪道”都修得坡度均匀,底部平滑,宽度约1.5米—3米不等,且弯路极缓,洪道底部都用当地石灰岩风化后所形成的黄土严密夯实,使之形成犹如滑梯一样的干沟。可见,其整套运输装备都巧妙地利用了喀斯特山区土壤致密、黏稠的物理属性,只要浇上水,摩擦力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当原木滑下时不需要另加动力,只需照看原木不要滑出“洪道”,就可做到省时省力,将整段原木,甚至是数吨重的原木整体性、完好无损地滑到江边码头。如下四个方面的事实最值得注意:

其一,修筑这样的“洪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遵循严格的技术规范,才能达到预期的技术要求。因而建设这样的“洪道”需要整个村寨动员,才能完成其基础建设工程。工程建成后,杉木林的种植就可以沿着“洪道”而规划布置,以确保长成的原木都能顺利地运到江边。事实上,如果远离“洪道”种植的杉树,即便长成了参天大树,也无法实现其市场价值。对此,林契文书中有明确佐证,如契1415中分别提及“凭中议定价银四十两整”和“凭中议定价银十六两”,就存在如此大的价格差异。可见,只要濒临“洪道”,不管是活立木转让还是林地售卖,其价格都要高出3-5倍,远离“洪道”的杉木则无法实现其市场价值。

14[12](立断卖山场杉木约人文斗寨潘德、姜胜祖、胜武弟兄。为因缺少无出,情愿将到祖业坐落土名菜收山场杉木一块,左凭岭,右凭岭,上凭岩坎为界,下凭大河为界,四至分明。潘姓、姜姓三人山场杉木一块,凭中出卖与加池寨姜士周、姜延德名下承买为业。凭中议定价银四十两整,亲手收回应用。其山场自山场杉木任凭买主修理管业,日后卖主不得异言,倘有来路不清,俱在卖主上前理落,不关买主之事。恐后无凭,立此卖山场一纸远永存照。

凭中保计

胜祖亲笔

嘉庆拾年四月初四日立

15[12](、立断卖山场杉木约人堂兄范述尧、堂弟范绍政兄弟二人。为因家中缺少银用,无处得出,自愿将山场杉木一块,地名坐落乌己,上凭岭,下凭大冲,左右凭冲。此山分为四大股,兄弟二人占一股。凭中卖与堂弟范承尧名下承买为业。凭中议定价银一十六两,亲手收回应用。其山场杉木自卖之后,任凭买主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言,今恐无凭,立此断约存照。

凭中范宗尧

范锡畴笔

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六日立

其二,所有“洪道”起点都与水池、稻田相毗连,之所以这样配置,目的是为木材运输提供水源,使“洪道”表面的摩擦力降到最低限度,以确保原木可整段滑下。这将意味着契约文书中提到的水池、稻田不是单为养鱼、养羊、种植水稻而建,它还伴有另一项功能,即为木材运输随时提供必需的水源补给,确保“洪道”随时出于可以正常运行状态。

其三,这些“洪道”由于是集体投工、投劳,通过艰苦努力修建而成,“洪道”其实各有其主,如有损害、占用别人“洪道”的行为都要引起法律纠纷。因而需要使用他人“洪道”时,必须出钱租赁或协商借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契1617

16[12](、立错与包后字人本寨姜朝英。自砍木一单,估与姜生笼、光委、应生、世学、开相、世运、开贤、开庆人等多人。自古自今各有老洪路,无故拉过姜开明之山,将山内之木植打坏并开新洪路。古人云“新路不开,旧路不灭”。无故开此新路,情理难容。故请房族理论,他众等自愿错过错放,欲想将酒水陪理,我等念在本寨之人,岂有不知各有老洪路,我本系良善,一不要赔还木植,二不要他们酒水。现有房族可证。今姜朝英等木放坏我之木并开新路,恐日后我又放坏他众等之木,并开新路,依照亦不要培理培还。现凭房族。立此错字并包字永远存照。

凭中房族姜朝弼姜世培

八人请开相笔

道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立

17[13]、立错与()后字人本寨姜朝英自砍木一(),始与姜生龙、光委、应生、世齐、开相、世运、开贤、开庆众等乡人,自古至今各有老洪路,无姑(故)拉过姜开明之山,将山由之木植打坏,并开新洪路。古人云:新路不开,旧路不灭。无姑(故)开些新路,情理难容,故请房族理论。他众等自愿错过错放。欲想将酒水赔礼,我等念在村寨之人,岂有不知有老洪路,我本系良善,一不要培正木植,二不要他们酒水,现有房族可证今姜朝英众等木放坏我之木并开新路,恐我今后又放坏他众等之木并开新路,依照旧变不要培(赔)理培(赔)还。

现凭房族立此错字并包字永远存照。

凭中房族姜朝弼姜世培

道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立

其四,所有“洪道”的修建起点都在各自寨子附近,整个“洪道”的走向在现有村寨位置可以一览无余。做出这样的技术安排,其目的在于方便本寨人实施监控。由于“洪道”是整个运输技术装备的命脉,因而盗伐、偷运林木,如若离开“洪道”将无能为力。这样做,就是要严格确保木材的整体运输环节,可以牢牢控制在家族村社手中,并实施严密监控以确保原木不被盗伐、毁损。

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集中体现为文化与生态的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支撑原木生产的常设技术装备。前人研究清水江文书,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文书本身的价格反差上,很少有人关注到“洪道”这一固定设施在其间发挥的作用,这显然是不应有的偏颇。应该看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相关的研究亟待升温,否则“林粮间作”的整个技术体系就会留下不应有的短缺。

五、育苗与定植技术要领

有关育苗与定植细节,清水江文书所能提供的资料极为有限。因为这些技术是由栽手加以掌控,通常不与山主发生经济关系,因而一般不会写进契约文书,即使契约文书涉及这些内容也仅是侧面提及而已。不过,地方史志却能提供有价值的说明。此前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主要是借助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展开,得出的结论一般倾向于赞叹这一技术的精准有效,揭示其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则颇感不足。

前人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频繁引用的资料有如下三份:

《黔南识略》[14]:山多戴土,树宜杉。土人云,种杉之地必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乃为良;裂口坠地者,弃之。慎木以其选也。春至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而后焚之,然后撒子于土,面护以杉枝、厚其气以御其芽也。秧初出谓之杉秧,既出而复移之,分行列界,相距以尺,沃之以土膏,欲其茂也。稍壮,见有拳曲者,则去之。补以他栽;欲其亭亭而上达也。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

《黔语》[15]:黔诸郡之富最黎平,实唯杉之利。种之法:先一二年必树麦,欲其土之疏也。杉历一数寒暑乃有子枝。叶仰者子乃良,撷而蓄之,其罅而坠者弃子,美其性也。春至,粪土束刍,覆之,绲火螨之。乃始布子,而以枝茎午交蔽之。固其气不使速达也。稚者日杉秧,长尺咫则移而植之,皆有行列,沃以肥壤。欲其茂也,壮而拳曲即付翦刈,易以他栽。贵在直也。于是结根竦本,垂条婵媛,宗生高冈,族茂幽阜,不二十年而蘑尊蓑蓑,蔚若邓林矣。

根据《黎平府志》记载[16]:“(当地人)种杉之地必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乃为良;裂口坠地者,弃之。慎木以其选也。春至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而后焚之,而后撒子于土,面护以杉枝,厚其气以御芽也。秧出,谓之“杉秧”。既出,而复移之,分行列界,相距以尺,沃之以土膏,欲其茂也。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

对上述三份文件的认识和理解,前人研究都致力于揭示整套技术的成熟和完备,较少关注其所涉内容与锦屏文书之间存在的差异,对这套技术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探讨则明显不足,集中起来如下四个方面值得展开深入的分析。

其一,此前的研究都注意到“林粮间作”具有“松土性”,利于杉树发育的功效,但却忽视了锦屏文书仅提及“栽杉种粟”,从未出现上述三份文献中明确提及种植“麦类”或“包谷”。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前人对此并未提出质疑。造成这一疏漏的原因在于,这三份文件是出自官方记载,代表官方意志,而锦屏文书反映的是民间经营实情。清雍正开辟苗疆后,在苗疆新开了大量驿路,而驿路运输都要靠马匹完成。为了维持军马的饲料补给,从驿道开辟之初,官方就尽力推广包谷和燕麦的种植,以便通过税收去确保军马所需饲料。驿道沿线的杉树种植在官方的要求下,不是种粟,而是配种麦类和包谷。官方文书反映的正是这一实情,而锦屏文书反映的则是非驿道沿线的“林粮间作”实况。来自双方的记载都具有特定的实践基础,两者皆不误,但其空间分布却存在着区别,这才是历史上“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历史实情。

其二,对于杉树育秧时要反复施肥焚烧,如文献所载“春至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而后焚之,然后撒子于土,面护以杉枝、厚其气以御其芽也”、“春至,粪土束刍,覆之,绲火螨之”。除此之外,苗床底部要铺垫杉树皮,根据《黔东南州志·林业志》记载“选宽厚无漏洞的杉树皮,将烧炼过的泥土翻出,以杉皮垫底,再将烧炼过的泥土覆上约六寸许”[17]。这就是要将生土与苗床完全隔离开来,苗床周围还要挖深沟灌水,防止鼠类偷食种子和杉树苗。此前的研究在这方面则关注不够。事实上,这样的技术操作有其特定的生态适应潜力。因为杉树原产地是在海拔较高的、相对干燥寒冷的地带。为了提高原木的积材量,各族乡民才将杉木移植到清水江的滨江地带。积材量虽然有了很大提高,能够确保在十五年内,甚至短到八年也能成材;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生态隐患,即杉树定植和生长过程中很容易感染病虫害。若不通过反复焚烧炼山、“堆土定植”和“亮根操作”[8],不实施“间伐代抚”,杉树就无法防范病虫害风险。就这个意义上说,整套的育苗和定植技术是文化与特定生态环境相互制衡磨合的结晶。

其三,《黔南识略》和《黎平府志》皆明确提及“相距以尺”,而《黔语》写着“稚者日杉秧,长尺咫则移而植之,皆有行列”,对这样的细微差异前人的研究大多误认为,仅是大同小异而已,从而不加细究。但结合锦屏文书,无一不明确提及“修理管业”字样,则不难发现,其间大有深意。实地调查后发现,贵州各族林农定制苗木时,确实达到了高度密植的水准,每亩平均定植杉苗多达200余株,而最终主伐时成才的数量却不到80株,其中一半以上是被提前“间伐”。其关键在于,杉树移栽到低海拔温暖湿润地带,染病率极高,也即上面三份文献所提及的“稍壮,见有拳曲者,则去之。补以他栽”,又说“欲其茂也,壮而拳曲,即付翦刈,易以他栽”。这样实施“间伐代抚”为的是防范杉树病虫害的蔓延,因而定植苗木时必须密植,以保证主伐时能保有足够的成材株树。不过,并不像《黔南识略》和《黎平府志》所言是“相距以尺”,而是相距一米五以上。其间存在着文献使用上的误读。两书所称的“尺”并非当时所用的市尺,而是指当地各族乡民自己靠习惯规定的“营林尺”,这样的“营林尺”其长度一般超过一米五,且各地还小有差距。否则,在苗木定植后的空间就很难种植粟、麦类等粮食作物了。至于《黔语》未明确提及这一细节,则是基于各地定植的密度各有区别,出于审慎而不妄下结论。总之,高度密植也是其技术特点,其目的也是为了配合“间伐代抚”,保持种植密度适中,否则必会曲解其间的技术要领。

其四,三份资料都未提及在杉木林中要间种其他杂树,而锦屏文书在这一点上却能提供翔实的技术说明。其实,混种其他乔木也是为了给杉木林防病防虫。上述资料之所以略而不记,是因为,一般而言,官方资料都是从宏观视角就景观而下结论,而锦屏文书由于涉及十分细微的技术要领,因而才可能对需要间作其他乔木有所涉及而不致遗漏。由此看来,官方文书和民间文书两者在技术体系研究上各有千秋,皆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间的文化生态实情。

鉴于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前人成果丰硕,而进一步的探讨还得立足于对更多林契文书的精读,在此,恕不一一,仅提请学界同仁关注,以便共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六、结论与讨论

贵州各族林农的杉木林经营,之所以在历史上取得辉煌,主要是仰仗各族乡民在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积累,而总结出来的“林粮间作”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内容极其丰富,涉及面极广,需要加以系统、全面地研究,才能揭示其全部实情。本文所言,仅是挂一漏万而已。尽管如此,从中也不难看出,这套成熟、完备的“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容低估的创新利用价值,如下四个方面就值得认真吸取和发扬光大。

首先,凭借这套技术体系不难发现,黔东南地区拥有的高比例植被覆盖的森林,其性质并不是时下很多人所误判的“自然林”,而实为“人工林”。“自然林”的树种之间会相互适应,而且其树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和气候,其原生的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安全的,因而“自然林”无需人工管护,仅实施保护即可。但对“人工林”则不然,由于其树种大多已脱离其原生生态系统,它们在异地的生长有诸多不适应,容易染病生虫,甚至招致生态灾变的侵袭。这其间就需要不断地投入劳力、技术,去精心管护。时下,有关部门只注意杜绝人工干扰,将林农移出人工林区,误认为这样才能保护好杉树林。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人工林”失去了人工劳力和技术投入,肯定会遭逢自然毁损。对此,笔者甚为忧虑,因而主张需要将这样的“人工林”纳入经营状态,加以维护,才能对原有数百年的“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继续沿用并发挥效用,否则达不到生态保护的预期目标。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实木建材正在淡出社会生活实践,木材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已经被其他化学加工材料所替代。但始料不及之处,则是化学制品(比如化学纤维、装修材料、化学涂料等)无一不包含进难以排除的化学污染物,这将会给我国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必将对实木建材和生态产品的需求由弱转强。黔东南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公益服务价值固然必不可少,但其使用价值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一点,正好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我国人民身心健康的需要。基于这一考虑,贵州各族林农的传统经营项目必然重放异彩。对此,显然值得未雨绸缪,推动杉木人工用材林产业的尽快复兴。

再次,造纸工业需要占用大量的木材。时下,我国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不惜巨资向国外进口原木,以满足造纸工业需求。这一做法不仅耗费了大量外资,在原材料上还受到国外牵制,还要遭到世界各国的舆论责难,甚至有人谎称中国的发展会毁掉热带雨林。事实上,在上述技术体系中,“间伐代抚”的技术操作所形成的小型规格材和染病木材,乃至主伐后留下的枝干,完全可以满足我国造纸原料的供需,只需做出相应的外部管控调整,使之有利于刺激传统用材林的产业复兴,肯定可以坐收一举多得之功。对此,还望有关部门深思。

最后,凭借以上讨论,不难看出,贵州各族林农的“林粮间作”育林技术体系,完全可称得上是,一项世界少见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其现有状况又完全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申报保护的各项要求与条件。而此项农业文化遗产,至今却未能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GIAHS)的保护项目,确实是一件憾事。为此,真诚呼吁学界同仁深入展开对锦屏林契文书和“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研究,推动此项技术体系尽快申报为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项目。这不仅可以支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的生态维护建设树立良好形象。

上述四项已超出被动的传统技术保护范畴,其间还包含着重大的创新空间。只要做到这一步,传统农业文化的精华就可重放异彩,利国利民。这也应当成为学界同仁协同努力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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