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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与“民族互嵌”民族村社治理现代化的两个维度——以云南永宁摩梭人村社为例

作者:王江成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01-26  浏览次数: 1090

【摘 要】村民自治是包括摩梭人村社在内的所有民族村社治理遵循的基本制度框架,也是研究民族村社治理的基本维度。但村民自治在与民族村社互动的过程中常常面临诸多因地域性、民族性、结构性等差异而产生的特殊性问题。这就需要在村民自治的基本范畴内,结合民族村社自身特点拓展或补充新的研究维度。因传统单一摩梭人村社在开放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呈现的多民族社区特点及其产生的问题而受到一些学科的关注,本文以此为例,尝试运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理念来探讨当前摩梭人村社面临的族际交往等治理问题。从个案到整体,试着提出有关此类民族村社治理的新维度,并结合此维度来思考民族村社治理的新路径。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族村社;“民族互嵌”;治理现代化;摩梭人


民族村社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对民族村社治理的研究关注较少,或被放在乡村治理的范式中讨论,进而从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解析。很少把民族村社治理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来探讨。而实际上,相比于一般的村落或内地较发达地区的村落,民族村社普遍存在着“发展基础薄弱、自然环境恶劣、文化贫困、基础教育滞后、人才资源匮乏、资源掠夺严重”[1]等影响治理现代化的阻滞性因素。不仅如此,因民族村社的地域性、民族性、结构性差异而形成的特殊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尝试新的维度或方法来加以解决。本文以摩梭人村社为切入点,从个案到整体,试着提出推进民族村社治理的新观点、新思路。同时,回答个案问题。

一、村民自治与民族村社的互动

(一)民族村社治理的村民自治背景

民族村社是农村社会系统中的特殊范畴。著名政治学家周平教授认为,“所谓民族村社,就是由一定民族的成员组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村落社会。这是由一定民族的成员聚族而居形成的传统的、封闭的和保留着浓郁民族特色的村落社会,是农村社区的一种类型”[2]。从本质上看,民族村社也具有一般村落的普遍性特征:民族村社的社员是村民,民族村社是村落社会,对民族村社的治理是村级治理的范畴。以民族村社为场域而生发的民族村社政治是村落政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同时,民族村社政治、村落政治都是国家政权政治之外的社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类社会政治形态中也嵌入有国家的影子。在当前主要体现为以村民自治为背景而形成的具有“国家导入型权威性质”的“村三委”等“体制内权力”,在包括民族村社在内的整个村域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村民自治的共同背景下,民族村社和一般村落会面临着许多共性的治理问题。

(二)村民自治与摩梭人村社治理的一般性问题

摩梭人村社是典型的民族村社,因此,在村民自治的一般维度下,也会遇到一些共性问题:一方面是在摩梭人村社中如何推行村民自治,即如何转换摩梭人村社传统治理方式以及对村社传统权力形态进行再造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围绕村民自治本身存在的讨论。

1.村民自治与摩梭人村社权力的再造。

过去摩梭人村社的治理是依靠传统的习惯法来维持,表现为以母权、舅权为基础的母核家庭的治理结构,以及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形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摩梭人传统的权力主体都在这些结构中体现出来。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得相对封闭的摩梭人村社获得了再次重构村社权力结构的时机。如何使摩梭人村社接受国家力量主导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成为推进摩梭人村社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而村民自治作为国家调整和改善与乡村社会关系以及乡村社会内部关系调整与改善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指导整个乡村社会自治实践的强制性意义的根本性规则。

2.村民自治在摩梭人村社中的“本土化”过程。

第一,村社组织双重职能的结构性困惑。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决定了乡村治理必须要面对国家与社会之间长期紧张关系所形成的双难。“村治必须在国家提取农村经济社会资源和农村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抵制国家提取资源的冲动之间寻找平衡”[3]这对于最终实现村级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村民自治制度,是通过村民自治来解决村务和政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而且“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种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是造成村治组织职能在理论研究中产生分歧和在实践活动中错位的主要原因。第二,村民会议在摩梭人村社村务、政务决策中失效。村民会议作为村民直接参与村务的形式,在村域范围内,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两委职责等。但实际上,包括少数民族村社在内的大部分村落都没有制定合理有效地开展村治活动的相关规范,或是由民政部门代拟,在某一地域范围内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程序性的交由村民会议通过。而在摩梭人村社,村民会议还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政治宣传、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等问题。基本不召开村民会议,取而代之的是摩梭社会内部各种形式的议事会等,比如家屋制度或“母屋火塘”。造成摩梭人村社“两套权力体系双规运行”;在价值的传统分配方式在某些领域依然有效的摩梭社会,部分摩梭人不仅对村民会议的性质、地位、作用缺乏认识,而且很少主动参与到村社治理的进程中来,也不懂得利用村民会议这一渠道来约束和监督目前存在的“村三委”等权力主体的失范行为。摩梭人村社治理主体界限较为模糊。摩梭人村社村治主体往往依据,基于经验的、不可传达、不具有公共性的规则来开展村治活动。而村治主体本归是一个“人格化的权力”,这些占据村治机构的民族性凸显的“人格化权力”常常左右摇摆于村民自治制度规范与摩梭人村社内生秩序之间,在村社政治格局中,“本土资源”往往在摩梭人村社治理中扮演着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并侵蚀着具有国家导入型权威性质的“村三委”在摩梭人村社中的治理作用,使得在某些治理领域国家的权威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摩梭人村社中的“体制外权力主体”借用有效的非制度性资源掌控着摩梭人村社政治的运行方向,或者占据村治机构并利用乡—村关系的这种张力,徘徊于乡镇政府和摩梭群众之间。在某些方面,借村民的不满抵制乡镇,借乡镇的强力压制村民,并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最终结果是通过村民选举出来的村级负责人界限模糊,活动空间很大,村民自治效果的偶然性也相继增大。除此之外,母系与女权、宗教信仰及其观念常常与摩梭人结合在一起,虽然摩梭社会不断出现“核心家庭”[4],但以女权为基础的母核家庭仍然是组成摩梭社会的基本单元,即村治机构的负责人是出自于母核家庭,或者受“母屋火塘”决策的影响。

二、民族村社的特殊性与村民自治维度的调适

(一)摩梭人村社的特殊性

1.摩梭人村社的地域特征。

摩梭人生活在滇、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人口约4万左右,这个美丽的高原湖泊,其整个西岸、南岸连同部分北岸都在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境内,而东端以及与东端相接的一部分北岸则在四川境内[5]。摩梭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的永宁坝子和四川省的盐源、盐边和木里3个县。今摩梭人口,宁蒗有一万五千多人,分布在永宁、拉伯、翠玉、红桥、红旗、大兴、宁利、新营盘、西布河等9个乡镇;此外,丽江、永胜、华坪、维西等县有摩梭人散居。四川省盐源县有一万三千多摩梭人,木里有七千多摩梭人,盐边、冕宁和西昌也有零散摩梭人居住。

2.摩梭人村社的转型与摩梭传统。

随着泸沽湖的旅游开发,大量外地(外国)游客及其域外价值观念纷纷传入,摩梭人村社超越了一般民族村社传统、封闭的特点,并进入了权力体系、价值观念、发展方式、文化形态快速转型的发展时期。但少数民族村社传统权力形态在摩梭社会中依旧清晰可见。永宁坝子是摩梭人的文化中心,母核大家庭以及女权具有较强的道德权威。以落水村为例,整个落水村现有的87户人家中,母系家庭约占80%。对于摩梭家庭或整个摩梭社会组织来说,母亲是家庭中的尊长、精神上的归依。在摩梭大家庭中,传统上是“舅掌礼仪母掌财”,家中的财富集中在“达布”(1)手里,由她进行统一支出和分配。而这种母系制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摩梭人在观察、处理事务时有其特殊的伦理观、价值观,如尊母崇老的观念在摩梭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围绕母系文化,摩梭人形成了“母屋火塘”的家庭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派生了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走婚的男女交往形式,而以母系家庭为基础的摩梭文化依然保存着走婚文化的根。走婚文化与母核家庭这两种文化结构和所崇尚的道德权力支撑起了整个摩梭传统社会。传统的母权和女权经营的摩梭社会在未受到现代化冲击之前,在生产方式和公共价值分配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特点。在摩梭的语言中,不存在“权利”“地位”这样的词汇,手握财政大权的“达布”也绝非用经济手段来对家庭成员实施控制。家中的阿妈或者祖母是维系整个家庭的象征和凝聚力所在,这是一种道德式的权力,而非家长制的强权。至今,摩梭社会传统权力的权威性分配仍保持着共产主义式的平等。

3.宗教与摩梭人村社。

摩梭人传统的宗教及宗教信仰受到摩梭人极大的尊重,在摩梭人心目中,喇嘛、活佛的地位较高。以落水村为例,摩梭社会的本土宗教达巴教(2)和外来宗教藏传佛教在落水村都很受欢迎。200610月,创建于落水的摩梭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摩梭文化、语言和达巴教的保护;在藏传佛教方面,落水村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村社有足够的财力修建佛堂寺庙,培养子女修习喇嘛。

(二)差异万千的民族村社要求村民自治做出调适

本文的个案只是诸多民族村社中的一种。事实上,在差异万千的中国村落社会,民族村社类型众多,各民族的差别和民族村社的地域性差异成为民族村社治理主体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以摩梭人村社为例,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摩梭人村社治理所依据的实际规范和村民自治的成文制度衔接不够,这样一种国家主导和重构的村落社会治理体制在推广的过程中忽视了与各地“本土性资源”融合的过程,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忽视了对村社本土资源的引导和借用。在国家力量介入并领导的“村三委”之外,村社的传统权力形态也有着自身的运行轨迹。在摩梭人村社政治体系中,以宗教领袖、母权为精神依托的一股力量所影响范围和领域甚至超越于村治规范所引导范围,村民自治在与摩梭人村社互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规治选择”的问题。而摩梭人村社随着泸沽湖周边旅游业的发展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摩梭人村社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多样性不断凸显,面临的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如何结合摩梭社会的发展特点和传统因素合理有效的推进村民自治成为影响摩梭村社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三、摩梭人村社治理的互动格局与“互嵌式”特点的凸显

在村民自治与特殊的摩梭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不同的互动格局。富有民族性特点的各种非国家力量与伴随村民自治推行而出现的具有“国家导入型权威”性质的“体制内权力”,在摩梭人村社中的不期而遇造成了至少三种治理格局:一是摩梭人村社中形成了两股相互独立或者“双轨运行”的治理力量;二是摩梭人村社中的村治机构与村社内的其他民族性或者外来性力量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形成“村政民族化”或“民族村政化”的互动格局;三是摩梭社会内生秩序一开始就抵制村民自治实践,村民自治制度难以有效推行。这三种已经出现或在摩梭的一些自然村可能会出现的治理格局要求治理主体尊重各民族村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为不同民族因素所派生出来的不同族际关系、宗教差异、家族(宗族)、文化因素等。

近年来,随着泸沽湖的开发,摩梭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进一步丰富了摩梭人村社村民自治的内容。同时,也为村民自治的有效嵌入提出了新的挑战。以落水村为例,落水村作为泸沽湖主要的景区所在地,自然也是摩梭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落水村自1985年左右开始发展旅游业,从最初的粗放型介绍、到旅游项目的不断开发,经历了简单—繁荣—分流的过程。落水11个自然村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母系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整个泸沽湖周边摩梭人村社均受到旅游业发展的普惠。与此同时,旅游开发也冲击着泸沽湖传统的发展方式、居住格局、族际成分和价值观念等等。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与摩梭人对旅游业发展的认识和对市场规律的把控有关,这类问题暂时不列入本文探讨的范畴;另一方面,大量外来游客涌入泸沽湖景区,特别是在景区长期居住而产生了诸多族际交往的问题,并呈现出一种多民族社区形态的发展态势,有学者把这类社区列入“民族互嵌式社区”加以讨论。

“民族互嵌”是“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简称。最早在20145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新疆民族工作提出,同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又重申了这一理念。由此,民族互嵌开始作为全局性的民族工作方针,成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顶层设计之一。而关于民族互嵌的内涵方面,201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通过该《意见》可以看出,民族互嵌并不仅仅在于建立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其主要目的和实质还是促进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主要内容的良好民族关系的发展[6]。学界对于民族互嵌的内涵也并无太多分歧。有学者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典型的复合民族社区,就是建立以一定的地域基础之上,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之间平等相处、彼此尊重的社会利益共同体[7];还有学者从与西方平行社会相比较的角度,提出了互嵌社会的内涵,认为互嵌社会是一种与西方平行社会相对立的多民族社会形态,它具有构建有机民族团结的基本功能[8]。从政府的文件以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互嵌式社区有一个基本特点即表现为多民族社会形态。同时,也必须明确,互嵌式社区是一种需要不断构建的理想状态,“相互”和“嵌入”是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关键。因此,如果把互嵌式社区作为未来民族社区建设的一个目标或者学理上的架构来讨论的话,那么凡是具备多民族社会形态的社区都应该或者都可以朝着互嵌式社区的方向加以建设,但这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采取措施加以推进。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尽管民族互嵌针对特定地域提出,但该概念具有普遍适用意义,是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关于民族互嵌的外延上有着不同学科视角的拓展”[9]。因此,本文采用“互嵌式社区结构”作为分析摩梭人村社治理的一个目标。这是源于摩梭人村社近年来凸显的一个基本特点,即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民族)的进入和定居,摩梭人传统单一民族村社的结构形态受到冲击,多民族村社形态进一步显现。在外来民族大量涌入摩梭人村社的过程中,传统的单一民族村社再也不存在了。而从相互嵌入或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角度来看,摩梭人村社的治理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这就需要结合摩梭人村社的新情况进一步创新治理机制。

四、创新民族村社治理与“民族互嵌”维度的提出

民族村社治理机制是指民族村社治理的各个主体具体的解决民族村社治理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方式和手段的总和。民族村社治理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行为,只要民族村社客观存在并不断变化发展,对它的治理就会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民族村社治理机制的建构也会因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以及各个阶段民族村社治理目标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对村民自治所勾画出的治理图景也会相应提出更高的期望,因此在面对当前民族村社治理中出现的困境时,能够明确村级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目标,建构出适宜的民族村社治理机制。以摩梭人村社为例,从摩梭人村社的特点及目前治理的情况来看,创新摩梭人村社治理机制存在两个维度:一是村民自治维度;二是结合摩梭人村社凸显的新情况提出的“民族互嵌”维度。从这两个维度展开思考,是目前推进摩梭人村社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视角。进一步来看,村民自治是传统维度,而“民族互嵌”则是新鲜视角。

(一)村民自治维度下民族村社治理的理性思考

从村民自治的维度来看,要构建摩梭人村社治理的新格局。首先,必须直面当前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即在以政务和村务合一为表征的乡村关系前提下来讨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其次,要在中国现代化特殊处境的理解下研究民族村社治理;最后,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解释限度有限的情况下,借鉴并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解说模式,将村治研究推向深入。

1.保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可塑性。

理论上,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是两个对等的法人实体,因授权来源的不同而性质有别,但却因现实管制和资源索取的需要,使得“村三委”也具有了“准政权”的性质。这样的现实生态就使乡村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因地区差异而程度不一。因此,有学者认为,“很多时候,不是由特定的制度安排,而是由特定的村庄性质特别是村庄社会关联度,决定了村级治理的面貌”。[10]该论者试图提供一种与主流想象的村社治理蓝图略有不同的可能图景。主张在不否认村民自治制度对于今天中国农村基层政治实践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的前提下,结合农民的生活,农村的发展和中国特定的现代化处境来形塑村民自治制度。而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也即村民一致行动能力的强弱将构成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摩梭人一致行动能力较一般村民更强,摩梭人村社的治理应该结合少数民族村社的特点作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调整。而这一调整的前提是在考察村民自治发生作用的摩梭人村社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结构的摩梭人村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保持对村民自治制度一定的可塑性。

2.重新认识民族村社治理。

应把摩梭人村社治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背景下来考量,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处境来研究民族村社治理,形成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村治机制,避免一叶障目的片面研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形塑民族村社以及摩梭人村社成为创新村社治理的关键。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摩梭人村社的发展变化会更加多元化。其实,“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上考虑,包括整个民族村社在内的农村社会系统的整体衰落是必然的,国家保持对农村社会的适度强制和控制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这一背景来研究村治,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11]

3.“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实现民族村社权力的再造。

民族村社治理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权力在村落重建和民族村社自身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民族村社治理结构也不断得到完善。统合民族村社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民族村社凸显的民族性,以及由民族性所衍生出来的其他异质性特点迫使国家权力在统合少数民族村社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内生秩序。同时,少数民族村社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到现代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来。最终达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再造过程的结合。而“治理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12]。国家权力与民族内生秩序的有效衔接是实现民族村社有效治理的关键。实现民族内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双向互动,既能把国家权力深入民族村社,又帮助各少数民族村社共同体实现现代转型,重塑村级治理体系。同时,各民族村社政治体系可以发挥内生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内实现某些非村社公共事务的自治,减少国家治理成本,激活民族村社的积极性。

(二)民族村社的开放发展与“民族互嵌”维度的补充

从民族村社自身来看,民族村社从异质性向同质性的发展则是进一步有效推进村民自治以及民族村社去差异化治理的关键。而对同质化的理解也应该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从历史向今天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有向同质化发展的趋势,这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我国的各区域来看,各民族所在的区域有均衡发展的要求,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才是全面的发展;从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取向来看,从各民族追求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一种趋势;从我国各民族发展选择来看,经济发展被放在很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在当前中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扶贫攻坚成为全国各个民族的共同任务;从各民族的发展需求来看,都迫切想要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理念等具有现代价值的新鲜事物。而这些走向“同”的过程可以归结为走向开放发展的过程。只有坚持开放发展才能解决村民自治在民族村社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境;只有坚持开放发展才能解决民族村社观念更新换代迟滞的问题;只有坚持开放发展,才能使民族村社与其他农村社区走到共同的舞台上竞争并实现共同发展。

同时,随着民族村社的不断开放和向外发展,传统的单一民族村社具有了多民族村社的新特点,民族村社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问题。以永宁摩梭人村社为例,在大量外来民族进入的情况下,族际交往和互动成为民族村社在开放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新问题。由于相互间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误解和隔阂。在摩梭人村社开发的过程中,族际间观念的冲突、相互间的不信任等很容易上升到族际关系矛盾的角度来处理。同时,在诸如世居多民族社区、流动务工社区、多族群移民社区、边境跨界民族社区等民族社区类型中也都具有多民族社区的特征及问题,而这类问题都可以纳入到“民族互嵌”的维度来加以研究。把“民族互嵌”作为创新某一类(多民族)民族村社治理的思考维度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具体来看,民族互嵌的内核在于“相互”“嵌入”,前者是一种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后者是一种有机的团结。本着这一思想,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提出诸多可行的实践措施,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了有益的实践路径或建设特征,比如“消除社会结构分隔”“消除社会资源排斥”“消除社会心理疏离”[13],“建设主体多民族性”“多元文化互动性”“建设过程动态性”[14]等。

民族村社的地域性(边疆或内地)、民族性(单一或多样)、结构性(世居或流动)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推行不能“一刀切”,国家在不断探索,村落社会也在不断的实践着。因此,对民族村社的治理应当在现有村民自治的基本维度下,结合民族村社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来寻求解决之道,同时,注意拓展或补充新的研究维度。以摩梭人村社治理为例,在注意到村社发展中出现的多民族特点及其产生的问题之后,试着结合“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建设维度来分析和思考,不仅有利于这类村社治理的研究,也是对整个民族村社治理的补充思考和新的尝试。对整个民族村社治理现代化而言,这种思考和尝试是好的开始。从摩梭人村社当前的治理环境来看,结合“民族互嵌”维度,推动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良好族际关系,努力打造各民族间平等相处、彼此尊重、欣赏的复合型民族社区是治理或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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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特征及定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1-28.

注释:

[1]“达布”是指母屋家户的掌门人,她是母屋家庭的核心所在。

[2]达巴教是摩梭社会的原始宗教,有口诵达巴经177部,蕴含着摩梭祖先对自然的认识、自然的崇拜等,是古代摩梭先民的百科全书。

[3]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大背景下,看待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应该抛弃二元对立的看法,既要么国家主导,要么社会主导的传统观点。而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国家主导的“村三委”与村落社会(民族村社)“内生秩序”在摩梭人村社治理中也存在影响领域的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作用范围不同,摩梭人在两种“规治”面前常常可以选择。这是目前村民自治进入民族村社遇到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也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