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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转移”:从农救会到贫雇佃农联合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1942-1945)探微

作者:吴路伟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7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2-02  浏览次数: 1057

【摘 要】在冀鲁豫边区,政民工作队深入农村,打击地主,建立了由中农或中间力量控制的农会,然而中间力量控制的农会、村政权却阻止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其政治优势,且损害了基本群众的利益。因此以贫雇佃农为主的代表会、联合会、攻村团等多样性的农民组织应运而生,最终形成了联合会和中心支部体制,置换了抗联系统,农民组织重组了乡村秩序。

【关键词】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农会史;农民组织;乡村权力


王国梁回顾百年农会史发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农会、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农会研究呈空白状态[1]P129-133)。最近十年来,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学界研究对抗日根据地农救会有两种解读框架:第一,农会作为一种民众动员力量参与到减租减息运动中,组织、宣传、教育农民,调整农村土地分配关系[2]。第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诸种力量通过各种手段深入控制基层。李永芳在《近代中国农会研究》[3]中定位农会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执行机关,将农会视为一种行政力量;张飞龙认为农会是中共对农村进行组织化改造的一种形式,农会的经费筹支、组织构成、领导人的选择、行动方向的制定都具备了国家政权的印记[4]。综合地说,农救会的历史世界是以政党为核心的,即政党及边区政府主导、形塑了农会,它被作为“在上的”国家和政党的手段使用,其主要工作是组织武装群众、宣传抗日、教育农民等等。那么农会作为“在下的”基层权力在农村的博弈,则所受关注甚少。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关注农民的生活世界与内部冲突也许比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更有意味。”[5]P18-23

关注农民的内部冲突之所以成为可能,皆因为该时期是农会的转型期。19世纪末至抗战前,农会皆非农民主动建立、参加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大多为少数人所把持,被当作政治工具运用,并不管农村建设事业[6]P309-313)。自下而上建立农会自根据地始,也就是说,农民参与农会引起了农村内部的变动。

但单一的农救会并非当时组织化农民的全貌。在农村基层权力博弈中,农民组织不仅仅有农救会,同样包括分散的、部分的、临时的多样性组织。这些农民组织是共产党在探索群众工作方法时建立的。本文主要侧重探讨:在1942-1945年冀鲁豫根据地共产党及边区政府发动群众运动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相互博弈,农民组织领导层及权威发生了什么变化,此变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农民组织,这些组织又是如何参与乡村权力网络重组的。

本文所用的主要资料是谢忠厚等编纂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兼参考了《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及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的文史资料、地方回忆录。编选资料存在节选等情况,不完整、不系统,在所难免,只能采取泛读与精读相结合的办法,比如滑县群运有工作总结、大会报告、文史资料,可相互参考对比。文史资料回忆录,是当事人对20世纪40年代的回忆,是层累的造成的记忆史料。比如发动群众,大胆放手比包办代替就具有历史合法性和正义性,于是回忆录就把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赋予传主,故此类材料就必须谨慎运用。

一、农民组织与地主势力的瓦解

抗日战争伊始,诸如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就在冀鲁豫边区建立,负责“组织和武装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7]P3)。至1941年下半年,边区政府发布《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此类组织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变为参与研究并依靠自己的组织优势,保证政府诸多工作开展的行政力量[8]P277-281)。

进入1942年,冀鲁豫边区依靠抗联、农会等群众组织宣传和执行土地政策,收效甚微。75日,抗联总会、农会接到通知,学习宣传《关于如何执行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指示》,“到八一建军节,区党委指示农救会总会号召减租减息工作”[9]P540)。随后“区党委又叫农救总会以边区抗联的名义发表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指示”[10]P54)。时任冀鲁豫边区抗联总会主任的高元贵和宣传部长杨节到县抗联调查有关执行情况,各处并无任何行动。

于是,边区政府派工作队赴濮县、范县、观城即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政民工作队是在共产党无法深入基层、探索群运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该队由500名干部编成,来自边区党校、行署干校、军区陆军学校和边区抗联干部训练班[11]。“干部下去后代替了地方原来组织”[12]P510)包办群运。不仅冀鲁豫中心区如此,早期的滑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亦然。1943年秋,濮、范、观、鄄的发动群众工作告一段落,积累了诸多经验,培养的大批干部被抽调到滑县、滨河县两地[13]P430-431)。滨河可直接参加发动群众的干部遂达到六七十人[13]P433)。在民主民生斗争中,滑县采取的仍是干部包办代替的办法[14]P44)。他们根据各地区农会的不同情况,有区别地开展民主民生运动:

其一,有的地区边区政府掌握村政权,农会组织系统完整。村农会协助工作队调查,传达政令。范县工作队田希文选择了一区某村,大约一百户,入村“即找村长安排好住的地方。又找农会长,说明来意,了解了村中的一般情况,即着重了解地主情况,户数、姓名、政治态度;佃户姓名、生活情况、斗争态度。然后即叫村长、农会长去通知佃户全部来开会”[10]P55-56)。“经会上大家出主意,比较、研究,决定:由工作组、村农会,通知村长,告诉地主明天到这会场来开会,所有佃户也到会。由工作组和村农会长宣布要减租、退租”[10]P57)。

其二,有的地区村政权被剥夺,抗联与顽固分子争夺农村中间势力,呈胶着状态。抗联帮助建立农会,开展民主斗争。如观城三区安楼,张淑宾暗中操纵几家富户轮流当村长,边区政府反对此做法。张氏就安排魏研增当村长,朱奇俊、张秉显当闾长,三人执掌村政权。1943年,抗联派人帮助成立了农会,建立了模范班,选了村长,随即遭到张、魏的“反攻”。“为了刹住顽固分子的气焰,政府让公安局派人逮捕了凶犯并召集三区各村干部开斗争会。斗争声势浩大,开得成功,树起了新政权的威信,长了穷人的志气”[15]P20)。

其三,有的地区没有农会,“派去的干部要积极地去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找积极分子建立农会,把群众的腰树起来,启发其阶级的自觉,就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但干部配合他们,不是代替他们)”[16]P387)。

工作队撤出之后,需要依靠区、村抗联等组织防止地主反攻。“工作队年底即撤出,队员都回到原来的单位,在撤出前,要和区、村抗联、农会等有关组织、有关干部交代好,由他们接下去工作,防止地主的反攻。减租后,也一定要交租,按照二五减租后的数量交租或分租。如有地主反攻、倒算,逼还退租,一定由县、区抗联组织较大规模的斗争予以打击,巩固已取得的斗争果实和政治上的胜利”[10]P62)。

在一定时期内政民工作队利用农会,减租减息、改造村政权,摧毁了原有的农村封建秩序,建立了以农会为中心的新的农村权力结构,“农会一成立,甚至在农会酝酿成立的过程中,积极分子就首先抓枪,解除地主武装,把自己武装起来,成立模范班(民兵班)……农会斗争初步胜利后,第二步就是抓政权,把村长换成农会的人,有的由农会直接派,有的也通过选举形式”,名之曰“一切权力归农会”[13]P438)。当然,建立起来的还有算账委员会和合理负担委员会,不过只是为了反贪污而建立的一种农民组织,客观上也在瓦解地主势力[16]P387)。

农会成为与村政权并立的权力机关,故1940年左右这些群众干部自认为与八路军、抗日政府干部一样,是军队和政府的御用机关。并且自己是先进的人、上边派来的群众领袖。他们使用行政命令执行突击屯粮、募捐、扩兵等工作任务。群众自然把他们看成老爷和官僚[17]P357-358)。农民呼之为“御用恩赐机关”[18]P545)。

二、农民组织领导的弊端与共产党的反思

共产党利用农会建立政权后,最大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扩大进步力量,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用一切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这时是策略指导的中心一环,这就是反贪污恶霸、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19]P57)。故中间力量与中农在农会中势力逐步壮大。

就民生方面说,中农是农会中的主要成分,并且占据领导地位,诸种不健康的现象逐渐显现。其一,组织上走中农路线,过度强调中农利益。在鲁西南,生产中农民急需耕牛,工商管理部门将耕牛贷款700万都给了中农。其二,由于在减租减息、增资、合理负担、反贪污、查“黑地”等运动中,中农得不到实际的利益,所以他们领导这些斗争并不积极,运动陷入比较消沉的状态,不但雇工、贫农的生活改善不彻底,其政治地位也没有提高[19]P62)。“滑县寺台村佃户20(人),雇工19个,增资减租后退佃7人,解雇的14个,而不退的很多为明减暗不减。退佃解雇的对农会很不满,说:‘斗争时,农会让开会即开会,让喊口号即喊口号,现在解雇了,你们不管。’农会对此所以不关心,即因中农领导。”再有,“鲁西南曹楼退佃解雇的1/2以上。各地非常严重,村干部以外的人都退了。这时发现贫农问题为很大的一个问题”[20]P511)。

从民主方面说,中间力量(富农、中小地主)领导斗争,团结中农以上的群众,改造村政权,取旧统治者而代之。即使是发动群众比较好的一些村庄,等级观念仍然支配着中间力量,他们作为领袖控制基本群众,报复顽固派的私仇私恨。“群众是以走卒的资格把他们的领袖抬在自己的头上,领袖也就高高地爬在上面指挥命令着群众,于是所谓‘新贵’就在农村里出现了。这些‘新贵’竟以统治者的资格来对待着自己的群众”[21]P21)。新贵也自认为是群众的财神和恩人,随之就产生了官僚主义、英雄主义的情绪和工作方式,表现在:其一,他要保存反贪污、查‘黑地’的果实,拥有减免和免差的优先权。除优先权外,他有抽头(拿回扣——引者注)、免减的指定权、捕人权等特权。其二,与顽固势力存在利益交换。“区干部到村要求村长弄油水给他吃,对村干部的领导是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对群众是老子对孙子。县级干部对区村级的这些问题,因为自已有新贵观点,也看得惯;区干部在地主家吃饭,□了‘黑地’不罚”。其三,干部从运动中牟利,“反贪污果实村干部存放,自己从中赚小,自己吞噬。还有(用反贪污,查‘黑地’的果实)借一还四之放高利特权的”[19]P62-63)。

以中农为主要成分的农会和中间力量掌握的村政权形成了新的农村权力体系,漠视并损害了基本群众在农村的利益,“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够,斗争的果实不能全为群众所得……故群众对自己的组织程度的热情是缺乏的”[19]P62)。“再加上地主的引诱、收买,甚至于起质的变化,叛变了群众。也正因为群众以走卒的资格服从着他们的领袖,群众刚生发一点革命的自觉也渐渐丧失了。这样动起来的群众,又复回到原来的消沉状况”[21]P21)。最终导致共产党的“法令往往受到阻碍”[19]P68),无法树立政治优势。

19442月冀鲁豫边区党委召开的高干会上,时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的张霖之指出:“过去我常对中间力量抱幻想,帮助其建立力量与威信。但如顽固力量很大,群众不敢动,中间力量与顽矛盾深,中间力量是可以用的。要给群众以启发,不要以中间力量为主进行组织工作,而迅速转入民主民生斗争,以贫雇农为主去进行组织工作”[19]P68)。这段话尖锐地揭示出中间力量获得乡村统治权的原因,那就是当初顽固力量太大。当顽固力量衰退,中间力量就成了群众运动的对象。共产党能否取得乡村政治优势,就在于赢得贫雇农的支持,“只有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基本群众才会起来拥护组织参加政权。否则就是空架子,政治优势也就是不巩固或未建立”[19]P70)。所以下一阶段群众运动就集中改善贫雇农的生活,从两方面着手,工作路线从包办代替转变为大胆放手,农民组织的干部成分从中农变成贫雇农。

三、农民组织新体系的建立与抗联体系的式微

在以往的群众运动中,诸如农会等农民组织的建立是目标,代表着共产党取得了地区统治的绝对优势。而此阶段中,农民组织成为共产党发动群众的一种手段,领导民生斗争,即把以前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对群众客观存在、不自觉的影响力自觉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那就是建筑在当前的群众要求之上,形成临时性的代表会、联合会、攻村团等农民组织,逐步取代了抗联、农会在农村的位置。贫农的发动情况不同,抗联的地位呈现相异的面貌。

中农和贫农未发动起来的地区,诸如滑县七区和滨河,抗联在其组织内培养代表,扶持建立佃雇农代表会,并在群运中发挥领导作用。“抗联对佃雇的指导,通过其代表会,这样已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可独自进行自己的活动。为了培养扶植地方干部,抗联干部在各区之小组(等于小区之抗联),吸收代表会主要代表参加,准备在发动农民的民主运动后,再在运动中产生农民联合会”[22]P80)。

相应地,佃雇发动起来的地区,“佃户雇工在一起斗争,在一起开会,因此就建立了佃户雇工会,或叫联合会”[22]P79)。联合会建立后,抗联干部就要融于联合会之中。诸如“滑县六、三等区……此次民生斗争发动了佃雇,培养了自己的领袖。因此,群众的事应该交给群众自己的领袖去领导,过去抗联之小组,应宣布取消或改变性质,建立工农联合会,把群众领袖选举出来,正式转换了领导,抗联干部仅留一部(分)帮助工作”[22]P80)。“原组织(指自上而下委派的农会或抗联)和老干部扶持农民起来后,原组织应及时的和新组织结合,老干部适当的具体到新组织中去,新组织没有老组织包办着,就能发挥开力量”[23]P506)。

群运之后,贫雇佃重新恢复到了分散状态,与积极分子领袖失去联系,为了防止地主反攻,“要使佃雇的日常生活集体化,以集体生活来贯彻日常生活之斗争。雇工佃户都必须单独组织起来,雇工为工会,佃户单独在农会里划成小组,把佃雇的领袖和群众结合起”[22]P81)。之后,要迅速地转入生产运动,“在生产运动中,也要从下而上的建立群众的生产组织——互助组与合作社”[24]P551)。

对于滑县和滨河的群众运动,农民组织的界限并不是保留在一个村之内,有的采取村与村之间的联合、推举积极分子的和平手段,“联合大会召开后,各村的积极分子马上显露出来,当场就建立了佃雇代表会,选择积极分子为代表。这个代表会的组织,为的就是领导群众这次的斗争。代表分了工,规定临时会议制度”[22]P79)。有的采取逐村发展的攻村团,这也是农民组织化的临时形式。比如在滨河邵二寨,佃户雇工斗争胜利后,12个积极分子组成“攻村团”,向东张弓寨、西张弓寨、张弓寨集等三个张故寨(张故寨应为张弓寨,下文同。)及牛庄活动。因距离相近,用了9天时间,张故寨、牛庄和邵二寨的佃户便斗争起来。各村的积极分子联合向外行动,10余村的佃户雇工都斗争起来[22]P77)。“攻村团到外村,不是找村长、找农会,而是找佃户、找雇工,大家都认识,不要谈大道理,主要是介绍自己的经过,根据自己的经过,来解答佃雇的怀疑,很现实,很具体,群众容易相信;活动方式多系秘密的,斗争由本村的群众自己干”[22]P78)。“攻村团的组织形式,多系在白板地区及工作发展极不平衡地区采用的。一村群众运动起来,由群众自动的向外发展,村村波及”[22]P77)。

从一个村向一带村、一个区、一个县发展,就自下而上的建立一带村、一个区、一个县的组织[23]P506)。这些组织被称为“工农联合会”。工农联合会大约由10村到15村联合,在反“扫荡”备战中,民兵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该小区的民兵行动。随着运动的开展,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相继产生。村落之间的配合则依靠村长联席会议,而一切群众团体和行政、武装的党员皆归于中心支部领导。“中心支部,由一中心支书和较好村庄优秀支书组成。农青妇联合会,有党员干部参加或列席会议以统一意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25]P538)。如此就形成了以联合会为基础的群众组织的新体系。

诸如联合会等新的群众组织系统和中心支部建立后,“抗联干部有威信的当选联合会委员,或留一人参加中支领导……联合领导树立了,留一部分干部参加领导,其他都调往□地区”[25]P538-539)。而原来的抗联小组也不再属于抗联系统,“原来抗联小组任务:帮助区检查领导工作和培养、教育、提高联合会的干部;一切服从中支决定、联合会的领导,没有任何操纵和包办权利,有意见提出,由区发指示给联合会”[25]P538-539)。称之为“抗联取消扶植联合会领导”。

四、农民组织新领袖的培养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过去的做法是包办代替,用工作员代替积极分子,认为群众中培养不出群众领袖,没有中心人物。现在则大胆放手,一切工作依靠群众,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出现了许多英雄,加上运动规模扩大,许多联合的村庄产生了地方的群众领袖。贫雇佃超越中农、富农、开明地主而成为权威,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以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可实现身份的转变,现在凭借阶级划分就得以掌握权力。但是贫雇农并不掌握任何资源,没有名望和资本。“过去在农村谁也看不上的人,现在都当起家管起全村的大事来了,有的竟做几个村的联合农会的主任、委员、代表,管起了几个村的大事”[22]P62)。故培养群运领袖,树立权威是推动群运的关键。

第一,自觉保护“领袖”的自主性。在运动中,农民组织建立后,要给领袖职位和权力。“领袖有职位,有权利,就能活动,就能发挥能力、提高能力,就能推进运动”[23]P516-517)。比如滑县大子相雇工会主任“王明月经过佃雇斗争,能在他那一带几个村指挥几千人进行捕蝗运动,可以主持几百人的大会,□能掌握自如,能处理几个村佃属中的问题,且为大家所心服。这样的事情过去真是闻所未闻。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本领,就是在运动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本领”[22]P79)。

第二,借助仪式塑造“领袖”。“领袖刚出来,应多给以活动机会,多让他解决问题,不要严格分工……再就是多给以活动场合,给领袖以荣光,如开大会献花、献酒,请领袖讲话,特别是政府尊重领袖,如请客,见领袖握手,会使领袖地位无形提高。”[23]P517)比如滑县六区和三区是用表扬模范的方法提高了这些代表的地位,示范于大众,推动工作前进。当时群众选了很多模范佃户、模范雇工。六区中心组选了5个模范,黄守义被选为模范第一[25]P537)。在生产运动中亦然,“在生产运动中,在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生产组织中,大量培养劳动英雄,表扬与奖励劳动英雄,并首先教育现有的群众斗争领袖积极参加生产,努力生产,由群众斗争变为劳动英雄。他们在群众中有威信,先由他们来领导生产,生产运动就能很快的展开”[24]P551)。

第三、协助地方领袖保持“乡土本色”。原来的群众团体干部是小知识分子,而现在工农联合会及其他团体的干部是贫雇农,本身生活困难,不能脱离生产,“地方群众领袖作用大,是因为从事劳动,群众看作自己人,他们和群众保持着自然的密切联系。我们应好好培养这种朴素、踏实、农民化、地方化的新作风”[25]P539)。还需要兼顾工作,“应通过群众路线,多予物质奖励,公家再给予些帮助。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创造一些模范事业(如模范斗争互助组、合作社),以好的榜样带领大家前进”[25]P539)。另外,识字的干部应该帮助他们。

共产党利用各种办法树立贫雇佃农在乡村的权威,贫雇佃农领导斗争打击了地主的尊严,“向来是赫赫有势的地主、劣绅,却对向来被自己脚下踏的人们低了头,农会说什么是什么,不敢打拗,并且还得提心吊胆,怕开会。”[22]P62)佃雇联合大会让农民真正做主,引起了农民思想的变化,由依靠行政力量到依靠自己。“‘原来心不齐,大会以后心齐了’,‘原来认为办不成,大会上却能办’。大会以前,群众有事找上级,现在群众有难题,常说:‘叫咱这一带的佃户雇工开会。’群众相互鼓励时,也是如此说:‘干吧,怕什么!有事咱这一带的都帮助。’”[22]P75

五、结语

面对1942年冀鲁豫根据地严峻的抗战形势,边区党委将群众工作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在群运中,共产党利用群众组织深入并改造村级政权,重组乡村权力结构。农民组织的领袖在三年之间凡三变,从地主、中间力量变为贫雇佃农。农会作为行政力量,打击了地主掌握的村政权,控制了武装和政治权力。然而中间力量为主的农会损害了基本群众的利益,于是共产党改变工作路线,调整干部成分,组建了诸如代表会、佃雇联合会、攻村团等农民组织,这些“分散的、部分的、临时的多样组织,在运动汇合起来时,才走上整体的、统一的”[22]P97)形态,也就是联合会和中心支部的完整群众工作体制。这个体制是相对于抗战前期的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联合会来说的,后者主要是小知识分子组成,而联合会体制则全部来源于农民,并且是雇农和佃农。贫雇佃农为主要成分的联合会置换了以小知识分子为主的抗联、农会体系,成为新的农村领导机构。

这一逻辑的转变过程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大多发生在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区,从濮、范、观、鄄到滑县、滨河,并不代表所有冀鲁豫区域在同一时间都经历了如此的转化,实际上在巩固区、半巩固区、接敌区在交错使用上述群运策略,相互之间吸收借鉴避免不了。

我们以农会的视角切入近代中国根据地史。如果说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展现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在折射转型中国基层农民的“权势转移”及由转移过程所带来的中国农民的社群形象,其背后主导的政党因素显而易见。“大胆放手的群众性”成为共产党彻底发动底层农民,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抓手和路径,同时也是共产党与其他试图解决近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学术团体和政党之间的显著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王国梁.百年农会史研究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2]徐建国.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农会[J].中国农史,2014,(3);李同顺.抗日战争时期农救会研究(1937~1945[D].河南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2009.从横向的几个问题点展开,如农救会的由来与背景、形成及发展轨迹、主要活动及其影响、基本特点及性质分析.

[3]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张飞龙.中共对乡村的组织化改造:1920~1949[D].上海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硕士学位论文,2015.

[5]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6.

[6]乔启明.现阶段农会之认识与推行[J].新经济,1939,(12.

[7]谢忠厚,周振印.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A].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8]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1941105日),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9]杨节.我知道的濮范政民工作队.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四辑(中册)回忆资料部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G].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10]杨节.我知道的冀鲁豫边区濮、范政民工作队[J].濮阳党史通讯,1986,(1.

[11]王文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范观中心区的形成和贡献[J].濮阳党史通讯,1988,(1.

[12]张霖之.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194412月).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13]张延积.抗日战争时期滨河县发动群众的情况.李运亨主审,谢忠厚等主编.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14]纪登奎.关于滑县群众运动向中共平原分局的汇报提纲(19441012日).谢忠厚等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15]张瑞雪.冀鲁豫中心区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濮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濮阳文史资料:第4[G].内部刊物,1988.

[16]黄敬.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17]杨泽江.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194311日).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18]黄敬.对泰运工作的发言(19454月).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19]张霖之.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1943121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册)[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0]张霖之.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194412月).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21]《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编委会编,丁龙嘉主编.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1942~1945[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2]赵紫阳.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194410月).谢忠厚等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23]黄文.濮县的农民运动及组织领导的经验(194412月).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24]高元贵.农民发动起来要迅速坚决的转入生产运动(1945521日).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25]纪登奎.滑县查减运动简报(1944年).李运亨主审,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