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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社会学与社会指数运动——20世纪社会指数运动之社会学审视(Ⅲ)

作者:马 妮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2-07  浏览次数: 540

【摘 要】社会指数运动由1810年代开启的社会指数研究发展而来,重在通过指数研究调查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以期研判社会发展走向,并针对调查结果得出旨在政策参与的建设性意见。指数运动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主题,从生活质量到幸福感研究的转变是社会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研究得出的全面社会报道起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启蒙功能。研究数据的盲目客观和依赖性是其局限。社会指数运动为当代社会学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支持,并日渐具有大数据研究的特征。社会指数运动的回顾与分析有助于正视当代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鹄的,反思社会政策参与功能的缺失。

【关键词】社会指数运动;社会启蒙;社会报告;政策参与;实证主义社会学


社会指数运动自1960年代至今,具备了经济学基础和成熟的社会学模型、统计学方法。当前,社会学的指数研究依然延续着社会指数运动的传统,对整个社会进行大规模、长期的社会监测。社会报告依然作为当前欧洲反映社会变化的重要成果形式。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社会报告就是社会指数运动在近年的例证。整体看,社会指数运动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构建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指数运动的回顾和分析有助于中国当代社会学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主旨,反思其社会政策参与功能的缺失。

一、社会指数运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

(一)全面的社会报告与社会启蒙

社会指数研究及相应社会报告,不仅反映社会局部领域,亦可再现社会整体画面。这赋予社会指数在当代社会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即通过社会报告进行公共启蒙。现代民主需要解释为什么一个指数系列会形成它所是的样子,说明不同的社会指数系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社会指数的事件序列所反映出的社会变化趋势。这些解释通过调查报告或政府报告的形式向全社会发布,使公众得以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及其变化趋势。这改变了以往关于社会全面状况的资料仅对专家和政府机构开放的习惯,公众对社会情况的集体关注,是一场现代意义的社会启蒙。在现代风险社会之中,对未来,即对当前趋势持续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推测,尤为重要。无论是公共领域抑或私人领域,对即将发生的有所预见,对关键性趋势的预测,对当前社会不可或缺。社会指数的社会启蒙功能的一项重要表现,就是系统性地运用社会指数,建立社会现象与社会指数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利用指数系列的时间变化对社会的未来走势、转折点进行推断和预测。

必须承认,预测和推断的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其可信度与指数运用和分析中所采用的技术息息相关。在方法应用方面,从对最近趋势的简单外推,到未来场景的构建,再到通过回溯、时间系列或者计算机技术进行复杂的建模,各种数据加工和处理的方法及思路都被用于对未来的预测和推断。虽然在庞大的自然和社会系统中,预测的准确度存在内在的不可跨越的限制,但“推断”已经成为社会指数启蒙功能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并借助大数据的思维日渐完善。

一段时期内,社会指数的社会启蒙功能在美国和欧洲表现出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及其对社会启蒙的影响,引起美国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除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全面社会报道工作的支持与扶助力度相对较弱以外,还因为美国缺少一个协调所有联邦统计活动的中央统计机构。所以,一些学者希望美国国会把实施社会报道纳入立法,从而奠定全国社会报道的制度基础。然而,整体看,欧美国家的社会指数运动对人的观念变革和社会发展理念都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和欧洲国家通过发布社会指数而进行的全面社会报道工作以及这种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启蒙,体现了社会指数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中的独到作用。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发展变化,关注人的价值观;时代主题发生转换,从经济发展到人的生活质量的转变,对人自身生活状况和社会发展的反思。这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启蒙。

(二)社会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

社会指数的作用并不限于对社会状况的客观反映,如果辅以对这些数据的科学分析,思考并试图解决其所凸显的社会问题,它们就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这种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和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才是社会指数研究和社会指数运动的本来意义。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曾经指出社会指数引导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包括问题界定、政策选择和替代评估以及项目监控等等。美国和欧洲各国都不乏采用这些方式使社会指数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制定的先例。在指数研究形成“运动”之前,对数据的整理、分析与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其影响和应用范围都比较狭窄。进入20世纪中期,社会指数超出了传统的经济指数范围,监控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这些现象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当代社会一些有组织的行动者,比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学界、市场分析人士等等,都参与到社会指数研究中。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对社会问题和现象的量化分析,增进我们对什么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及变化的,诸如此类问题的理解。以对社会各方面的基本状况的精准把握为目的的社会指数研究,是社会指数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描述性社会指数。通过描述性社会指数,社会所处的状态以及其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被直观地揭示出来。比如,在公共健康方面,描述性指数可以准确地显示不吸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吸烟人口当中肺病的发病比例、吸烟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例等。描述性社会指数可采取多种统计形态,这些形态的复杂性不同。由于描述性指数可以全方位展示社会各领域的现实状况和历史走势,因而在各国出版的社会指数汇编中,描述性指数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它们揭示了正发生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变化,并为推测未来走势提供重要依据。社会指数运动的开展,为一些基本社会问题的判断提供了客观数据,作为社会指数研究成果的社会报告因其数据的可靠性和全面性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使社会学日益具备科学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孔德最初对社会学的设想。在一段时期内,描述性指数的应用对政策修订有一定价值,随着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增加,逐渐被分析性指数取代。

除了对现行政策进行评估和监控,社会指数研究还以更具前瞻性的角色介入行政和公共管理,引导公共政策、规划公共政策选择。这对于社会指数的研究和收集工作提出新要求:既要揭示变量和指数变化间的因果关系,还要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建构出具体的能够体现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公式和模型,使这些公式和模型能够用在复杂的场景分析和判定中,并对现行政策的取舍或者未来走向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社会指数在引导公共政策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2000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提出了一个有关癌症预防、教育、治疗和筛查的资金投入和分配方案,各种分配方案所可能达到的对癌症死亡率降低的影响程度,都成为可以进行预先估算和评议的指标。美国政府也的确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做出把预算资金更多地分配给癌症预防而不是用于临床治疗的决定。在世界各国现实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方面,还有无数的场景和领域,适合实践社会指数的政策引领功能。可以说,社会学关于应用社会指数引导政策的制定和发展的研究,前景广阔。从描述性指数到分析性指数,其技术的复杂性和理论的成熟性日渐加深,但其要点依然在于提出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有效预测和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而我国当代社会学研究时而陷入指数的复杂设计和模型构建,往往出现调查结果的可预见性,无法如实反映真实数据和社会真实状况,更难以保证政策制定的有效参与。

二、社会指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一)“量的陷阱”与无意义调查

社会指数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盛期以后,在1980年代所遭受的冷遇,除了政治与经济因素外,与研究者对其理解的偏差亦有很大关系。很多人把社会指数的发布和分析简单地等同于数据的采集,从而使指数在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和引导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所能承担的功能大打折扣,也导致人们对社会指数研究的失望和质疑。

把社会指数简单地等同于数字,容易陷入片面重视量而忽视质的误区。事实上,对量的单纯记录和收集很容易陷入无意义的繁复和冗杂,反而把那些真正关键和有意义的数据淹没。在西方失业调查工作中,曾真实地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事实上,正是通过对社会指数运动中这些失败案例的反思,研究者们才对社会指数运动所呈现的质与量的矛盾有了深入的理解。要想使今后的社会指数发现和整理工作能够健康发展,就必须留意观察那些非常容易陷入的“量”的陷阱,把社会指数的研究和应用转到“质”的道路上去。所以,对于提炼社会指数来说,绝不能把其理解为对数据的事无巨细的全面整理,而是在收集和整理之间做好分析和筛查,要凸显出那些真正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趋势的数据,从而使社会指数成为能够真正显现社会动态过程的科学指标,为无止境的指数累加做出宣判。这就必须解决社会指数收集和整理工作中的方法问题。社会指数的提炼不是对社会现象没有任何事先的研究和理论判断的盲目面对,而是在数据采集之前,对所要关注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和概念界定,从而使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体现出强烈的针对性、目的性和有效性。在这个问题上,单纯的描述性指数具有自身的局限,在具体的社会指数制定工作中,把分析性指数和描述性指数结合起来十分必要。描述性指数可以更多地应用在发现问题层面,而在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层面,特别是在出现海量数据和复杂社会关系的当前社会,分析性指数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们还以失业现象的调查为例,描述性指数有助于我们发现失业率的严重程度和变化趋势;而分析性指数则有助于我们解释失业率及其变化与经济发展、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要素之间的关联,从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实用性和前瞻性的指导。

(二)研究的主观倾向与纯粹客观事实的偏差

保持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客观、真实是研究的前提要求,要使指数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收集数据时的客观立场是必须的。但是,任何研究都是特定社会和群体的构想与设计,他们的视角各有不同,这也是一种“历史与书写历史”的问题,具有主观立场的研究者,如何才能摆脱主观性所导致的偏差从而达到真正的客观?这是一个关涉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统计工作所依据的理论和概念前提,就决定社会指数并不是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数字,而是带有主观倾向的政治学。卢卡奇曾经批评经验论者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相混同,把经济学的研究结论等同于客观事实的观点是幼稚的。“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当然会否认,事实只有在这样的、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中都能找到对他说来很重要的事实。他在这样做时忘记了,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卢卡奇的批评说明统计与理论和解释不可分割,凸显把统计数字绝对化为客观事实的错误。卢卡奇的观点并不孤立,柯布也指出,社会指数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而是在某种理论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的。“不管有人多么极力否认,所有严肃的社会指数工作都是政治性的。决定计算什么,以及如何计算本身就已经包含价值判断了。因为所有的指数都承载着价值或者隐含的信息,指数报告就不会是中立的。”当然,社会指数的非中立性并没有否定这些工作的意义,而是指出在社会指数的统计和对指数报告的阅读中必须对那些来自主观立场的偏差有必要的准备,并要求尽可能排除这些偏差,以求得指数对于事实真相的正确反映。“对每个指数之下的价值或者概念进行考量,会导致更为平衡的呈现。但是,省略分析和解释,并不会使指数报告更加中立。”社会指数所反映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但是,对之进行合理分析和正确使用,可以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或者说,研究的设定是带有主观倾向的,但在数据分析上至少应该保持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但是有些研究往往误解这个问题,理论构建的主观倾向并不等同于研究中明显的主观情绪,比如以往文章谈到的马塞诸塞州劳动局劳动者展开的调查。或有些研究在分析数据时,完全不顾数据事实,只挑选符合主观判断的数据,这都是在研究的主观倾向与客观事实关系问题上的失误。

三、社会指数运动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建

社会指数运动不仅推动社会发展,在理论层面也极大推动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自孔德于1842年提出“社会学”至今,这个学科总共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孔德所构想的社会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进步经历了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实证科学三个阶段。孔德秉承经验主义科学观,把实证科学看作高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知识。在他看来,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神秘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因为与事实绝缘,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孔德坚持统一的科学观,认为没有必要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实证性才是科学的本质,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是实证的。所以,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孔德的社会静力分析和社会动力分析,以及他所归纳的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显示他把社会当作物理实体加以研究,努力使社会学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然而,严格说来,孔德的社会学离实证科学还有不小的距离。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不仅仅在于它以事实为基础,还在于它对事实进行数量上的观察和记录,以及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整理发现其所蕴含的自然规律。虽然孔德尝试把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加入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序列,甚至认为它具有比其他实证科学更高的地位,但是,正是在对数量和数学的应用方面,孔德的社会学体现出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欠缺。他的社会学专注于对社会历史变化过程规律的总结,以及在理论上说明当时代的社会弊病,并试图在理论上寻找救治方式。但是,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并没有成为他进行思考和得出结论的必要环节。可以说,对数学合理而充分的应用,成为社会学实现实证科学的愿望的标志。孔德开启了社会学实证化理想,之后的百余年里,社会学一直在实证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虽然时有波折,但是,实证化已经成为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特征。虽然之后韦伯提出,自然科学可以客观事实为研究对象得出实证结论,而社会科学则不同,因为它关涉到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不足以为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对社会学的认识与孔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孔德那里,社会学是一种实证科学,而根据韦伯的“理想类型”,社会学是一种反实证的人文科学,但这在社会学史上不占多数。

涂尔干实践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想。涂尔干把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比如,他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现代社会的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指出自杀现象与社会“失范”有密切关系。在研究中,涂尔干较好地结合了社会事实与社会学理论,改变了孔德之后的社会学在理论的圈子里归纳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以及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思路。在他看来,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社会事实是社会现象的基石,具有客观性和高度的稳定性。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类同于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它不受人类的控制,反而作为一种外部事实和规则,决定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说人类个体有着较大的任意性和变动性,从而不能成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话,社会事实则不同,它的稳定性和强制性使其成为社会学的天然对象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出发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不仅是推动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构想前行的重要一步,更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学研究中实证和经验的成分,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孔德、涂尔干等人是古典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在古典实证主义之后,社会学研究进入到新实证主义阶段,以帕森斯为代表。1937年,帕森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开始构建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其社会学理论以“社会行动的唯意志论”为主题,重新思考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进行的社会行动究竟遵从何种动力机制的问题。帕森斯的理论体现出温和的包容性,一方面,他承认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承认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规定性,承认现实环境的背景性因素对人的行动的种种阻碍和制约。另一方面,他又不否认人的自由和主体性,承认人在进行社会行动时对目标和手段的自由选择。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前,西方社会学曾经有一段时期盛行以沃德等人为代表的具有自然主义进化论倾向的实证主义和以索罗金为代表的文化实证主义,这些实证主义提倡在社会学研究中把人的因素完全排除的纯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方法。帕森斯的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其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想模式,即,承认社会的文化和规范的客观性,但是又不将其绝对化,从而使社会学研究既向统计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等实证主义手段和方法开放,又反对将人和人的活动还原为抽象变量的做法,不拒绝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理论化解释。但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因此,当代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倾向于实证研究。

当代社会学不仅把大量的社会客观事实当作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还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道,把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及心理学理论大量应用于研究。特别是,随着1960年代社会指数运动从出现到逐渐壮大,社会学研究也掀起了计量化和电子计算机化的潮流,采用先进的数学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越来越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大数据研究思维与数据平台也日益为当代社会学所运用。1970年代以来社会指数运动的社会学转向,使社会指数的普遍调查和调查结果得到广泛应用。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建构,定量研究的大量进行,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社会政策参与性日渐显露。社会指数通过对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以及跨越国界的人类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指导,从而有效搭建社会现实与社会政策之间的通道,使社会学更加具有实证科学乃至应用科学的特征。

然而,社会指数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大量应用绝不意味着社会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和彻底实证化。从实证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把社会学研究完全转变为实证研究并不适合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复杂的社会问题必然蕴含着人类情感、历史和文化因素。但是,社会学研究却绝不排斥实证方法的运用,社会指数运动的最重要贡献,就表现在它把数理统计等先进的实证主义方法向社会学的引入。从前文对社会指数运动的功绩与局限性的论述可见,社会指数绝不仅仅涉及对数据的获取、排布、计算和分析,它还必须把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作为社会指数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把它们渗透到因果关系模型的构建和检验之中。社会指数运动为社会学研究所开辟的重要领域,即生活质量研究和人的幸福感研究,更是体现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把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与人文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相结合的学科特质。作为其研究主旨的政策参与性及对未来社会的有效预测,也是我们研究社会问题时不应该忘记和背离的。


注释:

[1]马妮:《大数据时代与幸福研究》,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

[2]参见马妮:《1990年代社会指数运动的复兴及当代发展》,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

[3]马妮:《从指数研究到社会指数运动》,合肥:《学术界》,2017年第1期。

[4]Clifford W.Cobb and Craig Rixford,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al IndicatorsSao FranciscoRedefining ProgressNov.1998pp.25-1214.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2页。

[6][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8页。

[7]马妮:《大数据时代旨在政策参与的幸福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98-101页。

[8][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9][法]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7-305页、附录。

[10][法]迪尔凯姆(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3-24134-137页。

[11][德]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7-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