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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作者:金 雁 卞 悟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2-07  浏览次数: 985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谈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最后两章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作者简介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处处长、中共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她的专业研究始终以中国问题的思考为坐标,对十月革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改革等问题有独到的研究与见解,使得她成为大陆少有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卞悟,本名秦晖,生于195312月,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历史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民史、经济史。


目录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再版序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第一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三、“黑乡”、“黑土”与“黑农”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五、“公社”的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

——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第二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第四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第五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第六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结语 与余论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一、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二、卢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三、卢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附录 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并答杨震、吕新雨

征引文献


革命的悖论——论《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陈方正

革命有一种内在的吊诡性。就目标而言,它要制造历史断裂,要把社会推向一个新起点;可是就策略而言,它又必须顺应当时的思潮,要充分利用既成形势以求成功。这样,在目标与策略之间,恒不免隐含着深刻矛盾,往往令原有目标为实行策略所牵动乃至混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亦因此不能完成。英国清教徒革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又何尝例外?这可以说是新思潮、新政治理念与旧社会、旧体制往复冲突而难以(但却并非绝不可能)一时平息所产生的普遍现象吧?

就俄国而言,在刚刚纪念过十月革命80周年的今天来看,革命的这种吊诡性自然是太迫切也太尖锐了。可是,倘若仅仅从苏联的解体来衡量十月革命,或者仅仅从帝俄乃至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宗教传统了解十月革命之后的种种发展,那总不免流于浮泛。要真正看到俄国革命的吊诡,还得从众多革命者与苏俄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人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对帝俄基层社会的分析与理解其本身就具有浓厚政治含义,所以西方学者与不同时期的苏俄学者意见相当分歧;至于19世纪末以至十月革命前后众多改革与革命派别的思想演变与互动关系,那就更令人眼花缭乱了。要将这两者整理出头绪并且在同一架构中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显然是在资料的搜集、运用以及理论的建立方面,都相当不容易的工作。令人感到兴奋的,在金雁和卞悟这两位年青学者的《农村公社、改节与革命》(以下简称《村社与革命》)这本专著中,以上两方面都切实做到了。

在表面上,本书的主线似乎是村社(mir),而并非革命。它基本上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它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19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满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本书最后两章才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之所以至终夺得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列宁敏锐掌握了这一主要形势,决然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从主张废除村社变为支持其复兴,并且以“否定的概念”(即只反对斯托雷平式的分家,不提赞成什么)以及“经济学形式上错误的东西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这两条说服同党跟随他的主张。

可是,本书所展示的村社问题之深刻与重要,其实远远超过它与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至终成功这一特定而具体,并且是极其重要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书中一再强调,并且反覆论证,沙皇的绝对权威基本上是建立在作为村社这一宗法共同体的普遍化身,也就是人格化的“弱小农民保护者”这一地位上的。作为俄国政治基石的沙皇体制之所以能屹立数百年,与它的这一功能密切相关,而斯托雷平改革在经济上虽然先进、合理、在政治上却恰恰斩断了沙皇与广大农民之间的道和义与精神纽带,从而导致“雪崩在宁静中酝酿”,使大革命(无论是由谁发动或至终主宰)成为可能。虽然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只到大革命前夕为止,但顺着它的思路往下看,我们自然会记起1928-1929年间,斯大林正是利用攻击富农(kulaks)和取消只经过短暂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作为杠杆,而扳倒最后一位有资格成为他政敌的老布尔什维克即布哈林。也就是说,在20年代末期,村社问题以集体化这一新面目出现,并且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焦点。而到了7080年代,则农业效率的低落,也就是现代村社——集体农庄的失败,再一次成为产生政治变革的动力,至终成为另一次“雪崩”的原因,这上距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

很显然,对于苏俄来说,村社问题亦即社会以宗法共同体为基层细胞这一结构问题,是根深蒂固,是本质性的。但这一本质的形成,欲并非全然由自中古以降的文化与政治发展所决定。如所周知,在俄国北方近波罗的海一带,维京人曾经建立过相当蓬勃的商贸城邦传统,它直到巧世纪末才以伊凡四世兼并诺夫格鲁(Novgorod)为标志而被摧毁。这无疑是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转缺点,但严格的村社制度之形成与普及却是晚得多的事情:如本书在第三、四两章所仔细论证,以定期土地重分、连环保、强制聚居和耕作等制度为特征的典型村社是15-17世纪间才逐渐出现,在17-19世纪间才从莫斯科公国向整个俄罗斯扩展,并且不断加强的。

但为什么恰恰正就在俄国锐意学习西方,竭力追求现代化的两个世纪,它的社会结构反而长期呈现倒退?本书的焦点并非俄国政治发展,因此放过了这一关键问题,只是比较笼统地以“畜群式管理”的思想来说明统治者的意欲倾向。这显然是不甚足够的。如所周知,18世纪的彼得大帝和卡德琳大帝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是俄国现代化的奠基者。没有他们的远见和努力,在19世纪,俄国不可能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也不可能开出那么灿烂的文化之花。然而,正如拉地雪夫所敏锐地看到的那样,这是与农村之陷入奴役、贫困同步的。因此,我们难免要追问,这两者是否有某种内在关联?宗法式的村社组织是否是“有俄国特色的”现代化历程难以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以17世纪俄国幅员之广,文化发展之落后,环伺强敌之众多,它在18世纪的大有为君主倘若要在短期内赶上西欧(不单是为扩展,也是为生存),那么他们(以及在他们鞭策之下的贵族、官僚)是否有更好,而且在当时环境下实际可行的途径来汲取农村资源,以供军事、教育、城市等种种建设之所需?也就是说,村社在1920世纪之所以成为根深蒂固,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是否因为它承担了俄罗斯帝国作为欧洲强国的重担,具有不易替代的功能?作者倘若能够以处理其他篇章的同样耐性和细心来疏理和论述这一相关问题,那么当能为我们对村社和俄国的了解增加另一个重要的新向度。

当然,这样的要求或建议十分不公平,因为它已经远离本书的主旨所在一那是探讨俄国至终何以崩溃,而并非它当初何以有强盛的表象。事实上,作者所要真正用心说明的,当是这么一个悖论:在表面上,斯托雷平改革既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又夺去了革命者的声音,令知识分子“边缘化”;然而,由于“沙俄政权放弃了抑强扶弱的俄罗斯传统公社精神”,也就是官方认为可以用“强化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方式来填补因此而丧失的维护社会正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在社会深层,在工农大众之间,开始积聚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且表现为经常性暴乱,因此,“雪崩在宁静中酝酿”,最后,由于大战的震撼,造成了出乎所有革命派意料之外的帝国崩溃。那也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立国也不能单靠经济,还要靠正义;一旦放弃了正义乃至正义的姿态,那么即使没有知识份子和革命者的积极鼓动,革命还是会降临的。

当然,如克罗齐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近代史”。我们重温80年前俄国大革命酝酿和来临,自不免对中国当前的经验有所感触。作者所用以贯申两次村社改革运动讨论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我们所最熟悉的“分家”,因为这是从宗法共同体走向个人为单位的经济体系所必须经过的一步。这一步,正就是当前国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要中国经济获得充分活力,必须明确产权;要明确像国企这类共同体的产权,就不能不面对“要否分家”,“何时分家”,等一连串不但决定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大众生计以及他们对社会正义看法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必须的,“分家”至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单纯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采取不顾社会正义的分家方式,却是极端危险的“第一级火箭”,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这当就是这本历史性分析所包含的强烈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