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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

作者:范兆飞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 232

【摘 要】谱系是继续深化研究中古士族的重要问题。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六朝的森严有序和隋唐的虚实相间。传世文献和碑志资料关于士族谱系的记载模式也截然不同:中古时期的正史列传经常溯及高祖以内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祖先,而碑志则攀附人为构造、乱中有序的虚拟祖先。北朝隋唐郭氏碑志所见的祖先建构,往往包括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祖先和没有血缘关系的想象祖先。散居各地的郭氏成员,往往追认当地的同姓长官为祖先。唐代郭子仪家族将亦真亦幻的汉代冯翊太守郭孟儒塑造为排他性的祖先,正是这种复杂现象的集中反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固然本于《元和姓纂》,但两书内容前后交错,互为补充;前者同时还参考了行状、谱牒和碑志等资料。中古时期的谱牒、家状和碑志等资料共同成为两大姓氏书的主要史源。中古士族祖先建构的虚实变化,见证了士族阶层和政治社会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中古;士族;谱系;太原郭氏;祖先建构


士族是中古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在长达七百余年的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中外学人关于士族研究的学术史,正如士族地位的波澜起伏一样,历经发展、壮大、式微、复兴等若干阶段。世纪之交正是士族研究走向衰微的时间节点,中外学人不约而同地驻足反思,尤其是曾经最具活力的士族个案研究,无论作为方法论还是问题意识,似乎都已步入僵局。但是,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吴简和六朝隋唐墓志的大量刊布,中古新出资料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以极大的提升,史料的纵深开拓成为士族研究有可能“再度复兴”的强力引擎。

其中,以谱系为中心的个案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学人颇为关注的话题。唐人柳芳论及谱牒对于六朝士族的现实意义云,“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尽管“谱牒之作,盛于中古”,但唐宋以降,大多数六朝谱籍亡佚无踪。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陈直先生曾经洞若观火地指出,南北朝家谱载于刻石之上。陈爽先生指出,六朝单体家庭的谱牒竟然以特殊的形式保存于中古墓志之中,进而复原中古士族谱牒的基本情况。关于一流家族的谱系建构及其所蕴含的政治社会意义,学人已经选取汝南袁氏、渤海高氏、南阳张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等家族进行较为充分的讨论。从历史的某个阶段看,太原郭氏或许具有和一流家族如太原王氏颉颃比肩的实力,但从中古七百余年的超长时段观察,不能视作一流家族。不仅如此,士族阶层内部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从士族降为庶族者有之,从庶族升为士族者亦有之。介于士族和庶族之间的次等士族,在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舞台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普遍性。那么,作为一流之下的太原郭氏,其谱系构造与一流家族有何异同,又能折射出多少历史内容?拙文以碑志所见中古时期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中心,考察次等士族谱系书写中的虚实变化及其蕴含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的家族变迁与社会转型是如何展开的。

一、有限的客观:汉魏六朝郭氏的谱系

魏晋时期太原郭氏的发展轨迹,与大多数士族门阀的潮起潮落较为相似,只是郭氏的沉浮程度较大。如果说太原郭氏在汉末的代表人物是从未拥有仕宦经历的名士郭林宗,那么,魏晋之际的太原郭氏则走上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以名将郭淮为主轴的家庭成员,积极参与魏晋之际的党派纷争,见风使舵,从曹党变身为马党,因缘际会,促成魏晋之际太原郭氏的崛起。

魏晋史籍关于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通常仅追溯两三代人。《郭氏谱》记载郭淮先世云,“淮祖全,大司农;父缊,雁门太守”。《郭氏谱》已佚,结合唐宋以降的史乘碑志和传世文献来看,姓氏起源应该是“某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郭氏谱》必然追溯郭全之前的郭氏先祖。刘宋时期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释,当然只能主观地选择和节选诸书。但是,这种对资料的“减法”本身,蕴含着六朝人的祖先意识和时代观念。关于魏晋时期郭氏的谱系构成,“晋诸公赞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阳太守。裴秀、贾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干用,历职著绩,终于太仆。次弟豫,字泰宁,相国参军,知名,早卒。女适王衍。配弟镇,字季南,谒者仆射。镇子奕,字泰业。山涛启事称奕高简有雅量,历位雍州刺史、尚书”。这段关于魏晋太原郭氏谱系较为详尽的史料,来源于何处呢?余嘉锡指出,“此事本出郭子,乃郭澄之所著。晋书文苑传称澄之太原阳曲人。盖即淮、配之后,故能知夷甫家门之事矣。又案:此出郭子,见御览四百九十二引,不全”。《郭子》原本三卷,系东晋中郎郭澄之所撰;宋代佚失,现存《郭子》,当推鲁迅所辑《古小说钩沉》较为完备。至于郭澄之与郭淮家族的关系,余氏也是仅据同系太原阳曲的郡望而臆测,实际上,征诸六朝时代的史传,以及隋唐以降的郭氏墓志,没有一例将祖先追溯至郭澄之者。换言之,郭澄之记载郭淮家族的婚宦经历,完全不能证明郭澄之和郭淮家族之间具有任何血缘关系。

如将视线后延,我们发现《晋书》在追溯太原郭氏人物的时候,很少溯及郭氏父祖名讳。如郭奕,“字大业,太原阳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涛称其高简有雅量”。再如郭澄之、郭琦,《晋书》仅载其郡望为太原阳曲、太原晋阳,父祖名讳失载。太原邬县郭敬只是在《载记》部分略有提及,没有祖先记忆的相关信息。上举例证表明,无论其史源构成如何,多少都能够折射出隋唐尤其是六朝人物关于祖先记忆的观念:他们无意于将郭氏的先祖追溯至汉魏甚或更遥远的时代。遍检《三国志》《晋书》等史书中关于其他士族的祖先记忆,绝大多数都存在着相似的情况。中古士族谱牒的记载情况,也印证了上述观念。学者根据《世说人名谱》和相关文献所复原的《陈国阳夏谢氏谱》显示,第一世谢缵,担任曹魏长安典农中郎将。再进一步,我们翻检南宋学者汪藻根据史谱所撰的《世说人名谱》,以及学人根据中古碑志和传世文献勾稽复原的六朝谱牒,可以洞悉六朝士人关于祖先建构的一般认识:即六朝士人选择汉魏时期的当朝权贵或名士贤达作为他们的祖先记忆。

魏晋时期士族的成长道路,形式各异。太原郭氏的发展壮大,以郭淮和郭配为核心,前者重在军功,后者通过婚姻关系抛弃曹党,投靠司马氏集团。与此相对,西晋朝廷最活跃的郭氏成员家风丑陋低俗,为时人所鄙视。由此来看,太原郭氏的发展轨迹呈现“政治暴发户”的特征。贵为“二十四友”之一,与贾谧并称的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郭彰历任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政治声望在贾后专权后达到顶点,“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谓谧及彰也”。如前所述,太原郭氏以郭配为中心,形成与权贵阶层的通婚关系,裴秀、贾充为其女婿,王衍为其孙女婿。即便如此,《三国志》《晋书》作者在郭氏诸人的列传中,很少提及传主的高曾大名。与此同时,郭氏并未成长为一流家族,主因正是郭淮、郭配后裔人才缺乏,未能实现从政治暴发户向文化士族的转型。郭配之后,政治地位最显赫的就是郭镇子奕,担任雍州刺史,但其无嗣。另外,人丁不旺成为郭氏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图1显示,郭全是太原郭氏的可靠始祖,其子郭缊有子四人:郭淮虽有五子,但只有郭统有嗣,其子郭正;郭配有两子;郭镇有子郭奕,郭淮、郭统、郭配只有子辈,再无后嗣;郭亮一支在北魏显赫,但在魏晋没有知名成员。家风丑陋、人丁不旺、缺乏官僚等因素成为魏晋时期太原郭氏发展的瓶颈,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等一流家族的发展道路正好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太原郭氏成员没有在江左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未在十六国政权中留下明确的政治痕迹。《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涉及在并州地区活动的胡人政权,其中不乏郭氏成员活动的足迹,如新兴太守郭颐辟除刘聪为主簿,刘聪政权中有中宫仆射郭猗,后赵政权中有司马郭敖、右司马郭殷、荆州监军郭敬、将军郭太、将军郭荣、将军郭权,前秦将领游击郭庆,东晋济阳太守郭满、鹰扬将军郭铨、龙骧将军郭恭,姚兴司隶校尉郭抚、太史令郭黁、陇东太守郭播。诸如此类的郭氏成员,郡望尚且不明,自然无法证明他们是否和太原郭氏具有血缘关系,更无法证明这些郭氏成员能否填充图1所示北魏郭逸和郭亮之间巨大的世系缺环。因此,如果将大司农郭全视作太原郭氏可靠始祖的话,太原郭氏的名望和地位在第三代达到高峰,以郭淮、郭配、郭彰等人为代表,第四代骤然中衰,第五至第八代人物沉沦隐没,乏善可陈。郭淮家族的后裔,百年之后,一直到北魏才逐渐恢复时望。

北魏太原郭氏的发展,和魏晋郭氏人物的兴起道路,有相似之处。关于郭祚的世系传承,《魏书》明确记载,“字季祐,太原晋阳人,魏车骑郭淮弟亮后也。祖逸,州别驾,前后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党太守恬”。从郭逸担任州别驾来看,郭逸的父祖在太原郡应当也有相当的影响力。魏收将郭祚和郭淮拼接起来的根据,源自郭祚和孝文帝的对话。郭祚担任尚书左丞,长兼给事黄门侍郎的时候,孝文帝途经长安郭淮庙,曾经询问郭祚,“是卿祖宗所承邪?”郭祚明确回答,“是臣七世伯祖”。孝文帝和郭祚的这段谈话,被魏收当作信史加以记载,未见丝毫的怀疑。如果再将这件轶事置于孝文帝铨定姓族的宏观背景和并州大中正之争的地域环境中加以考虑的话,尤为有趣。在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的过程中,太原郡最有可能与郭氏家族竞争首望的是王慧龙家族。郭祚曾经对王慧龙家族的血统提出质疑,“琼真伪今自未辨,我家何为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郭祚对王慧龙血统的批评,不过是时人纷纭评议的代表。与之相对,根据《魏书》《北史》的记载,时人对郭祚的血统归属没有提出任何怀疑。魏收记载郭祚的籍贯是“太原晋阳”,而陈寿所载郭淮的籍贯是“太原阳曲”,阳曲和晋阳俱在太原郡内,但属籍的变化却反映郭淮后人在乡里的活动区域可能已经转移至晋阳。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纳王慧龙孙琼女为嫔,同时王琼得立并州大中正,政治社会地位完全确立,太原王氏甚至一跃成为北朝隋唐极为著名的“四姓”家族。孝文帝卒后,郭祚除吏部尚书、并州大中正。这样的一种人事变动,郭祚和王琼的并州中正之争,郭祚仕途的通达,作为“冢中枯骨”的郭淮是不是郭祚家族加以利用并对抗王琼等人的宝贵资源?

在以“郭淮——郭祚”为主轴的成员之外,北朝还有一些亦属籍太原郭氏的人物。北魏孝子郭文恭是太原平遥人,父祖无载。郭彦活跃于西魏北周政权,以当州首望的身份,统领乡兵,因军功迅速崛起,担任兵部尚书、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为东道大使,观省风俗。郭彦是太原阳曲人,《周书》记载“其先从宦关右,遂居冯翊”。“其先”为谁?《元和姓纂》记载,“缊生準、配、镇……準,魏雍州刺史,生奕”,“魏雍州刺史準;孙正,因官冯翊,居焉。裔孙彦,周兵部尚书;孙福始,唐绥州刺史、夔城男”。岑仲勉认为,“淮,古之‘準’字也”。《元和姓纂》的这条材料存在明显的谬误,据《三国志》裴注引《晋诸公赞》记载,“(郭淮)正元二年薨,追赠大将军,谥曰贞侯。子统嗣。统官至荆州刺史,薨。子正嗣”。《三国志》既然没有明确记载郭淮子孙的具体仕宦情况,《周书》也未明言“从宦关右”者是谁,那么,《元和姓纂》所排列的看似系统完整的谱系序列,自然令人疑窦丛生。

与此同时,北朝碑志中郭氏的祖先记忆也呈现出别样的记载模式。现在已经刊布的北魏郭氏墓志,志主一女四男,共计5份,其中成于北魏永平四年(511)的《王琚妻郭氏墓志》,没有任何祖先的追溯;成于正光二年(521)的《郭翻墓志》,将其祖先追认为西晋上党太守郭容,郭容不见于史传;成于正光三年(522)的《郭定兴墓志》,首次将其祖先远溯至姬周,其铭文云“于维郭氏,诞自周胄,其根既深,其干亦茂”,其志文又云“氏系之由,以载史册,三祖之分,具记家谱,故不复备详焉”。墓志显示,关于郭氏祖先的主要依据是史册和家谱,前文考订,史册并无姓氏源流的翔实介绍,有可能详细记载的只能是家谱。成于正光五年(524)的《郭显墓志》,祖先追溯仅及其父苌命,任东兖州别驾。最为有趣的一份墓志是成于东魏元象元年(538)的《郭挺墓志》,志文云:

君讳挺,字早根,太原中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命氏□家,故亦详于史录矣。远祖汉司徒,论道三槐,宣风四极。祖河间,仁著乱独,信彰童马。考太原,德隆□□,化越霄□,恂巡乡□之亲,府仰□家之爱,壶浆百里,卧辙千城。

这份墓志具有典型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隋唐以降太原郭氏墓志的重要元素,在这里有比较集中的展示。其中“远祖汉司徒,论道三槐,宣风四极”一语十三字,结合志文所言“太原中都人”,这种由于攀附祖先产生的错谬,反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此前太原郭氏并无中都一支,太原中都素为太原孙氏的郡望。“远祖汉司徒”,可能是指后汉司徒郭丹,只是郭丹系南阳穰人,虽曾担任并州牧,没有证据显示郭丹和太原郭氏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当然,如果考虑墓志作者熟悉郭丹籍贯的话,这里的司徒又有可能指汉末名士郭林宗,太原介休人,虽曾被司徒黄琼征辟,终于不应,以布衣任太学生领袖,主持人物评论,名噪天下。郭林宗的婚姻和子嗣,正史列传并无记载,汉魏六朝的郭氏人物亦无明确追祖郭林宗者;唐代以降,追祖郭林宗的墓志才逐渐出现,如立于麟德元年(664)的《郭彝墓志》记载,“周王季虢叔之苗,汉司徒郭泰之后”。开成二年(837)的《郭凑墓志》记载,“承皇帝胤绪,后稷之苗,自周封虢叔为国,因以为氏。乃后林宗为汉大司马,有道为司徒,以至于祖讳璧,皇考讳□”。这两份墓志直接将郭林宗虚构为“大司马”和“司徒”,和东魏《郭挺墓志》相隔数百年,在追认郭林宗为祖先及无中生有“制造”高官身份方面,却是惊人的相似。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士族身上。太原王氏曾经将没有任何仕宦经历的逸民王霸追认为祖先,凭空虚构出“司徒”的身份。

二、多元的书写模式:唐代郭氏的祖先建构

汉魏六朝的太原郭氏,潮起潮落,其兴旺发达时,一度跻身一流高门,代表人物是郭淮和郭祚,但是终归囿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太原郭氏长期徘徊在二流士族的地位。该时期的太原郭氏,本质上仍然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贵族集团。隋唐以降,太原郭氏的墓志数量,大幅增长。笔者整理迄今已经刊布的中古太原郭氏墓志,多达141份,北魏郭氏墓志5份,五代以后郭氏墓志4份,时代不明者1份,隋唐时期太原郭氏的墓志,共有131份左右。这个数量和太原郭氏的地位是匹配的,如隋唐太原王氏的墓志数量,达560份左右。关于中古时期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可以凭借三类资料进行研究:一是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姓氏书资料为骨干;二是以正史人物列传为补充;三是传世文献如《全唐文》中的神道碑以及晚近刊布的墓志资料。以《新表》“郭氏”条的形成线索为例:

郭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平王求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以为氏。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曲,生蕴。蕴生準、配、镇。镇,谒者仆射、昌平侯。裔孙徙颍川……华阴郭氏亦出自太原。汉有郭亭,亭曾孙光禄大夫广智,广智生冯翊太守孟儒,子孙自太原徙冯翊。后魏有同州司马徽,徽弟进……昌乐郭氏亦出自太原。后汉郭泰,字林宗,世居介休,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皆不应,世称为郭有道。裔孙居魏州昌乐。唐有济州刺史善爱。

郭氏因为在唐代出现四位宰相成员,得以进入《宰相世系表》。关于《新表》的史源,岑仲勉认为,“新表者,元和姓纂之嫡子也,姓纂所详为显官,显官莫如宰相,必举全数以列表,则难于命名,唯撷宰相为纲,斯姓纂菁华,几尽入彀,表能利用史余,成其创作,良可嘉也。是故既知新表大部本姓纂,则吾人对之,不必为过苛之论,所可议者,表不能广参碑集,使新表之价值,益为增高而已”。岑氏所见,固精卓绝伦,然尚有深入讨论之必要。以郭氏为例,《新表》将其分成颍川、华阴、昌乐、中山等分支,明言前三支俱出太原。反观《姓纂》“郭氏”条序云:

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于虢,或曰郭公,因以为氏。《公羊传》云,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左传》,齐有郭最。燕有郭隗。后汉司徒郭丹,郭泰字林宗。

其后诸房分支细密繁芜,共分太原阳曲、冯翊、京兆、颍川、华阴、中山彭城、馆陶、曲沃、河内、武昌、略阳、广平邯郸、河东闻喜、敦煌、晋昌等分支,其中明确与汉魏太原郭氏有关的是太原阳曲、冯翊、京兆、颍川、馆陶等房支,如馆陶郭氏,“唐齐州刺史致仕郭善庆,状称林宗之后”。《姓纂》“郭氏”的馆陶条,与《新表》“郭氏”的昌乐条相同。《姓纂》又云,“唐左武将军、太原公郭知运,生英杰、彦、英、协。状云,本太原,徙居晋昌”。可见郭氏成员的家状是《姓纂》“郭氏”条的史源之一。另外,太原阳曲、冯翊、京兆、颍川、曲沃等郭氏皆将郭淮、郭配、郭镇视作祖先。林宝、欧阳修将汉代的郭全和郭泰视作大多数郭氏人物的远祖。

岑仲勉认为《新表》从《姓纂》蝉蜕而来,前者成于宋,后者成于唐,成书时间有先后关系,所据材料自然有继承关系,但晚出的《新表》较之早成的《姓纂》,也有相当程度的谱系新知:这显示《姓纂》和《新表》史源的关系有因承关系,也有参差交错、前后互串之处。如《姓纂》所载华阴郭氏的祖先,“隋大将军、蒲城公郭荣,称本太原人,后居华州”。相较而言,《新表》更为详赡,那么,其渊源何自呢?成于大业十年(614)的《郭荣碑》记载其先世云:

昔武王□□。虢叔则□□□□。昭王待士。郭隗则礼盛燕宫……涣乎□□□□□人矣。祖父智。中山太守……父徽。使持节洵州诸军事洵州刺史□□□□□□□□□□□□□县□□□持□□部。

郭荣在周隋之际颇有事功,得以进入正史列传,史家记载其先世仅及其父,“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统末,为同州司马”。“自云”是史家对其郡望和血统表示怀疑的记载方式。《郭荣碑》的史料依据并未成为唐初史家的参考资料。郭荣子敬善的墓志存有两份,武德七年(624)权瘗于万年县长乐乡,志文极为简略,“导源虢仲,派采细侯。槐棘连阴,簪缨接影。祖隋太仆卿、洵州刺史。考右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君以世族英华,起家领左亲待”。近四十年后,显庆六年(661),郭敬善墓迁葬于万年县铜人原,谱系追溯较前一份墓志远为详细:

其先出自帝喾,宗于有周……高祖智,后魏秘书郎、郢州刺史。祖徽,周洵州刺史,隋太仆卿、安城县公。考荣,周宣纳上士、平阳县开国侯,寻迁通州刺史、光禄大夫、右侯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

对比《郭荣碑》,《郭敬善墓志》的资料依据与之相似,关于高曾之内祖先的名号和官爵记载近乎相同。但是,这两份资料在追溯先秦时期的远祖部分时,出现明显的歧异:前者溯及武王、虢叔、郭隗等信息,后者则溯及帝喾和姬周。我们看到,周武王封虢叔的信息,在《新表》亦有出现,反观作为远祖追忆的帝喾,《新表》和《姓纂》的“郭氏”条都未有措意,至于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客卿郭隗,不见于《新表》,而见于《姓纂》。不仅如此,隋唐墓志中关于中古士人郡望籍贯的描述,呈现出旧籍和新贯混杂的复杂现象。郭子仪家族成员的墓志,集中显示了这种情况。同一墓志或同一家族不同成员的志盖、首题、志文和铭文自相矛盾,如郭子仪孙女郭珮墓志的首题是“唐故崔氏夫人太原郭氏墓志铭并序”,而志文却是“女弟讳珮,字泠然,京兆人也”。其实,即便涌现出郭子仪这样显赫人物的家族,也不能随便丢弃“太原郭氏”这个高贵的郡望标识。在当时最为权威的郭氏碑石,应是广德二年(764)唐代宗为郭子仪父郭敬之建造家庙所立,碑额由代宗亲题,碑文则为颜真卿所撰:

其先盖出周之虢叔,虢或为郭,因而氏焉。代为太原著姓,汉有光禄大夫广德,生孟儒,为冯翊太守,子孙始自太原家焉。后转徙于华山之下,故一族今为华州郑县人。

颜公所撰家庙碑文的祖先部分,与前引《新表》“汉有郭亭,亭曾孙光禄大夫广智,广智生冯翊太守孟儒,子孙自太原徙冯翊”多有契合,只是家庙碑载为“广德”,《新表》载为“广智”,并载其曾祖郭亭名讳。由此看来,“冯翊太守郭孟儒”虽是华阴郭氏极力追溯的人物,但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郭子仪家族的成员在追溯祖先时,屡有溯及郭孟儒之例。如郭子仪四弟幼贤的墓志立于永泰二年(766),其时郭子仪仍然健在,志文应经其核定,“其先太原人也。始于虢叔而命氏焉。汉有孟儒,为冯翊守,子孙因之。至今居于华州郑县”。郭子仪第三子郭晞墓志立于贞元十一年(795),载其先世云,“本系太原汉右冯翊孟儒之后,子孙因官徙关右,今为郑县人也”。郭子仪孙郭锜墓志立于元和十二年(817),亦载其远祖云,“其先太原人,汉冯翊太守孟儒之后”。近八十年后成于唐乾符元年(874)的郭子仪玄孙郭弘裕墓志,亦载其“远祖孟儒,西汉时为左冯太守”。最后,我们回到郭子仪本人的祖先建构上,贞元二年(786),唐谏议大夫高参所撰《郭公庙碑铭》记载其先世云,“公讳子仪,系自有周王季之后,虢叔之裔或为郭,因氏焉。远祖孟儒,汉冯翊郡守,子孙因居华阴之郑县”。两《唐书》郭子仪本传仅溯及父辈。由此可见,郭孟儒的形象不见于郭子仪祖先郭荣碑志的记载,始见于郭子仪家族,颜真卿等人配合郭子仪家族无中生有,将亦真亦幻的“郭孟儒”虚构为太原郭氏扩散至关中房支中最为重要的祖先。与之对应,郭子仪家族以外的郭氏人物没有一例将祖先追溯至郭孟儒者。从郭子仪家族建构汉代郭孟儒为祖先的情形来看,《新表》的史源不仅本于《姓纂》,且是参考了唐代郭子仪家族神道碑、墓志、家状和谱牒等多种史源,整合而成。实际上,郭子仪家族的十余份碑志多数由亲属撰就,而颜真卿撰写的《郭敬之神道碑》所据史源,正是家族亲属赖以撰志的“母体”。另外,还有苗晋卿为郭敬之所撰的神道碑,掺入了一些新鲜的祖先元素,正可相互参酌:

昔王季之列乎周,虢叔之允或谓郭。建国命氏,百代可知。则有燕昭筑台,尊贤师隗;汉祖分邑,行赏封亭。曾祖广意,光禄大夫。生益儒,为冯翊之表也。鸡犬之声相闻。公先祖后徙宅于华山之下,今为华州郑县人也。

此碑亡佚,亦不见拓片现世,唯碑文存于《全唐文》。益、孟字形相近,“益儒”当为“孟儒”,或为传摹致讹。碑文“又除司徒、兼中书令。列爵代国,实赋千户”显示,此碑作于郭子仪兼任中书令之后、封爵汾阳王之前,即肃宗乾元元年(758)至宝应元年(762)之间。《郭氏家庙碑》所署时间为广德二年(764)。苗碑成于前,颜碑立于后,但两者必经郭子仪乃至朝廷审核备案,得到官方机构和郭子仪家族的双重认可。较之于颜碑,苗碑在祖先建构中溢出的成份是:燕国的郭隗和汉代的郭亭。关于孟儒父亲的记述,《新表》、苗碑、颜碑的记载分别是广智、广意和广德。郭亭见于《新表》,郭隗仅见于《姓纂》“郭氏”,《姓纂》并未将郭隗和太原郭氏联系起来。苗碑所载的郭隗和郭亭,或可视作和《姓纂》“郭氏”条总序的效果一样,不过罗列郭姓名流,但《新表》明确记载郭广智是郭亭曾孙,由此来看,苗晋卿撰碑所据资料,必然更为详赡,抑或郭亭和郭隗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无论如何,郭子仪家族的追祖现象,证明《新表》和《姓纂》所据史源极为参差复杂,既前后传承,又旁征他籍:苗晋卿、颜真卿所撰神道碑所据史料是重要史源。换言之,《新表》不仅本于《姓纂》,也参照唐代碑志、家状和谱牒等相关资料。

实际上,在苗晋卿将燕国的郭隗作为太原郭氏的祖先之前,如前所引,成于大业十年(614)的《郭荣碑》已经将郭隗视作郭荣的祖先。在这130余年间,迄今发现的太原郭氏墓志,共计65份,其中女性墓志6份,男性墓志59份,这些墓志虽然均和郭子仪家族无涉,但亦有墓志显示,郭隗同样成为这些家族成员致力建构的祖先记忆。立于开元二十年(732)的《郭怿墓志》记载,“言秉高致,燕王为之筑台;才蕴良图,魏后因之决策”。张说在开元十年(722)奉敕撰述的《郭知运碑》云:

本乎文王之弟,是为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筑宫,汉祖封亭以列国。其侯于阳曲,宅彼太原旧矣。亭之元孙友,从太原徙陇西,昭帝分陇西置西平,郭氏又为郡之右族。友之昆孙武威太守宪,宪之犹子散骑常侍芝,俱有名迹,见于魏晋,则晋昌诸宗,散骑之后也。

此碑也试图将郭亭视作血统可循的祖先,与《新表》所言郭淮祖父郭全居阳曲不同,也与《新表》所建构的华阴郭氏世系相异,相同的因素是郭氏在阳曲成为著姓,郭亭和郭氏成员可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立于景云二年(711)的《郭思训墓志》载其为太原平阳人,平阳向来不在太原郡内,郭隗亦为其远祖建构。这份墓志是在其弟郭思谟的监督下竣工的。而郭思谟的墓志关于祖先记忆更为详细,“其先出自有周虢叔之允,史谍详之矣。尔其隗以奇策立,丹以志业闻,泰以人伦称,象以文学著,祉积庆,代不陨德”。志文作者孙翌在开元中为左拾遗、集贤院直院士,这份志文显示,郭隗成为郭思谟、郭思训家族的祖先想象,郭思谟家族还将郭丹、郭泰、郭象追溯为祖先。前引北朝《郭挺墓志》曾将郭氏祖先追溯为“汉司徒”,可能指郭丹,但郭丹系南阳穰县人,这份墓志只是若有若无地将祖先溯至郭丹。而《郭思谟墓志》则以非常明确的——当然也是毫无根据的——口吻将郭丹视作太原郭氏的先祖。郭丹在《姓纂》“郭氏”条总序有列,而在《新表》中付之阙如。在此之前,成于证圣元年(695)的《郭暠墓志》亦明确将郭丹视作祖先,“河朔英灵,衣冠茂族。丹以道存清正,位列台司。躬以代守宽平,家传理职”。郭丹明确作为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在已发现的141份碑志中,仅此两例,而且这两个家族之间并无血统关系。

中古郭氏家族将燕国郭隗和汉司徒郭丹作为祖先想象,显示他们对家族成员官僚化的热切期许。不仅如此,有名的孝子郭巨同样成为郭氏家族祖先建构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儒家伦理在郭氏家族的精神投影。最早将郭巨塑造为太原郭氏祖先的是成于仁寿二年(602)的《郭休墓志》,载其祖先云“虢叔之苗,儒宗孝巨之胤,并州刺史郭汲之后”。立于开元廿五年(737)的《郭珽之墓志》载其祖先云“其先太原人,孝子巨之后”。成于天宝四年(745)的《郭休墓志》载其先世云“周文王之胤叙。郭巨之苗裔”。郭巨、郭伋不仅是太原郭氏虚构祖先的对象,也是其他郭氏人物的祖先想象,如《郭达墓志》记载,“君讳达,字大通,河南人。其先高辛氏之后也……其孝也,有瘗咳儿;其信也,无欺童子”。前指郭巨,后喻郭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将郭巨塑造为祖先的志主,其社会身份绝大多数是处士;反之,具有官僚背景和贵族意识的《新表》《姓纂》则将郭巨排除在外。

与中古郭氏成员将郭巨、郭丹塑造为祖先的寥寥无几相比,郭伋和郭泰成为他们在六朝时期祖先建构的主要对象。郭伋字细侯,汉武帝时期官至太中大夫,因任并州牧之守信经历,成为隋唐以降太原郭氏追祖的对象,绵延不绝:始于隋仁寿二年(602)的《郭休墓志》,终于大中三年(849)的《郭密墓志》。郭伋在被虚构为祖先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变异:误将“郭伋”作“郭汲”者,如《郭休墓志》(602)、《郭宠墓志》(613)、《郭益墓志》(670)、《郭密墓志》(849)等;误将“郭伋”作“郭级”者,如《郭懿墓志》(673)、《郭盛墓志》(705)等;另外,《郭密墓志》误将“并州牧”作“并州内史”。郭伋作为太原郭氏的追祖对象,约有11份墓志,其中6份墓志在汉魏时期仅追溯郭伋一人,另外5份墓志则将郭伋和其他郭氏人物进行组合搭配:《郭休墓志》将郭伋和孝子郭巨连在一起;其余4份墓志则将郭伋和郭泰联系起来,郭伋是并州牧,郭泰是汉末名士,终身不仕,这种“高官 名士”组合的祖先想象,构成中古墓志追溯祖先的常态和书写的基本模式。

中古墓志的追祖方式,若依时间先后大致可分成三段:先秦、秦汉以及六朝时期。以《新表》为例,其中占76%的家族都将祖先追溯至这三个时代,连绵不断;仅有4.2%的家族努力将祖先攀附至先秦时期,却在秦汉或六朝时期存在近四百年的世系缺环。郭氏家族在《新表》中的追祖方式,属于前者,但若进一步细化,就会发现追祖方式中的复杂性。就墓志而言,郭氏家族在汉魏六朝时期拥有的祖先塑造,计有46份,仅占中古郭氏墓志的32.9%;在这46份墓志中,仅有10份墓志将祖先追溯至六朝人物,其中《郭翻墓志》追溯的“晋上党太守郭容”,《郭敬墓志》追溯的“魏晋州刺史郭大儒”,不见于史籍。而《郭通墓志》将郭嘉和郭象追为祖先,《郭思谟墓志》《郭行墓志》亦将郭象追为祖先,《郭虚己墓志》《郭秀墓志》将郭璞追为祖先,这些人物都是魏晋时期的重臣或名士,但都和太原郭氏无涉,显然是张冠李戴。这十份墓志中,仅《郭瑜墓志》(738)、《郭克全墓志》(873)将祖先追溯至魏晋时期的郭淮或郭配。在剩余36份墓志中,追祖对象最多的则是郭林宗。汉末名士郭泰是中古太原郭氏追溯祖先时最为常见的人物。太原郭氏以郭林宗为祖之风,始于唐代。郭林宗在北朝隋代的影响力并不大,李百药记载了一条北齐的轶闻:

时又有开府薛荣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于后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经古冢,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是谁冢,行恭戏之曰:“林宗冢。”复问林宗是谁,行恭曰:“郭元贞父。”荣宗前奏曰:“臣向见郭林宗从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马鞭,问臣‘我阿贞来不’。”是时群妄多皆类此。

这则神鬼故事中的郭元贞见于史传,太原人,系郭祚孙,曾任扬州刺史。该故事显示薛荣宗竟然不知汉末鼎鼎大名的郭林宗,而元行恭虽知郭林宗,但其语辞荒诞不经,竟将林宗视为北齐人郭元贞之父,两者悬隔三百年之久,同姓并不同宗,元贞系郭祚孙,薛荣宗甚至视郭林宗为招魂的鬼魅。李百药所记此事,固然有丑化薛荣宗等恩倖的用意,但多少反映郭林宗在当时并不受礼遇的现实。

无独有偶,最先将郭氏人物追祖至郭林宗的也是李百药,他在贞观五年(631)的一份舍利塔铭中记载,“蔡伯喈云。虢者郭也。虢叔乃文王所咨。郭泰则人伦攸属。圣贤遗烈,奕叶其昌”。这个舍利塔的僧主姓郭,李百药又记载他是太原介休人,正好和郭泰的郡籍符合,因此,李百药所引关于郭泰的话,虽然出自蔡邕,但我们恐怕不能认为这纯系典故,至少代表了李百药的意见,即郭禅师是“圣贤”郭林宗的“遗烈”。在此之后,迄于唐末,郭泰作为郭氏最有名望的人物,成为郭氏人物热衷追祖的对象。与郭禅师同为太原介休人者,分别葬于开元廿七年(739)、天宝五年(746)的郭珉和郭山松均追郭林宗为祖先,“□虢叔之胤,绍林宗之绪”“虢叔开国,有道崇家”。唐代郭氏人物在追祖郭林宗之时,在他之前安排的人物经常是郭隗或郭伋,如立于垂拱三年(687)的《郭海墓志》将郭隗和郭泰前后相连;立于乾封元年(666)的《郭雅墓志》则将郭伋和郭泰先后相属。但是,唐代毕竟去汉甚远,郭泰离郭隗的时代亦甚远,如何在他们之间建立有效关系也是唐人必须考虑的问题。前引《郭思谟墓志》的追祖方式,在郭隗和郭泰之间插入东汉初年的郭丹,并在郭泰之后置入郭象,这样郭氏的人物谱系从上古到六朝的世系阙环似乎变小,尽管这些人物之间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大致同时,张说在前引《郭知运墓志》中建立起了更为完整的谱系。但从唐代碑志来看,在《郭思谟墓志》《郭知运墓志》中所体现的谱系知识,似乎并未成为一般知识被郭氏人物所共享,也未被《新表》和《姓纂》的作者所接受。接下来的郭氏人物,在追祖时仍然是杂乱无章的,或以郭林宗单独出现,或以郭隗和郭林宗搭配出现,或以郭伋和郭泰组合出现,不成系统。在大半个世纪之后,圣善寺沙门无执在贞元十一年(795)撰写的《郭秀及夫人王氏墓志》云,“燕有隗筑其台以尊之,汉有泰折其巾以慕之,巨则瘗子于宋朝谓之至孝,璞乃怀囊于晋室谓之至贤,由是王公大臣,鸿儒硕德,多出其族,士君子谓郭居四姓次、处八族先,茂盛久矣。府君即汉初并州汲公之裔,言与道合,性与道俱”。这份亦文亦史的志文,几乎囊括了郭氏追溯祖先的大部分元素,其中“士君子谓郭居四姓次、处八族先”的判断,所谓“四姓”与“八族”对举,是汉魏以降士族品评的历史传统,也是孝文帝划定姓族等级高下的概念。这似乎诠释了太原郭氏处一流之下、二流之上的等级状况。但这种对郭氏谱系及地位的认知,并未在郭氏家族及社会精英中得以普及,不过是完全地方化的郭氏人物追溯祖先呈现出杂乱无章而又乱中有序的回光返照罢了。

三、虚实相杂与乱中有序:结论与推论

综上所考,笔者搜集中古太原郭氏的碑志材料141份,虽有所遗漏,但从样本学的角度出发,这些墓志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这些碑志关于隋唐以前的祖先记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先秦、秦汉和六朝。郭氏墓志将祖先溯至先秦时期的,大致有64份,占45.4%;没有将祖先追溯至先秦时期者,大致有68例,占48.2%;其余9例关于先秦时期的祖先记忆模糊不清,占6.4%。郭氏在先秦时期的祖先记忆,建构在《公羊传》“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基础上的约55份与虢叔直接相关;和虢叔无关的祖先记忆,仅有9份,分别是帝喾、高辛、后稷、炎帝或颛顼等,还有些墓志显示后稷或高辛与虢叔亦有关联。太原郭氏在战国秦汉的祖先建构,以燕国的郭隗、汉代的并州牧郭伋和汉末清流名士郭泰为主要的追祖对象,这类墓志有41份,占29.1%。郭氏将祖先追溯至六朝者仅有11份,占7.8%;其中仅有4份墓志的祖先建构兼顾先秦、秦汉和六朝三个时期,其祖先建构从上古至六朝连续不断的情况,仅占2.83%。中古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太原阳曲郭氏,尤其是郭淮的祖先郭全,没有一例中古墓志将之追认为祖先。郭氏墓志将祖先溯及六朝者,追祖对象大致是郭象、郭嘉等人,这些人物和太原郭氏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郡望关系。其中,只有2份墓志的祖先建构与太原郭淮家族直接有关,而且仅涉及六朝十二代人物中第三代中的两个人:郭淮、郭配兄弟,而《郭朝威墓志》还是北宋墓志。换言之,六朝时期太原郭氏主干大房的代表性人物,仅有郭淮、郭配兄弟在中古墓志中以零星的、极小的1.42%的比例被追溯,其余人物均未出现在中古郭氏墓志的祖先追忆中,这当然也包括在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郭祚。而出现在郭氏族缘记忆中的六朝人物,反而是郭象、郭嘉、郭璞等和太原郭氏风马牛不相及的寥寥数人。《元和姓纂》的内容远详于《新表》,两书所载“郭氏”条的祖先元素几乎都能在唐人碑志中找到相关线索,但是也有溢出者,如《姓纂》所谈到的齐人郭最并未出现在唐代郭氏碑志的祖先建构中。总体来说,《新表》本于《姓纂》,但也参考了行状、谱牒等其他资料;唐人碑志所据资料是《新表》和《姓纂》的重要史源,两者成书时间有先后,内容却犬牙交错,互为补充。唐代谱牒和碑志也是互生关系:族谱和行状等谱系资料是唐代碑志史源的主要构成,碑志则是后人追踪唐人谱牒内容的基本线索。

进言之,中古士族谱系的总体特征,大致是六朝史传的严整有序和唐代碑志的虚实相杂。郭峰先生捕捉到晋唐与宋元明清时期谱牒修撰的不同,认为前者是服务中央政治社会,政治色彩强烈,后者则是服务民间社会,血缘宗族色彩浓厚。实际上,六朝谱牒和隋唐谱牒亦有明显差别。六朝谱牒具有“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实际功用,对士族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生活影响甚巨,如南宋郑樵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可以说,六朝士族的谱牒直接决定家族成员的婚姻和仕宦。职是之故,六朝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攀附祖先必须慎重,北魏郭祚对王慧龙血统的批评就是明证。隋唐以降,统一帝国逐渐强化中央威权,在国家权威日益强化的情况下,科举制成为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士族子弟的政治利益逐渐从带有血缘烙印的士族谱籍中剥离而出,攀附郡望的“官僚”属性逐渐淡化,演化为士庶竞相追逐而又各自瓜分谱系知识的社会风气。谱系和血统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比较有限,虽还能在某一时刻发挥作用,但毕竟渐成历史云烟,不再是历史的主流。这个重大的历史变迁,酿就中古墓志中旧籍新贯鱼龙混杂、谱系构造虚实相参的复杂“乱象”。这些特征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古士族追溯祖先的边界逐渐模糊化,有目的、有组织的攀龙附凤逐渐成为唐人追认祖先的常态。中古时期的郭氏分散各地,各个房支经常追认从宦当地的同姓长官为祖先,并州牧郭丹、并州刺史郭伋、上党太守郭容、冯翊太守郭孟儒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被塑造为各个房支的远祖。其中,郭子仪家族集中将子虚乌有的汉冯翊太守郭孟儒追认为祖先,并作为垄断性的谱系资源,其他郭氏家族绝无一例追祖郭孟儒,这可看做六朝士族深沟壁垒在唐代的一种变异。作为祖先崇拜的郭孟儒与郭林宗,一虚一实,前者封闭性,后者泛滥化,正是中古谱系虚实相杂而又乱中有序的双重变奏的体现。作为清流名士、没有仕宦经历的郭林宗,在祖先建构过程中还被凭空捏造出“大司马”“司徒”的高官身份。其他家族的祖先塑造——如太原王氏将逸民王霸塑造为“司徒”——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姜士彬(David Johnson)先生曾经敏锐指出,宋代以降的宗族以祠堂和公产为纽带,中古士族凝结起来的标志就是谱牒,而中古谱牒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包括所有的亲族成员,大概只收录那些衣冠人物”。与之相应,中古谱牒的功能以选官和婚姻为主,而宋代以降的近世新谱,则以“敬宗收族”为目的。因此,中古太原郭氏在谱系建构过程中呈现出虚实结合的复杂现象,不仅郭氏如此,中古士族的祖先记忆几乎都历经人为的“加减法”,我们相信,“被减掉的”正是那些没有仕宦或任职不显赫的成员,这种情况印证了姜先生的结论。略可补充的是,名士郭林宗、孝子郭巨等没有仕宦的人物也是郭氏成员纷纷攀附的对象,这又彰显了郭氏家族建构祖先记忆的多元面相。

不同的历史资料,具有各自不同的叙事结构和书写方式。这表现在祖先记忆方面,中古传统文献的祖先追溯,往往不过是高曾之内,有意选择担任郡守、刺史、公卿的显赫祖先加以胪列;而墓志石刻的祖先建构,体现出模式化的倾向,举凡上古帝王、名将贤相、风流雅士等,都作为墓志攀附的对象。前者具有血缘群体的特征,血缘往往比较可靠,但也呈现出“实用理性”的特征,没有仕宦经历的祖先往往被排除在外;后者则是泛化的同姓共同体,表现出“漫天想象”的特征,同血缘的以及没有血缘的同姓人物,甚至异姓人物如上古帝王,往往被追溯为先世。换言之,真实的血缘祖先和虚拟的想象祖先,被拼接、糅合在一个祖先建构中,这几乎在所有中古士族的祖先记忆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新表》就是非常明显的例证。王明珂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族谱’与‘正史’这两种文类中,都含有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表现在其文本叙事之中。如在中国‘族谱’中,无论是‘姓氏源流’中的远祖,或‘宗族源流’中较近的祖先,大都是溯自一个‘英雄始祖’。”中古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也符合王明珂先生“溯自一个英雄祖先”之说,这个共同的英雄祖先就是周文王季弟虢叔——这当然是虚构的想象祖先。实际上,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犹如绵延不绝的河流一样,祖先追溯形同逆水行舟,愈近愈清愈准,唐代郭氏墓志几乎都追溯了曾祖以内、具有真实血缘关系的近世祖先;稍远则浊又乱,唐代郭氏墓志对于北朝祖先的情形反而是混沌无知、数典忘祖,在北朝政治舞台上至关重要的郭氏成员被遗忘殆尽;更远者反成系统,竟似又有迹可循,唐代郭氏对于建构汉代祖先情有独钟,汉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名宦、清流、孝子等成为他们纷纷追祖的对象,这些人和唐代郭氏实际上并无可以证明的血缘关系。中古谱系建构过程中的亦真亦幻和虚实转变,反映了士族阶层在“官僚化”的血缘群体和“扩散性”的同姓共同体之间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也见证了士族社会渐次消解的重大变迁。


注释:

[1]参见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8页。

[2]《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7页。

[3][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三《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4]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收入氏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8页。

[5]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探迹》,《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

[6]参见陈勇《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变迁——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文史哲》2007年第4期。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张金龙:《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文史哲》2011年第1期。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第254-274页。

[7][美]麦希维克(Mi2cevicDu2anka Du2ana):“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Vol.651993pp.5-256.

[8]《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注引《郭氏谱》,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34页。

[9]参见范兆飞《士族谱牒的构造及其与碑志关系补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唐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注引《晋诸公赞》,第736-737页。

[1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56-557页。

[12]《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1页。

[13]《晋书》卷四五《郭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8页。

[14]《晋书》卷九二《郭澄之传》,第2406页;《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琦传》,第2436页。

[15]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143页。

[16]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265-536页。

[17]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如东晋汪旭《上谱表》将其祖先追溯至周公旦、鲁伯禽。参见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261页。

[18]参见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第44-60页。

[19]《晋书》卷四〇《贾充传附郭彰传》,第1176页。

[20]按,本图根据《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晋书》卷四五《郭奕传》、《魏书》卷六四《郭祚传》、《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郭氏”条等资料绘制而成。

[21]《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卷一一七《姚兴载记》。按,《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所列郭氏人物甚多,但是几乎没有一例可以具体考证其郡望和血统归属。

[22]《魏书》卷六四《郭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1页。

[23]《魏书》卷六四《郭祚传》,第1427页。

[24]《魏书》卷八六《孝感·郭文恭传》,第1887页。

[25]《周书》卷三七《郭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66页。

[26][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一〇“郭氏”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47-1548页。

[27]《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第736页。

[28]《北魏王琚妻郭氏墓志》,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页。

[29]《北魏郭翻墓志》,高平金石编纂委员会编:《高平金石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5页。

[30]《郭定兴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5-96页。

[31]《郭显墓志》,韩理洲编:《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

[32]《魏故使持节都督殷州诸军事平东将军殷州刺史郭挺墓志铭》,赵君平、赵文成主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38,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33]《后汉书》卷二七《郭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40页。

[34]《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第2225-2227页;参见[]冈村繁著,陆晓光译《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6章《郭泰之生涯及其为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8-213页。

[35]王仲璋:《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36]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708-710页。

[37]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第260-261页。

[38]和庆锋:《隋唐太原王氏的变迁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第180-208页。

[39]《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郭氏”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14-3135页。按,其中“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一句,标点有误,应是“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

[40]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63页。

[41]《元和姓纂》卷一〇“郭氏”条,第1547页。

[42]《元和姓纂》卷一〇“郭氏”条,第1547-1563页。

[43]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一四八《隋故右侯卫大将军蒲城侯郭公之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89-1790页。

[44]《隋书》卷五〇《郭荣传》,第1319页。

[45]《唐故员外散骑侍郎司农寺丞郭府君墓记》,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46]《大唐故员外散骑侍郎上洛侯郭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377-378页。

[47]迄今已经发现郭子仪家族主要成员的墓志或碑文,计有12份,分别是《郭敬之神道碑》《郭子仪庙碑铭》《郭曜墓志》《郭晞墓志》《郭暧墓志》《郭钊墓志》《郭仲文墓志》《郭仲恭墓志》《郭珮墓志》《郭锜墓志》《郭睇墓志》《郭镠墓志》,另外《郭行修墓志》私人藏拓,未见公布。主要论文参见赵力光、王庆卫《新见唐代郭晞夫妇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唐研究》第16卷;荣新江、李丹婕《郭子仪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志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刘琴丽《墓志所见唐代的郭子仪家族》,收于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6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雪玲《唐郭子仪侄郭睇墓志及其关联问题》,《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

[48]《唐故崔氏夫人太原郭氏墓志铭》,《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309页。

[49]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如沈亚之为郭子仪孙郭铦撰写的墓志,称其郡望“其先关西郑人也”,参见《全唐文》卷七三八《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宫苑闲厩使驸马都尉郭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18页。当然,该墓志缺志主名讳,经学者考订,志主为郭子仪孙郭铦,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卷一一“西河公主传漏事”,《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836册,第144-145页。

[50]《全唐文》卷三三九《颜真卿·有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寿州诸军事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保郭公庙碑铭》,第3437-3439页;并参《郭家庙碑》,北京,中国书店,1993年。

[51]严耕望所考两汉郡守刺史极为详备,担任冯翊太守的郭氏人物,有郭伋和郭丹,未见郭孟儒,参见严耕望《两汉刺史郡守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16117-119页。

[52]刘林:《唐〈郭幼贤墓志〉考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53]《郭晞暨妻长孙璀墓志并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3-417页。

[54]张小丽:《新出土唐郭子仪孙郭锜及夫人卢士绚墓志考》,《文博》2014年第2期。

[55]《唐郭弘裕墓志并盖》,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1070页。

[56][明]刘则和纂修:《长乐县志》卷七《唐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并序》,弘治十六年刻本。

[57]唐代中后期墓志撰写者呈现亲属化、家族化的倾向,参见江波《唐代墓志撰述人及相关文化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第86-90页。

[58]《全唐文》卷三五三《苗晋卿·寿州刺史郭公神道碑》,第3580页。

[59]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四“郭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79-696页。

[60]《唐故太庙斋郎吏部常选郭子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57-358页。

[61]《全唐文》卷二二七《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奉敕撰》,第2294-2296页。

[62]《全唐文》卷三〇五《孙翌·苏州常熟县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志铭》,第3103页。

[63]《唐故东宫细引太原郭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证圣0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67页。

[64]《郭休墓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3册,第47-50页。

[65]《唐故颖州录事参军郭府君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45,第1464页。

[66]《全唐文补编》卷一五四《唐故郭君墓志之铭》,第1878页。

[67]《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九,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8页上。按,郭巨事见《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人事部五二·孝感》引刘向《孝子图》,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98-1899页。

[68]《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第1091页。

[69]参见范兆飞《胙土命氏:汉魏士族形成史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3期。

[70]《北齐书》卷五〇《恩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94页。

[71]郭元贞在兴和二年至三年(540-541)任扬州刺史,参见吴廷燮《魏齐周隋方镇年表》“扬州”条,景杜堂铅印本,1936年,第25-26页。

[72]《全唐文》卷一四三《李百药·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第1446页。

[73]《郭珉墓志》,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新藏墓志汇编》,第432-433页;《郭山松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672页。

[74]《大唐郭府君墓铭》,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00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唐郭雅及夫人垣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148,第192页。

[75]《郭秀及夫人王氏墓志铭》,《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830页。

[76]笔者发现4份五代以降的太原郭氏墓志,只有北宋《郭朝威墓志》的祖先记忆保留了从先秦到六朝时期的构建传统,“郭氏之先,姬周之裔,始肇封于虢叔,爰命氏以成周。代有贤杰,激扬清望。泰有神龙之智,贺彰露冕之风,巨托孝以动天,嘉忠谋而佐魏,伋施仁政,期竹马于并州。隗负宏牛,陟金台于燕国,焕乎史策,此不备焉。公讳朝威,晋阳西河县开义乡人也”。参见《宋郭朝威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863,第1110页。按,这份墓志构建的祖先元素与《郭思谟墓志》《郭秀墓志》极为相似,或许其所据资料与之同源,也或许墓志作者拥有较为丰富的谱系知识,已不得而知。按,此墓即葬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据《宋史》卷八六《地理志》知,太平兴国四年晋阳城被毁,太原郡被废,移治榆次,无晋阳郡,西河县在汾州西河郡之内。这份墓志以晋阳郡为籍,和志文中虽详备却又突兀的祖先追忆正合符节。

[77]笔者所见郭氏墓志最早追溯至虢叔者,立于西晋泰始六年(270),并将虢叔和后稷等联系起来。“君讳休,字公彦,东莱曲成人也。其先出自黄轩,后稷之裔,□□之□,有务□者,以德建国,命氏为郛,□□务□。”参见《郛休碑》,收于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257-260页。

[78]另外,还有两个案例追祖情况不明,所追祖先“丞相公晔”和“尚书郎扶风太守郭式”时代不明,亦不见于史传,参见《太原故王氏夫人郭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永徽144,第225页;《郭怀则墓志》,《西安碑林新藏墓志汇编》,第442-443页。

[79]郭峰:《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0][宋]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页。

[81][美]姜士彬(David Johnson)著,范兆飞、秦伊译,仇鹿鸣校:《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57页。

[82]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1929年;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206页。

[8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第583-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