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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女性化下农村妇女生产参与及其生产意愿研究——安徽省调查实例

作者:蔡 弘 黄 鹂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2-18  浏览次数: 1515

【摘 要】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性别再分配导致“男工女耕”成为当前农村家庭性别分工的主流。利用1982年至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数据,以及2014年至2015年安徽省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对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情况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安徽省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已趋于女性化;从生产态度、生产准备、生产过程、生产结果来看,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农忙期间男性回归、季节性雇佣农供给,农村妇女能够有效克服在实际生产中遭遇的性别障碍;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不容乐观,Logistic回归显示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农业决策、生产条件、外部环境等因素综合影响着务农意愿。在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调整过程中,如何避免农业生产态度消极化,提升农业生产积极性,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农业女性化;生产参与;生产意愿;安徽省


1引言

改革开放开启了对中国农村各个方面的重新塑造,其中最突出的是生产方式由集体生产转向家庭劳动。同时,先城市后农村的整体发展策略造成了城乡二元格局,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随着限制城乡人口流动政策的松口,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和填补城乡收入鸿沟,农村家庭进行了新一轮的家庭分工———男性进城务工,女性留守务农。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使农村妇女社会劳动者的角色得到强化,逐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这种在城镇化进程中因人口流动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工女耕现象,学界生动地称之为农业女性化。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人口流动自发性与规模性加剧,中国大陆的农业女性化现象更加明显。

与大量农村妇女进入农业领域的事实及其后果相比,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实证调查的匮乏,关于农业女性化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尚未获得清晰解答。比如,实际农业生产中农村妇女的生产参与情况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否遭遇了性别障碍,她们又是怎么克服的呢?农业发展是否会因为女性参与而受到影响呢?农村妇女其本身是否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本文主要利用19822010年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结合2014年至2015年安徽省调查资料,对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特征、参与意愿以及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据此给出对策与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很多结论仅仅是依据安徽省调查的经验,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正如金一虹在《父权的式微》中提到,我所描述的只是一种如克斯福德·格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即这些论述都以在一定农村地区调查所得的经验研究资料作为依据,是无法将其推论到中国农村全部的(金一虹,2004)。

2文献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农业女性化的成因、影响、应对策略、发展趋势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索。

关于农业女性化成因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妇女学等学科视角出发,目前大致形成了现代化冲击论(胡玉坤,20092012;郝亚光,2012;曹东勃,2014)、流动差异论(高小贤,1994;孟宪范,1995;李小江,朱虹,董秀玉,1999)、素质决定论(程绍珍,1998)、城市排挤论(金一虹,刘伯红,1998;杰华,2006;潘毅,2011;张彤禾,2013)、理性选择论(张凤华,2006;陈会广,2010)、比较效益论(刘筱红,姚德超,2012)等解释范式,也有学者认为是土地经营规模的细碎化导致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文华成,2014)。其中,流动差异论是解释的主力。

关于农业女性化影响的研究比较全面,包含女性发展、家庭关系、粮食生产三个方面。从女性发展来看,既肯定了农业女性化为妇女注入了自觉独立的人格内涵,促进了农村妇女自身的解放(孟宪范,1995);又看到困境大于机遇,是女性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过程(黄鹂,蔡弘,2016)。总体来看,农业女性化在劳动时间、经济收入、家庭地位、社会地位、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农业技能、文化素质、公共参与、社会网络、土地权益等方面对农村妇女产生了消极影响。从家庭关系来看,理论层面的探索认为,农业女性化不利于家庭关系和谐,但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两地分居模式反而改善了夫妻关系(叶敬忠,吴惠芳,2009)。从粮食生产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农业女性化可能会影响粮食安全、降低管理水平、阻碍农业现代化(周庆行,宋常青,2008;吴惠芳,饶静,2011;朱启臻,杨汇泉,2011;徐水源,宋月萍,谢卓树,2016)。近年来,这一议题被重新审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认识到,在中国农村,农业女性化并未影响粮食安全(ZhangdeBrauwRozelle2004ZhangRozelleLiuetal.2006

deBrauwLiLiuetal.2008deBrauwHuangZhangRozelle2013FAO2011;彭代彦,文乐,2016)。

关于农业女性化应对策略的研究,从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出发,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将性别意识纳入公共决策之中,在政策制定、推行与落实过程中体现性别意识(李新然,1997;李新然,方子节,1990;陈方,2002;金一虹,2010SongZhangSunetal.2009);从微观层面的主体能动性出发,主要是农村妇女自我应对策略的整合,如调整生产和重构社会网络(吴惠芳,饶静,2009;吴惠芳,饶静,2010;吴惠芳,叶敬忠,刘鹏,2010)。此外,也有学者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程绍珍,1998)和培育青年农民、职业农民的角度给出了思考(杨士谋,1989;林惠俗,2003CoccossisPsycharis2008;蔡弘,黄鹂,2017)。

关于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一部分学者认为只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王秀毅,2008;李天芳,2014);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民的非农化和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是具有男性优势的性别化流动,农业女性化将长期存在(胡玉坤,2013)。国外专家则认为中国大陆的农业女性化有个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存在,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农业女性化越来越明显(deBrauwLiLiuetal.2008deBrauwHuangZhangetal.2013deBrauw

2004)。

检索前人的研究看到,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及其后果已经引起了较多学者的重视,经过30年左右的沉淀与发展,关于农业女性化问题学界正在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体系和回答机制。然而,农业女性化仍然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术领域,较短的研究历史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宏观层面的理论探索不能掩盖因实证资料缺乏而导致的基础性研究薄弱的不足,谁在生产,怎么生产,是否愿意生产,是农业女性化研究直面而来的三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回应既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走向,也是考察农业女性化这一命题是否成立的关键。

3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及其趋势

纵观1982年至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人口抽样数据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当大量男性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时,农村妇女并未实现同步转移,她们富集在农业生产领域的状况越发明显。具体而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主要存在三个特征。

第一,农林牧渔就业人口性别比始终低于总就业人口性别比。表1显示,无论在哪个时期,安徽省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人口中,女性劳动力的比重都相对较高,使得农林牧渔业劳动人口性别比明显低于全省总就业人口性别比。以1995年为界,1982年至1995年性别比差值存在轻微下降趋势,但从1995年开始,性别比差值迅速上升。除1995年外,各年性别比差值均在13个百分点以上,其中,2010年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为92.97,与就业总人口性别比相差26.8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农业仍是安徽省妇女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

第二,农业劳动力性别比持续走低。以1982年到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为例(见表1),1982年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为109.29,意味着在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中男性劳动力多于女性劳动力;1990年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下降为104.17,与1982年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劳动力在减少;到2000年,农林牧渔业中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数量已基本持平,性别比为100.76;到2010年,10年间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人口性别比则骤降到92.76,女性劳动力数量已明显超过男性。可见,从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来看,安徽省已初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

第三,分性别就业人口中,女性农林牧渔就业人口占女性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始终高于男性。比较发现(见表2),从1990年至2010年,各性别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就业人口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男性从1990年的77.69%下降到2010年的47.9%,女性从1990年的85.03%下降到2010年的61.73%。换言之,截至2010年,大部分男性已经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而大部分女性仍然滞留在农林牧渔业。同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女性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比重均高于男性,并且比重差值存在扩大趋势,从1990年的7.33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的13.84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非农转移速度更慢。

11982-2010年安徽省总就业人口和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性别比及其变动

21990-2010年安徽省分性别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占各性别总就业人口比重

安徽省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表明,无论是静态的比重还是动态的趋势,从数据考察来看,安徽省可能存在大量女性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已充分显现,农村妇女正在改变农业生产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生产格局,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和农业资源与社区管理的主体。

4农业生产中女性参与现状及其特征

统计数据表明,安徽省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已经由男性过渡到女性。然而,仅仅通过宏观数据依然无法有效回应一系列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比如,在实际生产中,农村妇女对待农业生产的态度、她们运用了怎样的生产手段、生产过程中面临了何种困境、她们的参与是否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结果等等。这些问题恰恰是解释农业女性化的关键。

从生产态度来看,由于农业收入不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家庭对待农业生产的态度已经转变,作为农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农村妇女的生产积极性总体不高、对农业生产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访谈中很多妇女表示,种地赚不了钱,一年到头种了四五亩地,几千块钱,能干吗呢?但是不种地去干嘛呢?年纪又大了,家里老人小孩都要管,出不去,人家(按:用人单位)也不要。问卷分析表明,有83%的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不超过50%;将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与农业生产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发现(P=0.000),家庭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高的妇女农业生产意愿更加强烈,反之则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这进一步印证了经济收入会影响农业生产态度。生产态度消极化还体现在作物品种的选择上。一部分妇女为了省事而选择那些不需要花费过多精力照顾的作物,如皖北个别妇女在大豆或玉米的种植上选择了前者,即使后者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可以说,在当前农村,务农对于农村妇女而言已经成为鸡肋,放弃务农觉得无事可做,务农毕竟还能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能够弥补日常生活开销,但务农收入对于促进家庭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套用村民的话语,种地就是为了糊口。传统意义上农村靠地吃饭的情景已不常见,农民与农地两者的关系正在解绑

从生产准备来看,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妇女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Duncan2004)对于非洲加纳的研究、Deere对于拉丁美洲的研究(2005)、Kelkar2009)对于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都表明,由于性别歧视,妇女参与到农业生产之后往往不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生产资料。性别偏见作为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在生育决策和子女培养上有男重女轻的典型表现,但并未体现在农业生产资料获取环节之上,甚至一部分经销商为了保证销量而提供了送货上门的服务。现在化肥不需要去店里买,打个电话就送来了,钱也可以不用给,农村人都没钱,等把粮卖了再结账。进一步追问,是否清楚购买的粮种优劣情况与农药、化肥的使用与功效时,妇女的回答依然轻松,舍得花钱就买好一点的粮种,收成也会相对好些,一般的(粮种)国家有补贴,(收成)基本差不多……化肥、农药(各家)用的都一样,老板也会介绍你怎么用,方便得很。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在安徽农村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获取环节,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农村妇女并不会遭遇明显的性别障碍。

从生产过程来看,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以简单和被动劳动为主,极少运用技术手段,同时,由于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普及、农忙时期男性的回归、季节性雇佣劳动力的供给,农业生产实际上并未加重农村妇女的劳动负担。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对生产者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依葫芦画瓢成为年轻妇女应对缺乏生产技术的主要手段。例如,一位在集镇开服装店的妇女反映,种地哪需要技术啊,我也不会啊,大活都是男的干,男人出去了,平时看别人打药我也打药,别人收割我也收割,(地)都在一片,错不了。除了生产技术没有给农村妇女造成障碍,在学者理论演绎中强调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现实中也获得了很好的解决。男性在农忙月份回流协助农业生产是农村的惯例,目前农村还出现了一批雇佣农专门在农忙季节帮人种地,并且业已成风。雇人帮自家播种、打药、收割的妇女不在少数,这在皖北尤其明显。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留守在家的妇女能够充分调动生产资源来应对技术匮乏和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从生产结果来看,粮食产量和质量并未因为妇女的参与而有所下降,在国家严格的粮价管理与粮食收购办法支持下,农村妇女基本没有粮食销售压力。安徽省(全国)粮食连年丰收,这与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普及、农业科技推广、粮种改良等因素密不可分,但从农业劳动力角度来看,统计数据反映的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农村妇女的参与没有对粮食生产造成影响。与此同时,政府每年以至少一个文件的密度强调粮食安全,稳定并不断提高最低收粮价格,生产出来的粮食在政策保护下并未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有效规避了滞销风险。可以说,农村妇女享受了只管干,不愁买的政策实惠与政策庇护。

通过对安徽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现状的考察看到,实际生产情况与理论探索有所差异。虽然农业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学界结论莫衷一是,认为农业女性化过程中农村妇女会面临一系列生产障碍,但从调查来看,整个粮食生产过程中,农村妇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实际作业经历并不丰富,或者已经部分转嫁给了雇佣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也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她们主要扮演了日常田间管理的角色,粮食生产并未因此受到影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传统观念中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高涨热情与积极态度却正在褪色,这一点学者们尚未明确指出。简言之,在当下农村,农村妇女的务农意愿普遍不高,生产态度消极化是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首要问题。

3安徽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调查区域及其分卷数量统计

5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实证分析

面对“生产无障碍”与“生产消极化”之间的现实矛盾,本研究运用Logistics二元回归,进一步考察了农村妇女的农业生产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因变量为是否愿意种地,是一个是否型的二元变量。

5.1数据来源

课题组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分别抽取了皖南皖北4个县,共计8个县的15乡镇的19个行政村开展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73份,其中男性样本706个,女性样本1367个(见表3)。

5.2变量选择与研究预判

在众多影响生产意愿的变量中,通过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选择18个变量进入模型,并将这些变量按照所属特征进行分类,分别为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生产决策、外部环境、生产条件,并对每个变量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研究预判(见表4)。

5.3模型构建

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其中,Wi为第ii=1231367)农村妇女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Xij表示影响第i个农村妇女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第j个自变量,n为自变量的个数,μ为随机干扰项,βij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获得。

利用LikelihoodRatio作为变量筛选的方法,综合向前法(ForwardStepwise)和向后法(BackwardStepwise)两种筛选策略,以精简变量而不减弱模型预测水平为目的,在统计意义上将X1X4X5X8X9X11X14X15X16X17纳入模型之中。

单纯的统计分析未能将实际情况纳入其中。从访谈来看,当问及务农原因时,有相当一部分妇女谈到,种地赚不了钱,农药化肥那么贵,儿子媳妇都去出去了,我和老头子在家带孙子,种点地村里和我一样年纪的都出去了,婆婆瘫了,公公走得早,老公出去了,孩子上不了户口只能在家读书,婆家的地和自家的地都由我种……现在也不用怎么种,都机械化了……收的时候(丈夫)会回来。从问卷反馈来看,有36.7%的农村妇女认为务农与照顾老人或小孩有密切联系。同时,不少学者认为,妇女留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庭照顾的需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1994),务工妇女的回流多是与尽孝道、尽社会抚育责任相关(吴惠芳,饶静,2009)。因此,在统计筛选的基础上,本文考虑将X7也纳入模型之中。继而,进入模型的变量扩充到了11个,分别为X1X4X5X7X8X9X11X14X15X16X17。模型结果见表5

5.4模型解释

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村妇女(54.5%)并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对妇女来说,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农业决策、生产条件以及外部环境会影响她们的生产意愿,各变量与农业生产意愿之间的相关趋势与研究预判基本一致。

5.4.1个体特征与农业生产意愿

年龄、健康状况、务农时长3个变量与生产意愿显著正相关。从年龄来看,相对于30岁以下的妇女,越年长的农村妇女越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当年龄超过60周岁之后,务农意愿是30周岁以下妇女的3.5倍。可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相伴出现。农业生产对劳动力资源要求较高,深受到劳动者身体素质的影响。与身体状况欠佳的妇女性比,身体健康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意愿高出45.5个百分点。务农时长对于生产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连续务农时长超过5年的农村妇女比务农时长不足5年的农村妇女拥有更强的农业生产意愿,务农年限510年和1015年的农村妇女比务农年限5年以内的高2.2倍,当务农年限超过15年,生产意愿则提高了6.8倍。

5.4.2家庭状况与农业生产意愿

家庭状况中家庭总收入、农业总收入、农业成本、家庭照顾需求4个变量对生产意愿影响显著。前2个变量反映了家庭经济状况与收入结构。家庭总收入与生产意愿呈负相关,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农业生产意愿出现下降,与家庭总收入2万元以内的家庭相比,家庭总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降低了近50%

农业总收入与生产意愿呈正相关。其影响程度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收入在1万至1.5万元时出现峰值,其相对于收入不足0.5万元的家庭,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增加了2.7倍。农业成本与生产意愿呈正相关,当农业成本在6000元至8000元之间时,生产意愿最为强烈,是农业成本在2000元的5.7倍。在各家种植技术没有差异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农业成本的多寡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家庭田亩数量的多寡。由于每亩纯收入基本恒定,田亩数越多意味着农业收入越多,收入的增加自然会刺激农村妇女的生产意愿。

5女性农业生产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N=1367

家庭照顾需求与生产意愿呈正相关。正如前文,相当一部分妇女是由于家庭中有小孩(子辈或者孙辈)和老人需要照料,才放弃务工机会回到农村,家庭照料会增加家庭开销,而农业生产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同时,家庭照顾并不需要占用她们的全部时间,能够实现务农与照料两不误,因此,相对于没有家庭照料责任的妇女,她们更加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

5.4.3农业决策与农业生产意愿

农业决策中农产品销售决策对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影响显著。相对于不参与决策的农村妇女,参与部分决策和完全参与决策的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分别增加了1.9倍和1.6倍。农业决策考察了农村妇女在实际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外学者在界定农业女性化时分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农业生产管理女性化两个层面,本质上也是在追问农业女性实际生产中的角色扮演情况。模型表明,在实际农业生产中,与生产参与而决策边缘的妇女相比,拥有农业决策权的妇女具有更高的生产意愿。换言之,农业决策提高了妇女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5.4.4生产条件与农业生产意愿

生产条件中,人力与机械化兼有的生产条件对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影响不显著,基本机械化的生产条件对妇女生产意愿影响显著。拥有机械化生产条件的妇女的生产意愿是完全靠人力的妇女的1.8倍,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降低了对农业劳动力体力的要求,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妇女生产意愿。农业本质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尤其在春耕秋收季节,如果没有机械化的参与,仅靠农村妇女一己之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生产任务。

5.4.5外部环境与农业生产意愿

外部环境中耕地分布、土地流转对生产意愿总体有显著影响,其中,耕地分布较为集中和少数家庭土地流转对生产意愿影响不显著。从耕地分布来看,家庭耕地分布情况与妇女生产意愿呈正相关,虽然较为分散的耕地会降低生产意愿(系数为负),但是随着集中程度的提升,生产意愿也随之提高,家庭中耕地分布非常集中的妇女的生产意愿是非常分散的1.7倍。耕地分布情况直接决定了劳动强度与难度,耕地的集中分布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与生产成本,方便农村妇女开展农业生产,也方便实现土地流转。

从土地流转来看,当周围出现大量土地流转情况时,女性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明显降低。调查中获知,目前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势头逐渐兴起,当问及被访者周围是否出现土地流转现象时,一半以上的回答是周围开始出现土地流转现象,超过两成以上的回答是周围出现大量土地流转现象。土地流转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节约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在皖北,一亩地的承包价格6001000元不等,而一亩地一年净收入在10001300元,自己耕种与承包的所得相差不大,所以大部分村民希望自家的土地能够被承包。这也解释了当所在村庄拥有良好的流转环境时,妇女生产意愿将有所降低的现状。

总体来看,随着农村妇女年龄的增加和务农年限的延长,农业生产意愿会逐步强烈;农业收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但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她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又出现了减弱的态势;男性的离开使农村妇女获得了缺席领导权,农业决策权的掌握增加了她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务农压力,农业机械化程度与她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呈正相关;家庭耕地分布越集中农村妇女的农业生产意愿越高,而良好的土地流转环境则会降低其农业生产意愿。

6小结与对策

综合来看宏观历史截面数据,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特征及其农业生产意愿,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核心结论。

第一,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从统计数据变动来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趋势明显,农村妇女似乎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而实际上她们只是日常田间管理者,并未有效参与到家庭农业生产之中。一般认为农业生产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单凭农村妇女难以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而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忙期间男性的回归、季节性雇佣农的供给、生产资料的配送、政府政策庇护等因素,实际生产过程中农村妇女并未遭遇明显的性别障碍,农业生产也没有因为农村妇女的参与而受到显著影响。同时,男性作为农业生产“主角”的事实仍未完全改变。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男耕女织男女共耕男工女耕少工老耕等耕作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交替上演,但是,男性作为农耕的核心始终未变,他们一直都是农业生产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农业女性化存在与否的命题需要被重新审视,理性对待人口统计数据反映的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下讨论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需要更加谨慎。

第二,农地之于农家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农村妇女生产态度消极与生产意愿低下必须引起重视。随着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地位不断降低,农村妇女对于农田的态度正在改变,农田对于家庭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农业生产消极化已经蔓延。调查中有不少妇女透露,在能够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她们将会放弃农业生产,或者在各个生产环节都交由雇佣农完成,自己仅负责粮食的销售,如果有良好的土地流转环境,她们宁愿转让经营权。目前,大部分农村妇女还坚守在农田的核心原因是,农业生产成本还未超过生产收益,家庭非农收入还未能完全动摇土地作为“兜底”保障的作用。“进能务工,退能种地的身份优势在当前农村依然具有生命力。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背景下,瞄准农村妇女的客观需求,提升她们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确保农村发展活力是亟需破解的难题。

农业劳动力作为农业发展最为活跃和最为关键的因素,农业劳动力可持续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这就要求重视和客观对待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事实。

首先,从法律法规层面确保耕者守其田,这是底线。坚持耕地保护国策,出台、落实并加强土地耕作制度管理办法,普查或者摸底农村荒废耕地数量,对于闲置、弃种、撂荒等现象予以严厉禁止。

其次,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用政策实惠来鼓励农村妇女有效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这是要求。进一步提高粮种、田亩补贴,探索化肥、农药补贴,稳定农产品销售市场,稳步提升粮食收购价格,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收益的目的,由此提高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的比重,提升农村妇女的务农积极性。同时,适时探索、制定并推进责任田重新分配方案,改变家庭责任田分布零碎的现状,这有利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机械化作业,也有效降低了耕作难度,能够激发农村妇女生产积极性。

最后,提升农村妇女人力资本存量,发挥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这是根本。农业科技下乡、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管理辅导过程中渗透性别差异意识,而不是将农村妇女排除在技术门槛之外,生产技术的掌握有利于农村妇女的生产决策,推动农村妇女从农业劳动力向农业管理者过渡,从而提升她们农业生产积极性。用以工代济的形式,合理开发农村非标准就业市场,充分挖掘留守务农妇女的人力资本存量,拓展就地转移路径,实现社区内的生产性吸纳兼农兼业的模式既保证了责任田有人耕,又提升了农村家庭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金一虹.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1.

[2]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探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54-69.

[3]胡玉坤.全球化冲击下的农村家庭:困境与出路[J].人口与发展,2012,(1):36-38.

[4]郝亚光.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12,(2):82-86.

[5]曹东勃,蒋睛霞.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女性化现象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2):223-229.

[6]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1994,(2):83-90.

[7]孟宪范.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8244235.

[8]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主流与边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0-129.

[9]程绍珍.农业女性化趋势与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83-88.

[10]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健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7-131.

[11][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2]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3][美]张彤禾.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张坤,吴怡瑶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4]张凤华.乡村转型、角色变迁与女性崛起——我国农村女性角色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4):7-11.

[15]陈会广.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及其专业化演进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

[16]刘筱红,姚德超.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99-102.

[17]文华成.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成因与影响---基于历史宏观截面数据的验证[J].人口学刊,2014,(4):64-73.

[18]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J].社会学研究,1998,(5):106-114.

[19]黄鹂,蔡弘.“农业女性化与农村妇女发展[N].中国人口报,2016-03-07003.

[20]叶敬忠,吴惠芳.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J].中州学刊,2009,(3):130-134.

[21]周庆行,孙慧君.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及效应分析[J].经济经纬,2006,(1):65-67.

[22]周庆行,宋常青.农业的女性化、老龄化趋势及其风险化解[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4):68-72.

[23]吴惠芳,饶静.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9,(2):55-61.

[24]朱启臻,杨汇泉.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62-169.

[25]徐水源,宋月萍,谢卓树.中国农业生产会后继无人吗?---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村人口务农状况考察[J].人口与发展,2016,(3):63-70.

[26]LinxiuZhang,AlanDeBrauwScottRozelle.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Gender

 Implication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230-247.

[27]LinxiuZhang,Scott RozelleChengfangLiuSusan OliviaAlandeBrauwQiangLi.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Debunking the Myth and Measuring the Consequence of Women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e[EB/OL].http//site resources.world bank.org/INTW-DR2008/Resources/2795087-1191427986785/ZhangL&RozelleSEtAl_Feminization Of Agri In China.pdf2006-11.

[28]Alande Brauw,QiangLiChengfangLiuScottRozelleLinxiuZhang.FeminizationofAgricultureinChinaMythsSurroundingWomen’sParticipationinFarming[J].TheChinaQuaeterly2008327-348.

[29]Alande Brauw,JikunHuangLinxiuZhangScott Rozelle.The Feminis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3,(5):689-704.

[30]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Women in Agriculture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R].http//www.fao.org/catalog/inter-e.htm2011.

[31]彭代彦,文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降低了粮食生产效率吗——基于随机前沿的南北方比较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6,(2):32-44.

[32]李新然.浅论农业推广中的农村妇女[J].农业科技管理,1997,(10):22-24.

[33]李新然,方子节.试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2):25-27.

[34]陈方.农村妇女走向农业市场的调查与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2,(3):5-11.

[35]金一虹.农业女性化:影响及前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7-06011.

[36]YichingSong,LinxiuZhangDajiangSunQiuSunJaniceJiggins.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rapid changing rural Chinapolicy implication and alternatives for an equitable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InFAO-IFAD-ILOWorkshopRome31March-2April2009.

[37]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重构行为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0,(4):81-88.

[38]吴惠芳,叶敬忠,刘鹏.农村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J].农村经济,2010,(1):108-111.

[39]杨士谋.台湾省的农村青年职业培训[J].台港澳职教,1989,(19):24 47-48.

[40]林惠俗.加快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一些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3,(12):38-41.

[41]HarryCoccossis,YannisPsycharisEdit.RegionalAnalysisandPolicyTheGreekExperience[M].Physica-VerlagHeidelberg2008355-374.

[42]蔡弘,黄鹂.谁来种地?——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调查与思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17,(2):104-112.

[43]王秀毅.也谈农业女性化[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8):71-73.

[44]李天芳.我国农业女性化现象研究述评[J].荆楚学刊,2014,(2):37-40.

[45]胡玉坤著.社会性别与生态文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25.

[46]AlandeBrauw.AreWomenTakingOvertheFarminChina[R].http://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de-brauw_fem.pdf2003-7-10.

[47]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8]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9]Beatrice Akua Duncan.Women in AgricultureinGhana(Second Edition[M].2004.

[50]Carmen Diana Deere.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Rural LatinAmericaOccasional Paper 1.Background paper for UNRISD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Report on Gender EqualityStriving for Justice in an Unequal World[R].http//www.unrisd.org/publications/opgp12005.

[51]Govind Kelkar.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sia:Implications for Women’s Ag-ency and Productivity[R].http//www.agnet.org/library.phpfunc=view&id=20110725

164020&type_id=42009-4-7.

[52]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28-154.

[53]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8-23.

注 释

1)(1)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采取从鼓励进城严格控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从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逐渐采取从允许流动公平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进入新世纪之后,政策开始转向鼓励、引导及宏观调控下的有序管理。

2)(2)也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金一虹曾提出假设---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滞后于男性,因而最强的劳力将转移到工业,农业将出现女性化趋势。但其1995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她发现在所调查的苏南苏中三个村子中,非农转移过程性别歧视并不明显,在离土不离乡式的社区内转移情景下,女性非农转移主要受到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性别利益差序格局的影响,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并未出现。但其文末留下了当就业模式超越社区,家庭中的女性失去家族庇护之后,性别利益会不会进一步分化的思考(金一虹,1998)。

1)(1)这里的主力主体等相关词汇主要是指农村妇女在数量层面占据优势,实际生产生活中她们的角色扮演需要进一步分析。

2)(2)这一现象由来已久。美国学者黄宗智(1986)运用20世纪30年代的史料以及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实地调查经验发现,冀-鲁西北乡村的农民难以单凭农作来维持生计,而生计的关键在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3)(3)通过访谈资料整理。

1)(1)与工资上升速度相比,农业收入上升极其缓慢。孟宪范(19951991年对于浙江余姚市低塘镇莫剑山南阳村田野调查表明,一亩稻田两季加起来的净收入合400600元,一亩棉花的年收入是600900元。笔者2014年底在皖北调查发现,一亩地一年基本两季,夏季种水稻或者玉米,冬季种小麦,一亩地一年纯收入平均介于10001300之间。比较可知,时隔20多年,每亩地的收入增加非常有限,而这20多年间通货膨胀速度和工资提升速度远远超过田亩收入。

2)(2)不能排除有些妇女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做出的考虑。例如,叶敬忠、吴惠芳(2008)认为,妇女进行作物选择、减少播种面积、改变播种季次等行为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减轻劳动负担。

3)(3)一般认为农民出售粮食的时候会留下口粮,但是皖北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绝大部分家庭的口粮都通过再次购买获得。文中提到的糊口,主要指与城镇相比,农村生活成本较低,种地收入虽微薄,但仍然能够支撑起日常开销。

4)(4)农村妇女生产态度消极化还需要分年龄结构进一步讨论。调查表明,对于老年妇女(60岁以上),在子女不支持的情况下,农业收入仍然是家庭收入的支柱,她们的生产意愿普遍比中青年妇女更加强烈。

5)(5)来自阜阳市颍上县迪沟镇黄洼自然村妇女FD2,其中,“F”代表所在市的拼音首字母,“D”代表所在镇的拼音首字母,“2”代表所在镇妇女访谈顺序编号,下文类似情况不再说明。

6)(6)同上。

7)(7)来自芜湖市平铺镇郭仁村妇女WP1.

1)(1)义津镇与麒麟镇现隶属于铜陵市枞阳县。201614日,安徽省民政厅在枞阳县城正式传达国务院国函[2015]181号和安徽省关于区划调整的实施意见,枞阳县正式划归铜陵市管辖。

1)(1)通过增减变量来比较不同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从而确定最优模型。

2)(2)限于篇幅没有详细展示过程,若需要可以联系作者。

3)(3)来自阜阳市颍上县迪沟镇黄洼自然村妇女FD3

4)(4)来自亳州市利辛县王市镇金李村妇女BW2

1)(1)皖北土地承包价格与净收入通过与村民访谈获得。皖南的土地流转价格明显低于皖北,例如,在繁昌县调查中很多村民以200-300元的价格将土地承包出去。据调查,土地承包价格往往与当地收入结构、土地分布等因素有关,与皖北相比,皖南非农收入构成比例更高,土地分布较为分散不利于机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