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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化夷策略——以四川白马土司对白马藏族“化夷”之道为例

作者:黄 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3-02  浏览次数: 923

【摘 要】四川白马藏族偏居西南边陲之地,其发展受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面临饱腹需求与生命安全的双重挑战。自南宋理宗起,白马藏族开始实施土司管理制度,历任白马土司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富民、兴学化夷的政策,促使白马藏族逐渐与中原文化相连接,四川白马藏人的认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关键词】四川;白马藏族;白马土司;化夷


四川白马藏族主要居住在四川龙州平武县,平武县位于川北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以山地地形为主,西北部有摩天岭和岷山,东部有涪江、青川溪,地势险峭、偏远闭塞。道光年间的《龙安府志·舆地》中记载了平武县的地理形势:“郡连氐羌,境带灵山。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峭壁云栈连属百里。五关设陷、六阁悬崖,控厄东南、藩篱西北。”[1]李白也曾写有“群峭碧摩天”[2]的诗句表述此地地势之险隘闭塞。

白马藏族居住的地区情况复杂,其居住环境、交通状况比较落后,民族成分、文化信仰等十分驳杂。曾维益点校的《龙安府志》详细介绍了龙安地区闭塞的状况:“我龙郡僻处边陲,介在氐羌,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笛凄凉,三春迟暮,地则刀耕火耨,人半耐冷披毡,舟车不到,贾客罕闻。”[3]从府志中的叙述可以获得以下信息:首先,四川龙州地区处于边陲之地,交通不便、偏远闭塞。其次,龙州边陲之地居住着许多氐人和羌人,存在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状况。再次,龙州地区气候较寒冷,农作物生长条件差。最后,白马地区的农业耕作方式落后,尚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阶段。《明史·四川土司》载其“与中土声教隔离”[4],点明了四川白马藏族地区与中原文化脱离的状况。

龙州平武县位于四川西北边缘,自西汉设置刚氐道治地辖区以来,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历来是氐羌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至今有羌、藏、汉、回等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平武县众多的民族中,最具特色的是融合了氐族和藏族特征逐渐演化成的白马藏族。白马藏族在唐朝吐蕃入侵之前被称为氐人,西汉时期称白马氐,居住地为刚氐道,三国蜀汉改刚氐道为刚氐县,南朝梁代有记录“平武县境为氐豪所据”。直到唐朝大历时期,吐蕃入侵,占据了四川西北地区,将文化信仰、风俗习惯带入白马地区,促使白马地区的氐族与吐蕃文化逐渐融合形成白马藏族。白马藏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白马地区的管理也十分重视。

南宋时期,白马藏族地区开始实施土司制度。南宋理宗于宝庆三年(1226年)由于龙州判官王行俭任职期间有开疆拓土、兴学化夷、创建城垣的功绩,任命王行俭为龙州三寨的长官司。龙州三寨长官司主要管理白马地区的白马藏族,亦称其为白马土司,并赐予白马土司世袭的权利,四川白马土司开始了管理、教化白马藏族的进程。白马土司担负起安定番民情绪、引导番民改善生活、教化番众知晓中原礼仪、改善行为习惯等一系列的安民富民、兴学化夷的重任。历任白马土司在改善白马藏族居住地的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居住环境等方面多有政绩,尤其在移风易俗、教化番民方面卓有绩效,白马藏族在白马土司的领导下逐渐形成有序规整的生活模式。

一、兴学化夷移风易俗

白马藏族地区的首任土司王行俭,本为扬州府兴化县人,进士及第后出任龙州判官,后因“开疆拓土,兴学化夷”封为白马三寨长官司,世袭其职。白马土司王行俭是进士出生,具有中原文化的积淀,对管辖地区的教育颇为重视,对辖区内番众的管理也颇为用心。在其引导下历任白马土司都以安邦定夷为己任,通过兴办学校教化土人,达到移风易俗、安夷化夷的目的。

(一)兴办学校重视教育

白马土司重视文化教育,通过创办学校达到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目的。《龙安府志》记载了多任白马土司在兴学化夷方面的功绩:首任白马土司王行俭在任时期有“开疆拓土,兴学化夷”之功;第四任白马土司王祥聘请富有学识的贤德才士讲学,使龙安地区的科举中第情况得到提升,民风民俗变得更加淳厚,府志中记有“聘贤训士,敦尚俭朴龙之科第踵接,土俗淳厚,皆祥之遗教也”[5];第八代白马土司王玺也致力于兴办教育,并聘请颇有名望的鲁卓吾先生前往龙安地区讲学,“为郡兴学校,聘硕儒鲁卓吾先生,涵育人才”[6],白马土司在兴办学校方面政绩显著,不仅教化了辖区的番众也惠及了整个龙安府地区,深受爱戴。据平武县报恩寺中保存的《建祐圣宫记》碑文,评价白马土司王玺“莅政慈祥,讲究经传,务明大旨”[7]。王玺不仅重视对番众的教化,对自己子孙的教育更是严格要求,其子王瀊是弘治年间的举人,曾任湖广汉川令县,在汉川地区卓有政声,孙子王溥为成化年间的进士,正德时升任礼部主事,与首辅杨廷和交好。由于白马土司对兴学化夷、教化番民颇为重视,其家族里面都以教化番民、传播中原文化为己任,《王氏宗亲录》记有白马土司王鉴之子王溥亲自讲学教民的事迹,“每竭学,进诸生,讲求经传,务明大旨,土人化之”[8]。历任白马土司都重视教育,聘请德高望重的先生讲学,并亲自传授学问,以达到教化土人、改善民风、培养人才的目的,甚至设置了儒学教授署,传授儒家文化,表现对学识之士的尊崇。

(二)推崇文化重视科举

儒教是中国的“制度文化”,自汉代中原政权势力进驻四川后,一直是汉族“驯化人心”的主要思想武器。为了加强对番民的教化,各朝皇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科举实行优待政策,以达到“华夷莫不尊亲”的目的。宋代设书院建孔庙,元代设宣慰司学,明代设学官、开科举、拔生员,严格规定不入儒学者不准承袭土司之职,至清代开义学,对少数民族子弟加额招生,力求“变其土俗同于中国”。

四川白马土司在朝廷政策的支持下建孔庙、设立学官、重视科举,日趋影响平武县及白马藏区的民众。白马土司推行文化教育颇有成效,《龙安府志》记录了平武县科举情况,平武县在宋朝考中举人14人、进士4人,明朝考中举人6人、进士1人,清朝至道光十九年有拔贡7人、岁贡22人、监生3人。这些人在学识方面颇有造诣,南宋淳熙年间进士张珖、绍定年间进士雍繁孙长于诗文,又擅长书法,在夔峡、文昌两地有题字、碑帖存世。明代成化年间进士王溥是白马土司王玺之孙,王溥在京城任职礼部尚书时更与当朝首辅杨廷和结为莫逆之交并定下儿女姻亲,促就了明代文学家杨慎与王妍的一段佳话。清代拔贡生王宣、王树政、南东等皆工于诗文辞赋,在当地盛名一时。为了表彰学业有成、功在地方的名人贤士,又立名宦祠和乡贤祠让后人效仿,促导番民学习中原礼教文化。《龙安府志》载有乾隆帝圣谕,论及龙郡“隆学校以端士习”“剽悍桀骜之气大顺之,可知礼让之有得也”,盛赞了平武县重视学校教育、发扬儒家文化的行为,也表明番夷在白马土司的管理下礼俗意识有所加强,达到“俗厚风淳”[9]的境况。清乾隆四十三年(1777年)颁发了汉篆印信“阳地隘口世袭抚彝长官司印”给第16代白马土司王文昕,以示朝廷对白马土司管理能力的认可。

(三)革新土俗教化人伦

白马藏族在白马土司的管理、教化下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白马人也“多知中国语”,对中原地区的语言文化有所了解。孙宏开先生在《白马藏族的语言》一文中分析了白马人的语言,他认为白马藏族语言中保留了目前西南官话已消失的古浊音,白马藏族语言中“豆”“材”“刨”等词保留了早期汉语的浊声母[10]

在白马土司的管理下,白马藏族的饮食、服饰、婚丧嫁娶等习俗都与汉文化有所融合,清道光年间的《茂州志》记载:“近来蕃夷归州已久,饮食、服物、冠婚、丧葬,皆与汉民等矣。”[11]白马藏族的服饰主要是织以花线刺绣的长袍,样式与古代汉族的服饰类同,又佩戴盘形荷叶边的白色羊绒帽,帽子边沿插饰有鸡尾羽,可见白马藏族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既融合又独具本民族的特色。白马土司统辖白马藏族期间,既遵从当地风俗又对当地风俗进行了革新。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白马藏族、羌族有火葬的习俗,《龙安府志·风俗》记有“死则火焚,各寨有火地一区”,在明清还有遗俗。龙安地区在火葬习俗基础上又加入了汉族土葬风俗,但有所区别,龙安地区的土葬习俗中丧葬死者并非平躺下葬,而是以盘坐的姿势下葬,并垒土石成坟冢,四周插放印有咒辞的幡旗。白马藏族的土葬风俗是藏文化与汉文化的结合,既遵从当地番僧诵咒、插幡引魂的送葬习俗又融合了汉族的土葬习俗。《龙安府志》中记载了白马藏族的丧葬习俗:“番人死丧无孝,但穿破衣,埋葬无棺椁。死者亲子负尸往穴地,盘其足,坐如生时。用土石掩埋后,有力者,请番僧、喇嘛诵经咒;无力者,宰杀猪、羊以祭。”[12]

二、修建寺院教化番众

除了通过兴学化夷、风俗教化影响番民之外,白马土司还利用宗教教义普及知识教化番民。白马地区的宗教具有多元性,既有本教的遗迹,也有喇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体系,立于木座寨子后的师道碑、泰山石,以及木瓜溪上游的山王庙、药丛山化灵沟的神龙祠都表明了白马藏族受中原文化中的道教文化影响。

(一)传播佛教向善文化

白马土司践行朝廷对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宗教教化的政策,建立了以禅宗为主体的儒、释、道三教为一体的教化体系。在白马藏族地区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引入汉传佛教、道教,推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教化体系。明洪武初年,朝廷诏令京都、府、州、县建城隍庙,使民众知晓因果报应、鬼神阴司,借此教化民众安分顺服。平武县在明代建有城隍庙又在清顺治初年重建,城隍庙里设有包括阎罗、卞成、转轮等十王殿,还有勾人魂魄的吴二爷、鸡脚仙、阴司判官、狱卒鬼王、牛头马面并展示了刀山、油锅等地狱酷刑,将这些神怪传说具体化用以恫吓、劝诫民众。城隍庙的对联、匾额等也多有劝善戒恶之意。城隍正殿门联便是:好大胆敢来见我,快回头莫去害人。匾额为:彰善瘅恶。文辞浅显易懂便于教化没有学识的乡人,促使民众安分向善,具有劝善杜恶的导向作用。

白马土司自身对儒、佛、道也十分推崇,白马土司王玺“崇儒奉释,夙植善根”,也通过修建寺庙、祠堂等方式教化番众。平武地区的报恩寺便由白马土司王玺所建,明正统五年(1440年)开始筹建到明天顺四年(1460年)方才建成。整座寺院由山门、钟楼、天王殿、大悲殿、华严藏、大雄宝殿、万佛阁等主要建筑构成,是集儒家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的建筑。《敕修大报恩寺继葺碑铭》中记录了白马土司王玺修建报恩寺一是为了彰显君主圣明德行,二是用以传播佛教文化,三则利用报恩寺来传播中原文化、辅助君王教化。白马土司继承民无信不立的观念,认为信仰十分重要,在白马藏族原始宗教崇拜的基础上加入了汉传佛教、道教,以及儒家伦理中礼仪忠信等思想,一面使民敬畏天命不敢犯乱,一面使其懂礼知信达到道德束缚的作用,实现“神道设教”的效果。白马土司把敬神的思想与遵礼的思想结合起来,达到政治、宗法等合为一体的教育行为,从而使番民服膺,实现有序的管理。

白马土司通过报恩寺传习佛法、教化民众,使番民懂得要心生慈悲之念、向善之意,达到“人人皆兴起其向善之心,而悖逆作慝者渺矣”[13]的目的。报恩寺的碑铭中也表述了白马土司王玺不仅对佛教十分推崇对道教也很认可,其认为“信向佛道,出于天性。知佛法慈悲,普化颛蒙,而詟残暴。其五戒十善,可以辅行王化,可以祝延圣寿。但未有壮丽梵刹以兴像教,而启昏昧,使一州之人无所信向,糜沾佛道利益”[14]。白马土司王玺佛教、道教皆信奉,他认为佛法慈悲能够开蒙昧启智慧,缓解番人的凶残习性;佛教的清规戒律、言行教义能够辅助教化生民,使其遵守规章制度服从朝廷统治。平武县白马土司王监于明天顺五年(1461年)铸重达千斤的铜钟、铜磬并镌以经文悬于报恩寺,彰显了佛教宣扬的安定向善的教化要旨。报恩寺里的小钟铭文刻有“圣教化人,夷众聿彰。鸣钟警众,遐迩孔章”的警语,以及达到“边尘肃靖,民物阜康”[15]的目的,小钟铭文刻录的文字表明佛教对白马藏族的番民教化效果显著。

报恩寺、城隍庙的修建不仅有利于教化白马藏族,也作为公共机构成为平武地区宣讲儒学的场所,实现了文明教化、教学传教的作用。报恩寺中的碑、铭、帖、题字、诗文唱和便体现了与士大夫的联系。报恩寺内留有众多金石铭文记录了白马土司与士大夫之间多有联系,报恩寺的牌匾“敕修报恩寺”为明代文学家杨升庵所题,《敕修大报恩寺记》为正统年间翰林院编修周洪谟所述,《敕修大报恩寺功德记》为天顺年间奉议大夫李宽撰写。此外,“敕修大报恩寺十景碑”“敕修大报恩寺十景诗”“报恩寺胜概诗”等也体现了此地文学上的交流唱和盛况。

(二)宣扬勤劳朴实思想

白马土司通过宗教劝诫、民俗文化浸染等方式实现了对白马藏人的教化,在白马土司的引导下,最终完成白马藏族由“生番”向“熟番”的转变。白马藏族在宗教和儒家文化的浸润下逐渐形成向善的民族性格。白马土司除了利用宗教教化番民,还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民众,通过民间口头文学、民间游艺竞技等方式宣扬勤劳智慧的思想,传播勤劳朴实的意识,促使管理辖区的番民日渐形成质朴勤劳的道德观念。白马土司借助中原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达到了教化生民的目的,使番民能心有所向,减少滋事、劫掠事件的发生,民众逐渐归于安定,生活水准和思想水平都有所提升。孙宏开先生在《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一文中对1949年前白马藏族地区的情况进行描述,他认为白马藏族贫富差距、权力区分较少,存在一种“无贵贱”的和谐生存模式[16]

《四川白马藏族民间文学资料集》收录了白马藏族的谚语,如“狂风能吹折参天的大树,却不能吹断王朗的小草”“松树不砍不见白处,旁人不说不知错处”“大路走不尽,河水背不干”[17]等,通过谚语、格言的方式教育番民要勤劳踏实、谦逊坚韧。白马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对朴实勤劳也多有赞扬,《别瓦部落的那依》讲述了那依从一个贪吃调皮的男孩转变为勤劳勇敢、为民除害的英雄,《七兄弟》通过懒惰贪婪的哥哥与勤劳朴实的弟弟相对比,以勤劳智慧战胜懒惰奸猾为结局,颂扬了质朴勤劳的特质。此外还有《白鼠衣》《马达姑》等口头文学作品都大力赞美勤劳善良、朴实智慧的品德,鞭笞懒惰贪婪、凶残狡诈的恶行。

三、平定外夷创造安稳环境

白马藏族生存环境恶劣、地势险峭、土地贫瘠,历来视为“不毛之地”,又地处汉、藏、羌等民族的中间地带,民族成分复杂,常发生叛乱劫掠事件,白马藏区生存环境艰难、周边民族成分混杂加大了此地的管理难度。白马土司采取诸多管理举措,给辖区内的白马藏民创造了安稳平定的生活环境。

(一)安定辖区番民

白马土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保障管辖内番民的生活,《龙安府志·舆地》记载“王公设险以守固,因山为障,临谷为寨,棚地为防,慎固。是故以别疆界、以遏冠盗、以诘奸仇”[18]。白马土司王行俭善于筑城抵御外敌,其也影响了白马藏族的房屋建筑风格,白马藏族地区建筑多由简单的木板房演变成有围墙、划区域、分楼层具有不同功能且严格布局的居住模式。白马土司因地制宜建造棚舍保护辖区内的民众,使治下的番民得以发展,以至“堡房不知其数”[19]。同时采取措施进行合理有序的管理,通过发放散牌、总牌等身份凭证、通行凭证约束其行为,减少盗窃、滋事寻仇事件的发生。此外,白马土司还设置白马路土通判管理调节各寨事宜,又捐修白草铁索桥、垂虹桥、栈阁等便于白马藏人的出行。

白马土司王玺在安定辖区番民方面颇为用心,不仅修建栈道,增加与外界的联系,便于番民的出行,还劝民开垦土地增加粮食收入,在民众为徭役所苦时及时解囊相助。《四川通志》记录了白马土司惠民利民事迹:“(王玺)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当承廑日稔,知番猓情形。洎袭后,子惠番民,颂声载道……开东南堡栈,劝民开垦,民始丰饶……是时,差傜颇重,三州七县五壩之民苦于前,将解囊分助郡人。”[20]白马土司安定本辖区番民,剿平前来白马地区劫掠的其他番夷,为白马藏族提供了相对安稳的外在条件,使白马藏族能够不断完善、提升自己的生活状况。

(二)平息生番劫掠叛乱

白马土司的政绩不仅在于安定白马地区的番民,也表现在辅助朝廷平息邻边的番乱,给辖区内的白马藏族创造了安稳平定的生存环境。平武地区周边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平武地区有白马藏族、色尔藏族和虎牙藏族,周边还有嘉绒藏族以及松潘地区的羌族等。在明清时期,川西北地区有白马番、白草番及木瓜番等番寨,其中白马番属于白马土司管辖。白马藏族周边民族众多、成分复杂,氐、羌、戎等多个族群相邻甚至杂居,再加上尚武、好斗、喜复仇的性格特点,导致争端和劫掠事件常有发生。

白马藏族在白马土司领导下向朝廷靠拢,服从朝廷的管理,不曾悖逆叛乱;松潘地区的羌戎、叠溪的番夷等族群游离于中原王朝的统治,时常劫掠叛乱。《明史·四川土司》载:“(松潘)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常。去省穷边,莫能控制,附近边民,咸被其毒。”[21]白马土司及土兵多次参与了“平羌”“镇番”的政治军事行动。《龙安府志》记载了白马土司的英勇事迹:王玺于“宣德八年(1433年),松茂叠溪等处番猓作乱,率兵征剿,战厥渠魁,陛授宣抚司佥事”;“嘉靖五年(1526年),贼逆高二、马五,由南坪勿角寨窜入白马路,王玙率汉番乡勇,迎头截击”[22]201612月于平武县古城镇发现的第23代白马土司王懋永的墓碑,又补充了白马土司王懋永的英勇神武,白马土司王懋永因“材勇著闻、韬钤娴习,戎行整饬、其知士伍,无哗军政、修明固见”封为昭信校尉。

四、余论

白马藏族在白马土司的管辖下,历经南宋、元、明、清及民国等几个时期,历时730余年,历任33代王姓土司。历代白马土司主动与朝廷靠拢未有反叛行为,且王姓土司一直未忘以诗书传家,家族内多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在朝为官。白马土司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土司,在历史朝代的更替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家国观念,具体如下。

首先,白马土司比四川龙州地区其他土司更忠于朝廷。龙州地区的土司皆由朝廷官员调至其地担任其职,除了王姓土司外,还有薛姓土司、李姓土司,李姓土司被削职后又有康姓土司代其职。其中薛姓土司的职位最高,管理整个龙州,其余土司皆受其管制。薛姓土司重武,在剿平番乱中获得众多战功,而在为民谋利方面却政绩不多,王姓土司兴办学校教化生民、劝民开垦鼓励耕作,多有惠民利民的德政。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薛姓土司因私仇杀害同僚李姓土司,并扼断对外通行的粮道,聚集白草番众人谋反,迫使王姓土司跟随谋逆。王姓土司拒不胁从,被薛姓土司杀害并屠其家人,幸有两儿子躲至寨中免于死难。《明史·四川土司》记录了这次事件:“(薛兆乾)纠白草番众数千人,分据各关隘拒命,绝松潘饷道。胁佥事王华不从,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无算。”[23]将白马土司与龙州的薛姓土司比较可知:薛姓土司任职时间比白马土司晚,官职比白马土司高,官任龙安府安抚使,统领当地十三族长官司。薛姓土司的后代中举、为官人数少于白马土司,与文人交往甚少。薛姓土司为民谋利(兴办学校、开拓农耕等)也比白马土司少。薛姓土司杀同僚,进而谋反。白马土司坚不谋反,忠于朝廷。

其次,四川平武白马土司比甘肃文县白马土司能更好地管理番众,贯彻为政安民的政策。土司管治辖区内的番众谋叛的事件常有发生,而白马藏族在白马土司的管制下能够安于生产拒不谋反实属难得。甘肃文县地区的白马藏族便多有番乱发生,《文县志》记录了甘肃文县的白马藏族番众叛乱情况:明崇祯元年(1628年),文县生番反叛;明崇祯九年(1636年),甘肃文县白马裕部发生番叛;清同治元年(1862年),文县白马峪番班银鱼子等胁各番族为乱。将甘肃文县的白马藏族与四川平武地区的白马藏族相比较可看出,同为白马藏族,甘肃文县的白马藏族多次发生叛乱事件,《平武县志》中没有白马番众的叛乱记录,而有白马人辅助朝廷军队助剿平番的事例,且白马藏人勇敢善战,兵备使沈琮作战多选白马藏人为先锋,夷人见白马藏人即退。

土司及辖域内番众忠于朝廷、服从朝廷管理的也有很多,比如云南丽江的木府土司。木府土司与白马土司同样拒绝叛逆,为政安民。四川白马土司与云南木府土司皆是忠于朝廷、为政爱民的典范。木府土司拒绝伙同吴三桂谋反,配合清廷攻打吴三桂。白马土司拒绝伙同张献忠谋反,配合明廷攻打张献忠。同为忠于朝廷为政安民的土司,四川平武白马土司比云南丽江木府土司面临的环境更复杂。即两者在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上有所差异:木府土司外部环境单纯,没有频繁的他族犯境;白马土司常遭遇羌番入犯。木府土司管理的丽江地区地理条件、自然条件较好,农耕牧养的方式能让境内民族安于生产,民众生活条件较好。白马土司所处的地理环境复杂,自然条件差,民众生活物资贫乏,生活状况艰苦。在处于劣势情况下白马土司依然能管理好境内番民,引导民众开垦耕种,逐步提升番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水平,更能显示白马土司为政安民的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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