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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绩效、主观设计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作者:张明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8-03-07  浏览次数: 479

【摘 要】非完整的政治发展周期,可以建构政治学话语,但不能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失败的政治发展周期,可以证明此种政治发展道路的非可行性,但不能展示何种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由此决定了其难以提供政治学话语体系所需要的应然运行话语;未能完成完整政治发展周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未来政治发展的成功或失败具有不确定性,也难以提供政治学话语体系所需要的完整应然发展话语;完整的成功政治发展周期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话语源泉,在话语体系建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以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和正向绩效,供给话语体系建构的感性材料,以科学、理性的主观设计提炼和配置话语体系建构的理性材料,并在政治实践中检验和提升话语体系的真理性,才能实现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完成。

【关键词】主观设计;制度绩效;政治学话语体系;话语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呼声日增,甚至部分学者在建构话语体系的方法上提出了设计方案。话语体系的建构特别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设计,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争夺政治话语权,确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彰显其固有的特性,又不能脱离话语体系建构所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脱离共性规律的建构,必然因缺失必要的共同价值和事实证明,难以使人们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转变,最终沦为缺乏证据的宏论和口号。而缺少特性的话语体系建构,则会因个性不足同样丧失建构的价值和可供借鉴的意义。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条件下,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关注和正确认识如下基本问题。

主观设计是对话语体系建构材料的提炼和配置过程,并非决定因素

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对政治领域如政治体系、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客观事实和内在规律进行揭示、提炼和总结的话语规范。其本质是人们对客观政治现实所产生的意识反映的语言表达,属于主观判断、思想和主张的语言载体体系。此种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承担着以何种概念、范畴、原理,来剖析、揭示和概述政治体系、政治发展等政治相关问题的功能。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对现实政治状况反映的载体,主观设计在建构中承担着运用何种语言(积极的抑或消极的概念和理论)对其进行规划和表达的使命。优质的主观设计,可以使政治学话语体系对现实政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得以认同和固化;反之,劣质的主观设计则会导致话语体系价值的流失以致在人们主观思想中的崩塌。因此,主观设计对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具有如下功能。

首先,推动人们对话语体系的认知。政治学话语体系能否为人们所理解,既取决于主观设计者在对政治现实揭示中自身所达到的认知程度,也受制于主观设计者能否运用最恰当的概念、观点、思想和方法对政治现实进行正确的诠释。因此,政治学话语体系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话语体系的认知。以科学的范畴、原理和方法所设计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反映政治现实表象和内在运作规律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促进人们对话语体系由认知到认同的转型。认知是人们对政治学话语体系接纳的起步阶段,欲达到完全的内心接受并将政治学话语体系予以固化在思想意识之中,必须实现话语体系由认知到认同的转型和升华。在转型过程中,主观设计选择何种方案、运用何种范畴和原理对国家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进行建构,对完成由认知到认同的升华至关重要。全面、系统的总结,深刻、清晰的剖析,深入浅出的诠释,将有利于人们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接纳和认同。反之,非但难以达到内心的接受,甚至会产生对话语体系的内拒和敌视。

再次,增进人们对话语体系的信任度。人们对话语体系信任度的高低,主要受制于话语体系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科学的主观设计不仅能够以特定的概念和理论揭示国家政治发展背后的内在规律,亦能阐释现实政治存在的内因,也能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实现客观现实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信任度。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作为主观思维的产物,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素材有两个来源:一是政治实践中所产生的直接政治意识;二是既有文献及在此基础上的推理结果。就其第二种来源而言,本质上依然是前人政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政治认知,脱离不了政治实践的本源。因此,主观设计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虽然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但此种功能和价值是建立在客观政治事实之上的规划和构思,脱离客观政治体系、政治生活等政治因素的主观设计,政治学话语体系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种政治学话语体系,要么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想,抑或是井底之蛙的自我粉饰及消极悲观、不负责任的刻意描述。主观设计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仅能发挥选择、整合和运用相关概念、原理和思想对客观政治现实进行揭示和判断的功能,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和范围内,增进人们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认知、认同和信任度,但不能决定人们从根本上认同政治学话语体系。决定人们对话语体系认同和信任的核心要素,是导致人们产生政治意识的政治存在以及话语体系对政治事实的强大解释力。

制度绩效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构成话语体系基本要素的思想意识,来源于社会体系和社会实践的反映。政治意识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及其实践的客观反映,也是构成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实践中,对其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制度绩效。政治制度绩效的好坏、优劣对人们产生何种政治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政治意识对建构何种政治学话语体系又具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政治制度的绩效必然成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政治制度绩效一般具有三种类型,由此构成了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不同作用。

一是正向绩效。即政治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促进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实际效果。其在表象上展示为政治制度具有保障选举出理想国家公务人员的功能,具有制定优质公共政策的作用,拥有高效实施法律和政策的行为和倾听、吸纳民众利益诉求的机制及回应多元利益诉求的主动性;在隐性中蕴含着通过政治制度的实施,促进民众政治意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推动政治文化由愚昧、落后向开明和先进的发展。此种正向绩效的产生得益于政治制度的建构,符合了历史传统、客观现实和发展方向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内在规律,其运作的结果符合人们预期的方向和目标,必然为世人所推崇和响应。人们对这种政治制度及其绩效所产生的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成为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主要要素。人们可以通过对政治制度及其正向绩效的揭示和剖析,探寻出政治体系存续的合理因素、运作的内在机理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发现支撑此种政治制度有效运转的文化因素及其制度与文化互动的基本规则,探明政治发展的趋势及其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为从实践经验中正面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奠定了素材基础。在正向绩效基础上建构的话语体系,因其所内含的实证和经验特征,在对特定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同时,对于同类及其相似环境条件的国家政治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借鉴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优良的制度绩效不仅展示了政治制度的科学性,更隐含了所选政治发展模式的正确性。然而这种政治学话语体系具有特定的依赖对象和解释前提,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它可以阐明此种政治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但不能否定其他政治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是负向绩效。即政治制度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阻滞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负面效能。其在现象上体现为政治制度难以具有保障选出理想国家公务人员、吸纳和及时回应民众多元利益诉求、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并得以有效实施的功能;在隐性中内含导致民众对该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结果的抵触,以致衍生政治冷漠的心理反应。这种负向绩效的产生,主要根源于政治制度设计对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背离和脱离历史文化传统的乌托邦构想,在实践中多呈现出政治发展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政治制度运行的绩效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人们在对此种政治制度及其绩效的认识过程中,主要以吸取教训的态度来反映政治形态,产生对政治制度及其绩效的反向政治意识,并成为从反面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政治制度运作结果失败的揭示,探究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何种政治制度的非可行性;研判在政治活动规律的约束之下,何种政治体系的非科学性;判定在政治发展必然性的作用下,何种政治形态的落后性,从而为从实践的教训中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反面素材。

依据反面的素材所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也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政治模式实践的结果。因此,该话语体系只能说明何种政治发展模式的非可行性,不能说明何种政治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同样,该政治学话语体系由于是在特定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对于遭遇同样失败类型的国家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非同类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缺少予以阐释的共同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是复合绩效。即政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促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正向效应,以及阻滞政治发展和进步的负面效能的复合效能。其在外部体现为政治制度既有保障选举出优秀国家公职人员,反映民众利益诉求和制定并有效执行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功能,亦有损伤公平正义,导致国家社会失序,阻碍政治文化前行的问题。在隐性中既内含社会民众对部分政治制度运作的认同和积极参与互动的主动性,也具有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某些领域怀疑抗拒,甚至产生政治冷漠的潜在心理意识。

从理论分析而言,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在特定时空和范围内的绝对真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迁,真理亦会展示出谬误的另一面。政治制度也是如此,由于政治制度所处的环境条件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制度变迁总是在环境条件的变化中具有落后或超前的共性,此种政治制度变迁与环境条件的非完全同步性,必然产生政治制度运作过程中契合环境条件的正向绩效和脱离环境条件的负向绩效。因此,复合绩效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共同现象。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结果不可能是全部的正向绩效,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负向绩效,即使是政治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政治制度在显示出强大正向绩效的同时,也必然表现出或多或少的负向绩效。

从实践分析而言,无论是民主转型成功的现代国家,还是仍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运作中均呈现了复合绩效的共性。两者的区别在于,民主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正向绩效往往高于负向绩效,其正、负绩效对冲的结果是总绩效为正向效应。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正、负绩效的高低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一部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正绩效高于负绩效;而另一部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其政治制度的负绩效则高于正绩效。

此种民主转型国家政治制度正、负绩效的非确定性表明,国家政治制度绩效的优劣依赖于民主转型过程中对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把握、战略发展设计的科学和策略工具的正确选择。由于民主转型国家均处于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过程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并取得良好正向绩效的情势下,既不能完整展示和实证其所选的政治发展道路、战略步骤和策略工具的正确性,也无法证明其道路、战略和策略的错误或非正确性。此种国家无法提供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所需的完整基本素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民主转型成功、政治制度呈现正向绩效的国家,可以以其成功的政治实践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正向话语元素;民主转型失败、政治制度呈现负向绩效的国家,可以以其失败的政治实践和教训,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负向的话语元素;尚在民主转型过程之中的国家由于其政治实践最终结果的非确定性,在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既不能提供确切的成功经验,亦不能供给准确的失败教训,难以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完整的基本话语元素。

制度绩效、主观设计与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逻辑

政治学话语是组成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没有政治学话语,就无法构成话语体系。而且政治学话语体系所需要的话语,是一个全面、系统地阐释政治实践周期的专门语言载体,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提炼、升华的话语,是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没有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以及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政治学话语,是无法建构话语体系的。主观设计是针对政治实践中所产生的政治意识进行话语加工、整合和配置,使政治学话语由单个的、缺乏内在逻辑的概念、范畴和个别原理,形成一个能够系统阐明完整政治实践周期的语言体系。因此,仅有政治实践及其所产生的话语,缺乏必要的主观设计,亦难以形成由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具有内在严密逻辑关系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制度绩效与主观设计在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基本逻辑如下。

(一)以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和正向绩效,供给话语体系建构的感性材料。“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3]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决定了个别的、非全面的概念、范畴难以构成话语体系的基本素材。满足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要求的语言素材,从宏观上分析,应该具有描述政治起源发展过程和预期目标的基本语言谱系;从微观分析,应该具有对特定政治实践的起点、过程和目标实现状况的语言阐明。如以实现“民主”为目标,应该具有实施民主的起点、发展过程和民主转型完成及其巩固的话语表述。这些话语是由起始、发展过程和实现目标等一系列全面、系统的语言而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政治意识对政治存在具有反作用。作为政治意识表述形式之一的政治学话语,其全面性、系统性必然来自于政治实践周期的完整性。只有在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中,才能产生完整的政治意识和系统的政治学话语。非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可以总结和提炼出部分的政治学话语,但难以抽象、概括出作为体系所需要的整体政治学话语。由此而言,现代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围绕民主这一核心问题建构起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在民主建设过程中,经历了现代民主的起始、建设过程和转型完成及巩固的完整周期。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也不可能)建构起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问题在于围绕现代民主这个核心命题,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完成起始、发展过程和预期目标实现的完整周期,尚处于对民主政治探索过程之中。在预期目标能否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或失败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势下,无法提炼和供给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必需的整体话语要素。

能否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取决于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还受制于该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必须是成功的政治实践。因为政治学话语体系所表述的是政治行为的应然指向,能够提炼、升华为应然指向的政治学话语,只能来自于成功的政治实践活动。失败的政治实践亦可从中总结和概括出相应的政治学话语,但此种政治学话语是阐明该政治发展道路行不通或此种政治实践不可为的概念和范畴。用该话语可以解释此种政治发展道路的非可行性,却不可能指明何种政治发展道路的可行性,难以满足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必备的阐释政治发展道路应然性的基本功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折射出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这是满足“体系”完整性所需的必备因素;二是成功的政治实践,这是满足“体系”应然性所需的基本要素。作为尚未完成以“民主”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围绕“民主”建设的周期没有结束,欲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将主要重心和精力用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上,在推动民主转型成功和巩固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实践周期的完整性去概括和抽象话语体系所需的整体话语要素;通过政治实践周期的成功和正向绩效,去提取话语体系的应然内容。否则,在政治实践周期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主观设计去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此种话语体系的设计将因无源之水而成为脱离客观实际的幻想,非但不能发挥指明特定环境条件下政治发展的应然方向的功能,而且将因主观的空想丧失政治学话语体系对现实政治解释的基本功能和指导未来政治发展的内在价值。

(二)以科学、理性的主观设计,提炼和配置话语体系建构所需的理性材料。完整的政治实践周期虽然提供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感性材料,但不能自然形成系统的话语体系,因为“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历史的进程”[4]。只有将政治实践历史进程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科学加工和合理配置、整合,才能获得对客观政治现象、内在运作机理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因此,在主观设计过程中必须关注如下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特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是建构新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必须面对和正视的核心问题,意识形态之争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最敏感的议题,该议题使政治学话语体系划分为资本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区别两种政治学话语体系无论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政治实践的指导,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共性和特性,是共性和特性的统一体一样,政治学话语体系也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构成的语言载体。马克思曾指出,“如果去掉使葡萄成为葡萄的那些属性,那么它作为葡萄对人的使用价值就消失了”[5]。因此在提炼政治学话语元素时,应力求避免将人类社会共有的政治文明成果,贴上某一社会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弃之不用,甚至作为对立面和批判的话语对象。其后果将导致新建构的话语体系因缺失基本的共性,难以阐明和解释各种社会形态下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使政治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政治追求的共同价值和解释功能,沦为对特定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诠释其正确的工具。同时也要防止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建构的话语体系中,由于摒弃其所适用的特定时空,将特性作为一般共性而夸大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指导政治发展步入歧途的现象。

二是正确处理政治实践的阶级性成果与周期性成功的关系。政治实践的阶级性成果可以形成政治学话语,但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其政治学话语体系。体系所内含的全面、系统、完整性,决定了只有在成功的政治实践周期完成后,才能经过对周期实践材料的提炼和升华而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如果将政治实践的阶级性成果作为政治实践的周期性成功予以总结、概括,并进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将导致将局部成功作为整体成果的错误认识,进而衍生出以局部成功的政治学话语替代系统、完整的、周期性的话语进行体系建构的谬误。此种基础上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将存在两大隐患:其一,政治学话语体系理论解释价值的缺失。由于将人们对局部政治实践的认识(如西方的选举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作为完整的周期性政治实践反映,该话语体系无法完成对民主(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等由起始到完成的过程)整个范围和过程内在机理和运行规律的诠释。其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指导意义缺失。在局部基础上获取的理性认识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功能,但此种指导功能的发挥是在特定范围内实现的,超出该实践范围必将导致实践步入歧途。“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的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玩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6]如以选举民主的话语指导协商民主,或以协商民主的话语指导选举民主,均会产生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后果。因此,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周期的完成,才能在全局和整体的意义上建构完整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为人类和世界的政治学宝库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三是正确处理真理性与服务特定目标的关系问题。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政治学内容的重要表述载体,必然有其服务的特定对象。如果以意识形态划分政治学话语体系,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必然体现和表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政治运作的内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则反映和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制度的运行规则和政治进步的基本方向。两种政治学话语体系虽然具有不同的诠释对象和相异的服务客体,但任何一种话语体系能否为世人所认同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生命力,则取决于该话语体系自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其真理性的高低不仅决定着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更是能否服务好特定政治客体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主观设计者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真进取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和阐明政治实践的客观状况,以理性意识认真提炼和升华政治实践中获取的感性材料,以不夸大和抑贬的语言去组织、配置话语体系,才能建构具有较高真理因子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更好地服务于预设的特定目标。否则,失去真理性的话语体系,不仅失去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对客观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也必将因其所内涵的谬误而导致政治实践更加背离预期的建设目标。

(三)在政治实践中检验和提升话语体系的真理性。如同任何真理性认识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一样,作为对政治客观现实反映的真理性认识,政治学话语体系同样需要回归实践之中。一方面,在话语素材的基础上完成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主观设计,只是建构任务的初步完成,作为主观设计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否精准、科学,需要在政治实践中予以检验,其标准主要是话语体系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所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如能准确地阐明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律、政治体系在不同环境中所产生的功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等诸多政治领域问题,则说明该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表明此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成功。反之,该政治学话语体系则因失去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而难以被人们所认同,终将成为脱离客观政治生活的主观想象的乌托邦。因此,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初步完成后,在政治活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是判断政治学话语体系正确和科学与否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话语体系的一种类型,同其他话语体系一样,也会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需要不断地修正和完善。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在政治实践中会因前期某种未渗入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导致政治运作的轨迹偏离人们所认同的既定轨道,产生政治现象或结果与人们预期不一致的政治客观现状。如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使传统社会认为不可能展开的政治活动及其运作模式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成为现实。作为对这种新的政治活动模式及其结果的政治反映,原有的政治意识融入了新的内容,客观上需要新的话语予以表达新的政治意识,以充实和完善政治学话语体系,才能使该话语体系随着政治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地反映和解释政治生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运作的基本规律,保持话语体系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现状的正确解释力。因此,政治学话语体系只有回归到政治实践之中,才能检验出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和完善,使政治学话语体系日益走向成熟。只有随着政治发展的深入推进,在政治活动中不断丰富和修正,才能使政治学话语体系从相对真理更加接近绝对真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6]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53217.

[4]斯图尔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伦敦:伦敦大学出版社,19881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