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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

作者:冯 小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8-03-07  浏览次数: 1062

【摘 要】自撤点并校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进城陪读现象。本文通过对晋西北小寨乡3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进城陪读外在表现为由撤点并校政策所导致的因农村受教育机会被剥夺的被动行为,实则是当前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年轻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与享受闲暇的一种积极行为,也是婚姻优势条件下年轻媳妇在家庭权力与资源支配处于主导性地位的结果。在当地,陪读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家庭的代际支持,而且在村庄社会中还被营造为年轻女性生活方式与闲暇生活的主流文化。进城陪读进而成为年轻媳妇进城以及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但这种闲暇是低水平城镇化下的被迫闲暇。与此同时,全民陪读与女性进城文化又进一步影响农村家庭的教育决策并给乡村教育带来了新的困境。

【关键词】陪读;农村女性;进城文化;闲暇生活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很多中西部农村地区都出现了母亲进城陪读现象,典型表现为母亲跟随子女进城并在学校周边租房、做饭并照料孩子生活起居和学习。对于陪读现象的研究,目前学界还没有对其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但对于我国农村逐步兴盛起来的陪读现象却有统一性的认识,主要指的是农村中小学学生由监护人陪同进入城镇或城市就读[1]。这种现象随着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进而逐渐增多,同时也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步发展。

对于陪读现象,学界研究较多,主要集中于讨论陪读的类型[2]、原因和影响[3][4],这些研究虽各有侧重点,但分析视角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认识陪读现象,例如王文龙从陪读现象的历史轨迹进行分析[5],总结了陪读的若干变化,认为中国陪读现象的这些变化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社会发展机会闭锁、教育体制内外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而陪读现象也造成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影响社会发展。第二类,是从乡村教育体制改革角度来认识陪读现象,这类研究认为乡村教育改革带来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特别是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对陪读产生了直接促进作用[6][7],陪读现象对于学生自身、学生寄宿、陪读家庭经济等产生多种负面影响[8],另外特别强调陪读现象对低经济水平的家庭影响更大、负担更重,因而也出现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9]。第三类,是从陪读与城镇化的关系来分析陪读现象,特别是关于陪读现象所形成的教育城镇化研究[10][11]。这类研究通过教育资源配置、人口流动等维度来透视我国乡村的城镇化历程,认为城镇中的租房陪读现象是教育移民的重要体现[12][13]。从教育资源配置角度看,当前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和规划政策主要依据城乡人口流动和学校资源分布[14];从人口流动角度看,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催生了更多的教育移民[15],而且随着农民生命历程阶段性的不同,陪读后的进城选择在人口分布上亦有差异[16]。虽然教育城镇化与农村撤点并校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联[17],但是撤点并校政策间接地产生了陪读、寄宿、走读、寄养、寄管、随读等多种就学形式,城镇就学也间接地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18]

以上关于陪读的研究较为全面,且从宏观教育制度与中观政策实践角度对陪读进行了一定的解读,但是仍存在几点不足。一是,既有研究揭示了撤点并校为主的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等政策对农村陪读的直接影响,这些多是在逻辑推理层面进行验证,缺乏宏观政策作用于微观的农民家庭教育决策之间的社会机制解释。二是,虽有较多研究从教育城镇化的角度来理解陪读,从家庭决策角度出发关注孩子的教育和陪读家长的负担和城镇化适应问题,但并未关注到一个社会事实,即当前进城陪读现象的群体主要是母亲,既有研究缺乏从性别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农村参与陪读的普遍是女性,更为准确的说是年轻女性(即家庭的年轻媳妇),以及年轻女性的陪读生活与农民家庭进城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于2017年暑假运用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晋西北的小寨乡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查,重点研究农村年轻媳妇陪读的村庄生成机制以及内在逻辑。本文目标是跳出教育学视角以及宏观抽象的理论推演,从性别和村庄的视角来揭示嵌入乡村生活中陪读的内在逻辑,并分析为何陪读现象会呈现为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

二、田野点简介与陪读兴盛的历程

1.田野点简介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是在晋西北平均海拔1300米的兰县(根据学术惯例,本文所用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下辖的小寨乡的三个村庄,即魏村、羊村、新村。小寨乡位于县境中部,距县城25公里,总面积57平方公里。总人口7000余人,人均耕地约6亩。当地农民主要以种养业(种植玉米、养羊)为主,绝大多数家庭是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当地村民跨省打工极少,出省打工的纯属个别现象,适龄劳动力多在县域范围内打工。由于高寒地带的天然气候影响,农民打零工只能在当年的5—10月,总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而且全年约有1/3的时间由于冬季寒冻而无法劳作。这种兼业模式下的家庭一般年收入在2~3万,这是村庄绝大多数农户的家庭收入状况。在村庄来说,农民分化的差异主要源于家庭土地和劳动力的多寡,这带来经济上的显性分化。总体来说当地农村相对封闭,经济比较落后,跨区域流动较小。

根据教育部对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教育改革”部署,兰县在县域范围内开展撤点并校改革。小寨乡是在2003年开始实施,先将新村中学与魏村中学合并为小寨乡中学,该中学后来在2008年整体被合并到邻近的山茶镇中学。与此同时,各村的小学也逐步合并,先是临近两三个村的小学合并设立一个完小,后来开始撤各村小学,同时新建小寨乡中心小学。全乡14个村的3个完小和3个不完全小学在2006年时统一合并为现在的小寨乡中心小学(涵盖幼儿园和小学)。

笔者所调研的三个村庄中,新村是小寨乡中心小学所在地,羊村、魏村两个村庄都距离小寨乡中心小学2~5公里。按照当前农村普遍使用摩托车和电动车的交通条件下,就学距离不足10分钟即可到达,而且中心小学周边几个村庄地势平坦,距离学校的公路条件很好。另外,学校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都非常不错。教学场地、教学楼和住宿、餐饮条件都非常好,完全能够容纳小寨乡范围内的就学群体。目前全校共37个在编在岗教师,其中26个专职上课教师,10个生活老师,1个医疗卫生教师;本科学历占2/3以上,最低也是大专学历,但学生仅有42个。从教学质量来说,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论,年终考试排名时,在附近3个平原乡镇的10多所小学中,稳排前三。从这里出去的学生到县里参加小升初考试,学生总是名列前茅。但是恰恰在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学校小学生从2000年的200多变成现在的42个(其中包括幼儿园学生),且主要是单亲家庭、隔代监护家庭,以及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学生流失极为严重。本文调查的三个村小学生(学龄期)和幼儿园(学龄前期)的学生总数有100多,但在乡中心小学上学的总共不到20人。其中魏村是一个有1000人口的村庄,但仅有1名二年级的学生在乡小学就读,其他全部进城了。

2.小寨乡陪读兴盛的历程及其特征

总体来说,在撤点并校调整下该乡就学群体除了向乡中心小学集中外,还相伴产生了大量进城陪读现象,即本乡小学生群体向县城、市区等地流动,并由年轻母亲进城陪读。小寨乡的第一批陪读家庭主要是村庄的富裕阶层,陪读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出现,学生家庭也主要是一些依靠煤炭贩运为生计来源的、年收入在10~20万的养车户(当地俗语,为跑运输的司机),这一陪读家庭约占村庄的2%~3%。随着养车户的家庭将自己的媳妇送进城陪读之后,村庄里的普通农户也逐步效仿,纷纷参与到陪读或者准备陪读的大军中,且都是家里年轻媳妇全职陪读。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本地进城陪读现象有以下特征:第一,小寨乡的进城陪读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间节点约在19971998年左右,进城陪读的时间早于本地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政策实践。第二,从孩子的学龄教育历程来看,小寨乡的女性进城陪读从准备陪读到陪读结束,在完成陪读任务后(以孩子可以寄宿为标志),陪读的年轻女性群体仍然不愿意回村,继续在城享受陪读生活。同时,绝大多数的陪读母亲是全职陪同,不找工作,处于闲暇状态。第三,从子女的就学类型看,进城租房陪读可分为两类,即学前期和学龄期,但两个时期中陪读的年轻母亲都在城里居住生活。第四,从陪读家庭的经济分层上看,从村庄中的富裕阶层至村庄的底层,无论贫富与否都在陪读,陪读是村庄年轻媳妇在家庭中的主要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进城陪读虽然意味着本地的乡村学生可以享受到城镇高质量的教育,但从效果上看并不显著。总体上看,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城上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后,能够考上本科大学的学生相比之前是越来越少。依据村庄的村干部和老教师的回忆进行统计发现,以魏村(1030人村庄)为例,80后的本科大学生特别多,在2005年前后3年,本科大学生有12~13个;而与之相反,近5年来,村里仅有3个本科大学生,其中20132014年连续两年1个都没有。他们大多数流向了职中或者职高、大专;而且大多数职中或者职高的孩子毕业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收入和地位依然和初中毕业生在同一档次,少有人实现了鲤鱼跳龙门式的阶层跨越,整体并没有显现出教育投资的相应报酬。然而这一进城就学的效果悖论并未减少本地农民家庭进城陪读的热情,本地年轻母亲群体不断地倾其家庭所有,争相参加到进城陪读大军的行列中。小寨乡处于经济落后的晋西北山区,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进城陪读热潮,这一家庭教育决策是否与性别分工有关?下文将深入考察当地的婚姻家庭结构与性别关系,在村庄社会中理解年轻女性的进城陪读行为。

三、陪读的经济基础:女性婚姻优势与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与分配

从当地的家庭教育决策上看,家庭的教育投资主要是由家庭资源的积累与分配模式所决定。农村家庭资源分配的重点用于儿子娶媳妇与小孩上学,这是影响一个家庭上下两代人所努力奋斗的重要目标,但儿子成婚的机会、经济成本又受制于地方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影响。从性别分工与家庭教育决策的视角来看,能更细致地说明家庭决策不仅仅受制于家庭教育投入的资源约束,也受到地域范围内的婚姻市场结构、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女性婚姻优势下的本地婚姻市场

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取决于不同性别角色的功能,但小寨乡三村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性别分工,即由女性婚姻优势所带来的家庭地位上升,女性成为家庭性别分工中优势的一方。小寨乡所在地的本地婚姻市场结构与中西部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婚姻市场结构一样,由于性别比失衡且女性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地方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由于晋西北山区传统上存在生男偏好的习俗,男性偏好造成了男女数量上的不平衡,同时在外接受高等教育和外出务工的女性最后大多数都未回乡村,多数女性都在外地成婚了或者是选择嫁在了县城。与之相对的是,村里的男性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外出工作的外,其他的都需回到本地并在父母的帮助下成家。调研发现,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女孩大多都出了县城,流向市区或太原等大城市,因而在偏远的乡村社会范围内的适婚男女比例极不平衡。因此,性别资源的流动和教育的双重推动力加剧了当地婚姻市场结构的不平衡,同时也增强了女性的婚姻优势。

性别结构的严重不平衡直接抬升了年轻女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中的要价,具体表现为本地婚姻习俗中,女方在选择对象时可以向对方及父母提出自己婚后小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以及生活方式。从当地80年代的村里建新房,到2000年的乡镇街道建房或购房,发展到2010年县城购买商品房,生活条件及生活场景的选择已经成为女性婚姻选择的首要条件,而城镇成为以后生活场景的首选。

2.家庭资源的积累与分配

从小寨乡经济条件来讲,由于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差,同时当地人相对保守,外出打工很少,因此,父母将家庭所有的资源全部都会放到儿子身上。为子女成家是中国父母最重要的人生任务。按照本地习俗,女儿出嫁一般不带走父亲家庭财产,家庭所有的资源要用到儿子的婚姻当中。本地婚姻市场中,彩礼标准相比全国其他地区较低,但是购房款是彩礼之外数额最大的一笔婚姻成本开支。

女方通过缔结婚姻这一环节为其婚后的小家庭生活索要物质基础,而彩礼、购房等事项所需花费均是从父代家庭中获得,结婚就成了一个家庭资源分配的重要事件。女性的婚姻优势在两个层面上奠定了其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首先,年轻女性通过婚姻抽取了男方家庭多年积累的资源,在刚性的、失衡的婚姻市场中,女性的婚姻优势贯穿到个体家庭当中并且决定了家庭资源的积累与分配。其次,与女性婚姻优势相伴而生的是,婚后女性主宰自身小家庭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权、资源支配权与事务决策权。这主要源于在失衡的婚姻市场中,一旦父代家庭为儿子娶了媳妇,但媳妇如果提出离婚,则儿子肯定就成了光棍,因此年轻媳妇在家庭中的行为就较为强势,一旦婆家对年轻媳妇的要求不予满足,年轻媳妇就可以通过闹矛盾甚至离婚来要挟,而离婚带来的成本是其婆家无法承受的,年轻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不仅大大提升,而且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双重因素作用下,女性的婚姻优势进一步锁定了其在小家庭甚至扩展家庭中的资源分配决策权,也奠定了自身婚后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和支配权。在女性婚姻优势所带来的家庭地位主导化背景下,进城生活或者进城陪读就成为当地女性普遍选择的主流生活方式。

四、陪读的文化动力:女性进城生活与村庄的主流文化

在新形成的婚姻习俗中,在城里有住房是刚性要求,这一要求也形成了本地女性对婚后进城生活的要求。而2003年当地的教育改革和学校的布局调整政策实践,加剧了农村女性城市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子女以后的进城就学需求成为要求城里有房的重要理由。准备结婚的女性从开始结婚要求购房款发展到如今的城里商品房需求。当今在村庄,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家里是否有小孩需要进城读书,村里的年轻女性都要求到城镇中去生活。因此,当地的陪读从学龄期提前到了学前期,从表面看陪读主要是为了孩子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教育,但从妇女生活的个体需求,以及农民家庭竞争的维度看,进城陪读可以被理解为年轻女性追求进城生活与闲暇生活方式的一种隐性表达。

1.婚姻优势下的家庭分工与女性进城的生活图景

地方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背景下,父代家庭不仅仅要为儿子娶妻成家,还要为儿子的婚姻维系承担责任。对离婚的恐惧,使得父代家庭需要延长人生任务,供给青年夫妻婚后生活消费所需。因此家庭的代际关系呈现为两种分工形式,即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

家庭内的代际分工表现在,父代家庭延续农村已有的生计模式,依靠在农村的劳动获得收入,年轻夫妻则在县城工作。在性别分工方面,表现为年轻夫妻的不同角色与任务,一般是丈夫在城里打零工(打零工最多三四个月),农忙时回家帮父母种地,年轻媳妇则大多数在家待孕或待产,基本不工作。这种不工作的生活方式从生育小孩开始,到婴儿抚育、小孩上幼儿园到小学,甚至中学,将近15年的时间里进行陪读,女性基本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全职投入到照顾孩子的生活教育当中,其生活方式被当地人戏称为穷人中的全职太太。实际上,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及其家庭的生计结构,多数家庭是不具备支持这样的进城陪读模式,但事实恰恰相反,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老年父母越会努力让青年夫妻小家庭在城里生活,维系其媳妇的进城陪读模式,维持其被供养的状态,以便满足年轻媳妇对生活方式的要求。通过年轻女性进城陪读来维系子代家庭的稳定,这是当地父代家庭的共同选择,并且不断成为村庄各个家庭进行横向社会竞争的领域。

2.女性进城与村庄的主流文化

本文关注的3个村庄都是乡中心小学所在地村庄和临近村庄,教育距离非常近,按理说这几个村庄基本上不会因为小学布局调整而增大就学难度,影响其受教育机会或者增加其受教育成本。反过来看,三个村的孩子上乡中心小学要比县城上学费用要少得多。在城里租房陪读,仅房租一年得5000~12000元,且不算其他的生活消费。村里的乡小学一个学期只需要缴纳500元左右(电费,取暖费、饮食费等),很多项目都有国家补贴。而且在乡镇小学就学每天都能回家并且可以和家人团聚,但即便如此,三个村庄的进城上学已经达到了80%。已经进城的这些家庭中仅有10%购房,其他90%都是租房陪读。另外还有一大批待孕或者待产的年轻女性已经居住在城市,为未来的陪读做准备而提前过上了城市生活。

一般而言,学前阶段的子女不需要父母进城租房生活。但是当前未进入学龄期的年轻女性进城租房生活是普遍现象,作为一种惯性的生活方式,她们很难退回农村去生活,当地年轻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进城文化。首先,从横向的村庄社会竞争看,租不起房回村是很丢面子的事,哪怕条件差的家庭也在城里租住低廉房子。其次,进城已经成为年轻女性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且是家庭积极配合的共同选择。调研当中,笔者反复问到很多家庭,没有小孩要上学为何要进城租房呢?村民一致性的答案是媳妇要进城,城里条件好,好打工(但大多数女性都是待业状态)。另外,对于留在村里生活而不进城的年轻媳妇,除有老人要照料之外,大家会有诸多的流言蜚语,认为这媳妇是不是傻,脑子有问题,不能在城里生活等负面评价。当进城文化成为村庄女性生活方式的主流时,在村或者回村都会被贴上某种负面评价的标签。

90年代村庄第一批富裕家庭陪读,到现在的全民进城陪读,除宏观的乡村教育改革外,另一个重要推动机制就是村庄公共话语建构所带来的社会竞争。竞争一方面表现为进城就学的相互攀比:进城选择哪所学校,在哪租房、谁家小孩学习好,学校管理是否严格等等都成为大家闲暇公共场所讨论的重要话题。对于小孩学习不好,上不了好的学校的,当地普遍认为是家长的问题,舍不得花高价钱去上好学校或者对小孩教育不用心。因此,年轻媳妇全职陪读就成为体现一个家庭对待小孩教育投入的象征。竞争的另一方面是对家庭关系稳定性的竞争,由于当地极度失衡的婚姻市场,女性资源的外流增加了农民预防婚姻风险的认知水平和实践强度,更加上少数年轻媳妇外出打工后跑婚的反面教材的强化,使得当地对于家庭稳定性的期待极高,而最好的预防办法是将媳妇养在身边,极力满足她所需要的生活,以便维系稳定的婚姻。这也成为村庄多数家庭稳定婚姻的主流化选择。因此,虽然大多数家庭无法购房进城,但是租房进城却是大家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的生活方式,供养年轻媳妇进城生活就成了村庄中的共识。

当地媳妇被供养的文化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羊村王书记让我们观察乡街道上的男女着装,有趣的是,女的都穿得很好,较为时髦,但男的不论年轻与否,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当地形容年轻女性进城陪读的一句俗语为:早晨穿着小裙裙,扑上小粉粉,街上瞎遛遛,开着小车车,去吃烤串串。陪读的年轻女性都进城了,学会了城里的衣着装扮和生活方式。年轻媳妇推动并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进城文化,由于婚姻市场失衡结构与乡村教育改革的契合之下,共同推动了农民践行进城文化的非理性行为,即年轻女性租房进城,当家里有小孩到了学龄期时必须延续这种生活方式,进城陪读便更加是理所当然。

五、进城陪读:年轻女性生活方式的营造与被迫闲暇

在小寨乡,供养年轻女性进城陪读的经济基础来自于父代家庭与小家庭的合作,即前文分析基于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家庭资源积累与分配。当地人所表达的父母亲儿子,儿子亲媳妇,这里的就直接表达了家庭资源的双重流向。失衡的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压力传导至每个家庭,形成了家庭中显著的怕媳妇表现,这也暗示了女性的决策权和家庭地位的主导性。在此背景下,在农村家庭还没有能力实现城镇化时,年轻女性就已经有愿望与要求进城生活,接送子女读书,陪伴做饭,就自然成为她们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内容。所以,女性进城的生活追求和农村教育改革政策的叠加共同推动了城镇陪读现象的快速发展。换言之,本地的进城陪读也可理解为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隐性表达,是其进城生活需求的被动延续。

1.陪读:年轻女性进城生活方式的营造

从陪读女性的代际差异来分析,首先是年龄层次为70后的一代,她们自9798年刚开始陪读。这一群体主要是村庄富裕阶层的女性,进城陪读的选择中,重视教育是其主要诱因,享受城市生活方式是陪读下的结果。这一群体的家庭有经济能力,也有条件供养她们的城市生活,但在孩子上高中后,随着丈夫跑车生命历程的结束,大部分人开始返乡,又回到种地的生活模式中,极个别家庭通过购房留在了城里。因此可以认为,这一代人的进城陪读是家庭主动追求高质量教育下的教育决策。

进城陪读群体最大的转变是80后到90后的女性,她们从学校教育毕业,打工一两年就是待嫁然后结婚。她们不仅没有农田劳作经历,而且打工经历都很短,大多都过着依靠父母补贴的生活。延续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模式,在婚姻市场失衡的结构中,完全可以依据性别优势,针对婆家提供的婚后生活基础提要求。在当地,进城购房没有成为主流时,男方没条件在城里购房,女方提出了购房款,这是婚后进城租房生活的重要基础。80后之后的女性,基本没有多少农村生活经历,而且在农村生活不习惯。正如一个1992年的已婚女性李婷说,结婚3年了,一年到头待村里也就十来天。(村里)这房子,我住一两天可以,待一星期都受不了。待在家干嘛,地里活不会干,他们忙得团团转,一个人整天看电视,也无聊。在城里,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商场逛街啊、公园啊、广场啊很多……”在这一代女性身上,城市生活模式已经成为她们的日常状态了。结婚后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时,她们宁可闲待也要待在城里,不会回村里居住。

像李婷这样的女性,婚后刚开始时没有小孩,进城租房生活并不是为了陪读,只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闲暇与热闹,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当她们有小孩之后,在城里租房带孩子(陪读)生活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表达。在这一年轻群体中,从学前到学龄期的进城租房生活只是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而已,只是小孩到了学龄期时,进城陪读会成为一个正当理由,来为她们的闲暇生活提供合理性。

2.陪读:低水平城镇化下的被迫闲暇

上文详细分析了家庭的代际与性别分工下的农村年轻女性陪读的微观机制,着重说明的是,进城陪读是80后农村女性进城生活的被动延续。笔者在村里访谈陪读女性的丈夫及其婆家父母时,他们对陪读媳妇的定位是穷人家的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并不是由于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对陪读群体的供养,而是由于当地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年轻的陪读女性缘于被动闲暇而形成全职。面对大批涌入县城的青年男女,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未有相应的就业岗位相匹配。首先,在县城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本地男性依靠建筑工地的零工市场都不足以吸纳过剩劳动力,因此本地陪读家庭的男性也是一段时间打零工,一段时间回村种地。其次,虽然依靠县城居民消费的服务型行业可以给女性提供工作机会,但极不稳定。由于县城的消费能力有限,服务型行业吸纳劳动力有限。正如一位小孩上初中的陪读妈妈王英女士说:我一天闲着,有时候心里也着急,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马上要上高中了,还得花高价去上好高中,要不然考大学就没希望了。她爸一人在家里种点地、养些羊,够吃喝就不错了……买房,想都不敢想……我在超市干过,超市也不行,老裁人;饭店洗过碗,但冬天就没活了,也裁人……”

王英女士的情况是进城陪读群体的普遍处境,虽然她们都有过在县城找工作的经历,但一般都不理想,干几个月,都没有长期相对稳定的工作机会。她们都是在有限的就业市场当中无奈被迫形成的全职陪读,成为穷人家的全职太太。她们的全职是低水平城镇化下的被迫闲暇。而这种闲暇也成为进城陪读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当年轻女性进入城市,体验到县城公共服务的便利、城市生活的闲暇与热闹时,形成了惯性的城市生活方式,即便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处于闲暇状态,也仍旧选择待在城里。

六、结论与讨论

从小寨乡的陪读发展历程可见,进城陪读首先是富裕阶层的家庭教育主动选择的结果,但随着撤点并校与学校布局调整的影响,伴随着农村代际文化的转型以及乡村婚姻家庭的结构性转变,进城陪读成为地方社会中年轻女性的普遍选择。即使本地缺乏进城购房与陪读的经济条件,但大部分女性仍会选择在城市租房陪读。在城里租房陪读,给孩子做饭,照料小孩起居的生活成为当地年轻女性轻松而闲暇的生活方式。这种轻松且闲暇的生活方式为何成为年轻女性、年轻媳妇的普遍选择,而且这种生活方式从应当陪读的学龄期大幅提前至新婚初始?本文从性别视角来理解年轻媳妇进城陪读逻辑,主要是基于年轻女性的家庭地位的提升,以及伴随着该群体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追求,营造出了一种基于陪读需求的城市生活方式。年轻媳妇在村庄的婚姻优势使得该群体在缔结婚姻与维系婚姻时掌握了家庭资源分配权,以及家庭决策的主导权。无论是基于教育的重要性,还是为了预防子代婚姻风险,让年轻媳妇进城陪读并享受城市生活方式,成为乡村家庭的共同选择。

总体来说,进城陪读现象的普遍化在宏观上固然离不开国家乡村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动,然而从微观的农民婚姻生活实践来分析,特别是农民家庭陪读从学龄期到学前期的大幅前移现象可以看到,进城租房生活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无法实现购房进城情况下,满足年轻媳妇城市生活追求的一种普遍选择。与此同时,撤点并校与乡村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给了广大农村年轻媳妇进城的一个合理理由,使得进城租房生活为陪读做准备也好,或是学龄期进城陪读也好,都成为家庭的必要选择。本文认为这种进城陪读的选择实质上成为年轻女性为追求城市生活与闲暇的隐性表达。换言之,兰县小寨乡出现的这种普遍化的陪读现象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农民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条件下,家庭资源优化调整的结果。在进城陪读的行为下,一部分群体率先实现了城市生活方式。但也许需认识到,这种进城陪读现象虽然出自年轻女性对生活方式的自主性营造,但从城镇化质量来看,这一现象显然既不利于女性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也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体性价值的实现,而是性别优势作用于失衡的婚姻市场结构下,年轻妇女在家庭中依附性地位回归。同时从教育城镇化的视角来说,这种进城陪读现象也不符合健康城镇化的内在标准,未能实现陪读群体的就业城市化。与进城陪读现象相伴相生的是乡村教育的衰落。从小寨乡的案例可以发现,即便乡村教育条件逐步提高,有很好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学生仍然会随着追求城市生活的年轻母亲一起进城上学。而在这种教育城镇化模式下,年轻女性群体必须依靠来自农村的代际支持和代际传递来支撑其城市生活,因而其家庭地位在本质上仍是依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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