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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人类学:一种跨学科的理解范式

作者:陶 庆 陈津京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3-09  浏览次数: 550

一、新政治人类学:“三化”“四要素”框架

新政治人类学(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NPA)是相对于长期以来片面地作为文化人类学领域一个分支的“政治人类学”而存在的一种跨学科理解范式。“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有些老问题会移交给别一门科学去研究,或被宣布为完全‘不科学’的问题。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能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尽管新旧两种政治人类学具有许多学术关联与共同旨趣,但新政治人类学显著不同于旧政治人类学的地方,在于它旨在发掘具有范式内涵的“有序元素”即其“四要素”组合(unity of four elements of NPA)(权力要素、田野要素、民族志要素、扎根理论要素)和标志范式特征的“学科基质”即其“三化”过程(three processes of NPA)(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在这里,“学科基质”是通过“有序元素”来展示范式革命的五彩魅力,而“有序元素”则通过“学科基质”来勾勒出范式革命的内在本质,两者不可分割互为一体,展示出新政治人类学的“三化”“四要素”框架轮廓。

新政治人类学与旧政治人类学两者虽都旨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立场方法与观点来研究某种政治实践的“社会事实”,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质”“有序元素”具有交叉跨学科的显著特征。“范式”范畴奠基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学科’一词是因为它指称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用‘基质’一词是因为它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简言之,旧政治人类学试图从文化上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权力运作模式,而新政治人类学则强调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至少两个以上学科的交叉融合,它试图从新的视角来诠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所有对“他者”具有某种控制力的“权力现象”及其权力运作体系。诚然,“当一个范式的候选者首次被提出来时,它只能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中的少数几个,而且大部分解释还远不完善”。如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出现一样,新政治人类学范式的兴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熟”起来,相反它往往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诸种交叉学科领域中的先贤智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迈出各自学科“领地”,向着未来共同目标即新型“学科基质”探索耕耘的漫长过程,是不断积少成多厚积薄发,从受人排斥到为人接纳、从个别现象到一般共识、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复杂进程。

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论、民族志的独特书写文化,赋予了政治科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等其他多个学科新的学术生命力与实践创新力,产生了超越原本学科所能想象的质的飞跃,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前景。本文着力阐明新政治人类学与旧政治人类学的联系与区别,切割新政治人类学与其原生母体旧政治人类学之间的生命“脐带”,如此方能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获得原创价值的又一学术新生体,这是新政治人类学首要的学术使命并具体描述如下:

一是坚守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权力要素——与“人类学政治化”相结合。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关于权力意志和政治的起源这一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无论国内外学界都还做得很不够”。一方面,人类学领域一直忽视权力因素,重视非权力因素,认为非权力因素也能对国家产生冲击,也能履行公共功能,在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出版后,人类学开始研究政治,故众多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政治人类学起源于1940年;另一方面,传统政治学所研究的权力主要指国家制度产生的体制内权力。而新政治人类学所涵盖的权力是一种对他人他物的强制性的、有效的控制力,但不一定是国家权力,它包括非制度性的权威,如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的权力,乡村祠堂的权力,清明祭祖传统对人行为的控制力,等等。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要素,是对传统政治学所认为的政治国家权力的突破——所有对人类行为有控制能力的因素都是新政治人类学范式研究的权力对象。总之,新政治人类学则认为,只要涉猎到权力要素就都属于政治人类学可能的研究范畴,在时间上远远突破了1940年界限,内涵上远远超越了国家权威界限;因此,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要素可以延伸到人类的整个漫长历史,甚至涵盖到人类生活之前的黑猩猩等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的“政治生活”——须知,“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或许,“黑猩猩的政治”比人类的文明政治更为真实。

二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要素——与“政治学科学化”相结合。我们知道,人类学与民族志的结合即文化人类学的横空出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具备规范的田野研究及其一整套严密有序的逻辑思路;但是,除文化人类学学科以外,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同样也在从事着程度不同、大小不一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尽管这些学科可能并没有直接冠以“田野”名词,而以属于自身学科传统的俗称或俚称而存在。如果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要彻底地走上规范化统一化学科化,显然,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领域学者,都有必要勇于向人类学学者学习,发挥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优势,弥补政治学等过度偏重于经院哲学严重缺乏实证科学等不足,最后才能迈向实践,走上科学化的正道。在这一方面,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近翻译出版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在这上下两册近千页的政治学研究最新成果汇编专著中,第四章(案例研究:性质与目的)与第五章(田野研究)专门讨论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实证内涵与田野作业,充分说明中西方政治学学科已经越来越把规范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纳入到自身学科发展的视阈中。

三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要素——仍与“政治学科学化”相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志与人类学的结合诞生了文化人类学这一新研究范式,使人类学获得了新生与活力;那么,民族志能否与人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继续结合,进一步开辟新的学术范式与新的学科发展呢?回答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这本书已于2014年译为中文,成为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特别是研究中国政治的政治科学名著,在海内外均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我们认为,这本书除去本身的学术规范学术创新能够获得成功以外,更重要的是公开提出了政治学需要民族志(人种志)的创新思维;其中第六章(来自社会底层的看法——以民族志的方法阐释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和体制的变化)与第七章(访谈与民族志之间)构成了全书的最亮点——这才是政治科学领域里真正的“新材料”“新方法”“新途径”。

四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扎根理论”要素——与“民族志写文化”相结合。所谓“扎根理论”,即是阐释人类学强调通过田野研究中的“深描”手法,得出一个地方特有的知识符号与文化象征,即“地方性知识”。一方面,新政治人类学的“扎根理论要素”,摆脱了传统政治学在理论上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研究理念,不是从既有理论来检验实践,而是从社会实践来检验理论,这从根本上来恢复与发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另一方面,新政治人类学强调从社会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体现了文化多元和文化相对性,突出了研究者通过研究“他者”认识自己,“他者”也在被研究过程中认识研究者的这样一种“互为他性”,以规避传统政治学领域“养尊处优”所惯有的那种在道德、理论、知识等方面先天性拥有某种居高临下“驾驭”与“指导”社会实践的历史超越感与现实优越感。

二、范式标志:“三化”的分流与同一

新政治人类学实在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先贤前辈与当下同仁们,从各自所处的学术“领地”中勇敢地走出“圈”外,向着对方学界友人友好地“喊话”、接触甚至部分融合的结果。笔者认为,政治人类学不是哪一个学科单独能够肩负起来的学科建设使命,真的需要至少政治学(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与人类学(包括民族学在内)这两个以上学科的合作与共建。因为,如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任何形态的人类社会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政治共同体,因而人类学研究也无一例外地都具有政治情结与政治倾向。稍稍阅读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就不难发现,哪一篇民族志作品剥离得了人类社会的“权力”与“权利”等因素呢?从“文化科学”的民族志,到“文化阐释”的民族志,再到干脆“写文化”的民族志,又有哪一篇民族志作品能够脱离各自所处的政治生态和各自所表达的政治观念呢?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功能,那么,哪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形形色色的“权力”场域呢?不管是偏僻遥远、人迹罕至的“江湖之远”,或者是繁华似锦、光怪陆离的“庙堂之高”,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具有排它性质的“文化”,而这种人种与文化差异之下的“排它性”,正是“权力”滋生的肥沃土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新政治人类学学科的正式产生在人类学领域里或许需要遵循既有的理论与实践,因为人类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才终于“呐喊”出自己的政治学主张。也就是说,只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人类学才终于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学领域却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另一类“政治学”,即所谓无国家有社会秩序之类的特有政治学现象,人类学领域称许的“政治人类学”——旧政治人类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学学科的政治人类学的确是大大丰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学研究范畴,大大拓展延伸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时空范围,这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实际内涵与生命活力的。

但是,人类社会生活时时刻刻都是政治化的产物,任何一种政治生态也离不开活动主体即人类,因而政治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必然是贯通在人类学兴起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等两大范畴,没有像人类学学科主动于20世纪40年代重新“发现”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内涵从而创造了人类学的政治学研究范畴即旧政治人类学那样,自己主动在政治学研究的无限时空里也重新“发现”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内涵从而也创造出政治学的人类学研究范畴即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类学。如果文化人类学与政治学等至少两个学科能够各自重新“发现”并创造出符合各自学科特征的政治人类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两个学科的政治人类学学者多么强调自身学科的重要性与独占性,他们最终无疑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自命不凡的学术规范学术理念学术体系,原来有那么多相通的知识生产,有那么多共识的学术话语,有那么多合作的交流空间。总而言之,在政治人类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学术历史进程中,政治学的政治人类学已经大大落后于人类学的政治人类学,因此当下政治学领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起刚刚恢复发展至今才三十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有必要更多地借鉴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之经验与理论。

在政治学科学化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民族志书写文化,以及扎根理论等范畴,无不扮演了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包括政治学领域在内的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一方面顽强地模仿西方文化人类学语境中的理论创新,广泛地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中的分析工具,以期能够在国内外学术圈进行“对话”甚或“争锋”;但另一方面包括政治科学在内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也从来没有忘记自身的学术生命源泉——深入本土发掘“地方性知识”以期解决“本我”社会的诸种问题。诚然,自己的才是大家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接地气”的研究才有学术生命,“扎根”的创新才有“文化自觉”。包括政治学在内所有社会科学勇于“接地气”的本土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提出并采用了诸如“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个案研究”“案例研究”“经验研究”“实践研究”等方法,甚至动用起诸如“深入基层”“蹲点工作”“试点工作”“典型样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第一性”“从个别到一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等政治资源,以期从中得出一般指导性的政策结论直至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但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以外的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行动上几乎都是各自为阵、缺乏共识性的经验总结;在方法上几乎都是“私藏”“秘制”、缺乏通识性的“偏方”“秘方”;在理论上几乎都是自说自话、缺乏包容性的“百家争鸣”。

相反,文化人类学范畴下的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点,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的“通用”书写形式,借用志在把人类学与民族志贯通为一体的哈登(Alfred C.Haddon)的话来比喻,人类学民族志是名符其实的“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作为政治学实证研究与分析工具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在政治学科学化的学科发展史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扮演了分析政治问题解剖政治社会治愈政治“疾病”的“手术刀”角色。

政治学科学化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人类学政治化以及民族志“写文化”等学术维度则彰显出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民主政治价值。概言之,新政治人类学本身就是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同一,三者源起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但殊途同归地汇集到新政治人类学的“旗下”,构成了这一研究新范式的标志与象征: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扎根”与民族志的“深描”手法,人类学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学的民主价值与民族志的“复调”表达,民族志写文化离不开政治学的协商包容与文化人类学的“多元”“对话”。

三、前因与后果:政治学科学化

虽然新政治人类学在总体上表现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和民族志写文化的总体态势,但是,它们并不是平行而动,也不是简单地交叉复合,而是各自带着自身学术特长向着其他两者的“领地”汇合,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不分彼此、互相帮衬、交相辉映的均衡学术生态。

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可以称得上是政治科学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之“前因”,而政治学科学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的科学研究风气,自然可以称得上是其“后果”。说到政治学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当然强调的是政治学的实然研究,而非应然研究;也就是要通过实实在在、中规中矩的社会调查,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时空,以亲身实地观察、亲手获得资料、亲自比较分析,获得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又超越个案实情并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知识。

虽然政治学科学化的思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科发展,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形成;其中,关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分野的表述,在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得以完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即来自于‘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别。”“科学活动处理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判断则表明政治哲学家认为应当是什么。”同时,艾尔·巴比(Earl Robert Babbie)把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科学支柱是观察,也即资料收集;是逻辑,也即资料分析;更是创新,也即是理论提炼理论。二是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征途上,历经19世纪之前较为流行的历史-比较主义研究方法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兴起的法律-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时期,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时期得以确立;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中脱颖而出。始于美国的行为主义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广泛流行于政治学领域,并被认为是科学的政治理论,即从经验和事实中抽象出来并接受经验和事实检验的科学化政治学,简称为政治科学。

但是,目前学界在归纳总结政治学科学化也即政治科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了美国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催化”“熔化”作用,而大大忽视了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并不断成熟于60年代的现代人类学与科学民族志对于政治学科学化发展趋势的奠基性作用。行为主义研究法一般表现为抽样测量法(survey study)与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等两种基本的实证研究方法。一方面,行为主义的抽样测量法一经诞生即滑入数字游戏并依赖统计工具展开量化分析而不能自拔——尽管这一态势也基于一定数量的概率分析并突出了所谓“中心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的正态分布等显著效应,但越来越“超脱”第一手资料为基准的经验研究而依赖于第二手甚至第N手的数字统计并冠以“实证研究”之名;另一方面,行为主义研究法日益深入的个案研究范式又越来越具有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本特征,并在“质的研究”的声援中直接借鉴应用以马林诺斯基与弗朗茨·博厄斯共同开创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方法论。政治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已的研究范式(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理论假设,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撰写研究报告,提炼扎根理论)与研究原则(客观原则,因果原则,系统原则,检验原则);它与政治哲学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去“伪”求“真”与去“虚”务“实”作为唯一使命。“一个被认为是科学的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如果它可检验,那么就有可能假。一个命题只要是经验的、科学的,就必须是可证伪的。倘若无法说明这个命题是假的,倘若没有足够的观察证据对该命题的要点提出怀疑的话,这个命题就不可能是科学命题。所以,一个科学命题既然允许证伪,它就不可能必然为真。”

在政治学科学化发展态势徘徊于19世纪末期而后终于奠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之时,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就已经基本完成自己的“文化科学”历史使命,正遭到反思/阐释人类学及其以符号仪式为表征的象征民族志的挑战甚至扬弃。虽然此一时期旧政治人类学刚刚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新政治人类学“三化”之学科特征尚没有整体形成,但是,行为主义为主干内容的政治学科学化全过程无疑都深深浸染在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所张扬膨胀的学术氛围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政治学科学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与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传统相接近,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系统的政治科学范式。“在调查方法上,这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四、殊途与同归:人类学政治化

人类学政治化的发展态势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科学化到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人类学首先表现为研究人的一门学科,最早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种差异性的一门自然科学。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M.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在英文世界,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来指称一门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首见于1593年。1901年美国提出“文化人类学”范畴,20世纪20年代英国形成“社会人类学”范畴,当下也通称为文化(社会)人类学范畴,均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而不是过去片面注重生物特征,强调人类、种族与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对性而不是过去片面注重差异性。正因为此,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等学术源头的综合性意义而非过去片面注重的自然科学属性。

纵览人类学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最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及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主要表现为记录风土人情的史学文献等特征的人文学科;约16世纪17世纪左右,则在生物进化论的鼓噪下逐步演变为一门片面强调人种差异性与进化性的自然科学;约在18世纪19世纪左右,则在西方社会对于所谓“非文明”社会的殖民过程中逐步走向带有强调“殖民政治”特点的社会科学;约在20世纪2060年代,经过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志合而为一不再分离,以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人类学融合生长消除隔离,特别是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贯通一气为“科学民族志”等历史过程中,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的科学主义旗帜高高树立起来;再约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自身的单纯科学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批判甚至解构“祛魅”,从而从过去单纯与科学化同步的“现代化”人类学,在民主政治的更高层面逐步反身回到了人类社会终极命运这一政治哲学命题。

一般而言,人类学可以划分为广义的人类学(人本主义学,人道主义学,人文主义学,人学),狭义的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三个主要类型和八个主要历史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人类学时期,现代人类学时期,阐释/象征人类学时期,后现代人类学时期)。

在广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与民族志仍是一分为二,人类学家借用别人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人类学学科史回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某些古代作家与学者可能被认定是人类学家的先驱,因为他们曾经研究并撰述了不同民族风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种与文化的差异性。一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公元5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和公元1世纪古罗马学者塔西佗,这是人类历史学丰富发展时代,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对于他人记录资料的归档整理。二是中世纪时期(The Medieval Era),时间约在5世纪—15世纪,这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学着眼于研究民间风俗化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11世纪的古波斯国学者本·艾哈迈德·比鲁尼(Al-Beruni),13世纪意大利学者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14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列国游历和风俗游记。

在狭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与民族志仍处于一分为二的状态,人类学家被比作“摇椅上的学者”(armchair scholar),借用别人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时间约在15世纪至17世纪,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生物化时代,这一时期的人类学作品更多的表现出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属性。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当时“人类学”一词就是人的体质构造,意在研究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种族差异性。二是启蒙运动时期,时间约在17世纪至18世纪,这是人类学理性化时代,人们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也为后期的人类学科学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时代的代表作是康德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才最终写成的人类学专著《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虽然,康德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学学者,因为他没有对人类学下一个科学化发展阶段作出论证;但是,在人类学政治化的演化历史上,我们再回到康德有关人类学的论述,特别是受到过康德人类学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已经远远跳过紧临其后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时代,为百年后兴起的人类学政治化思潮打开了门户,从而具有人类学政治化的先驱作用。在批判地继承康德人类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始终不渝地从政治哲学层面来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甚至对近代以来用得很滥的所谓生物化科学化的“人类学”一词十分讨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凡是费尔巴哈使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地方,马克思都以“人道主义”(Humanismus)代之,以彰显其人类学政治属性的观念与思维。

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与民族志开始合二为一,人类学学者也两样是民族志撰写者;人类学从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出发,历经约四十多年之后即对科学主义倾向发起反思与批判,并从符号与文化意义的角度,重新回到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哲学的终极目标。不仅如此,人类学裹挟后现代主义的“祛魅”思潮,在20世纪后期从文化多元与文化宽容的民主政治维度,展开了民族志的“多声道”表达与平等对话的“写文化”探索,为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进程涂抹上一道绚丽迷人的民主风采。

一是古典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这是人类学的学科化时代,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开始已由人类的身体转向人类的文化,但仍没有形成“文化科学”的规范研究。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开始越来越注重作品中的政治现象,更多地展示出人类学政治化的学术倾向,其间有两个重要的表现:

第一,这一时期涌现出直接研究政治权力和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重要作品。如:《古代法》《古代社会》《金枝》等等。这一时期作品中最具有政治学分量的是苏格兰学者弗雷泽所撰写的《金枝》,它通过分析世界各地宗教信仰与象征的形式差异性与本质相似性,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权力产生、运作与更替的内在原因与基本特征。他在行文中这样指出了政治权谋的残酷与无奈,深切表达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无疑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政治化旨趣。“那些居于高位的愚蠢的好人给世界带来的损害,大概比聪明的无赖带来的损害要大得多,一旦那位机灵的恶棍达到其野心的极点,而不再有任何进一步的自私的企求之时,他就可能、并且常常真就这样做:把他的才干、经验、财富转向为公众服务。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愈少处心积虑地牟取权力,他们就愈能善用其权力做出有益于公众的事情,无论他们所追求与赢得的是财富或政治权柄或其他。在政治领域中,那些足智多谋的权术家,残酷无情的胜利者,可能最终成为一个贤明而豁达的统治者。他们生前受到赞扬、死后受到怀念,名垂青史!”

第二,这一时期政治人类学研究也表现出了历史进化论下的强烈政治倾向,其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影响深远。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后,转而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摘录了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人类学学者的著作——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几乎都受到了达尔文历史进化论的理论熏陶,形成了以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为主干内容、多达三万多页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对于人类学产生深厚兴趣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以来关注和积累的结果。在文化人类学形成之前的19世纪后期,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古典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黑格尔的大本营柏林大学特别是在法律系,人类学被作为逻辑判断和法规的入门课程;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曾接受过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规范训练,受过康德、黑格尔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以“人本学”(Anthropoontology)等概念改造过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范畴;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最初接触的人类学是一种旧式的理论人类学,它集中于自知-主观精神。恩格斯于1884年完成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则是在执行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遗著基础上的成果。《人类学笔记》与《起源》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有代表性的具有鲜明政治人类学价值的鸿篇巨著。

二是现代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时期,这是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科学”时代。人类学开始探索真正与民族志撰写融合为一体并着重开始从片面地追逐生物化的“体质科学”研究,华丽转向探索功能结构主义的“文化科学”研究。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仍在人类学科学化的探索上各有侧重,但其后英国与美国人类学家彼此融合,以“文化科学”为主导的人类学开始茁壮成长,即今天所谓文化(社会)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同一含义的不同称谓。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首先在巴芬兰和英属哥伦比亚领导了一次人类学探险;不久,英国人类学家哈登也在托雷斯海峡展开了一次探险。这是人类学从书斋时代转向田野工作时代的起点,也是人类学与民族志合二为一的起点。

“文化科学”时代的科学性基础,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所奠定的,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开启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撰写融合一体的历史进程。这本《人类学笔记和问询》随即成为英美等国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的范本与指南,也是至今人类学家从事规范田野研究的一部“圣经”。英国人类学家哈登于1898年率领一支多学科的探险队前往托勒斯海峡群岛开展一系列田野研究时,就是得到了这部“圣经”的启示,并通过探险队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发现,为日后的“文化科学”旗帜下的民族志书写补充完善了新内容;紧接其后,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尼斯劳·马林诺斯基也是拿着这本“圣经”,展开了更加密集的田野工作,形成了功能主义“文化科学”民族志,其代表作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自此以后,在马氏革命性的创建下,文化(社会)人类学家积极倡导亲身前赴当地与深入田野研究,强调以参与当地活动的方式开展对“他文化”的规范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政治人类学也逐步开始发展成独立研究的专门学科,主要代表作如:《北美土著资料中所见到的国家起源》(W.C.麦克劳德,1924),《国家起源》(R.罗威,1927);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M.福斯特和E.E.埃文斯-普里查德所编撰的《非洲政治体系》,以及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等有关尼罗河畔初民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等系列著作的出版,政治人类学才初步形成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值得一提的是,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在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上试图描述并解释无国家有秩序社会的内在控制系统,揭示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通行的有关社会控制与政治统治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即使初民政治生活与现代政治生活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虽然,这一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在马氏与布朗(Radcliffe-Brown)的开拓下创造性发展为“文化科学”为特征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同时又融合美国博厄斯(Franz Boas)的历史人类学等研究风格,最终演化为科学民族志为标志性内核的文化人类学;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人类学的政治化倾向与殖民政策化色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还要突出,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家的任何有效的“文化科学”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宗主国政府以及殖民地政府的慷慨支持与研究资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一时期无论打着什么样“文化科学”旗号所从事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多多少少都离不开人类学政治化导向,离不开民族志书写政治化需求。

以上这一点,在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该著的“序”中坦率地写道:“我所做的这项关于努尔人的研究是在英-埃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的要求下进行的。英-埃苏丹政府是这项研究的主要支持者,还慷慨出资促成了研究成果的发表。本研究的一部分还得到了莱沃霍姆研究基金委员会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苏丹政府和莱沃霍姆研究基金会致以诚挚的感谢。”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人类学时期及其以前的人类学家了,他们不再是丰衣足食无所事事然后或者周游列国访山问水或者搜肠刮肚百般整理资料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那种“纯玩”派学者了;相反,他们现在已经成长为虽然具有独立思想但不能独立行事的纯粹学者,需要在个人生存与学术创造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时期的关于“非文明”国家与地区初民社会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文明”国家及其扶持的殖民地政府的官方资助下进行的,甚至其研究成果也需要在官方出资下才得以发表出版。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为主题文化人类学研究,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人类学政治化”的干系。

五、多元与统一:民族志写文化

在文化人类学类型中的后期发展过程中,人类学政治化趋势产生了巨大的裂变,即文化人类学从单纯地被动地单向度地反映揭示“非文明”初民社会的政治生活,向着消除人类学学者学术“霸权”、抛弃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所拥有的文化“主宰”地位等等政治特权这个方向发展,演绎出反思批判“文化科学”的“文化阐释”风格,并更进一步放弃原先保留下来的最后一丝文化“权力”即不再主动地人为地一厢情愿地解释文化,而是谦卑十足地“邀请”被研究者甚至预期读者来一同重新建构“多元一体文化”,并冠以“写文化”的美名大行其道。在这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的时空背景之下,文化人类学学者并不因丧失文化主权等政治特权而懊恼生气,相反,由于这些学者们所倡导的利益多样性主体多元化所展现出的“多声道”并存共荣的民主政治色彩,而日益受到全球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等世界发展潮流的热烈欢呼和大加赞赏。或许,这正是民族志写文化的新风格新时尚加快了政治学科学化与人类学政治化的高度融合,催化了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共同发展的新政治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化的人类学类型中的第三个阶段是阐释/象征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20世纪中期—20世纪70年代,这是文化人类学以“文化阐释”代替“文化科学”的反思批判时代;其代表性作品是格尔兹(Clifford James Geertz)的关于“地方性知识”与“阐释人类学”等系列论著。一方面,阐释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符号的破译以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释;另一方面,它更加注重人类学田野工作后“地方性知识”及其“扎根理论”的提炼。此一时期的主旨虽然表现为“阐释人类学”,是对“文化科学”的反思,但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趋势更加深刻地通过民族志“写文化”的形式得以伸展与夯实,也就是说文化人类学不仅继承与发扬了旧有传统的政治化情结,即进一步关注与描述人类政治生活的内涵与方式,同时还创造性通过“多声道”表现形式,在民族志文本书写中刻意引入了被研究者的立场观点与见解,并为预期的读者们留下了参与式思考的广泛时空。

格尔兹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有关巴厘岛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活的一系列民族志撰写,热衷于对“意义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meaning)展开研究,试图解开“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远方文化的迷”。格尔兹出版于1980年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从政治学科学化的视角来研究尼加拉-德萨的共同体利益之制度性安排与实施活动,从人类学政治化的视角来对西方政治学国家理论与尼加拉非正式国家体制的“剧场国家”实践进行政治文化比较,从民族志书写方法上探讨从“文化科学”到“文化阐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有关尼加拉“剧场国家”的书写文化中,他强调了人类学范式下的象征民族志书写,明显表现出政治哲学转型的旨趣,并在多元集体主义与东西方国家主义的国家范式中不断做出文化符号的比较,从而引申出人类学范式下的政治学新型国家理论——“剧场国家”无疑向传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文化人类学类型中的第四个也是最近的阶段是后现代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多元共存政治时代;其代表性人物是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与詹姆士·克力弗德(James Clifford),他们在思索民族志权威基础上,提出“多声道”民族志文本,体现多元共存的民主价值观念,并冠以民族志“写文化”的旗号从而布达天下。

但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是一本论文集,从民族志的真实书写角度来考虑,笔者认为还是以拉比诺(Paul Rabinow)关于摩洛哥田野的民族志为例更能说明此一时期民族志“写文化”的内涵与形式;也即实验民族志指向的利益多元化主体多样化背景下,不同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以及民主、平等与和谐的多元一体性。我们知道,作者从美国出发,经由法国来到了摩洛哥开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他通过“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布迪厄对作者在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决裂”(与传统观念决裂、与自满态度决裂、与所谓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最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达到了“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的这样一种文化多元一体的民族志“写文化”目标。

总之,新政治人类学范式展现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同一性。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离开人类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而独善其身,换言之,没有人类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的发展历史,政治科学就无法真正地迈向“文化科学”的圣殿;但政治学科学化并没有丝毫削弱其政治哲学的内在本质特征,相反,正是政治科学旨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人民“善的生活”的政治终极目标,才能够与人类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民主政治内涵充分有机地相通相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范式在它最初出现时,它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两方面都是极其有限的。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更能成功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不过,说它更成功既不是说它能完全成功地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也不是说它能明显成功地解决任何数目的问题。范式的成功……在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只是选取的、不完备的、有可能成功的预示。常规科学就在于实现这种预示,其方法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作为一个相对于旧政治人类学的新范式,新政治人类学学科似乎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强化“三化”“四要素”的一体化研究与发展。一是政治学科学化是政治学发展的方向,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与扎根理论方法;二是人类学政治化是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方向,人类学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权力要素、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三是民族志写文化是民族志发展的方向,民族志写文化离不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种类多样化前提下的对话协商与包容共存。“科学”“文化”“民主”的内在统一,“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归化同一,这正是新政治人类学能够唤起至少人类学与政治学等学人重新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