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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巴塘、中甸——记三个西部城镇的研究

作者:王铭铭 翟淑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3-11  浏览次数: 1739

2014年以来,几位青年一代人类学研究者在本文作者之一(王铭铭)的组织下,形成了一个课题组,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格局变迁”为主题,对“藏彝走廊”多个城镇进行了历史—人文区位学考察。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广为学界所知的区域性学术概念,主要指今日甘青、四川、云南、西藏几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及由这些区域构成的文化通道。作为“中间圈”,历史上经过“藏彝走廊”流动的文明因素缤纷多样,“走廊”本身,指的是穿越族群—文化边界的物品、礼仪—信仰—象征、人群流动的“道路”。这组“道路”为流动提供条件,又为在地社会共同体创造其文化边界、维系其自身凝聚力或关系制度提供可能。

“藏彝走廊”交流与区分同时展开;在这个地带,作为“核心区位”,城镇集中表现了这一文化复合的特质。

“藏彝走廊”上的城镇,有着深厚的根基,有的出现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和互动的“自然过程”中,有的则形成于朝廷和地方政权对“边疆”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统治的“人为规划”中。在诸城镇形态中,历史上帝国设置的军镇(如卫所之城)、茶马互市的古镇及起“间接统治”作用的土司之城,居突出地位。直到20世纪初,这三类城镇依旧保留其旧有的人文区位格局:无论它们是“自然”生成的还是朝廷“人为”设置的,这些古镇都是不同文明因素汇合共生的场所。

20世纪以来,“藏彝走廊”城镇古老的复合性内涵减弱,继之,这些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时期城镇化带来现代性对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人联想到具有高度破坏力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论的误区,而它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如城乡对立、人地分割、政策主导、制度依赖、依托工业化等等),加上“额外的”文化问题(如文化拥有者丧失主体地位问题等等),又呼唤着学界对替代性模式的思考。

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学研究者开始探索“新型城镇化”的可能性,主张西部城镇化应兼顾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合理安排生态、资源、产业、文化诸要素,重视文化拥有者的话语权和主体性。

对于学界同人相关于西部城镇化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这个课题组深有同感。不过,我们却共同相信,持续不断的“以新替旧”的重复论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思考城镇化带来的现实问题时,有必要对既有城镇的生命史形态作学术的回归,这种“回归”,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问题出现的历史过程。

在课题设计过程中,课题组借鉴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论著,尤其是这些论著对于城市区位、空间结构、人口分布、建筑景观等方面的人文区位学和民族志综合分析。与此同时,鉴于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更关注职业、阶层、分工等政治经济层面的因素,而轻视城镇生活的宇宙观、宗教和历史层面,课题组又将人文区位学结合到历史人类学中,形成一种综合。

为了以这种综合来同时关照城镇生命史历程中社会空间内部的多层次关系、共同体与周围世界的关联,及共同体自身所经历的历史上的先后关联,课题组分区对“藏彝走廊”的北、中、南三区多个地点展开了实地考察研究。作为课题组的成员,2014年至2016年间,三位在学博士生(夏希原、吴银玲、翟淑平)在本文作者之一(王铭铭)的指导下,完成了对四川阿坝松潘、云南中甸、四川甘孜巴塘三个地点的民族志和历史研究。

松潘城历史久远,其建制可以追述到秦代,但至明才算得上正式建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平羌大将军丁玉在此地设立松州和潘州二卫所,然后合并成“松潘卫”。建城伊始,松潘就作为军镇存在,这源自其重要的交通地位:南北向控制着从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盆地的要道,东西向连接中原王朝与西南广大区域。因而,松潘周围的要道常有大小战事发生,城外的“羌戎”或“番”有时劫掠军队粮草,有时因税收、贡赋等事模糊地“犯边”,围绕在松潘城周围的频繁战争便形成了区域社会的多重关系,除了“汉夷”关系,还有中央政权、地方政府、土司政权、寺院体系的相互关联,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松潘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格局。

夏希原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所谓“汉夷”关系,主要体现为城内“编民”和城外“番民”互动。

松潘建城后,驻城人员主要是屯军,随后,大量的商人、难民陆续流入,有明末清初随军移住而来的汉人,以及从内地迁居此处的“客籍汉人”,从事挖药、烧砖、农耕或小本生意。另有陕西、甘肃一带迁来的回族,多从事商业活动。随着城内官民人数的增长,汉、回各自的庙宇也陆续修建起来,盛时达四十余座,虽是儒释道并存,但也渐渐生出等级性:儒为主导,释禁绝欲望,道提供丰富的神魔体系。城外则是部落居民,被帝国官员冠以“番民”称呼,受土司管理。土司由中央朝廷任命并通过地方政府颁发印信,而地方政府并不直接管理部落社会的具体事务,只在某些土司无法解决的纠纷事务上作出调解。

频繁的纠葛与战事是松潘城内和城外持续发生联系的重要方式。现在松潘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城外的藏族每60年要围一次城,主要是抢劫,30年一小抢,60年一大抢。这种轮回一般的抢劫甚至被松潘城内的民间信仰视作“末劫”,需要以宗教手段加以化解。周期性的战争构成了松潘城内外互动的一种常规形式,“编民”与“番民”在其中相互塑造着对方,共同确定着自己的时空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松潘也愈加成为帝国体系下的城,其文化格局也逐渐形成。从某种程度上看,战争与仪式活动有着共同的方面: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关注人神关系的同时,体现的是人人关系,而战争则是通过人的互动,进一步固化“应有”的人人关系,这些关系分为不同层级,例如帝国与地方之间、部落社会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等等。这些关系之下,茶、盐、马、羊毛等物品的流动也在发生,带来了松潘地区的商业发展。松潘连接了四川内地和川青甘藏区的两大市场,其地理位置便于囤货与分销,无论是销往内地的还是销往藏区的商品,都必须先运至松潘,再择机销往各处,松潘也因此一度成为岷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军事色彩笼罩下的“战争之城”,逐渐发展出繁荣的商业贸易,并不断增加着其他的功能,人和物的不断流动也改变着松潘的人文区位格局。

松潘民族间的战争折射出地方社会的宗教关系、社会政治结构与文化现象,而这些又塑造了城镇生命历程和其格局演变。

相较于松潘的军事意味,巴塘更像是一个“通过之地”,它是川、滇、藏三省(区)结合部,扼川西边陲的咽喉与门户,历史上曾被视为康南重地,也是川、滇、藏政治、经济、文化交汇之地。

如翟淑平(本文作者之一)在其博士论文中描述的,巴塘建城始于明代纳西木氏统治巴塘时所修的军事城堡与官寨,随后历经蒙古和硕特部、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后归入清廷辖内。为了阻断西藏和北方蒙古势力的联系,中央朝廷大力经营川藏线。到了清康熙末年,川藏线南路被确定为出入西藏、行军遣吏、周转钱粮的主要道路,而位于南线的巴塘在交通、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更加凸显。清廷委派粮员驻守巴塘,与土司共同执掌本土事务,在不断的行军、遣吏、周转钱粮之中,内地的汉商、回商、垦户、匠人不断随军入巴,他们先是经营生意,然后逐渐借助通婚等方式融入本地。直至清末,经过改土归流,内地又有大量的商人、垦户、工匠、士兵、文人等进入巴塘,带来了丰富多元的外来文化交汇于此,塑造着巴塘的社会文化格局,这个藏边小城的生命历程也在这个过程中铺展开来。

从巴塘建城以来,一直存在着“上下”两个层面,即中央朝廷的政治、军事管理层面和民间社会的贸易、婚姻往来层面。这两个层面上下沟通,互为联结,“人”、“城”互相塑造,“城”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军事塑造,“人”是民间的经济文化互动之结果。

巴塘的城与人所历经的历史演变,反映在区位格局方面,即表现为人与空间关系随着时间的延伸而不断累积叠加。区位格局演变的历史连续性与人、城生命史的延续性是同一逻辑,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

中甸与巴塘在明清之后的历史有相似之处,但相比巴塘,中甸的商业功能更为突出。如吴银玲在其博士论文中叙述的,早在明代(1488年始)纳西木氏土司管理中甸时,已将汉区移民屯垦的经营方式带来,使之成为当时滇藏贸易中的重要集镇,因而其经济功能比巴塘更为明显。明清之际,中甸在西藏、蒙古、云南三地之间经历了数次隶属变换,不同的外部势力接连进入中甸,带来了其社会文化的不断变革。清廷直接管理中甸后,帝国军队所建的“城池”替代了先前的“寨堡”,而随后开设的互市贸易更使中甸成为川、滇、藏贸易往来的重要据点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其经济地位更加凸出。另外,代表帝国统治的地方政府与本土社会的“市场—寺院—神山”体系,共同使中甸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为其商业兴旺提供了保障。正是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繁荣的商业贸易中,汉回官兵、商人等外来者不断进入中甸,形成了藏、纳西、汉、回等群体共居的格局,而经过不断重复的社会生活,他们形成了基于地域认同的“内部共同体”。

“藏彝走廊”城镇(如中甸)也有以“市”为基础“自然形成”的,但其正式建成,则多数与中央朝廷及其区域性“中间环节”植入“番地”的需要有关,其功能重在“城”,亦即军事和政治层面的“镇守”。

可见,流行相当长时间的“先市后城”的分析路径,存在着它的问题。

然而,必须强调,古代城镇的“人为性”往往没有自然导致城镇衍生道路的一致性。建城之后,诸如松潘、巴塘和中甸不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变化的——相反,历史上,这些城镇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甚至可以说代表了西部城镇衍生史的不同模式。

对此,我们首先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寻找原因。地缘政治表明了某地与帝国的“距离”,除了自然地理层面,还包括政治、军事、教化等层面。先来看松潘,明代建城之前,它作为卫所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其军事要塞的功能在建城之后延续下来,深受中央王朝重视。相比松潘,巴塘更为“偏远”,其军事战略意义相对其交通意义较为逊色。清康熙末年,川藏线南路成为“正驿”,巴塘更突出了它行军、遣吏、钱粮等方面“通过之地”的特点。因而,巴塘城的规模一直较小,作为粮台,驻军数量少,反而来往之人较多,贸易交往比较频繁。在这一点上,中甸又有相同之处,其贸易和交通功能比军事功能更为明显,军事设置和官兵数量都无法与松潘相比。

在以上背景下,三座城镇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征。

松潘的军事战略意义最强,因此城池的修建也最符合帝国城市的宇宙观想像:“城市应是正方形的,规则的,坐北朝南的,强调围合、城门、序列、有意义的方向,以及左右对称。以创造与维持宗教和政治的秩序为明确的目标。仪典与空间配合在一起……若是和谐被破坏了,一定有灾难降临。”这座建在“番地”、符合帝国宇宙观想象的城建成后,就见证了持续不断的战事,战争塑造着松潘城的文化格局,也影响着它与周边部落社会的关系格局,最终形成以松潘城为中心,逐渐向外围部落社会推进的政治地理单元。

在三个个案中,中甸军事意味相对最弱,商业贸易的特点最为明显。虽然建城也是为了帝国军事上的考虑,但建城之前,这里已经是茶马互市的重要站点。

从某种程度上看,巴塘是处于松潘和中甸之间的,它的军事意味没有松潘那么强,商业贸易的特点也不如中甸突出,它更多的是连接中央帝国和西藏政权的桥梁,是军队、粮草、官员往来的通道和官驿,并在此基础上缓慢地发展起城镇商业和贸易。正是因为其联结作用和通道地位,它具有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气质,接受着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因素,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这与松潘城那种充满暴力和争斗的历史过程,有着明显的区别。

松潘、巴塘和中甸可看作“藏彝走廊”地带城镇历史过程的三种模式:作为军镇的松潘城,很大程度上是由暴力和战争塑造而成的;作为“通过之地”的巴塘,在经历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获得了城镇多元混融的总体特征;中甸作为茶马古镇,其城镇史离不开历史上频繁的贸易往来和商业交换。

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不同城镇虽有不同的特征,但构成城镇社会生活主要内容的,均为民间层面的经济交换、婚姻结合及其他文化往来。

随着历史的展开,在不同城镇中,不同群体在同一空间内逐渐形成一个个“小世界”,这些“小世界”向其他“世界”开放,相互之间发生多层次的关系。

所谓“小世界”的开放性,内涵不局限于学界前人充分论述过的“市”(城市的交通、交换功能)。在城镇内的“人—空间”关系中,群体不仅仅将空间视作可以争夺的经济资源,更视之为文化表达的载体,它们是仪式发生的场所,是社会关系展示的舞台,是情感交流的场景,各种社会活动经由时间的流淌在其中发生,它们与神话、宇宙观、信仰发生着关联。无论是在巴塘、中甸,还是在松潘,共处一城的人群各自都归属于各异的神话、宇宙观、信仰体系,其生活时间,受着各异的仪式历法的规定。

历史上,松潘、巴塘、中甸的建城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背景,但每个城镇的生命历程都既各自有着有别于其他城镇的特点,又与其他城镇共享着流动的特性。

20世纪以来,这三座城镇却越来越向着同一的方向迈进,最终“殊途同归”。

转变开始于“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派流官管辖的倡议在清中期已经出现,但大刀阔斧地进行还要与清末的赵尔丰联系在一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升为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借着查办和平息巴塘“凤全事件”之机,率先在巴塘实行“改土归流”,由此,整个康区的改革帷幕被拉开。此后,清廷拨付大量川边经费,来经营这些“边镇”,在农业、手工业、矿业、邮电、交通、医药卫生、教育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让包括松潘、中甸、巴塘在内的诸多县城呈现繁荣的景象。

“改土归流”的“经边”思维并没有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消失,而是延续到民国时期,转变成国族主义思维之下的“边政”论述。

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军阀混乱,曾一度让国民党无暇顾及川边。在这一短暂时期,盗匪纵横、冤家格斗、族群纷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城镇纷纷重修先前倒塌或废弃的城墙,保护城内安全。“抗战”期间,“党国”在退居西南后又开始重视川边经营,使这里的经济和商业有所复兴。民国之前的川边建城,更多出于羁縻政策下的稳定考虑,此后,“川边”概念所带有的模糊性渐渐被国族对于疆域和国土的精确要求所替代。

20世纪50年代之后,松潘、中甸、巴塘和其他城镇一样,成为国家区域行政制度下的普通县城。新旧政权交替给这些城镇的发展带来了一段为期不短的阻碍,尤其是“以粮为纲”的公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县城的商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订了一系列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情况才有所改变,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也是在这个城镇化大潮的席卷之下,成为了国家建设和全面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着各自生命历程的松潘、中甸和巴塘,最终走上了这种以经济发展、现代化转型、综合国力提高为目标的城镇化道路,它们所具有的历史路径的独特性、整体生命史的丰富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丧失,昔日的“边镇”形象转变为“欠发达”、“落后”的地区形象,在追求“发展”、“现代化”、“进步”之中,经济理性掩盖了区域的文化理性,鲜活生命史之下的独特性,也黯然失色。

六十多年来,“藏彝走廊”的文化复合格局在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改革开放、城镇化的政策影响下,产生了明显转变。

作为课题组成员,三位博士生以区域地理、历史、族群文化为背景,考察了松潘、巴塘、中甸形成、变化的历程,从这一区域既有的空间“节点”入手,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文化格局的变迁。他们的研究表明,贯穿“藏彝走廊”南北的三个城镇,在历史上以不同方式共同作为跨文化关系的纽带存在着,而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些曾经在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沿着不同路径缓缓而行的城镇,经历了一系列“求同”意义上的转变。

“藏彝走廊”城镇的“殊途同归”,可能给那些追求文化单一化的人带来喜悦,但对我们而言,这是值得反思的。

文化复合性是城市的本来气质,以这种气质的丧失为“城镇化”的标准,是违背“城镇”本质规律的。

30年来以经济实利主义为主导旨趣的“城镇化”,带来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同时造成了大量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无疑,如被广泛认识到的,我们要考虑城镇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也要考虑生态、资源、产业、文化、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近期,协调传统文化保护和城镇化的新发展,成为一项得到重视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民族文化产业”、“旅游城镇化”才获得了“理由”,成为许多民族地区城镇选择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一带有经济实利主义旨趣的新城镇化方案,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解决问题。“产业化”、“旅游化”的结局似乎与文化自身的衍生规律相悖。这些带着新面具的“运动”,因袭了“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民族识别”传统,以新方式进一步导致了城镇文化多样性的消解。以中甸为例,这座城镇在“香格里拉”名号的争夺战中取胜,“文化牌”成了其发展的筹码.改名为“香格里拉”之后,其城镇规划与建设便围绕着这个概念来做文章,而这个颇具藏族色彩的概念也拉开了中甸文化单一化的序幕。当地政府不仅从城镇规划和基础建设这些宏观方面来强调其单一民族色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服饰、语言、文字、饮食等方面来强调自己的单一民族身份。在对旅游经济的期待之下,“独克宗古城”得以重建并成为彰显“藏地文化”的旅游区,更为中甸的单一民族化加上新的筹码。然而,这种营造和恢复“传统”的努力,造成了中甸文化复合特性的丧失。此后,中甸人才开始回到历史中,将不断生成的文化多元化视作他们真正的“传统”。然而,正是在此时,巴塘向中甸的老路上走去。巴塘的城镇史研究表明,这个被视为“交汇地”、“通过之地”、“结合部”的城镇,实际上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外来者点滴积累和层累式构建的。然而,在现在“318川藏线”旅游的宣传之下,处在这条道路之上的巴塘,也开始把自己推到文化单一化的道路上,旅游景点的开发、传统民居的建造、城市宣传所用的标语无一不在强调它的单一民族特点。

时下的西部,“新型城镇化”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强调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这本身不是问题,但若是不顾及一城一地的历史和文化,只一味地依托某种“民族性”或“族群性”的文化特征,并诉诸旅游业的发展来谋求经济增长,便会如既已发生的那样,对城镇文化的本来气脉产生严重损害。

在“藏彝走廊”研究城镇,我们认识到,城镇的生命史是连续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内涵是文化复合性。“新型城镇化”之所以会造成以上所说的“文化单一化”的问题,是因为其规划者缺乏对城镇生命史这一实质内容的认识。我们既往惯于以短视的、政治史的“30年”或“60年”来界定“城镇化”,而从松潘、中甸和巴塘的实际经验来看,它们的“城镇化”脚步从其生命之始也一同展开,且从未停止,是一个连续的跨文化互动的过程。在城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多重关系不断生发,造就了不同文化共处的区位。如我们的研究表明的,历史上的建城,时常是出于中央朝廷地方行政的需要,但建城之后,市场的发育与扩大、商业贸易的繁荣、不同族群的共处,更多仰赖“民间社会”,而所谓“民间社会”,便是多重关系发生的土壤。

除了在松潘、巴塘、中甸作持久研究的三位博士生之外,“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格局变迁”课题组的其他成员还围绕西宁的历史记忆、拉萨的节庆、大理的“大漂族”、西双版纳的时空体系等等课题作了长时期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们选择的研究主题和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我们共同认识到,历史—人文区位学的综合,有助于我们把握西部城镇多重关系之历史源流和命运,而对城镇历史源流与命运的把握,能为“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创造必要的知识条件。


注释:

[1]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21-151.

[2]自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后,李绍明、李星星、石硕、王铭铭等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次讨论。此处定义出自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6271-6.

[3]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例如,罗红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2015年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的国情调研重大课题中,从文化角度审视内蒙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问题。他指出,这几十年来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政行为的产物,背后的观念是精英治理模式,也是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的狭义发展思维在发挥作用,这造成了以GDP为衡量标准、以资本运作为逻辑的城镇化道路,其结果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此外,资本的逻辑将每个人吸纳进来,经济理性造成的个体主义也会损害原先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在这种城镇化的实施中发生了改变,包括习俗、宗教、传统等在内的文化理性原本在文化拥有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而现在却受到经济理性的冲击,甚至被后者取代。实际上,对于文化拥有者来说,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是相互嵌合的,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即“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构成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如果割裂这个整体系统,采用一种不适应当地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政策行为去主导城市化,会引致城市发展的困境,将当地带入一种割裂的状态,造成他们社会生活的非良性变革。参见罗红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化困境——以内蒙古为反思案例[M].文化纵横,2016.

[5]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开创于罗伯特·帕克。1925年,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合著的《城市》,明确地提出应将城市视为有机体并对之进行整体性的实证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以人类生态学研究方法对城市进行研究的设想,形成城市人文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理论。英文版参见R.E.ParkR.D.MckenzieE.N.BurgessThe City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中译本参见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近来对于芝加哥学派,尤其是帕克的城市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和研究,例如田耕.人文、生态与社区——重温帕克《城市》[J].社会发展研究,2016.

[7]关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参见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8]这些研究已以博士论文为形式得以呈现。这三部博士论文分别为:夏希原.难城——松潘的民间信仰与部落叛乱[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吴银玲.独克宗——中间地带城镇的历史民族志[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5;翟淑平.城市作为文化复合体——巴塘的空间、节庆和仪式[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6.

[9]直到清代之后,松潘厅城的人们才大概了解,原来城外这些部落还可分为“西番”、“猼猓子”和“氐羌”等几种,其中“西番”又分为“熟番”和“生番”,而以前则笼统地以“羌戎”或“番”来称呼。

[10]2002年55日,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20141216日,民政部批复香格里拉县撤县改市,现为县级香格里拉市。当地的地名变动频繁。当地古称建塘,现在被称为香格里拉县,而当地人仍习惯使用自明朝时延续下来的称谓——中甸。而提起“中甸县城”,当地人一般认为指的是包括独克宗古城和周边新城在内的城区;而提起“独克宗”,当地人通常会认为指的是1950年之后的“中心镇”以及1996年之后改称的“建塘镇”的城区范围。

[11][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9.

[13]关于“凤全事件”,参考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J].中国藏学,2009.

[14]关于“文化复合性”,见王铭铭,舒瑜编.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