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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代女性财产权问题再考察

作者:薛洪波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3-12  浏览次数: 727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以后,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在以“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中,女性通过参与生产劳作和国家对“户”的控制获得财产权。战国秦汉时代的女性,其身份无论是“在室女”“出嫁女”还是“寡”“弃妻”,都会通过“为户”和“不为户”等途径拥有自己的财产。女性财产权的获得,其根源在于国家尽可能地保证“户”的存在,借以实现各种赋税征收和役的摊派。国家把女性群体纳入征课对象,严格控制户内家庭成员的财产,充分体现了早期帝制社会统治的严密性和残酷性。

【关键词】战国;秦汉;女性财产权


作为民事权利之一的财产权,主要是指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和继承,它是个人获得独立人格及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民国以来,受女权运动和女性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受困于资料短缺,关于战国秦汉时代女性问题的研究大都是从妇女的婚姻与家庭地位、妇女是否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等方面立题的。张家山汉简公布以后,学界一度围绕《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就汉代女性的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这些论述关注的焦点仍是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问题,不能从国家控制及法律等层面深层次地认识女性财产权问题。本文以战国秦汉时代女性的财产权为视角,结合其他出土文献,从国家的政治诉求和女性参与生产劳作的角度论述女性财产权的渊源,从女性“为户”和“不为户”的法律身份探讨战国秦汉时代女性拥有财产权的途径,期翼该问题对认识后世女性财产权等相关问题有所助益。

一、女性财产权之渊源

从历史上看,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社会,私有财产一般是以家族为单位占有的,财产的支配和继承都掌握在以宗族长和宗子为代表的男性家族成员手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即便是贵族妇女也只有有限的财产权。春秋战国以后,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层级结构上,传统贵族的政治控制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式微,以军功地主为代表的庶族新贵崛起;在家庭结构上,个体小农家庭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而国家相关法令的出台又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转变历程。在这种形势下,个体的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成为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

适应社会结构的上述变革,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相应地从封建体制向帝制体制转变。为了保证高额的军费、官僚俸禄以及大规模的国防和帝王宫廷陵寝建造的开支,在社会产品短缺的时代,国家只有尽可能地榨取国民的财富才能获得上述资源。于是,一切力役、兵役、赋税的发遣和征收被分化为尽可能小的单位。在分异盛行的战国秦汉时代,成年男性“月为更卒”,戍边屯卫,临时发遣,“力役三十倍于古”。在这种条件下,家庭中的“大女”就必须承担更多的生产活动,当然,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权利,战国秦汉时代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卷入了更多的劳动领域。

任何时代,权力与义务都如一对孪生姊妹相辅相成。女性为了维持生计,在个体小家庭中担负起各种生产劳动,使其在家庭中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女性拥有财产权的现实条件。据史书记载,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着繁杂的劳动。

田间劳作是女性经常参加的劳动。“女绩”大部分是由女性承担。彭卫在《汉代女性的工作》中指出,“女绩”并非单指“织”,而是从蚕、桑、漂絮、纺绩、染色到制作服装的完整过程。纺织是“女绩”中重要的一项。女性从事商业贩卖也比较普遍。

除了从事农耕纺织、商业活动外,女性在家庭中还要操持家务、喂养少儿、饲养家畜、采摘果实等,承担着繁杂的日常劳动。更有甚者,在特殊时期成年大女还要筑城、随军戍边以及被征发服劳役等。女性在众多领域的辛劳付出,体现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上的价值,使女性拥有财产权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国家为了完成各种赋税和徭役的摊派,制定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和赋役制度,刘泽华就曾指出:“编户制不是一般户籍管理,而是人身占有和支配的行政体系。”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诉求,国家把编户齐民的每一个成员都纳入了征课的对象。在这样的政治诉求下,女性被卷入了征课的大军,不仅能“为户”承袭户主的身份,还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娘家和夫家的财产。

二、女性“为户”之财产权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财产主要包括田宅、奴婢和马牛羊等,而这些动产和不动产大多是以立户为前提或附丽于“户”的,所以女性拥有这些财产的重要途径就是要“为户”。为了延续户的存在,防止绝户的出现,国家在选定合法户主继承人的时候,必然要尽可能地扩大直系亲属继承人的范围。

在法律规范下,按照继承的顺序,女性为户的情况主要有两种:“寡为户”和“女为户”。国家以寡为户主,使寡获得了相应的财产权,这样的继承顺序,既保证了缴纳赋税户数的存在,又凸显了寡在家庭成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室女作为合法的继承人排在儿子、父、母、寡之后,位列第五序列。从“寡为户”“女子为户”可知,国家为防止“绝户”的出现,尽量把户中所有成员都列入继承行列。在简牍资料出土前,学界对“女户”的存在还持怀疑态度,学者们就“赐女子百户牛酒”曾展开过广泛讨论。如今此问题已尘埃落定。由于户是合法占有田宅的前提,又是缴纳赋税的基本单位,所以女性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为户”以后,仍要承担各种赋税,包括户赋、土地税、人头税等。

以“户赋”为例,“户赋”是直接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单独税目。“户赋”的征收,秦代既已有之。汉代“户赋”的征课对象,是包括卿级爵及以下所有立户者,国家正是通过征收这些户的“户赋”,去维持部分国用开支,所以不遗余力地把“寡”“女”等列入户主的继承顺序,稳定在籍户数,把编户齐民下的弱势群体纳入征课的对象,这可看作是专制主义下权力与义务对等原则的一种体现。

三、女性“不为户”之财产权

战国秦汉时代女性普遍存在着“不为户”的现象,虽然出土简牍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她们能够继承财产,但其仍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财产,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从出土简牍和碑刻材料看,“为人妻者”不仅可以继承娘家财产,还拥有“私财”,在特殊情况下还能接受娘家所赠予的财产,而且身份为寡母者亦拥有掌管、分配夫家财产的权利,这该是国家认可的民间习俗作用的结果。

家长在赠予出嫁女奴婢、衣器、田地等财产时,都有里典出席,说明财产分配文书是依照法定程序签订的,这意味着民间的生分或遗嘱继承等财产转移,是在国家有效控制下进行的,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财产转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除赠予情况外,出嫁女还可以拥有自己的私财。嫁妆是出嫁女私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汉代社会普遍存在重聘金、嫁妆的习俗。皇室贵族如此,普通民众亦如此。可见,女性拥有“私财”已成为战国秦汉时代的普遍习俗,“私财”不仅包括嫁妆,还包括在夫家私下积攒的财产。私财虽然属于女性私有,却属于国家控制的范畴。战国秦汉时代女性拥有“私财”是民间普遍存在的习俗,为了加强对家内田宅、奴婢等财产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又以法律的形式将私财合法化,借以建立起帝制社会的财产秩序。

而寡母掌管、分配家里财产之例战国秦代已有之。国家之所以严格控制财产的继承与分配,除了国用开支外,还因为西汉以后,国家在财政运转出现困难的时候,会临时征收财产税,至东汉以后财产税的征收已经逐渐常态化。

综上所述,在春秋晚期到秦汉的漫长岁月中,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国家役使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战国秦汉时代的女性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和家庭的各项活动,开始拥有自己的财产权,这是女性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女性财产权的获得,既可以通过“为户”对田宅等的继承,也可通过“不为户”依靠“生分”、赠予等方式从娘家取得。虽然在获得财产权的过程中,依照“寡”“在室女”“出嫁女”“弃妻”等法律身份受到层层限制,但女性拥有财产权亦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正是把编户齐民下的每个人都纳入征课对象,把“为户”和“不为户”女性所拥有的田宅等财产都登记在册,不仅借以实施各种赋税的征收和役的摊派,还通过刑罚体系控制着户内家庭成员的财产。以皇权为核心的秦汉帝制时代已把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带给女性的权益和女性的付出则互为表里,这既体现出帝制早期统治的严密性和残酷性,也成为此后两千年女性生活和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