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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观念世界的现代转型——以延安时期改造巫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者:王建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3-14  浏览次数: 1014

【摘 要】延安时期,巫神在乡村社会具有的特别权威,使得中共改造巫神借用了二流子的符号,并使得对二者的改造交织在一起。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造虽离不开权力的强制性,但通过思想改造的自我呈现与组织纪律的社会再生产,展示了群众自我改造的运动景观,可以说,超越了西方相关社会理论的简单逻辑,促进了社会现代性的成长。根据地运动式社会改造虽然不能根除观念世界中的“他者”,但当群众熟悉了社会运动的民主形式后,也在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丰富着运动的内容与形式。

【关键词】观念世界;巫神;二流子;现代转型


一、引言

社会意识现代转型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主题,较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传统分析框架,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成果更加关注历史的过程与细节。郭于华、孙立平研究发现,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基层政权通过对“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完成了把个体生活世界中的“苦难”上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从而有效动员并保证了农民对革命的认同,其后,这一主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对传统的阶级史观,相关研究突显了革命情境下政治社会化的国家权力在场,但过分关注历史细节,无疑会忽视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同时,强烈的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也会忽视社会的自主性创造。

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乡村观念世界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多层面同步展开的过程。其中,既有以阶级诉苦为表现形式的忆苦思甜运动,又有以表现根据地生活为中心的新秧歌运动;既有以扫除文盲为代表的识字运动,又有以农民通讯员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既有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劳动英雄评选运动,又有对不事生产的巫神(二流子)的改造运动。后者虽是大生产运动的产物,但又是中共社会观念改造的必然逻辑。就乡村观念转型而言,中共对巫神(二流子)的改造无疑还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改造巫神(二流子)运动,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致力于观念世界的改造。从巫神的自我反省到干部抬“神楼子”,中共在根据地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社会改造道路。今天,学界有关改造二流子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论及内容都是改造二流子对生产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即便偶有借用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成果,也更多是换一个概念表达相同的主题,缺少理论上的突破。有关改造巫神运动,则几无研究成果。事实上,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改造二流子与改造巫神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共产党人看来,巫神就是最坏的二流子,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管窥根据地社会改造,特别是观念世界改造的全貌。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陕甘宁边区政府改造巫神(二流子)的乡村实践,总结劳动改造思想过程中的社会自主性创造,在检视西方社会意识改造理论的基础上,力争为这一理论增加本土化元素。

二、影响观念世界的“他者”

20世纪初的陕北乡村,传统中医尚不多见,更无西医可寻,同时,群众缺少卫生习惯,常年不洗澡,很少换衣服,以致人口的出生率虽然不低,但死亡率却居高不下。1941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11人的防疫队到甘泉、富县、志丹三县开展防疫工作,历时二月余,种痘325人,打针431人,医治病人1199人,深得民众欢迎。但据统计,当年夏天,仅甘泉三个区因患白喉、麻疹、赤痢、伤寒等传染病而死亡者就达186人。有了政府的医疗救助,还有如此高的死亡率,可以想象,那些政府力所不及的地方,群众的生存状况就更为艰难。

对此,决心到延安农村自力更生的作家萧军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1943124日(星期六),早饭后,萧军即开始搬家,由碾庄到刘庄。因为灶不行,晚饭就吃于房主人家,房主人姓刘,52岁。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16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刘家的遭遇在根据地乡村具有普遍意义,据19448月陕甘宁边区卫生展览会公布的数据,在延安市北郊乡,34个婆姨,平均每人生7个孩子,死亡5个。全乡婴儿死亡率为60%以上。在刘庄,萧军还给自己的妻子作了最为原始的家庭接生。事实上,中共一到陕北,就在延安和安塞两县开设了医院、卫生医疗所,据1940712日的《新中华报》刊文,经过3年努力,两地医疗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延安县(市)的情况尚且如此,根据地其他乡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面对生存困境,陕北群众普遍迷信鬼神,有了病,就去求神拜佛,请巫神。何谓巫神?在近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看来,巫与神代表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强调依靠人本身的力量可以应对自然秩序,后者把自然现象的更迭解释为本质像人,而能力无限超过人的神的意志、情感或愿望所决定的。可见,巫神就是具有沟通人神关系能力的人。对于缺少自我反省精神的中国人而言,对自然世界的未知现象更乐于用巫术来解释。巫神通过神话故事与主观臆断,建构了解释世界的一种范式,并一定程度上成为观念世界的操纵者。

据不完全调查,在陕甘宁边区,即有神官、师婆(女巫)、巫神、法师、梦仙、遷送、马脚等七种从业人员,统称巫神。其中,马脚专在香烟庙会上,以神的面目现身说法,借口传愿,其余均以骗人的方法为人驱鬼治病。由于他们出现的面目和活动方式差异,有所谓“精生意”和“皮生意”之分。前者以起坛下阴为主,后者则主要是玩一些变戏法之类的法术欺骗群众。这些差异也表现在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上,如神官的羊皮鼓、巫神的三山刀、师婆的菜刀、遷送的米蛊香表等,其中,比较复杂,比较普遍的是巫神,骗人方法也最多。据《解放日报》刊文,巫神所谓“治病”,不是“安砖、吊瓦、烧黄表”,就是钢针扎肉、裸体鞭打、头顶放炮、麻绳捆指、火烧阴毛之类,后者更是对病人身体的摧残。19446月到延安访问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发现,陕北的巫神具有特别权威,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民众因愚昧落后及对驱鬼治病的幻想而甘愿受他们摆布。

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职业”公开或秘密地存在,因为迷信巫神必然妨碍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的传播,可以说,改造巫神是革命的既定任务。问题是,巫神在乡村社会的“崇高”地位,使得讲究斗争策略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更多的是利用巫神迷信的形式为其底层动员服务。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强调对于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中共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就曾参加群众拜观音,以取得和群众的联系。在他看来,农民运动要从基层开始,不能摆出高贵的架子,和农村妇女绝不谈新思潮,不要谈迷信。对共产党人而言,乡村封建迷信活动有似革命的迷彩服,而破除迷信需待群众动员起来以后,也就是说,需要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组织力量的壮大,共产党人需要适时向根据地内外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施政纲领,以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基于此,1940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反对迷信的武器就是科学。较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增加了“提倡科学知识”的内容,为此,《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不久,延安即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问题是,在落后的陕北,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以科学反对迷信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宣传的意义。

改造巫神,破除迷信,离不开乡村群众的广泛参与。如何使改造巫神变成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从社会动员的全局出发,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指出,反迷信不能引起大部分群众的反感,造成干群关系的尖锐对立。因为,这样不但不能破除迷信,还会妨害其他更重要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当局断绝军饷而增加的财政困难,使得当年边区群众需负担20万石救国公粮,引起一般群众的不满。此时,再强推反对巫神,也就是改变已经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观念,显然是困难的,甚至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

为走出经济困境,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为农户订立生产计划,以消除可能的怠工行为,改造二流子由此进入中共基层干部的视野。在陕北,人们对于那些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烟鬼、赌徒与做坏事的人,喊他“爬鬼”,骂他“地痞”,统称为“流氓”。中共建立新政权后,这类人已无谋生手段,但又不愿参加生产,游荡于街坊邻里之间,混口饭吃,被称为“二流答瓜”的人。据陕甘宁边区建设厅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而流氓、地痞就将近500,占人口数的16%;延安县人口为3万左右,流氓地痞为1692人,占人口数的5%。在边区建设厅看来,如果以延安县来推算全边区情况,则140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万左右;从低估计,全边区有3万二流子,当不为过。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部分二流子不仅不生产,还站在大路旁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仗着一张油嘴与流氓手段,违反政府法令。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农村里有了这种人,就免不了做坏事,影响好人,弄得“妻厌子不爱”,甚至勾结坏人,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以生产为业的乡村群众而言,改造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无疑会赢得群众的支持,同理,以生产的道德标准,或者说正当性来改造巫神,应该是可能遭遇社会阻力最少的一种形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1943523日的《解放日报》刊文,巫神是“最坏的一种二流子”,不但自己不劳而食,任意挥霍,还要从欺骗掠取群众财物中供养全家的生活。同时,每次作法事时,“都要四个劳动力伺候他们装腔作势”,妨碍群众生产。以发展生产为目的,改造二流子与改造巫神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如此,巫神也就从观念世界的“布道者”变成了群众中的“他者”,对其改造就具有了革命的正当性。

三、劳动改造思想的实践逻辑

1940年春,延安县在庙沟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熟悉农业生产的地方干部胡起林和王庆海提出了让二流子参加生产的主张,并逐渐推广到各乡,及至1941年底,全县二流子减少了72%。延安县的生产实践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印发了延安县的工作报告,毛泽东称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思想、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像生龙活虎一般征服一切困难。他们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学会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群众的艺术,“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为表彰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与县长刘秉温,毛泽东给他们题字:“善于领导群众”,以示鼓励,并希望把他们的模范经验尽快推广到根据地的县、区、乡里去。

作为全边区意义上的先进典型,中共西北局决定将延安县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1943年的工作计划印发各县,供各地干部学习与借鉴。117日,也就是西北局高干会闭幕后的第3天,《解放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延安县经济建设的总结和计划。通过具体的数据,既介绍了延安县在合作社、移民、开荒及改造二流子等方面的成绩,也以具体的案例表明延安县的干部为什么身上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

毛泽东与中共西北局对延安县经济建设工作的表彰,无疑激发了王丕年的工作热情。在乡村群众喜迎旧历新年之际,王来到川口区第六乡,召开支部书记、乡长、副乡长与积极分子会议。经过两天的调查研究,制订了全乡的生产计划。当二流子等其他劳动力都动员起来后,让巫神参加生产自然就进入基层工作者的视野。为此,他们给全乡13个巫神、阴阳等不务正业者,制订每人开荒4亩,共计52亩的生产计划。六乡生产计划很快发表在28日的《解放日报》上,其导向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及至2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干部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文中提到延安县蟠龙区某巫神,把三山刀打成了镢头,向群众宣布,再不骗人了,从此努力生产。文章以“改造二流子”为题,事实上,也就在二流子与巫神之间划了等号。在根据地,中共中央机关报以社论的形式,对巫神进行“二流子”的定性,无疑代表了中共高层的态度,也就是说,以改造二流子为契机,改造巫神的时机已经到来,只是考虑一般群众的接受心理,需要借助二流子的符号,由此也使得对二者的改造逐渐交织在一起。

如何把延安县的经验推广开来?作为该县上一级主管部门的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责无旁贷。据《解放日报》报道,为推动边区生产,“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以外”,分区专员曹力如指示延属各县,动员全分区约400个巫神一律参加生产,并强制“巫神”放弃过去骗人的职业,没收相关工具,采用对待二流子的办法,要他们选择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农、工、商),由政府按照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生产任务,责成区乡政府并动员临近群众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务使巫神能真正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同时,要求各级干部要在群众中宣传科学知识,抓住具体事实,说明符水救不了病人。至此,让巫神,也就是二流子参加生产就成为观念世界改造的一部分。

劳动何以改造思想?在乡村社会改造者看来,劳动可以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从吃不上饭到有饭吃的事实就可以让二流子发生思想的转变,因而,如何让二流子参加劳动就成为改造其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就是要改变他们传统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习惯,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离不开改造身体的强制过程,“骂、打、绑、戴纸帽、挂牌牌、游街”等办法都曾用于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其中,“挂牌牌”就是给这类人房屋的门上和身上佩戴二流子的证章。如传统的戴枷示众,“戴纸帽、挂牌牌”也是“使犯罪者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有了这种身份的区隔,二流子就成为群众中的“他者”,唯有接受改造才能获得新生。当然,暴力更多的是发挥一种威慑作用,以县、区、乡为单位组织二流子生产是基层政权经常采用的手段。

在绥德分区,各乡均成立二流子生产队,从事扫街道,背石头,盖房子等体力劳动。在此过程中,以裴宁区为代表的区级政府推行调训制度,即把各乡的二流子,轮流调到区上受训。二流子白天生产,早晚接受思想教育,内容涉及二流子的劣迹,对大生产运动的消极影响,以及政府改造二流子的决心,目的是让他们丢掉幻想,安心接受改造。调训期满便送回乡里,由乡长负责督促他们生产。那些留在乡里的二流子,同样被组织起来,用整编的办法来鼓励二流子进步。每整编一次就在二流子大会上宣布一次,“谁已经改好了,可以退出二流子队”,也就是回到群众中去。如福柯所言,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

经过整训,部分二流子实现了身份的回归。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统计,1943年初,全边区有二流子9554名,到当年底改造了5587名,即改造了58.8%。在改造二流子过程中,地方干部还创造了形式各样的改造手段。在各县各区奖励劳动英雄大会上,带红花的劳动英雄昂首坐在主席台上,挂白条子的二流子则低头立在劳动英雄身边。传统乡村社会,“红花”是洞房花烛的象征,而“白条子”则是乡村丧事的符号,把它挂在身上的羞辱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想象,两种不同颜色的强烈对比,给被改造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在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上,“父老兄弟们,你们认识这些人吗?”当胡乡长笑着向大家指点主席台左边坐着的一群二流子时,会场上,一百多双眼睛顺着乡长的指点有力的“射过去了”,二流子应感到大家目光的威力,无神地把头低垂下去。在点名批评阶段,虽然还有像魏明山这样的老二流子,“向大家无耻地”咧着嘴笑;但一般二流子的“豆大泪水”还是证明了那一刻的改造效果。让二流子参会的意义就在于把个体置于一种对立的社会关系中,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强迫他们回到“我们”中来。

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使得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好转,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实现了生产自给,干群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使得1944年对巫神的改造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改造的重心也开始转向如何揭破巫术骗人的伎俩,以实现观念世界的改造。同年429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反巫神的斗争”,强调“巫神最大部分是二流子,是鸦片鬼,每年消耗边区人民的钱财以万万计,害死的人也实在不少”,希望各地党政军民,一方面设法取缔当地巫神的活动,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一方面劝导并帮助当地巫神改邪归正,成为正当谋生的劳动者。社论号召各地西医、中医、小学教员和有智识的人联合起来,同巫神作斗争。至此可以看出,中共希望把改造巫神变成一场全边区的群众运动。

作为陕甘宁边区最早改造巫神的延安县,如何在运动中发挥模范作用?19447月中旬,延安县召开反巫神大会,到会男女巫神59人。在巫神代表自我揭破骗术的发言后,县委书记王丕年发表讲话,强调反巫神斗争才刚刚开始,以后要在区、乡、村推行下去。目前,区乡干部对这个工作还认识不够,首先要“做到干部反巫神,进而发动巫神反巫神,以致广大群众反巫神”。从王丕年所提巫神改造的三个步骤可以看出,乡村干部迷信巫术的应不在少数,面对巫神在陕北乡村社会的至深影响,让“巫神反巫神”就成为中共推动运动展开的逻辑必然。当然,这一路径的选择与前期改造二流子累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而中共延安县委与西北局的上下互动,无疑勾勒了一幅社会改造的组织路线图。

四、思想改造的自我呈现

劳动改造思想有主动与被动之别,如何让观念世界的“他者”主动接受改造,是乡村社会改造者们努力的方向,也是革命进步逻辑的必然指向。因为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其所倡导的改造巫神(二流子)运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一旦被改造对象实现了思想的觉悟,就会主动接受改造。早在1943325日,《解放日报》就以“二流子转变的模范”为主题,报道了吴旗县四区五乡刘生海,一个曾学过阴阳的二流子勤劳致富的事迹。此时,全边区意义上的改造二流子才刚刚开始,如此新闻报道的意义更多的是要鼓舞根据地干部群众的士气,增强改造的信心,如吴旗县县长王明远对报社记者所说,刘生海的发展,可说明边区经济的优越性与政治的革命性,给予努力劳动的人民充分发展生产的保证。此后,有关刘生海的事迹时而见诸报端。

如果说前期媒体报道都是铺垫,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刘生海的出场就成为整个运动的高潮。当边区建设厅霍副厅长宣布了三边分区刘生海是二流子转变过来的劳动英雄后,台下数百人便都鼓起掌来。可以说,掌声是对“他者”回归革命队伍的一种肯定。受此鼓舞,刘生海站到台上,劈头就说:

我是二流子转变过来的劳动英雄,过去原是二流子,每天抽洋烟,耍钱、乱串,人家见了我就说流氓又来了,政府的人见了我,也说流氓来了,晚上回家狗叫得厉害,家里的婆姨、娃娃说,死流氓又不知从那搭回来了。俗话说,酒肉朋友,米面夫妻,我因为是二流子,没米没面,老婆就要和我离婚,逼得没法子,到了19414月,我想人人劳动都得到好处,咱为啥要给人叫成流氓,决心生产,戒洋烟,白天难熬就白天下地干,黑夜难熬就黑夜去,结果七天就把烟瘾戒了。

刘生海的发言既是个人经验介绍,更是自我反省,通过新旧对比,来教育还没有接受改造的二流子。刘生海计划种地40垧,最少要打9石粮,再买进2头驴,1犋牛,组织全村变工队、札工队发展生产,以实际行动报答各级政府对自己的帮助。显然,这一目标的设定是刘生海的个人承诺,也是边区政府对每一个二流子的期望。让被改造者成为运动的推动者,是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明,它的目的就是要产生示范效应,以带动落后的“他者”。考察《解放日报》的文章主题,二流子转变成为劳动英雄的事迹还有很多,目的是让每个二流子都能感受到身边榜样的力量。

刘生海的现身说法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1944618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延安市东区巫神白从海的坦白书,“我从前是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吃洋烟,天天在各处胡蹓跶”,当巫神不仅能骗人钱财,还能得到他们的尊重。事实上,“发马(起坛)”、叫魂、下阴……各种治病的方法,都是“自己假装,做作出来的”。让被改造对象主动反省,是延安时期改造巫神(二流子)运动中经常采用的形式。在延安县反巫神大会上,蟠龙区巫神赵世贤说:“下阴,说有神,球!阴坑里铺上毯子、被子,睡在里边还舒服,夏天地下凉凉的,我就在里边美美的睡一觉,出来可就要赚钱哩!”事实上,下阴是巫神所有法事中最危险的一种,因埋于坑内,空气稀薄,有人就因此而丧命,以至于狡猾一点的巫神就以公鸡代为下阴。由此可以想象,赵世贤对自己揭批之“深刻”,以及想尽快回到“我们”中来的急切心情。对台下观众而言,通过巫术的制造者来揭破超验的观念世界,无疑具有颠覆传统观念的教育意义。值得关注的是,经过会议动员,与会巫神共写出80名未到会的巫神。这次会议是在中共西北局直接帮助下召开的,仍有如此多的巫神没有参会,无疑表明了改造这一群体的难度。

对比赵世贤的转变,延安县丰富区三乡巫神赵贵章的转变似为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干部个别谈话时,三次问他有神没有?第一次他说:“有哩!”第二次他说:“迷迷糊糊,弄不清。”第三次他说:“过去有神,尔刻世道不信神,没有啦。”为巩固转化成果,赵贵章被安排充当延安市卫生展览会的招待员。其间,有一个展区为“反巫神斗争部”,需要赵贵章们向参观者报告自己过去做巫神骗人害人的事实,也就是“现身说法”,揭批自我,以动员群众讲究卫生,努力生产。让巫神担当真相揭示者的角色,也就应了当地“铁要铁打,贼要贼捉”的谚语。可以说,它超越了福柯的“使犯罪者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的被动展示,有着单向度的改造无法企及的剧场效果。

让被改造对象成为改造的主体也是中共群众路线的新的实现形式。1944718日,参加延安县反巫神大会的赵世贤、赵贵章、李世贤等59人,通过了反巫神公约:“我们约定,再不务神;遣送斩剁,都是骗人;讲求卫生,破除迷信;各样嗜好,都要改正;参加生产,闹好家务;互相监督,教育别人;违反此约,甘受处分。”会后,他们联名在《解放日报》发文,决心彻底转变不再害人。对于乡村巫神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公约与联名信的创作,可能并非出自他们之手,但以被改造者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无疑有着自我反省的教育与示范意义。

让被改造主体与昨天的“我”决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受到边区政府表彰的刘生海骄傲起来,开始脱离群众,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作为运输队长,他到定边去卖羊,羊卖不了,就用羊换了三两八钱大烟,同时,耍私情,铺张浪费,骄傲自满,以致工作垮塌,完全忘记了劳动英雄的身份。可以想象,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他“七天就把烟瘾戒了”的豪言壮语更多的是为了宣传动员的需要。刘生海的表现完全背离了一个劳动英雄的标准,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整个生产运动比起来,是很渺小的”,根本没有起到特等劳动英雄的示范作用。问题是,刘生海是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唯一一位二流子转变的代表,在《解放日报》刊发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里,还特别记述了刘生海的先进事迹,其符号意义无疑更为重要。考虑到榜样的代表性和连续性,作为二流子转变代表的刘生海仍被选为出席边区群英会的代表。在边区建设厅看来,刘生海出席群英会,“虽没有带来多少成绩,但他本身的事实却能给群英们以很大的警惕和教育”。显然,此种教育意义的代价是昂贵的。

在吴旗县劳动英雄大会上,刘生海当众反省自己,瞧不起区乡干部,遇事不和别人商量,独断专行,为了抖威风,拿群众的两头驴换了一匹马,用来代步。为了表达改正错误的决心,刘强调:“我当了半辈子二流子都能改变,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改正缺点。”较之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档案记录,《解放日报》删去了用公款私买鸦片的内容,同时,还表扬了他自我批评的精神。针对刘生海存在的问题,边区政府提出,对劳动英雄的模范事迹固然应当予以表扬,以教育根据地群众;但对他们的表扬要适当,不能过份的“捧”,特别是对二流子劳动英雄的处置,更要恰如其分,要抓住这类人的特点,经常给以教育和帮助,不使其放任自流。强调刘生海的象征意义,无疑是要保留被改造二流子的榜样作用,使得被改造对象不致因此而失去奋斗的目标与改正的决心。作为边区劳动英雄的刘生海,参加了各种会议与表彰,并到许多地方作过报告,对中共方针政策的了解要胜于一般群众,发生如此错误,表明劳动改造思想的难度之大。

塑造典型个案的意义是促成群众性的改造运动。据《解放日报》报道,在延安县民选二流子的基础上,清涧县订立市民公约:约定不买二流子的东西,不让二流子串门子,不让二流子在家里掌握经济权,代二流子找职业,不吃烟、不赌钱、不当二流子。如何让群众遵守约定?延安县采用“吃各夥”的办法,即大家吃羊约定几件事,谁个违犯就赔羊。利用社会力量,改造巫神(二流子)是中共社会改造的突出特点,为此,“培养工农通讯员”就成为宣传动员的一部分。据《解放日报》介绍,区乡级工农同志向该报投稿数目日有增加,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被采用了,该报以“工农通讯一束”为题,集中发表了“二流子的自白”“一年庄稼两年粮”等工农通讯员的文章。受档案资料所限,虽已无从查询这些工农通讯员的家庭背景与成长历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符号意义,对于一般群众而言,工农阶级的文章,无疑可以增加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归属感。

五、组织纪律的社会再生产

何谓纪律?福柯指出,在1718世纪的欧洲,纪律变成了一般的社会支配方式。纪律的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从福柯借用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来探讨规训的手段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纪律生产的主体就是中心瞭望塔里的监督者,如此,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法无疑遮蔽了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在中共根据地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纪律的内涵与形式还有着再生产的创造性发展,也就是社会的自主性创造,它充分体现在中共群众路线式社会改造的过程中。

延安时期,根据地观念世界的改造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的方案,更似“摸着石头过河”,推动运动开展的动力,就是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改造二流子首先要确定对象,即便在最早发起这一运动的延安县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于界限不严、含义不清,经常把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只经营和指导生产的人;因身体病弱,而不能进行一般体力劳动的人;甚至把农村小贩、小商人、赶脚、当小工的都当作二流子。为帮助区乡干部掌握这一标准,县委书记王丕年以乌阳区6个典型人物为例,给出详细说明:

1.刘老汉,40多岁,吹鼓手,土医生,全不劳动,单身汉。

2.庞俊业老婆,30多岁,种地10多垧,自己不劳动,常串门子,说是弄非,打街骂舍,庄上人都不和她好。

3.何拐儿,29岁,不劳动,好偷卖公粮,坐过禁闭。

4.史玉亮,40多岁,劳动很好,夏天种庄稼,冬天挖炭,下雪天也挖,因有不良嗜好不顾家。

5.白三茂,48岁,光身汉,跟上好人学好,跟上坏人学坏,爱赌,但不经常。夏天作短工,冬天挖炭,赚一个花一个。

6.赵怀亮,不务正业,不事生产,24岁,穿的漂漂亮亮,好串门子,常和婆姨们嘻嘻哈哈,唱个小调,爱说是非,见山说山,见水说水。

在王丕年看来,庞俊业老婆、何拐儿全不劳动,又为非作歹,当然是二流子。史玉亮、白三茂虽有不良嗜好,做坏事,但是劳动很好,就不能说是二流子,只能说不是好公民。刘老汉有点职业,事不多,却不劳动,可以算半二流子。至于赵怀亮虽不做什么坏事,但是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却可归入二流子。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标准都难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如何确定二流子身份?延安县采用了民选二流子的办法。从王丕年称其为“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新创造”可以看出,群众的集体裁决是消除分歧的有效形式。依据群众意见确定二流子,不仅改变了权力的生产方式,也使得群众在权力生产过程中充当教育自我的角色。如此,纪律生成于群众之中,同时约束着社会主体与被改造对象的行为规范。

对于群众中的“他者”进行监督的形式是多样的。在甘泉县,为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区乡干部叫二流子找保人,来帮助他转变并完成生产计划。如何寻保人?19435月,甘泉县六里庙乡召开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对于冯老婆等6个错误较小的二流子,就以寻保人来督促他们生产:

冯老婆从墙角里走出来,细瘦的身材,黄黄的脸蛋,羞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她走到大家面前,惭愧的低声说:“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到我在(再)吃洋烟活剥我!”“不行,得寻保人!”这是多么有力的回答啊!“叫我寻谁保呢?”她抬起头来,看看前面的大众。会场立刻寂然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像怕作她的保人。在难堪的沉默中,红脸的老头——冯开文立起来了。“我保你,你是否真改过?”冯开文板起面孔,认真地向冯老婆说。“真……真的,我改过!”冯老婆眼角挤出了泪花。

可以看出,所谓“保人”就是二流子的隔壁邻居,也就是普通群众。《解放日报》刊文指出,“政府给保人一种对二流子教育和管理的权利和义务”,能加强保人对二流子教育的责任心。通过“保人”这一政治符号,中共实现了权力的延伸,这种延伸打破了层级界限,使得全景敞式监督有了新的实现形式。问题是,对保人而言,政治身份带来的获得感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其监督二流子的动力是因人而异的,从会场“寂然”“都像怕作她的保人”,可以看出一般群众的消极心理。同时,在乡村熟人社会里,个体还有着差序的社会身份,乡村干部中,还存在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处事哲学,为此,中共要求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以打破情面。可见,为二流子寻保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调研,赵超构发现,延安当局的“反巫神”运动只能在市区附近发生效力,离开延安较远的边区,巫神不仅仍公开和西医斗争,散布谣言,“西医的针有二尺多长,从腿子里打进去,从肚子里出来”;而且还威胁民众,“你们谁要向政府报告我是巫神,我就叫谁家十口人死九口,不信试试看!”因此,一般群众不敢参加“反巫神”运动。如何应对巫神的挑衅?194311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强调,共产党人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所说的“诸葛亮”在哪里?据《解放日报》刊文,定边县二区四乡的崔岳舜(瑞),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是群众中反对巫神的典型。19448月,三边分区专员、定边县长与县参议会议长,带着两班吹鼓手,扛着匾额、脉枕旗幛和各种礼品,亲自来到卜掌村崔家院子,对崔岳舜通过治病,反对迷信的事迹予以表彰。崔岳舜49岁,从小不信鬼神,21岁时,嫂子得了脚漏病,请了多个阴阳和神官来治,病却越治越重,最终死去。经历这些事实,崔岳舜识破了巫神骗人的把戏,努力学医,先后治好了多个病人,成为表彰的对象。三边分区领导亲自到一个农民家里颁发奖状,其宣传与教育意义要大于事情本身,因而,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代表都赶来了。从乡长提前一天就来帮助布置会场可以想象,整个会议的议程,也就是仪式的铺展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就是仪式主角的获奖感言。崔岳舜庄严承诺,不仅要办好本村清洁卫生,推动全区破除迷信,还要帮助合作社成立药铺,组织全区的医生和兽医成立研究会,负责全区人民的身体健康、疾病治疗。

政府权力下乡有多种形式,通过表彰先进的方式来实现,无疑打破了乡村的平静,使得乡村政治身份有了一个重新排列的序号,崔岳舜虽然不是乡村干部,但通过获奖这种形式而获得的政治身份,无疑有着超出一般干部的权力授予,可以随时检查各家的清洁卫生。会后,在政府和合作社的帮助下,崔岳舜成立医药合作社一处,号召群众入股2百余万元。三边分区位于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巫神活动更为猖獗,在此树立典型表明了中共改造巫神的决心。同时,较之为二流子寻保人,崔岳舜更体现了社会力量的主动参与,目的是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组织纪律社会再生产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被改造者说话,也就是让他们主动揭发自己的罪行。达此目的,离不开政治权力的运筹帷幄。延安县反巫神大会的成功,与前期的精心准备是分不开的。会前,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秘书长贾拓夫、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找每个巫神谈话,了解情况并进行思想教育,鼓励老实坦白者,帮助揭发未参会的巫神。一个县的反巫神大会,得到了中共西北局最高领导的亲自指导和参与,足见中共高层对活动的重视,同时,也说明思想改造的自我呈现是一个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双向互动的过程。让被改造者说话一般都通过群众集会的形式来实现,这不仅是为了便于宣传,更是为了制造一个政治生活的场域,以屏蔽个体的其他身份,形成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垒。因为,“一般情况下,越是强调单个的我们—他们边界,所有互动中的伤害显著性就越大,所有暴力行动者的协同范围就越广”。蒂利所说的暴力冲突特点,同样适用于以改造巫神(二流子)为目的的群众集会。

基于群众路线的组织纪律再生产,消解了改造主体与客体间的空间距离,使得权力的中心多元化,主体匿名化,以致组织纪律的边界常常模糊不清。1945年夏季,陕甘宁边区不少地方发生群众求神祈雨的迷信活动,一些地方下雨后,又不惜重资,演戏谢神。719日,《解放日报》发表“关于破除迷信”的短评,干部对于群众中的迷信活动,有的不闻不问,任其自流,害了慢性病,成为群众工作的“尾巴”。有的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单纯地禁止群众中的迷信活动,引起群众反感,害了急性病,成为群众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可见,如何避免非“左”即“右”的偏差,准确把握群众路线的尺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群众工作中,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什么?在安塞县四区三乡固塔村,1945年春,旱情严重,群众要抬“神楼子”祈雨,干部在劝阻不住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当场禁止的办法,而是和群众一起抬了几天神楼子,而天仍不下雨,便以此事实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在《解放日报》编辑部看来,固塔村干部就是破除迷信的典范,他们超越了“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两种不正确态度和方法”,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可以推广的工作方法。

这篇短评刊出后,立即引起了靖边县干部学习组的关注。814日,干部学习组给该报编辑部去信,强调固塔村的问题是边区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引起了大家前所未有的争论。在靖边干部看来,干部抬神楼子,无形之中就给了落后群众宣传迷信的理由。当年四五月份天气最旱的时候,靖边群众也纷纷要求祈雨,因为干部的劝说解释,没有行动起来。但是一听说安塞区乡干部“抬神楼子”祈雨,他们就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抬呢?”于是,抬了五天神楼子。干部与群众一起抬神楼子,无疑鼓励了迷信活动的发展。可以看出,靖边干部的顾虑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地的基层干部本身就是群众中的一员,一乡之内,除乡长与文书外,其他干部均不脱离生产,当空间的距离被彻底消解以后,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身份差异也就消失了,如此,就失去了可以区隔的组织边界。

对此,《解放日报》编辑部回信指出,安塞固塔村所以成为破除迷信贯彻备荒的范例,是因为固塔村干部本身并不迷信,他们事先进行了劝阻,但没有发生效力,继续劝阻势必引起群众反感,这就要适时转换工作方式。因此,安塞干部有计划参加抬神楼子,不仅不会做群众尾巴,而且还可以在这中间教育群众。该文又以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湃曾参加过群众拜观音为例,力证行动的合理性。最后,对于靖边干部的忧虑,编辑部也给出了回应。那就是在干部迷信思想浓厚,立场不坚定的情况下,不应该去参加群众的迷信活动;因为参加进去,不但不能影响群众,反而会被群众影响。

解放日报社肯定固塔村干部工作方法的灵活性,也就是肯定了群众作为创造主体的能动性,这是中共一贯强调的工作方法。问题是,当权力主体与被改造对象间失去了层级差异时,双方的边界就呈现非线性的复杂性,如此以来,哪些行为属于组织纪律的创新?哪些是组织生活中的偏差?对于以群众路线来改造社会的乡村共产党人而言,把握这一边界就显得尤为困难。因为,当发挥了社会自主性后,每个主体对纪律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由此就模糊了组织纪律的边界,同时,权力主体的匿名化,又使得隐秘的权力无处不在,必然带来权力运作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建国后群众运动带来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六、余论

延安时期,巫神在乡村社会具有的特别权威,使得改造巫神借用了二流子的符号。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推动下,以群众路线为指导,改造巫神(二流子)一度成为根据地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乡村社会参与者们根据自己对运动的理解,创新着改造的内容与形式。但观念世界的改造通过运动的形式展开,显然背离了社会观念转型的一般规律。据1946年《解放日报》报道,在靖边县镇靖城住着48户居民,村中的文教工作搞得很好。在上一年边区文教会上,黑板报得了特等奖,秧歌队得了甲等奖,文章还特别强调反巫神方面做得更彻底。但是,由于“今年政府对这项工作的放松”,部分群众又是“得病乱求医”,有些地方巫神又在暗暗地活动和骗人。改造巫神的模范村都不能巩固改造成果,其他乡村就可想而知了。

如何看待改造巫神(二流子)工作存在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群众报》与《解放日报》的记者们展开讨论,一致认为,在改造二流子的工作中,前期犯了急性病,后期又犯了自流病,放松了对二流子的教育与督促。问题的背后是根据地干部对改造二流子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没有充分估计到二流子是几千年来不良社会的产物,懒惰成性,意识落后,实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革命情境下,巫神就是最坏的二流子,记者们对改造二流子的反思就是对改造巫神的反思,靖边县镇靖城群众存在的问题,无疑印证了观念世界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为揭露巫神骗人的事实,《解放日报》经常刊文,为群众计算聘请巫神背后的经济账。据19435月志丹县调查,请一次巫神,要一千元巫资,一丈二尺坛布,一升小米,杀猪要拿猪头,杀羊要取羊腿,每次索鸡一双,并要好好招待。及至1944年,延安全县有巫神161人,每人每年跳神36次,每次主家耗费3800元,每次招待费2000元,全年共耗费3361万元,但从该报其后刊文来看,群众似乎并不算这笔经济账,因为破财消灾是他们最典型的心理。1946年秋,清涧县因为庄稼丰收,有些群众就还起愿来,修戏台、修庙者不在少数,浪费很多钱财也在所不惜。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事实上,产生巫术与迷信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巫神骗人钱财的视角揭批这一现象是不够的,或如卡莱尔对异教的认知,“如果我们只看到某种事物的骗术,以为我们反对的骗术只是纯粹的疾病和腐败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事物的真正心脏”。

审视巫神与迷信思想在观念世界的连续性,不能遮蔽这一改造给乡村社会带来的积极变化。以科学为导引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必然会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世界,促进社会现代性的成长。同时,革命的底层动员,使得乡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感受着组织的力量。以改造巫神(二流子)为代表的政治训练,无疑在塑造着新式公民,问题是,他们在接受政治训练的同时,也在寻找着应对的策略。可见,政治训练使得作为个体的“我”有了多个面相。同时,随着传统意义巫神、诅咒的渐次消解,人们精神世界里的禁忌也模糊起来,并直接影响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就技术路径而言,在论述资本主义文明对个体灵魂的规训时,福柯看到了这是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了权力行使者的显赫权力,形成一套关于个人的知识体系,支配着个体的灵魂与行为规范。中国乡村社会改造的生动实践超越了西方社会改造理论的简单逻辑。群众运动成为中共改造社会的动员手段,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体性的发挥,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体的自我改造能力。其后,通过典型示范,运用群众的力量来推进组织或个人的意志,就成为中共社会动员的经常性手段。可以看出,当普通群众熟悉了社会运动的民主形式后,也在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丰富着运动的内容与形式,形成了一批具有时代印记的运动符号。


注释:

[1]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北京)总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纪程:《“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高蕊:《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社会》2015年第3期。

[3]牛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张俊涛、宿志刚:《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与和谐社会建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周海燕:《乡村改造中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考察——以“改造二流子”运动为例》,《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

[5]《边区半年来卫生工作展开》,《解放日报》1941104日,第4版。

[6]1943年126日(星期一),早饭后,萧军去乡代耕主任刘永廷处,交涉本月份米面事。他的老婆生过5个娃,全没活。1210日(星期五),晚饭后,萧军和妻子及儿子萧鸣到前院刘家,一个62岁的宽厚老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曾做过乡长,两年中,4个孩子全死了。他的大儿媳——死了3个孩子的女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静静地坐在炕上,萧军完全被她那安静的神情所感动。为了可怜这一家的孤独,萧和妻子有意让萧鸣认她为干娘。参见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293页。

[7]徐特立:《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解放日报》1944813日,第4版。

[8]《从速开展边区卫生工作》,《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即便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医生也很少,其中,多半是从根据地以外来的,包括几个外国籍的医生。参见杜映:《艰苦建设中的边区医院》,《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82页。

[9][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下卷,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5-1006页。

[10]穆青:《巫神的骗术》,《解放日报》1944618日,第4版。

[11]《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解放日报》1944429日,第1版。

[12]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81页。

[13]《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解放日报》1944429日,第1版。

[14]《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15]彭湃:《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演》(192662日),《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16]王建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7]《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18]《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1941612日,第1版。

[19]胡乔木:《反迷信提纲》,《中国青年》第2卷第11期,1940年。

[20]延安当地民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

[21]《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改造》,北京:新华书店(无日期),南京图书馆藏,第2-3页。

[22]《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214日,第1版。

[23]《延属分区改造另一种二流子,组织巫神参加生产,专属指示各县进行》,《解放日报》1943523日,第2版。

[24]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64日,第2版。

[25]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26]及至19937月,《哈尔滨日报》的记者窦景渤等到王丕年家采访时,看到“有一张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奖状。主人精心地把它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这就是毛泽东给王的题字。由此可以想象,毛的鼓励给28岁的县委书记王丕年所带来的精神鼓舞。参见窦景渤、王贺临:《访延安时期模范县委书记王丕年》,《延水东流——王丕年同志革命回忆录》,哈尔滨:黑龙江省直离休干部写作协会《晚霞》编辑部1997年版,第198页。

[27]《延县川口区第六乡制定生产计划》,《解放日报》194328日,第2版。

[28]《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214日,第1版。

[29]《延属分区改造另一种二流子,组织巫神参加生产,专属指示各县进行》,《解放日报》1943523日,第2版。

[30]《怎样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6413日,第4版。

[3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7页。

[32]除集体生产外,绥德田庄,沙滩坪等处,给每个二流子做生产计划,计划订好以后,干部逐一去检查、督促。参见韦君宜:《警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3712日,第2版。

[3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65页。

[34]西北局调查研究室:《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节录)》(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页。

[35]北群:《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解放日报》1943520日,第4版。

[36]李富春:《更向前一步——125日在中央直属生产运动总结会上的结论》,《解放日报》1944226日,第1版。

[37]1943年的《解放日报》仅有3篇提到巫神生产问题,1944年则有48篇反对迷信、改造巫神的文章。

[38]《开展反巫神的斗争》,《解放日报》1944429日,第1版。

[39]《延县召开反巫神大会,个别教育与大会斗争配合进行,所有巫神都愿痛改前非,从事生产》,《解放日报》1944721日,第2版。

[40]《二流子转变的模范,刘生海勤劳成家》,《解放日报》1943325日,第2版。

[41]《二流子变成劳动英雄》,《解放日报》1943125日,第12版。

[42]《巫神白从海的坦白》,《解放日报》1944618日,第4版。

[43]赵世贤向大会保证,蟠龙区这次来参加会议的8个巫神都要好好转变,此外,还开出9个未到会的巫神名单。

[44]《延县召开反巫神大会,个别教育与大会斗争配合进行,所有巫神都愿痛改前非,从事生产》,《解放日报》1944721日,第2版。

[45]《延县召开反巫神大会,个别教育与大会斗争配合进行,所有巫神都愿痛改前非,从事生产》,《解放日报》1944721日,第2版。

[46]《延县中医参观卫展,已坦白的巫神表示相信药业》,《解放日报》719日,第1版。

[4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47页。

[48]《反巫神公约》,《解放日报》1944721日,第2版。

[49]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男女59个巫神,这次来县上开大会,高司令亲自和我们拉话,请我们看了戏,还到延安参观了卫生展览会,现在使我们解开了很多道理,我们的脑筋这下可翻转了。迷信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祸害,那时都不务生产,二流打掛,看见巫神骗人能赚钱,于是我们就借鬼神的名义来混饭吃。乡亲们!最后希望你们好好讲卫生,不要再信神,有了疾病快去请医生,不要寻巫神,丰衣足食,人财两旺,好好过光景。参见《延县巫神五十九人联名表示,决心彻底转变不再害人》,《解放日报》1944727日,第2版。

[50]《吴旗县1944年关于刘生海从“二流子”变成劳动英雄的事迹材料》6-397,西安:陕西省档案馆藏。

[51]《吴旗县1944年关于刘生海从“二流子”变成劳动英雄的事迹材料》6-397,西安:陕西省档案馆藏。

[52]左仲平、陈端一:《刘生海进行自我反省》,《解放日报》19441127日,第2版。

[53]《吴旗县1944年关于刘生海从“二流子”变成劳动英雄的事迹材料》6-397,西安:陕西省档案馆藏。

[54]韦君宜:《警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3712日,第2版。

[55]《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214日,第1版。

[5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55-156页。

[57]据王丕年介绍,延安县牡丹区贺志悛,迟睡早起,耕种着20多垧地,有时候也当阴阳、评事、给人家看病,埋人,在群众中的信仰很好,在王看来,这种人是不能把他当作二流子的。参见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64日,第2版。

[58]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64日,第2版。

[59]在延安市,同样是发动群众讨论二流子标准,以确定被改造对象。参见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64日,第2版;《党政协力劝导本市二流子参加生产——男耕女织痛改前非》,《解放日报》1943323日,第2版。

[60]北群:《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解放日报》1943520日,第4版。

[61]北群:《二流子要寻保人》,《解放日报》1944324日,第2版。

[62]在延安县,让青化区第一乡的干部把一个二流子送到区政府,因为那个二流子是乡干部的“熟人”,结果,送到第四乡就不送了。参见杨向农、黄弗后:《怎样改造二流子——延县蟠龙区动员二流子生产的几点经验》,《解放日报》1943520日,第2版。

[63]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84页。

[64]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65]刘漠冰:《英雄匾送到卜掌村》,《解放日报》1944821日,第2版。

[66]刘漠冰:《英雄匾送到卜掌村》,《解放日报》1944821日,第2版。

[67]张铁夫:《崔岳瑞与崔岳瑞运动》,《解放日报》19441021日,第2版。

[68][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69]《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日报》1945719日,第2版。

[70]《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日报》1945719日,第2版。

[71]《对〈关于破除迷信〉的讨论》,《解放日报》1945923日,第4版。

[72]《对〈关于破除迷信〉的讨论》,《解放日报》1945923日,第4版。

[73]姚以壮:《巫神逃跑了——记靖边镇靖城两件反巫神的趣事》,《解放日报》194628日,第2版。

[74]延县二流子会这样对付干部:“你在,你骂我一顿,你不在,我骂你一顿”,“你来了,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你走了,我愿意做啥就做啥”。参见《怎样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6413日,第4版。

[75]《延属分区改造另一种二流子,组织巫神参加生产,专属指示各县进行》,《解放日报》1943523日,第2版。

[76]《巫神罪恶小统计》,《解放日报》1944811日,第2版。

[77]修石:《还愿谢神、浪费钱财》,《解放日报》19461026日,第2版。

[78]《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6页。

[7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