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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动——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

作者:张 凯 成臻铭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4-05  浏览次数: 424

【摘 要】清代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地区推广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旨在迅速在当地营造“国家”的氛围,从而取代“土司权威”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地位。但事实却与清政府的愿望相悖,他们显然低估了土司政权在当地数百年所建立起的权威效应,各地方势力均对这种“国家”效应的推广展开了反抗行为。这种反抗导致清政府开始对原土司地区的政策进行了调试,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和解,地方权力结构也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关键词】清代改土归流;国家权力;地方势力;永顺地区;社会权力结构变动


学界通常将清代雍正年间的大规模改土归流行动看做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并惯性地认为土司制度的终结标志着土司地区由此进入了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中。但是,这种观点仅看到了结果而忽视了其中十分复杂的权力结构变动过程。绝大多数的土司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后,实际上经历过“国家”与地方权力激烈的对抗。在这些土司区内,地方权力继承了土司时代所留存下来的“土司权威”,并以此为资本不断地与“国家”进行着政治权力博弈。近年来,随着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新社会史的研究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明晰化了“国家权力”与“土司权威”的区别。就清朝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来说,“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清朝在当地建立的政府机构;而“土司权威”则作为“旧俗”被地方势力所继承,用来控制当地民众,对抗“国家”。本文将通过考证清朝改土归流后特定区域的相关材料,说明清政府是如何运用一系列手段将地方权力所依托的“土司权威”逐渐削弱,进而将“国家权威”一步步地植入地方社会,使得当地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改变。

一、清代改土归流后“国家”的进入与地方势力的反抗

经过清朝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行动,土司制度终于在一些土司地区画上了句号,一批国家经制的流官奉命进入了土司地区以代替土司对当地民众进行管理,这表示这些地区正式纳入了国家的直接行政版图之中。这批流官在施政过程中,将国家的州县管理体制引入了原土司社会。在清代,州县衙门固然是执行国家政令、管理百姓的基层政府,但在州县以下,却存在着一套由长期发展的乡里制度来辅佐的基层政府对乡民百姓进行着统治。

清朝统治者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十分重视,保甲制度便是当时所运用的一种较为有效的乡村社会的管理模式。雍正四年(1726),吏部开始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

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1](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乙卯条)

可以看出,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度的区域亦包括“熟苗熟僮”等民族地方。雍正六年(1728)改土归流的湘西地区,自然在推行保甲制度的地区之列。虽然在土司统治时期,历代湘西土司由于“中华情结”的影响,导致湘西地区较其他“蛮夷之地”的汉化程度高出不少,但是这仍然无法彻底改变汉人士大夫对这一地区“多有蛮夷遗风”的印象。如此一来,初到当地的流官在施政时,一般秉承“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原则,广泛招揽熟悉当地情况的乡民进行辅佐。在土司时期,辅助土司管理乡民的基层土官十分了解民情,由此也成为改土归流后辅佐流官的最佳对象。在湘西地区,这些基层土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舍把”。初入湘西的政府官员,便将保甲制度和“舍把”这种基层管理模式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保甲制度。

(雍正六年)令寨大者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每寨择旧时苗头、土目、把者,佥立寨长。寨小者不必限定牌甲,亦必佥立一寨长。[2](卷二·大政记)

由此可见,土司时期的“舍把”群体在改土归流后,又有了新的身份,进而在当地形成了“寨长—甲长—牌头”的特殊保甲形式。

“舍把”群体在土司统治时期,是帮助土司更好地统治基层民众而衍生出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与土司的政治联系使之在基层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号召力。明朝后期的经济改革促使无论是赋役还是朝贡都逐步开始白银化,这些“舍把”的职能,也由原先陪同土司押送贡品上京为主,转变为在土司社会基层向广大民众催缴白银为主。“舍把”在乡民中的政治能量,由此得到了最大的释放。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权威并没有随着土司制度的消失而终结。由于在土司时期所展现出的政治能量,“舍把”成为乡民转接“土司权威”的最好承载对象,因而,流官们对“舍把”的任用自然成为乡民们转移“土司权威”的契机。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舍把”群体也试图凭借“土司权威”将地方社会带回土司时代,以攫取更多的利益。然而,“舍把”对“土司权威”的这种继承与推广,无疑是对中央王朝普及“国家”概念的一种挑战。永顺地区的第一任知府袁承宠曾向朝廷上奏《详革土司积弊略》,痛斥改土归流后永顺地区仍然存在的种种土司时期的“陋习”。其中一条就提到,在当地“舍把”转变为保正、乡约后,乡民们频频向他们孝敬贺礼。

保正、乡约擅受贺礼宜严禁也。查土司旧例,凡所管舍把俱称为父母官。新委到任即受贺礼,以致土民因仍故习,每于保正乡约承役之时俱送贺礼,或称为老爷,或称为父母官,以致舍把之名虽除,舍把之实未改。应永行严革,嗣后,倘保正乡约仍敢受贺并称老爷者,严加究治。[3](卷十一)

按照清朝的法律,保正、乡约并不属于正规的国家官员,他们只是辅佐地方官员维护乡里治安的小吏。然而,刚刚改土归流的永顺地区的民众并不了解这套国家职官制度,在他们眼中,曾经的“舍把”不论变成什么角色仍是他们的“官老爷”;而国家制度上的父母官——当地的知府、知县,并没有在他们的思维中形成真正的概念。“国家”的权威无法渗透进当时的地方社会,这无疑是与清廷之前在当地改土归流的初衷相悖的。正因如此,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就成为两大权力产生激烈碰撞的“战场”,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在永顺地区的具体反映,就是爆发了“田尔根事件”。

雍正七年(1729)初改土时,永顺同知潘果因征粮勒派激变土民。旧土司总理田尔根传令各旗彭志文等四十四人,并随从一百余人集于南门外河坡,拥入城中直入署内将衙役六名枷号西门楼上,驻防游击马腾蛟劝解而散。

不仅如此,到了第二天,田尔根又聚众两千余人前往附近的镇筸营,要求朝廷减免永顺各地赋役。面对不断扩大的事态,永顺地方官员即刻上奏朝廷,请求给出处理方案。朝廷立刻派镇臣周一德前往抚谕,但是仍无效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朝廷下令镇筸绿营兵立即出兵镇压“叛乱”,从而使事态得到了平息。这次事件的主要发起人田尔根被斩杀,其他参与“叛乱”的各种人物“以斩、绞、军、流、徒、杖分别发落”。[4](卷十二·杂记;卷八十一·雍正七年己酉五月庚申条)

其实,“田尔根事件”并不是一次叛乱,而仅仅是当地的“舍把”群体通过些许暴力手段向朝廷的一次诉求,这次事件甚至没有人员伤亡的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田尔根等人在打砸永顺县衙公署之后,当地主管安全防务的绿营将领不仅没有直接进行武装镇压,反而是好言相劝,以求和平地解决冲突。即便第二天这群人继续前往镇筸绿营闹事,当地军官也没有立即动用军队镇压,而是上奏朝廷请求决断,直到得到朝廷的准许后才出兵平乱。可见,在永顺地区改土归流之初,当地官员面对永顺地区的一些社会冲突时并不敢擅作决断,尤其是与“舍把”相关的事件,更是不敢自行处理,他们只会具奏朝廷,以求万全。

有趣的是,雍正皇帝面对地方官员处理这一事件所表现的如此不作为,显得非常生气。他在回复朝廷官员询问对此事件处理意见时说道:

从前永顺土司恳请改土为流,朕屡次降旨不允后,以该土司情词恳切始勉从其请,加以特恩,并令该地方官抚绥苗众和辑乂安使之得所。今土民聚众妄行,干犯国法,虽系伊等秉性愚顽,然亦必由该同知不能抚循之所致。今若交与湖广督抚审理,恐伊等瞻顾回护,但云土司凶悍,渐不可长,而不能得其实情。昨降谕旨,令赵弘恩署理湖北巡抚印,务著于到楚之时先赴湖南审理此案,再令御史苗寿、唐继祖前往会同审讯,其土民倡首之人自应查出治罪。若潘果实有苛刻陵虐等情,应置重典,以彰国宪。提臣岳超龙奏折及土民控告呈词,款迹俱发与赵弘恩等逐一秉公讯问。湖北巡抚印务著布政使徐鼎暂行署理,俟赵弘恩此案审定之后再赴署理湖北之任。[5](卷八十一·雍正七年己酉五月庚申条)

在雍正皇帝看来,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并不在于“秉性愚顽”的“土民”,也不是如“土司凶悍”一般的“舍把”,而是“不能抚循”当地的永顺同知潘果。他还以恐怕湖广督抚袒护为由,将此案的调查审问权交给了即将上任的湖北巡抚赵弘恩。不过案件审理的结果却是:潘果基本无错,属于秉公收粮;而田尔根、彭志文等人妄图恢复土司旧制,拒绝交粮,煽动当地民众,才酿成了这次冲突事件。[6](卷首·上谕)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雍正皇帝处理此次事件的圣谕,却由此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乾隆年间所编纂的《永顺府志》的篇头,用以彰显清朝统治者对广大永顺民众执法的公正。

这里且不说这次事件审讯的结果是否存有猫腻,然而朝廷对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似乎有量刑过重的嫌疑。这次事件作为两大权威的正面交锋,显然是“国家”大获全胜。通过这次事件,清政府不仅肃清了当地一大批“刺头”“舍把”,而且还将王朝统治者秉公执法的形象植入了当地民众的意识之中。这是“国家”观念自改土归流以来,第一次真正地打入当地社会的乡民心中。当地官员借此趁热打铁,对当地的基层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综上可见,清代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的统治权并没有如通常认为的马上过渡到了“国家”手中。地方势力仍会通过一系列手段,极力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会在基本维持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一有机会,甚至会采取严厉打击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削弱地方势力在当地的影响,以维护地方政府在当地的权威。

二、地方政府政策的调试与地方新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

在湘西地区,永顺地方政府最早的改革举措,便是推翻改土归流之初在当地所施行的特殊的“寨长—甲长—牌头”的保甲模式,将其改为如同内地一般的保甲定式进行运作。

雍正七年(1729),置永顺县编户十八保,保正六十四名,甲长三百四十名;保靖县编户十六都,保正五十六名,甲长一百八十名;龙山县编户十六里,保正四十八名;桑植县编户十八里,保正三十二名。各地择小心知事者,立为保正、甲长,责其稽查,按户给发门牌,将大小丁口逐一备载,土民使约束保甲而统于县令。保正、甲长若有过犯,县令易置之,其守法必谨。[7](卷二·大政记)

这里的“小心知事者”,仍可能是土司时代的“舍把”。但是条令已明确说明,保正、甲长如有过错,县令具有处置的权利。这实际宣告了“舍把”在改土归流后的某些特权已被中央王朝剥夺。县令代替“舍把”执法本身,预示着“国家”正试图代替“土司权威”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

不过,地方政府仅对“舍把”进行规约并不能消除乡民对“土司权威”的敬畏,乡民仍然自觉地遵守着土司时代的某些惯例。这就催生了雍正八年(1730)永顺知府袁承宠的《详革土司积弊略》这一奏疏。前文所述的乡民对保正、乡约的送礼行为,仅为土司时代“积弊”的一斑。其实在改土归流后,绝大多数土司时代的“旧俗”,都被继承了下来,这当然也是“国家”进入永顺社会的最大阻力之一。朝廷在从袁承宠的奏疏中获知当地存在的那些“土司积弊”以后,于雍正八年三月下令予以废除。地方政府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将那些“土司积弊”基本禁绝。[6](卷首·上谕)

清政府虽然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得“土司权威”的效应在地方社会开始减弱,但是因土司制度的封建领主性质[8]P.76-85)而致使土司时期土司区中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掌握在土司手中。改土归流之后,由于清政府并未能顺利收回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因而这些土地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百姓,原土司所有的土地基本上都被“舍把”群体继承。如此一来,即便朝廷在乡民的思维中削弱了“土司权威”的影响,但是关系到广大民众生计的基础——土地仍然被“舍把”所把持,这就使得原土司社会实际上仍然由“舍把”群体牢牢掌控。

在湘西地区,永顺地方官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上奏朝廷请求对策。雍正皇帝得知后非常重视,吩咐户部作出了应对方案:

谕户部:湖南新设永顺一府,所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应征秋粮,向系土司交纳,实不从田亩征收,每年杂派任意轻重。至于肥饶之田,土官自行收种,余复为豪强分占,民间只有零星硗确之地。自改土归流以后,有司因田亩未经清丈或仍照旧册摊派在无田之民,陋规尚未尽除,而隐占膏腴者不纳田赋,殊非任土作贡之义。著将永顺一府秋粮豁免一年,令有产之家自行开报,准其永远为业。按田肥瘠分别起科,一切杂派私征严行禁革,是在督抚等督率有司善为经理,傥奉行不善致土民不免疑惧,则咎有攸归矣。[9](卷九十二·雍正八年庚戌三月丙戌条)

从雍正皇帝宁可牺牲永顺府一年的粮赋也要重新登记当地田产的所有权的事实来看,一方面,当时永顺地区田地被隐占的现象,应该相当严重。这种隐占现象可能使得永顺的绝大多数乡民无地可种,只得依附有地“舍把”。这种状况,也使得当时永顺地区的人田数量统计严重不实,赋役无法正常收缴和派发,更别说基层政府通过赋役手段来维持日常运营了。另一方面,雍正皇帝也担心处理此事的官员“奉行不善”而导致当地民众“疑惧”。他不仅严禁“一切杂派私征”,而且还特别指示督抚以上的地方高官进行监督。可见,雍正皇帝十分在乎国家制度在当地的推行,并希望通过这次田产重勘行动使得当地民众真正都获得一定数量的田产。这样,不但可以保证永顺地区赋役的正常缴纳与派发,更可以将永顺地区乡民与“舍把”的依附关系解除,使得“国家”真正进入当地。

而后,地方官员将制定的条令颁发乡里,要求当地人将“祖父遗留、或用价置买、或招佃开垦已经成熟田地若干亩开明四至,并将上中下地亩价值若干之处,限一年内自行开报地方官给予印照,准其永远为业”,如果在此次勘定后还有“隐漏者”便“照例究治”,条令最后还规定“一切杂派私征严行禁革”。[6](卷首·上谕)

这条政令,其实是对当地的田产所有者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在土司时代,一般乡民极少拥有“祖父遗留”的世业田,世业田基本掌握在土司、“舍把”手中。这就造成了雍正皇帝所说的“民间只有零星硗确之地”的情况。到了改土归流之后,虽然清廷下令永顺土司在迁往江西前上交其所拥有的“官田”,但是收效甚微。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永顺地方官府所收缴的所有土司官田仅10处,并且每年产出只有区区三十四石五斗粮食。[10](卷四·赋役)可见,大量土司所有的田地在改土归流之后被隐占。而这些藏匿田土的最大嫌疑人便是“舍把”,因为清廷收缴官田时的对象仅为永顺土司,并不包括永顺土司区统治集团的其他群体,这使得在改土归流中并未受到多大冲击的“舍把”群体,拥有接管永顺土司一些物质遗产的条件。其实,永顺知府袁承宠也看到了改土归流后永顺“舍把”这种藏匿田产的行为:

凡膏腴美产尽为各“舍把”占踞,亦无丝毫钱粮。……今虽改流,田土尚未清丈,不得不循旧例,令该管乡保照户派收,诚恐仍踵锢弊。[11](卷十一·檄示·详革土司积弊略条)

面对“舍把”藏匿“膏腴美产”的行为,地方官府居然不得不任用本是“舍把”的乡、保“循旧例”来查处,所以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仍踵锢弊”。这才逼得清政府开始转换思维,改革当地的土地政策,颁布上述重勘当地田产的命令。

永顺政府的新方案是,不采取暴力的手段强制收回这些土地来进行重新分配,承认“舍把”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些土地的数量要如实上报,按田亩正常交税。[6](卷首·上谕)一方面,这能使清政府不至于完全与当地的“舍把”群体决裂而引起他们的反抗,危害地方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永顺地方赋役系统的正常运行。对于“舍把”来说,虽然仍对自己掌握的田产有合法的所有权,但是由于数量庞大,自己无法全部耕种,自身必然会背负沉重的赋役包袱。如若继续藏匿不报,一经发现,后果更为严重。这就使得他们只有选择两个路径来释放手中富余田地的赋役压力:一是卖掉多余的田产并将赋役转移给新的地主;二是找佃户耕种,以雇佣的方法来缓解劳力的不足。“舍把”所选择的这两个路径,均是在政府条令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和“舍把”在田产的所有权上便达成了一种默契,官府需要耕者有其田,保证赋役的正常运行;“舍把”则需要在条令许可范围之内尽可能使自己的田产不受损失。由于政府的条令严禁了“一切杂派私征”,因而,“舍把”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肆无忌惮地剥削广大乡民。这样,“舍把”群体与广大乡民的关系就从土司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变为如今的租佃关系,另外一些稍有积蓄的乡民,更有可能买下“舍把”手中部分多余的土地而转变成自由的自耕农。

由于史料缺失,此次清政府对永顺地区田产重勘行动的具体过程,已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存的一份雍正十二年(1733)当地的土地执照,仍可以看出这次行动影响十分巨大:

执照[12](雍正十二年永顺县彭大吾之土地执照)

湖广永顺府永顺县正堂李为钦奉上议事案:据内颗保民人彭大吾,首报田种地土前来,据此合行,给□为此照□。农户彭大吾执永远营业,如遇不法豪强混行争占,许□□□□县具控,以凭查究。□亦须仰体德意,安分守业,不得侵占邻壤,致生衅端,干咎须至执照者。

计□田土□□□田地□□□:一处土名东寨熟地壹张,东至田世乡地,南至路,西北至田志明地;一处土名哈列工荒山壹张,东南至田志明地,西至河,北至田文科地;一处土名哈列工熟地叁张,四至田志明地;一处土名□云潭屋□□□□,东至彭志云坎,南北至本家地;一处土名屋后三家田熟地壹张,东北至田志明地,南至彭志云地,西至本家地;一处土名马加必帖熟地贰张,东至路,南至彭志云坎,西至田志明地,北至田世乡地;一处土名茄木习必帖草坪壹张,东至张应魁地,南至河,西至本家地,北至田文科地;一处土名红岩荒山壹张,东至岩坎,南至河,西至本家地,北至张应魁地。

雍正拾贰二年陆月

□给业户彭大吾执照(国字叁百陆号)

从这张永顺地区的土地执照可以看出,尽管永顺县内颗的彭大吾并不是当地的乡约或里正而只是一名普通的保民,但是,他却拥有了自己的田产,并且多达8处。这些田产有熟地、荒山、草坪等各种类型,并与其他保民(或者是乡约、保正)的土地犬牙交错。这份执照的书写格式完全遵循了雍正八年永顺政府所颁布条令的规定,将田产的大小、坐落的四至标明在案,并且在关于土地数量的数值上均使用了大写字誊写,以防篡改。更为重要的是,提供这份执照并证明其合法的机构是代表“国家”的“湖广永顺府永顺县”,这说明永顺地区地权分配的基础不再是以“土司权威”为宗,而是在“国家”法制体系保障下的政府法令。“国家”在这份土地执照上的另一个表现是,既严令杜绝“不法豪强混行争占”田产的现象,也教导土地持有人洁身自好,“不得侵占邻壤,致生衅端”,“国家”法令的强制性和公正性在此表露无遗。

由此可见,永顺地方政府通过这次田产重勘行动杜绝了当地“舍把”横征暴敛的行为,使乡民逐步摆脱了与“舍把”的人身依附关系,并开始通过赋役与“国家”建立联系,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间任永顺知县的李瑾描述当时的永顺乡民是“服勤力穑以供赋税;诵诗读书以为国华”,[13](卷四·艺文志·新建关帝庙碑记)这固然有他夸张的一面,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的概念已进入并立足于当时的湘西永顺社会,“土司权威”的影响渐小,永顺地区新的社会权力结构得以建立。

综上所述,改土归流后的地方政府为了“国家”概念的渗透,并不会一味地对地方势力采取高压政策,而是主动地对施政方式进行调试,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来缓解地方社会紧张的局势。政策的改革使得控制地方社会的权力能较为和平地过渡到了“国家”手中,也使得地方势力从由土司的辅助者转变为“国家”的代言人,这种以“国家”为宗的新的地方权力结构由此产生。当然,“国家”在地方社会站稳脚跟并不代表着“土司权威”的完全消亡,它们在这一系列的双向互动过程中相互渗透、配合,最终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关系。这种互动,使得民族边缘地区逐步被纳入国家大一统的进程之中,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机构的影响力以及实施的政策制度的作用力,也在地方社会得到了显著加强。

三、结语

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国家”的概念并未随着流官体系的建立而立刻进入地方社会。由于改土归流后的地方社会状况纷繁复杂,基层政府很难迅速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乡里势力并帮助自己管理乡民,因而,绝大多数地区的地方官员只能任用土司时代遗留下来的自署职官群体为乡约、里正。一方面,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管理着基层社会,十分熟悉当地社会状况,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管控基层社会的权力基础是“土司权威”,广大乡民将对土司的敬畏转移到了他们身上。这就使得土司时代曾经存在的种种“积弊”在改土归流之后,依然盛行于地方社会。当然,这一现象不仅在永顺地区,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亦同样存在。据温春来对贵州地区的研究,改土归流之后,贵州也存在着土目势力猖獗的现象。[14]P.183-216)可见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并不是某时某地的特殊状况,而是屡见于全国的比较普遍现象。所以说,改土归流后“国家”的进入过程,也是它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历史过程。虽然各地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其结果都是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最终使得“国家”的概念进入了地方社会。


参考文献:

[1]清世宗实录[Z].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乙卯条,钞本.

[2](清)佚名.大政记[A].(清)佚名.永顺县志稿·卷二[C].

[3](清)袁承宠.檄示·详革土司积弊略条[A].(清)张天如,顾奎光编修,魏式曾,郭鉴襄续编修.同治十二年续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一[C].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4](清)佚名.杂记[A].张天如,顾奎光编修,魏式曾,郭鉴襄续编修.同治十二年续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二[C].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清世宗实录[Z].卷八十一·雍正七年己酉五月庚申条,钞本.

[5]清世宗实录[Z].卷八十一·雍正七年己酉五月庚申条,钞本.

[6](清)佚名.上谕[A].(清)张天如等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首[C].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7](清)佚名.大政记[A].(清)张天如等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二[C].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8]杨庭硕,杨曾辉.“改土归流”:土司家族政治命运的转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9]清世宗实录[Z].卷九十二·雍正八年庚戌三月丙戌条,钞本.

[10](清)佚名.赋役[A].(清)张天如,顾奎光编修,魏式曾,郭鉴襄续编修.同治十二年续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四,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1](清)袁承宠.檄示·详革土司积弊略条[A].(清)张天如,顾奎光编修,魏式曾,郭鉴襄续编修.同治十二年续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一[C],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2](清)佚名.雍正十二年永顺县彭大吾之土地执照[Z].现原件存于湖南省永顺县申遗办.

[13](清)李瑾.新建关帝庙碑记[A].(清)黄德基修,关天申撰.乾隆五十八年《永顺县志》·卷四·艺文志[C].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14]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8.

注释:

[1]关于基层乡里制度的运行,萧公权、瞿同祖、科大卫、刘志伟等人已多有论著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2]“中华情结”即土司“向化”中央王朝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由于明朝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在明朝末期表现尤为明显。见成臻铭:《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6-138页。

[3]土司时期,土司为了更好地统治土民,会设置一些基层职官来进行辅助,这些自署职官一般称为“土目”。但是湖广土司较为特殊,“舍把”代“土目”屡见于当地诸相关文献之中。就材料而言,“舍把”与“土目”职能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本文并未使用常见的“土目”来概括清代改土归流后湘西的这股地方势力。关于湖广地区“舍把”的具体职能请参见成臻铭:《“舍把”辨证》,《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第86-94页。

[4]永顺土司社会各种“积弊”请参见:(清)张天如、顾奎光编修,魏式曾、郭鉴襄续编修:同治十二年续修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一,《檄示·详革土司积弊略条》,清同治十二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