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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知觉表征

作者:萧子扬 黄 超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4-06  浏览次数: 1346

【摘 要】当前是一个迅疾发展的时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嬗变,乡土中国逐渐向后 () 乡土中国转变。新乡贤作为一股农村治理新力量正在不断涌现,并发挥着地方治理的作用,而且他们是近现代以来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而进行的社会知觉运动。本文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贤在近代的一次突变,新乡贤由此诞生。并着重强调新乡贤及其背后的社会知觉是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的关键。

【关键词】新乡贤;农村脱贫;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乡土中国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传统的乡土中国逐步转为新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当前的农村正经历着断裂和嬗变,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也逐步转型。同时,乡村治理问题也愈演愈烈。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三点问题:乡土性的淡化,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乡村复兴和农村建设的支撑不足,社会治理力量薄弱;村民对农村治理问题缺乏一个全面认识,乡村自组织缺乏。当然,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提升村民的社会知觉能力,而这一过程当中势必需要发展核心领导人才,即传统意义上讲的乡贤和乡绅。近年来,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农村的专题报道,宣传了不少新乡贤和新农村建设的故事、人物和经验。新乡贤的出现是人们在后乡土中国背景下对中国农村一次及时的社会知觉和中国体验,是基于自发和亲为的方法对乡村新情况和问题展开的新实验。可以认为,新乡贤及其系列运动是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农业振兴的社会知觉表征,研究和回顾新乡贤文化、运动,可以为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提供路径选择和经验启示。

一、新乡贤的文化内涵

新乡贤是相对于乡贤而言的。乡贤,在中国古代更为常用的叫法是乡绅。在古代,乡贤和乡绅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乡绅和乡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传统乡村建设、管理的主要和核心力量,同时这样一种传统沿袭至今,当前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依旧和乡贤有着密切的关联。王文锋认为,以农耕为主的古代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对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具有重要作用,乡贤在其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他认为,乡贤是乡村的灵魂,是维护乡村秩序、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当然,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我国农村治理和农业发展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乡贤也作为一股农村治理新力量在不断涌现,并发挥着地方治理的作用。

不过,新乡贤一词是从2013年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农村的专题报道,才得以进入人们视野。同时,学界对于新乡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知网以新乡贤进行篇名检索,一共99篇文章,其中论文41篇,其余为新闻报道,而且发表年份主要集中在2016年。引用率较高的主要有王先明、颜德如、黄海、付翠莲、杨军等人。

何谓“新乡贤”?胡彭辉认为,目前学界对新乡贤的界定有三种主要类型:其一,只要有才能,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均可以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被称为新乡贤;其二,生于农村,成就于城市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的连接着城市、乡村的一批人;其三,在某一领域有成功业绩,对乡村有特殊贡献的人。张兆成认为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继承和发展,是乡村治理主体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的新的社会标签。王文锋认为,新乡贤是指那些品行、才华兼具,并且愿意为家乡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总体而言,学界对新乡贤的概念界定是含糊不清的,尤其是新乡贤的主体范围、地域范围是什么?新乡贤与农村建设的其他主体的划分边界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学界还应当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笔者认为,新乡贤是对新时期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主体的高度概括,而且,由于社会治理方式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以本土乡民的乡村治理得以改变,外来的多方力量也在对乡村进行重建。因此,新乡贤是指基于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在后乡土中国背景下一切愿意为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贡献自己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乡村事业的人。当然,从实践来看,当前我国新乡贤的主体依旧是生于斯的乡人,即那些出生于农村在事业成功后为改变家乡面貌、回馈社会而带领村民重建家乡的人。而外来的乡村治理力量,如农村社会工作者大学生村官等尚未得到较好的发展,但也逐渐成为乡村建设和启迪乡民社会知觉的新力量。

二、新乡贤的社会知觉与乡村建设运动

目前,学界对新乡贤的界定尚不明确。同时,对新乡贤的时间界定也是含糊的。笔者认为,乡贤主要对应小农经济时代,而新乡贤是近现代以来参与社会变迁当中作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的一次社会知觉。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五四运动的爆发,而现代是从1919年开始的。换言之,中国社会在该时期是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而且也正是在该时期,乡贤的主体属性也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了较大改变。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应当可以成为新乡贤 (现代乡贤) 诞生的重要标志。它是民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次社会知觉和社会思考,它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的的实践性运动,它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事件。因此,新乡贤的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探究当前新乡贤的乡村治理路径和问题必须正视早期的历史实践,进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和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中国士人历来注重的‘乡治’传统,它是现代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一场社会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新乡贤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史上的标志事件。其中,以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等最为知名。1926年,晏阳初来到河北定县推行乡村平民教育,并在同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旨在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来实现救国。在晏阳初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合作经济为核心的定县经济模式,并先后成立了自助社、合作社、农民合作银行。与此同时,在身体健康方面,实验区形成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并存的状态,并提出村级卫生保健等重要概念。清河实验以1928年为开端,该年燕京大学杨开道和许仕廉等人教授带领师生进入清河镇 (今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 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由此拉开了清河实验的序幕。清河实验重点围绕调查、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在调查方面,清河实验区成立后,专门成立了研究股,重点对清河镇的人口、经济、社会态度、农村领袖、环境等方面展开系列调查;在经济方面,着手开展小本贷款工作,动员和兴办各村成立不同业务的合作社;在社会服务方面,清河实验重点关注清河镇农村儿童与妇女的教育问题,成立合作讲习会,同时,重点强化了图书馆、阅报处、壁报、夜校和演讲等五项内容。邹平乡村实验的主持人是梁漱溟,他于1931年在山东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立目的在于培养乡村建设人员和以邹平县为试验地展开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主要活动可以被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将邹平县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并启迪民智,为当地农民提供新技术,改良农业品种等。换言之,邹平实验是一种教学与实验相结合的形式,重点在乡村文明、乡村自治、乡村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

三、社会知觉: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关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百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喊出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是乡贤、士绅在近代的一次突变,是新乡贤的重要开端。它是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新乡贤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的一场社会知觉运动。换言之,正是一次次的社会知觉推动着人们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不断地推动着农村社会治理进程的推进,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知觉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重建的必要桥梁。

社会知觉是指人类对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的特有感官,是一种对社会性信息所形成的知觉,是对个体状态、个体发展、群体凝聚、群体互动与群体关系等诸多方面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敏感的自然意识。笔者在《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一文中提出,社会知觉应当可以划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的知觉、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的知觉、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的知觉、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知觉。与此同时,笔者在《清河实验: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原住社工,培育基层自生力》一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农村主要面临三个主要挑战:乡土性的淡化,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乡村复兴和农村建设的支撑不足,社会治理力量薄弱;对农村治理问题缺乏一个全面认识,乡村自组织缺乏。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激发村民的社会知觉,提升乡民参与治理的活力,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具有高度社会知觉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乡民、新乡贤和新乡工 (新乡村社会工作者) 能够相互合作与配合,并建构一个新乡民-新乡贤-新乡工多元互动与合作的乡村治理模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和乡土重建。

笔者认为,新乡民、新乡贤和新乡工 (新乡村社会工作者) 的互动是基于社会知觉状态而进行的,也正是由于对农村嬗变和变迁的感知和知觉,才使得三者有了的内涵,是一种对新时期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出现问题后进行尝试性的回应。其中,正如晏阳初的愚、穷、弱、私论,农民的关键问题在,而从知觉社会学来看就是不开悟,即缺乏知觉顿悟。而对于如何启迪民智,即激发农民的社会知觉,笔者认为,第一,农民要在中国体验的基础上去发现和体悟农村问题,并且改变以往知贫却安于贫知贫却不畏贫”的小农心态,这应当是自动自发地去改造自己所生存的那片土地。第二,新乡贤的出现是社会知觉和自我感知、体悟的结果,那一批生于农村,而改变了命运的人感知到了曾经养育了自己的故土的贫瘠、贫困等状况,并运用自身所学,起着先行者和带领者的角色,这是新乡贤的一次社会知觉。同时,目前新乡贤在农村主要任务为提升农民的知觉能力,引导和推动农民参与农村治理,带领村民更为科学地治理乡村。其三,在后乡土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应当介入到农业脱贫、农业振兴等方面,积极发挥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作用。因此,新乡工指的就是新的农村社会工作者、乡村社会工作者。新乡工应当在未来农村变革和知觉运动中起着一个倡导和引导的角色,是一种专业型和专家型参与和协助的角色。正如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一样,是一帮专业的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师生对清河镇的改造,而其中关键的在于整肃民风,提升农民的自我认知和社会知觉能力。而且,从近年来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海淀区清河街道所推行的新清河实验来看,亦是如此,重点在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提升社区人们自我管理和自我自理的能力。当然,还应当强调的是,新乡民和新乡贤都和乡土相关,是从本土中诞生的,而新乡工却是一个外来的个体,作为一个外来个体如何介入到农村村民的社会知觉教育和培养,其机制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本地、本村挖掘当地人才,即如何培育原住社工,增强基层农村自生力和社会知觉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而且,我们还应该承认社会工作者只是农村社会知觉运动的协助者,归根到底要靠农民自我觉悟,因此,基于这一情况,社会工作者在激发农村和农民的知觉与活力后的撤出机制也应当成为我们未来研究农村社会知觉与农村社会工作领域应当探讨的内容。

近年来,返乡体愈发流行,王磊光等人关于对农村变迁的感悟借用互联网而被广泛传播,而且,其中不少人认为农村是再也回不去的故土,并利用他们的自我体验和感知,对农村社会变迁进行了一番理解和体悟。笔者认为,返乡体的流行说明社会大众已经开始对农村问题产生普遍性知觉,都明确体验到农村存在各种问题,并且需要及时治理。回顾历史,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改革开放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和感知,而逐步兴起的改造农村和发展农业的社会知觉运动。因此,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农民自身的社会知觉,还是其他社会主体对农村的感悟和知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农村和农业得到改变,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人类天然具有的社会知觉,无论是否存在社会知觉偏差社会知觉短暂中断等问题,主要人类的根本性质不发生改变,社会知觉的能力都是可以恢复和激活的。因此,后乡土中国农村要想脱贫,要想真正实现农业振兴极为关键的要素就是社会知觉,就是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去激活农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知觉能力。

结束语

米德在《行动哲学》一书中把认为动机、感悟 (知觉) 、操作和完成等四项内容构成了整个行动的流程,而且他认为知觉就是对刺激的潜在反应的一种唤起,它会促使主体准备好以某种方式作出行动。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迅疾而广泛的转型,这样的一种转型和变迁是不可逆转的,这些变迁纪录着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这是一种中国体验。当然,中国农村的变迁也正如前文所言,逐步进入到一个 () 乡土中国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时刻都在感受和体验到它的变化与变迁,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变迁使得人们的社会知觉和社会感觉能力再次被激发,一批批新乡贤的出现,一次次农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运动都是社会知觉和中国体验的明证。因此,应当高度重视人类天然具有的社会知觉能力,充分利用各种措施,让人们在进行着中国体验和对时代嬗变进行着社会感知的时候,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建设、发展振兴和社会治理的新道路,并尝试在中国农村构建一个新型的、稳定的知觉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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