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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的选择:客厅工厂中的农村妇女为何留守乡野?——以河北省李村为例

作者:任守云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18-04-06  浏览次数: 455

【摘 要】基于对河北省李村的田野调查,立足妇女的主体选择,发现参与客厅工厂的都是年轻并且拥有工作技能,可以外出赚取更多收入的妇女,但在家庭照料负担,特别是留守儿童问题及危机叙事的背景下,妇女认识到隔代监护的不足,以理性化的方式回归农村;同时,现代城市教育理念对儿童教育中母亲角色的强调滴流到农村,使妇女以在场方式陪伴孩子。发展机构、大众组织和政策研究者只有明晰农村妇女在城市化中所承受的代价、性别化的剥夺和理性化的选择,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妇女。

【关键词】客厅工厂;农村妇女;性别和发展;留守儿童;现代母亲


一、问题提出

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加强妇女技能培训,支持农村妇女发展家庭手工业是我国旨在促进农村妇女就业的政策[1]。在工业化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背景下,媒体将来料加工业等活动作为一种就业方式予以报道,特别是认为针对妇女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家庭和就业的好途径。例如,把闲置在家的农村妇女吸引到工厂,实现妇女和企业的共赢[2],将庭院经济作为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关爱机制加以发展[3],来料加工开辟不离乡致富路[4]无围墙工厂造福农村[5]。但是这些报道只强调参与其中的妇女的经济收入的增加,未从妇女主体的角度去揭示她们参与此类活动的原因。

农村妇女在工业化中的境遇不仅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熊秉纯将这种设置在农户庭院或客厅中的来料加工活动称为客厅即工厂,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推行客厅即工厂的社区发展方案后,台湾出口加工业层层外包的生产体系的底层是许多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参与其中的妇女承受着性别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双重剥削[6]。事实上,国际上对来料加工业中的受雇妇女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研究各有侧重。例如,印度贫穷的家庭主妇参加庭院工厂并生产供西方国家女性消费的蕾丝商品[7],在伦敦服装工业的家庭加工点从事劳动的孟加拉国妇女[8],亚洲国家的外包来料加工体系中利用家庭私人居住空间为商业生产服务[9],在土耳其的大都市郊区由家庭经营的来料加工点从事计件生产的女工被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络整合其中但其劳动是无酬或低酬[10]。但上述文献的着眼点更多地集中于城市或城郊的受雇妇女,未能触及农村妇女融入客厅工厂的独特的动力机制。

我国学者对于农村妇女参与非农行业的研究较为丰富,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从家庭角度分析婚姻对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制约[11]、从市场分化解读农村男性外出而女性留在乡野的差异[12]、从劳力迁移角度关注农村留守妇女[13]、从农民工返乡角度分析打工妹返乡后所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角色[14]。除此之外,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妇女的处境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探讨,包括劳动力社区内转移的性别差异[15]、市场盛衰所引发的妇女就业程度的剧烈变动[16]、参与经济活动的农村妇女被政治领域排斥的限制[17]、作为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边缘部分的农村妇女有组织地反抗的缺乏[18]。但是对于客厅工厂中的农村妇女具备的特性,例如她们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生活世界鲜有探讨。

目前国内学界针对客厅工厂中农村妇女的学术性思考和实地调研较少,缺乏系统性。理论方面,如对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包买制的历史沿革和理论意义进行归纳[19],以中国乡镇企业的变迁为背景概括城市向农村的两种不同的工业外包模式[20];调研方面,如分析农村妇女从处于市场链底端的加工活动中赚取低廉的计件工资,却承担着来自农业和家庭照料等方面的重负[21],组织妇女参与庭院经济事实上强化了劳动的性别分工,难以给妇女赋权[22]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对客厅工厂中农村妇女的研究可以进行以下延伸:从妇女主体角度解释其融入客厅工厂的微观动力,而非片面强调客厅工厂带来的工作机会。笔者一直关注客厅工厂中的农村妇女,曾在20113月到20126月期间采用参与观察法,对河北省青林县李村(文中的主要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的一个由返乡农民工创立的客厅工厂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调研,对十多位妇女工人、两位工厂管理者、村干部、妇女亲属及其他村民进行多次入户访谈,并于20168月进行补充调研,收集了妇女工作和生活状况的资料。李村位于山区,全村305户,1227人,距县城70公里,距乡政府所在地7.5公里,由于撤点并校目前仅有一所小学提供二年级以下的教育。本文关注妇女理性化的主体选择,有助于对媒体报道中关于客厅工厂和农村妇女的话语去神秘化,揭示限制农村妇女发展的现实因素。

二、年轻有技能的低薪劳动者:客厅工厂中的农村妇女

李村没有大型企业,仅有几所家庭经营的商店,不需雇人。据村干部介绍,李村60%以上的收入来自打工,男性农民在外务工的有三四百人,女性有七八十人。待在李村的话,挣钱的工作机会较少。因此,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一般外出务工,年老体弱者管理农田。将来料加工引入李村的村民叫马胜,曾经在天津服装厂工作,201010月通过熟人关系联系到业务,投资一万元购置了九台二手电动缝纫机。工厂设置在他家大约40m的客厅里,客厅里堆放着原料和成品,工人们将已经裁好的布料加工为成品。这样的来料加工是村里少数赚取收入的工作之一。

发展机构或者大众组织常常将农村妇女表述为闲散人口,希冀通过发展项目解决妇女的就业问题。然而,过低评价妇女劳动力的价值并不符合实际。李村的工厂规模并不大,主要从事小书包加工,由于工资低,雇佣的多为妇女劳动力,工人数量多时有十二三名,少时有四五人。并非每位闲散妇女都被接收为来料加工的工人,主要是年轻且曾在工厂工作并有相关经验的女性,例如,有的妇女有在制衣厂的工作经历,掌握较为娴熟的使用缝纫机的技能。秀结婚以前在青林县等地的纸厂、食品袋厂、服装厂干过活;静以前在服装厂加工休闲服。这些妇女本身掌握加工技能,无须老板进行培训即可将工作完成。这些妇女年龄在30岁左右,老板娘认为40岁以上的人的视力下降,而在电动缝纫机上做细致的工作很费眼睛,因此只雇佣年轻有技能的女性。这些妇女一般在结婚特别是生孩子后选择回乡,而留在农村一边带孩子,一边借助空余时间寻找挣钱的机会。静解释道:去加工点,能挣,孩子和我的开销就能抵挡。不工作也得开销,工作的话还省钱。妇女们将丈夫外出务工的钱积累起来以备将来的大项开销。

客厅工厂中的妇女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每天挣二三十元,工资低廉。农村来料加工工人获得少于其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加到产品中的价值,这种状况在参与全球经济链的中国劳动力中并不鲜见。但是这些妇女的状况更加不利。每道工序的价格因复杂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单件的支付额度很低。例如,对于一个快手,将一条缝制到一个动物设计的玩具书包上是2分钱,她每小时可以加工150个。妇女们从其缝制的每个书包总计赚取1元,而书包销售到保定市的价格是每个40元,妇女对来料加工链条中的利益分配没有话语权。与之相对,李村一些妇女外出到城市的饭店、超市和家政领域务工,在青林县每月可赚取15002000元,在北京每月可赚取20003000元。参与来料加工的妇女比较了外出务工和客厅工厂的待遇差异,在加工点工作的萍这样说:你要是上外头干活,搞个绿化,哪天也得挣七八十元。这村里的人,人家在天津制衣厂,一样的活,一天挣一百多。你要说一天挣个二三十元的,确实就是太少。能出去的话,谁也不愿意在家。这都是出不去的人,就这么个干呗。秀说:外头八小时,可以休假,休假可以回来看孩子。人家这几天假,是必须得歇。这儿怎么也得干,不干你就不挣,没闲着的时候。除了收秋太累得慌,歇两天。事实上,村里那些较为富裕家庭的妇女更愿意玩麻将,对加工活不感兴趣;还有一些妇女工作一段时间后抱怨劳动负担重而工资低选择退出。有人认为,由于李村地处偏远山区,当地除农业外几乎没有工作机会,来料加工的进入是好事。但是事实上,妇女的无法流动使她们的低收入对于政府机构和媒体变得不可见。而资本正走向农村,并非等待农村人走向它,来料加工就是资本转移到农村以降低成本的例子,因为农村的劳动力价格比城市要低廉。

既然赚钱机会在农村少且收入低,那这些有工作经验的妇女为何不离开村庄外出务工寻找赚钱多的工作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出务工需要长时间待在外面,无法照顾家庭,不利于外出求职。另外,来料加工业中的女工被家庭和土地照料责任所锁定而无法流动。这也是村庄的文化期待和父权制规范对妇女的形塑:赚钱是男人的工作,妇女应该首先从事家务劳动及养育孩子。例如,当问及留守在家的为何不是其丈夫时,妇女回应道,如果女的在外头干活,男的在家看着孩子,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个事儿。农村就业机会欠缺,虽然客厅工厂赚取的收入少,但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富裕的妇女将其看作是空闲时间赚取补充性收入的一个机会。

另外,对于老年人的照料责任也使这些妇女留守在村庄。静的婆婆,强调自己身体不好及缺乏教育孩子的能力,希望静留在村里照看家庭。她说,我愿意她待在我身边,有时候我这个腿一点都不能动,一动就疼。我要动不了了,她在我身边,我觉得安心。俺老伴身体也不好,光闹毛病。我愿意静在家帮助点,守着我。有啥事了,叫她一声,不愿意她上远处去。我又不识字,孩子上学我也不会给他们讲。我怕他妈要走了,孩子跟着我不爱学习。家里要是光我个人,我觉得负担太重。同样,对于秀而言,老人照料负担体现得尤其显著。秀的丈夫是家里的独生子,常年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秀说:我个人养着三个老人,孩子他爷爷、他爷爷的妈妈,还有一个有点精神病的叔。他们都不结实,70岁、90岁、60岁,个人自理都不行,都快动不了老人多,养老负担重,就困死了。凑合有个小活瞎干呗。说起来哪儿也没耽误,也能看着老人,也能看着孩子。一天挣10来块钱,买个馒头的钱就有了。对于儿媳妇的辛苦挣钱,老人们也心知肚明。兰的公公这样评价兰的工作:也是太熬得慌,时间太长,有十一二个小时……这个得分家庭说呢,人家有的人(富裕),根本就不去,还打麻将呢。有的苦难的,一分钱,也得挣呢,因为没这收入。但工资忒低,一天弄不了多少钱,黑夜有时候还加工,但不去做那么长时间的话,就挣不了钱。一坐就几个小时,脊椎和腰都不行了。主要有小人(当地方言将儿童和子女等小辈叫作小人),出不去,待着也是待着,在家里挣个零花钱那零花钱挣得可不容易,是困难得没法的人才去。这些从事加工活动的农村妇女均来自经济不富裕的家庭。

三、理性化的选择:为了孩子而留守乡野

马胜工厂的女工基本是有学龄前或者上小学的孩子的已婚妇女,她们常常用出不去来形容自身的处境,并且由于当地就业机会有限而只能加入身边的客厅工厂赚取低廉收入。这些妇女认为,孩子生下到二年级离开村庄读书之前,是特别关键的时期,虽然在本地挣得少,但挣钱不是绝对第一位。妇女的留守并非完全归结为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格局,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城市化的发展使妇女意识到不能让孩子因父母不在身边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于是妇女理性化地选择留守在农村照看儿童。

全国妇联的研究显示,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6000[23]。而升学导向下的学校管理方式使农村学生产生了迷茫与厌学情绪,同时,社会整体道德规范的滑坡使得留守儿童更易出现个体失范和越轨行为,例如赌博、偷窃、网瘾、少女妈妈等问题行为[24]。另外,寄望于将儿童带到父母工作的城市以实现就学的境况并不乐观。尽管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认为将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并且在城市学习更好,然而,高昂的教育费用、在城市找到合适学校的困难、父母太忙无时间照料儿童,使得一半以上的这类儿童留在家乡学习[25]。李村妇女在考虑把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时面临着诸多限制,兰是15岁和7岁两个男孩的母亲,她这样解释:如果带到城里的话,儿子需要适应新环境,学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找不到那种特别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将孩子带出去。带出去花费很高,也不放心孩子。我住在女工宿舍,小男孩住着不方便,但如果租房子,花费很高。相对于过去,女性将年龄小的孩子留给祖父母或者是其他亲戚后去城市追求自己的全职就业,李村妇女对于孩子特别是学龄期儿童的责任,使得她们留守并从事客厅工厂的低薪工作,这是一种城市化背景下的新的实践。

在马胜的工厂工作的多数妇女曾有出于照顾儿童考虑而重新回归乡野的经历。回顾过去,最让兰后悔的是她曾经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把大儿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给孩子的性格和学习成绩带来负面影响,表现在成绩滑坡、性格孤僻,于是兰留守在村里陪伴二儿子。这个老二,我说可别往家里扔了,看着吧。虽然出去挣钱多,我也不出去挣多么多钱。在家里,我就是以看孩子为主。把孩子看好了,我再上班干活,挣点零花钱。兰的态度折射出作为母亲的强烈责任感,她决定回归是担忧家长不在身边时孩子的教育问题。静的经历与此类似,外出流动的经历使她体验了亲子间的疏离,于是她返回村庄,她说:孩子两岁的时候我出去过两个月。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我寻思爷爷奶奶也年轻,出去干点活去吧,一心想着出去挣点钱。那时我大姐生第一个孩子,我姐说,你出去也是给别人干,不如给她看孩子。出去小区里,我看到跟我孩子一样大的孩子,就想自己的孩子。正好赶上五一放假的时候,我姐说你回去看看吧。一回来,儿子也不认识我了,我叫他,他光往家跑,也不叫我,也不吭声。觉得孩子真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孩子,他那么小,两三个月就把你忘了。挣那个钱,也挣不多,把孩子扔在家里面,挺难受。后来我就弄不了了总觉得爷爷奶奶照顾再好,也像是没爹娘管的小孩一样。

在这些妇女的眼中,邻居妇女随着丈夫外出赚钱将孩子交给祖父母养育,依然在乎家庭,但是并不在乎孩子,孩子因此受罪。兰举例说:我们房子后面有一家,生下孩子就走了,孩子一口奶也没吃,孩子也能长大吧,但是看着就特可怜。萍同样说道:那边那个(妇女)就把孩子撂在家里,一开始她在外面待着来,结婚后,不想在家里待着,孩子喝奶粉,在家里跟着老人呢。一人一个想法。因此,妇女放弃了外出赚取更高收入的机会,留守农村照顾孩子。然而,这样的选择并不利于妇女的个人发展。例如,兰曾经有一个去杭州管理库房的工作机会,工作轻松而且每月能挣四千元,但是孩子一听兰要走远就哭。兰说她在孩子身边的话,孩子会感到踏实一些。同时作为家里的长女,考虑到一旦家里有事但距离远无法返回,患有脑血栓的母亲也特别不愿意让兰走远,于是兰推掉了这个工作。有学者指出影响农村妇女选择返回农村的三种因素是家庭对于妇女的意义、妇女的孝道及家庭内的性别关系[26]。在客厅工厂的例子中,考虑到农村缺乏儿童和老人照料方面的社会支持,妇女做出留守并照料家庭的决定。

同时,妇女的选择受到留守儿童危机叙事的形塑,而且被有关性别角色上的主导话语所形塑。具体而言,留守儿童问题已经被许多骇人听闻的安全威胁、厌学、情感问题、网络游戏成瘾等媒体报道所放大,这些关于留守儿童的煽动人心的报道威吓妇女陷入作为家庭主妇的传统角色,事实上是对农村妇女的新期待的现代角色。媒体和政策建议者们将城市现有的儿童照料的观念与关切农村在此方面的缺失相融合,倡导农村一种新的有德行的母亲角色,妇女被重新定义为母亲,并且在此基础上回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一位打工妇女原先是在北京一家饭店干活,怀孕后,她选择返回农村等待孩子出生,而孩子出生后没有老人或亲戚帮忙照看孩子,于是留在农村,她说:电视上一天天都说了,公益广告都说了:陪伴是最好的关爱。反正说都得陪着点。将来孩子都是留守的,这对孩子不好,学习和感情都有影响,疏远了。研究者们也分析了父母不在场如何影响儿童个性和世界观的养成并给出对策,例如,建议减少母亲外出务工的数量,使她们留守农村照顾儿童,总体而言这将帮助解决与留守儿童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27]。但是通过让母亲留守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绕开问题实质,形成对妇女权利的剥夺,妇女对于家庭特别是对孩子的关切使其无法流动即表现之一。然而,李村妇女在意识到城市化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后选择回归乡野,并默默地承受家庭再生产和维系乡村的责任。

四、母亲“在场”:现代城市教育理念的渗透

在解释影响妇女做出决定的机制方面,需要考虑到现代城市教育理念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劳务市场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要想在城市获得成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素[28]。然而,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并不乐观。当父母外出打工时,祖父母一般是主要的照料提供者,但是他们缺少文化并且过度劳累,无法监督孙子女的学习。年轻妈妈们同样认为,老人的精力不足,累得看电视都睡着了,不能把孩子叫回来有的老人,自己打麻将,孩子过去了,嫌烦,直接给钱让去买东西,于是惯下孩子坏习惯爷爷奶奶不识字,拼音拼不了隔代人比较稀罕孙子女,什么错误都能包容过去,孩子不听话,不管,就把他惯坏了。还有妇女指出老人不愿意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我去了天津服装厂一个月,闺女跟奶奶一个月,她奶奶说看孩子比较累啊,看不好。完了我就回来了。老人身体不好,也不敢老让他们干,后来就没想再出去。静也发现,许多祖父母溺爱孩子,不考虑孩子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培养其好习惯和独立个性,爷爷奶奶光是给钱,不管孩子是去网吧玩还是去买东西吃,现在孩子有网瘾了

事实上,现代的、城市的母亲角色的观念和标准滴流到农村,形塑了新的儿童照料的压力。在这一针对母亲角色的架构中,孩子被看作是一种需要大量照料的长期投资,母亲须在场指导和激励她们的孩子。同时,当下竞争性教育的兴盛导致母职密集化”[29]。母亲在场也是李村妇女待在农村并放弃城市可能收入的重要考量。大多数城市已婚妇女相信,一个母亲是否满足孩子的需求影响孩子未来,母亲通过身体在场心理在场等方式建构一个好妈妈身份[30]。外界教育理念的传播也使这些妇女意识到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例如城市的亲戚朋友通过人际传播对农村妇女们教育孩子的观念产生影响。静的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当老师,对静的嘱咐是:最好是陪着孩子,特别是叛逆期,孩子很容易习得坏习惯。在家干能陪着孩子,比出去挣钱强。出去扔给爷爷奶奶,只会溺爱孩子。母亲最大的责任是孩子,你在家里看着孩子就行了啥也不做,也看着他。妇女们共享一个对于母亲角色的相似理解,认可母亲角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而且,有别于祖父母对孩子自由放任的方式,年轻妈妈的教育方式更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静对教育孩子的态度是,监督着孩子,不让他学坏,防止其沉迷于网络游戏,培养其良好的习惯,使其自立并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涵是在马胜的加工点上班的一个有3岁女儿的28岁妈妈,她特意借助电视节目来培养女儿,陪同女儿跟着央视儿童频道的节目去唱歌、跳舞和画画。

当李村儿童上二年级后,孩子们需要去乡里或县里就读。个别妇女在这时选择外出务工以赚取较多收入,这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需要更多钱,而在马胜的厂子挣钱太少;另外孩子那时年龄稍大,独立能力增强,而家里老人的身体还比较结实,在孩子从学校返回的那几天里老人可以提供照顾。但是有的妇女依然选择留守,她们希望在孩子返回时能够亲自给其做饭、洗衣,以弥补寄宿制学校及祖父母的照顾不周,妇女们留守的首要原因依然是孩子。一位母亲这样解释:出去打工也行,但总觉得照顾不到的话,孩子挺可怜。孩子回来后,洗衣服做饭,自己照顾比较好。冬天孩子比较容易感冒,看着比较放心。

对于儿童教育的强调极大地促使农村妇女做出留守村庄的决定,也使她们变得极易被剥削。Mies谈到了劳动力的家庭主妇化,印度的外包体系驱使贫困的妇女为全球市场生产,为来料加工业工作的妇女是家庭主妇和母亲而非赚取薪水的工人的观念,反过来意味着雇主无须为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负责,并且支付她们低于维系日常生存必需的工资,Mies将此定义为一种超级剥削的形式[31]。李村妇女的选择留守反映出,相对于整个19902000年代,成百万的农村男性和妇女(包括很多有孩子的)离开农村,或者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料,或者在城市寻找一些类似于孩子照料的安排,如今这种以挣钱为导向的旧安排被一个弥补留守儿童问题的新安排所取代:妇女被重新定义为家庭主妇,以回应留守儿童问题和现代教育中的母亲在场,并在此基础上被推向有限的工作机会,妇女也将此观念内化。以上安排使得父权制保持了完整无缺,同时,也帮助创造了一个无法流动的、廉价的、超级可供剥削的妇女劳动力,她们的工作不被看作是工作,仅被看作是在空余时间从事的活动,她们也不被期待赚取生活所需的工资,于是资本得以廉价获取她们的劳动力。

五、结语

本文试图去探讨参与客厅工厂的农村年轻妇女在有较好工作选择的情况下,却理性地选择留守农村从事低薪计件工作的原因。在国家层面,政府提出在农村就地就近转移劳动力的背景是农村妇女融入客厅工厂的宏观动力,然而这些拥有工作技能的妇女并不能算作闲散劳动力,相反她们对家庭再生产和维系乡村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资本之所以向农村流动并将农村妇女整合到其中,其重要原因是规避外面劳动力成本过高的现实而求助于农村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在地方层面,农村妇女外出拓展非农就业的动机让位于她们对家庭特别是儿童照料的优先性,妇女留守于农村并在照顾好孩子的基础上寻找可能的挣钱机会,这构成她们融入客厅工厂的微观动力。但是,妇女的负担和贡献往往被遮蔽,客厅工厂等活动的剥削性质也不被发展话语表述。

同时,城市化背景下妇女的无法流动和固守农村一方面受到媒体和学界等关于留守儿童问题讨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现代教育话语中妇女对儿童照料应承担责任的形塑。这种对于母亲角色的社会期待倡导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在场,上述安排将妇女重新界定为家庭主妇,并制造出一个被捕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村妇女理性化其选择而留守农村,从事来料加工并且接受低薪工资,是由于农村缺乏儿童照料方面的更好支持,而将孩子带到城市又无法实现。农村妇女参与来料加工看似自主性提高,实则越发被绑定在支持家庭的角色中并无法流动,这便利了资本的剥削。发展机构、大众组织和政策研究者们只有明晰农村妇女在城市化中的承受和理性选择,才可能有针对性地理解和帮助妇女,并推动客厅工厂中的农村妇女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EB/OL]2016-01-27.

[2]何鸿娟.大力发展来料加工,推动妇女创业就业[J].中国妇运,200711.

[3]韩立新.潍坊市建立妇女创业就业关爱机制[EB/OL].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

08/09/8266558_0.shtml.

[4]李菲.来料加工开辟不离乡致富路[EB/OL].http//www.wzrb.com.cn/article260422_256show.

html2011-06-17.

[5]姚建.招远:无围墙工厂建到村上[N].中国妇女报,2007-08-25.

[6]熊秉纯,蔡一平,张玉萍,柳子剑.客厅即工厂[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7][31]Mies,Maria.Lace Makers of Narsapur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M].LondonZed Press1982.

[8]Kabeer,Naila.The Structure of‘Revealed’PreferenceRaceCommunity and Female Labour Supply in the London Clothing Industry[J].Development and Change1994252.

[9]Saptari,Ratna.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the Gendering of Industrial Work in Asia[J].Asian Studies Review2000242.

[10]Dedeoglu,Saniye.Gendering Industrial Subcontracting WorkA Qualitative Study of Garment Ateliers in Istanbul[J].Asian Women2011273.

[11]谭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J].社会学研究,19971.

[12]胡玉坤.失落的选择:村妇依旧守农田[J].中国图书评论,200610.

[13]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4]孟宪范.回流农民工的变化基于对返乡打工妹的考察[J].江苏社会科学,20103.

[15]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J].社会学研究,19985.

[16]笑冬.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J].社会学研究,19995.

[17]许敏敏.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J].社会学研究,20021.

[18]谭深.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J].开放时代,200910.

[19]傅春晖.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J].社会学研究,20142.

[20]Buck,Daniel.The Subsumption of Space and the Spatiality of Subsumption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ShanghaiChina[J].Antipode2007394.

[21]任守云.乡村工业化背景下的客厅工厂与农村妇女基于对河北省李村的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33.

[22]Jacka,Tamara.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3]全国妇联.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EB/OL].[2013-05-10]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24]潘璐,叶敬忠.“大发展的孩子们: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困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

[25]陶然,孔德华,曹广忠.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16.

[26]Zhang,Nana.Rural Women Migrant Returnees in Contemporary China[J].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3401.

[27]邬志辉,李静美.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8]Murphy,Rachel.How Migrant Labou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9]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2.

[30]陶艳兰.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J].妇女研究论丛,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