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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思考·展望:近五年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综述

作者:武小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高校社科动态》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4-08  浏览次数: 1005

【摘 要】近五年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趋势,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来看,区域史研究与整体史研究、宏大叙事与微观探讨、传统与现代交融、国家与社会互动相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并进,新文化史的相关理论亦为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就研究的走向与热点来看,涉及基层治理、革命运动、乡村经济、乡村信仰、宗教传播、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社会流动、乡村阶层等,呈现出多元的研究面相。未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应当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理论研究的深度。

【关键词】中国近代乡村史;综述;视角;热点;问题意识


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范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通过回顾近五年来关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成果,希望对它们作一梳理分析,并展望未来中国近代乡村史可能的研究面相。

一、视角与方法

近些年来对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趋势,不同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李金铮在关于乡村经济史研究方法上颇有独到的见解。针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他指出,碎片不等于碎片化的研究,碎片是整体形成的基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全面的整体史理念应该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内容的全面史、普遍史;二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选择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1]将乡村社会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构筑于整体史理念的基础之上。

赵兴盛在梳理前人研究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指出有关中国乡村文化问题的研究,要突破现有的学科体系,一方面要将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相结合,以重塑乡村文化的基本面相;另一方面,要凸显长时段、历时性视野下的文化转型研究,以考察文化变迁中的基本规制力量,提炼乡村社会的真传统,同时也要开展以村落为基础,以事项、事件与人物为中心的文化实践历程的细密梳理,以考察文化延续的机制,重新认识乡土文化自觉与理性及其特点。[2]

集市是乡土社会的主要消费或贸易场所,尤其在近代乡村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徐京波的文章指出,对中国传统集市的研究,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外,乡村社会关系对集市空间的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集市的空间性嵌入乡村文化之中,是熟人关系、人际交往、乡规民约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集市是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相接触和相连接的地带,因此应将社会空间置于乡村集市研究的中心。[3]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范式,近年来在史学研究领域逐渐受到关注。余新忠提及新文化史范式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时曾提到,新文化史重视历史的建构性和意义的破解与诠释,可以采用人类学的深描和后现代的叙事的理论方法。[4]基于新文化史的视角,魏静以陇东南地区为例,对作为地方文化符号的“神湫”进行认知、感悟和解读,通过对“神湫”文化的“深描”,进一步阐释其在地方社会中所彰显的文化意义。[5]

底层视角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与以往“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底层视角注重采用“自下而上”的眼光,关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百态。房桂芝便是从底层的视角,探讨了民国时期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发起的救赎农村的合作运动没有得到农民的认可,他们以冷漠、敷衍、投机及偷懒行为进行排拒,静静地消解了这场运动。最后作者指出,当前我们应当以此为鉴,规范合作社的发展,提高农民对合作社的参与度与认同度。[6]

二、走向与热点

(一)国家在场与官民互动:基层治理、革命运动

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史,国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一因子的介入往往会导致官民之间的互动。以往的研究通常采取“政策—效果”模式,即研究国家采取某项措施、发布某项政令后,民间完成的结果怎样,最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但这一模式忽视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怎样颁布?实施政策的主体是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实施?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人们有什么回应?这些正是这几年来学界研究近代乡村史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更能体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场景的立体性,它们展示了国家与民间互动的百态。

杨东考察近代社会治理模式与基层权力主体的嬗变演进,指出基层经历了地方权绅-工农群众-参议员-人民代表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动格局。[7]黄鸿山通过对晚清江苏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的研究,指出官府为了减少推行阻力,实行“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反映了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同时也是清末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8]魏文一则梳理民国时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发展脉络,从“非行政-社会动员”、市场动员以及民众参与三个方面论证梁漱溟的社会组织构造学说对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9]

关于解放区的乡村问题为学界一关注热点。杨豪指出,传统革命史研究中,神话了中共革命实践的力量,低估习惯传统的力量。而在冀中解放区的翻身运动中,中共政权借用了很多乡村传统要素,尤其是对仪式要素和身体要素的借用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可见,革命的实践与传统的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两者可以互补。[10]李军全则从革命动员角度来解读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指出春节的革命化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11]郭为桂深入考察了中共在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具体程式,指出近代中国“组织起来”是社会整合与基层再造的必然选择。[12]

(二)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乡村经济、乡村地权

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特点具有特殊性,但是从特殊性中又能透露出普遍性的特点。因此,如果说每个区域是个“小历史”,那么“小历史”便融汇于国家这个“大历史”。“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往往具有时代特色,体现当时、当地的特点。

魏本权通过列举民国时期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改造方案,指出民国农村合作运动是贯穿于农村合作派、乡村建设派、中国农村派等理论派别的乡村改造运动,对于民国乡村建设而言,是一个涉及乡村改造理念、模式与路径的全方位社会经济运动。[13]丁德超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农村合作事业进行了探析,认为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其最终走向失败,但是在刺激农村信贷、活跃农村生产和贸易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4]彭南生、王闯以河南省为个案,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事业的策略、布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虽然推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开启了政府救济农村的进程。[15]

近些年来对于农村地权的问题多有涉及,近代中国的地权分配既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又与一系列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因而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关注。很多区域性的研究涉及了近代中国的地权分配问题,比如李金铮的《相对分散与较为集中: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乡村土地分配关系的本相》、[16]胡英泽的《近代华北乡村地权分配再研究——基于晋冀鲁三省的分析》、[17]董佳的《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的地权转移与乡村土地关系——以晋绥边区黑峪口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8]关永强指出,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各自研究区域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十分严重,或者认为其存在着地权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关永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近代中国存在着全国性地权集中化的趋势,地权分配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力并非是第一位的。[19]黄志繁、张媚在论述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时,指出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物理形状的“零碎化”、土地表述的“租税化”和地权运作的“精细化”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20]

(三)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民众信仰、宗教传播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近代中国乡村的人们对传统信仰的崇拜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袁博对晚清时期民间水神崇拜与祭祀的研究指出,晚清水神崇拜逐渐式微,反映出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冲击,并在二者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发展。[21]赵英兰、贾小壮亦指出,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信仰呈现出新旧并存、传统衰微的局面。[22]郭伟平指出,清末至民国时期乡村近代工业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民间信仰。[23]

庙宇在乡村信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村民祈祷的一个平台,但是近代以来庙宇受到了冲击。康豹(Paul Katz)的《迷信及其反对者:毁庙运动在中国(1898-1948)》一文,关注的是1898-1948年间,由各级政府发起的毁庙运动,以此观察国家权力如何在“反对迷信”的旗号之下,在地方社会确立自身权威。[24]邵彦涛、葛小寒分别从近代庙产与官方的纠纷、[25]庙田的捐赠两个角度对庙产予以探讨,[26]它们都体现了近代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复杂面相。

关于近代乡村基督教的探讨,多集中于对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在乡村事业的研究,或者基督教在乡村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所发生的冲突和文化分歧。范正义的著作考察了清末民初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神衹信仰的冲突。[27]在农村与农业改良方面,蓝希峰以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黎川实验区为个案,讨论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服务活动。[28]赵晓阳认为,近代来华农业传教士卓有成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29]李传斌探讨了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0]

(四)变革与传承:乡村教育、乡村建设

综合近几年来关于近代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研究成果,它们的共性之处是: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中的精华成分,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糟粕予以变革,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扞格。

邓运山指出,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和谐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31]郭琳琳便是探讨了新学在农村推广时,与村民的迷信旧俗、守旧思想、实用思想、乡村儒家思想等思想文化发生了冲突,这亦成为新学在乡村推广不力的重要原因。[32]朱煜以19301937年的江苏为例,对民众教育馆与私塾改良进行了研究,指出民众教育馆在协助政府推行私塾改良、规范私塾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3]孙诗锦探讨了1930年代定县戏剧改良是晏阳初定县实验中文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平教会用以治“愚”、“作育新民”的主要方式之一,促进了对乡村民众的启蒙。[34]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也是学界探讨的内容。王玉珏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与妇女解放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对今后妇女的发展提出了思考。[35]游海华、饶泰勇提到,国民政府以苏区革命为历史契机,先在“收复区”举办特种教育,后在江西全省推行保学的政治教化手段,使此后的乡村义务教育打上了较深的“党化”烙印,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向乡村的延伸。[36]叶芳、曾学龙则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37]

周晓庆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探讨,指出乡村建设应当找出并解决核心制约因素,让农民成为乡建主体是推动农村建设的关键。[38]王先明的研究表明,民国乡建运动由于政府的介入,1937年后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的主旨消解于无形,如何在社会国家与学术的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活力,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39]

(五)分层与变迁:社会流动、乡村阶层

分层与变迁属于社会学的术语,关于社会流动、社会变迁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分层与变迁的特点,展现了近代社会的嬗变与发展。

杨豪以冀中乡村为例,对革命场域下的社会向上流动进行实证研究。[40]关于乡村社会流动的研究相对薄弱,对社会向下流动的研究更是甚少。他的另一篇论文则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的乡村社会向下流动,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文章指出,农业生产资源的贬值、民众生活的贫困和乡村金融的恶化成为了冀中乡村社会向下流动的三大重要表征,天灾人祸、剥削加剧、社会陋习、分家析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等因素造成了冀中乡村的社会向下流动。[41]王先明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乡村的富农阶层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42]

乡绅在乡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乡村的一个重要阶层,但是近代以来绅权在晚清科举废除过程中,其独特的社会文化重心地位逐渐被动摇。马华灵指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和社会来源都解体了,绅士权威也崩塌了。[43]但是,徐文娟则用另外一个视角审视地主士绅,她的研究指出,随着保甲制的推行,地主豪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势力有所强化,但也使得地方政治进一步恶化。[44]李强从思想观念转变的角度,以山西士绅刘大鹏为例,对内陆士绅在近代化变革时期思想蜕变的困境进行了探讨。[45]胡茂胜则论述指出,晚清至抗战前,江苏的基层士绅打破传统农业思想的藩篱,发展近代化的农业教育。这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促进了近代农学在江苏的普及推广。[46]

三、反思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五年来关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的面貌,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不胜枚举。它们不仅丰富了乡村史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乡村史相关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注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交流互动;其次,与以往史学研究的描述性论述相比,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呈现区域史研究的态势,其中不乏以较为典型的个案为研究对象,放在整体史理念下进行探究。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关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有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一般来说,学术论文是构建而非破解,因此资料和方法的突破与创新是论文的一大突破口。对于文章所有的创新与不足,大体围绕着资料、方法、论证过程等方面展开,完全空白的研究领域几乎不存在。但是,近代关于乡村的资料浩如烟海,在资料上相对比较充足,也许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如何去组建资料,而组建资料的中心是问题意识之所在,因此,笔者不妨揣测,将来研究乡村史将会以问题为导向。就目前乡村史的相关研究来看,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反思,比如:近代乡村社会的向下流动如何?近代乡村性别与劳动分工有什么特点?近代乡村的医疗卫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近代西北、东北、西南、华南等地区的农村呈现什么样的面相?民国乡村有没有像当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当然,这些属于框架式的问题,个中细节还需把握学界研究动态,选择前沿的视角来探讨。

多学科交融是当今学术研究的趋势,学者应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拓展乡村史研究的理论深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地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我们都可以学习利用。当然,打通学科间的壁垒也许有些难度,这不但需要学者渊博的学识,更需要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攻坚。越过了这道门槛,也许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更加深入的探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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