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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作者:李文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18-04-11  浏览次数: 1020

【摘 要】在民族群体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面临着生计方式转型的困扰。在此过程中,民族生计方式转型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生活于高寒山区缺少发展资源的那些族群而言,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外部资源,因而生计方式转型不仅受到了本地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多的是受到了族群文化特质、族群历史和各族群在区域社会体系中族群关系的影响,本文把后者理解为是族群性制约了族群生计方式转型。本文以生活于同一生态环境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为例,讨论当前族群的族群性和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关键词】族群;族群性;生计方式;转型


资源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交换互动的核心中介,乃是生计方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核心要素。[1](P.161)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围绕着资源的使用,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出了特定的生存技术,形成了风格不同的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生计方式。而作为生计方式核心构成要素的资源,不但应当包括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同时还必须囊括借由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生产生活习俗等共同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2]因此,可以说生计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维持某个群体生存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资源配置为核心展开的一种人类与自然环境,及人类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交流、交往的最基本活动。

196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内森·格莱泽和丹尼尔·莫尼汉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了ethnicity一词,用以描述“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3](P.8)族群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族群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共同记忆、象征符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反映。族群的文化特点不管是经由主观建构还是客观存在,或者是被他族认定还是自我归属都构成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但是,只有当族群的文化特点与世系在一个多族群杂居的社会体系中服务于维系与凝聚自己群体的目的时,这些才是重要的。在人类学研究中,族群性概念经常被用于讨论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问题,鲜有被用于分析在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区域内不同的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因为,特定地域内不同群体生计方式的形成与该群体自身拥有的文化特点和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决定。

在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族群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经济行为无不与其他族群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如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指出的,生活于同一区域内的几个不同的族群可能为彼此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果他们通过有差别的生产方式的垄断来进行竞争和顺应,这就牵涉到政治和经济的密切交融。[4](P.11)因此,特定地域内不同群体生计方式的形成与该群体自身拥有的文化特点和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决定。同时,通过观察人们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行为及其选择,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心智如何与经济发生互动。[5]遵循上述的理论路径,本文以云南省和贵州省交界处的一个高寒山区贫困村中的回、汉、彝、苗四个民族为例,结合历史民族志资料和当前的田野调查资料,讨论在改革开放后人口自由迁移的背景下,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宁边村四个族群生计方式转型

宁边村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与贵州省威宁县交界处的一个多族群聚居村,地理位置上处于云南省的东北部,距昭通市政府所在地的昭鲁坝区有22公里远。2016年年初时,宁边村有彝族村民712人,回族村民1353人,苗族村民601人,汉族村民2100人。宁边村的海拔高度在2600米到3100米之间,国土面积32.7平方公里,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喀斯特地貌之上,是一个严重缺乏水资源的高寒山区贫困村。村子中的土地不能种植任何种类的经济作物,只能种植适合高寒山区生长的苦荞、燕麦、洋芋和玉米四种传统的且经济价值很低的山地粮食作物。村子中除了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大片的天然高山草场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支撑村庄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

在改革开放以前,宁边村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相同的生计方式,都是采用农耕和牧养相结合的方式来维持群体的生存。之所以拥有不同文化的四个族群形成了相同的生计方式,原因在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尽管宁边村离昭通市的市区只有22公里远,但四个族群的村民不能自由迁徙到其它地方寻找工作机会和发展出其他类型的生计方式,每个族群的每个家庭只能将劳动力投入到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的活动中来维持生存。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自由化,生活于高寒山区宁边村中的四个族群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四个族群的村民在什么领域内寻找谋生的资源时就受到了族群文化、族群历史和族群关系的制约。

2000年以后,宁边村也掀起了一股打工潮,越来越多的村民走出村庄,来到昭鲁坝区打工或是去更为遥远的东南沿海和北方的省份寻找工作机会。对于缺少发展资源的高寒山区而言,外出务工更容易替代原来的生计方式,成为当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途径的多样化意味着宁边村的四个族群村民多了一些选择,解决用于粮食生产之后的剩余劳动力。从整体上来看,现在回族村民是村子中最为富裕,有5户家产超过百万的回族家庭,苗族村民最为贫困,汉族和彝族则处于回族与苗族构成的贫富两极的中间地带。

(一)回族村民以饲养牲畜和开采煤矿为主

回族村民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在饮食方面有着严格的禁忌,去到外省打工的人数要比村子中彝族、汉族和苗族村民少很多。回族村民在外打工时非常担心工作的地方提供的饮食不符合《古兰经》中的相关规定,一般都是去专门的清真市场购买牛羊肉,再拿回住的地方自己做着吃。回族村民说,去外省打工就等于是搬一次家,锅碗瓢盆都要自己准备好,别人可以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自己得在外面租房子住,下班之后还得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自己住的地方做饭吃。自己租房子自己做饭吃,扣去房租费和生活费,每个月打工的收入就所剩无几。宁边村只有一位不到20岁的回族村民在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工作了超过三年时间,原因是他一去工作就认识了一个湖北的汉族女孩,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其他的村民在外打工的时间很少能够超过一年时间,基本上都是因为在外打工时的饮食不符合伊斯兰文化的要求,这些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工作机会。

回族村民不便于长期在外省打工,但他们又迫切需要在粮食生产之外寻找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于是他们选择了在村庄内部寻找发展机会,扩大家里的牛羊饲养规模,依靠出售牛羊增加家庭收入。回族村民喜欢饲养母牛,母牛可以繁殖小牛,等小牛长到一定时间就可以用于出售。在2015年时,一头出生超过三个月的小牛一般就可以卖到6000元左右,而需要2年时间才能长到成年的牛也才能卖到1.2万元上下。在宁边村中,劳动力充足的那些回族家庭至少会饲养2头母牛,最多的一户家庭饲养了7头母牛。有的回族家庭除了饲养母牛之外,还会选择饲养山羊和绵羊。羊的饲养数量少的家庭在20~30只左右,最多的一户家庭饲养了80只羊。羊的饲养数量达到80只的家庭,每年可以挑选出差不多20只长到成年的羊卖给牲口贩子,家庭收入达到了4万元左右。

普通的回族村民可以通过饲养牲畜的方式增加家庭收入,又通过省吃俭用的方式积累财富,5户家产过百万的回族家庭就不是简单地通过饲养牲畜和省吃俭用就能达到的,而是通过开采煤矿或是与开采煤矿有关的工作积累了大量财富。在宁边村中,没有任何一户汉族、彝族和苗族家庭是通过开采煤矿积累大量财富。与此同时,宁边村中的许多家庭条件一般的回族村民也在从事着与煤矿开采有关的工作。除了5户最为富裕的回族村民家庭之外,笔者2015年9月在宁边村调查时,从自己的访谈和村民的言谈中知道了村子中目前有8位司机依靠在煤矿上运输煤炭赚钱,其中3人有属于自己的运煤卡车,另外的5人是帮那些有车的老板开车。这8人当中有6位是回族村民,有1位汉族村民和1位彝族村民,没有任何的苗族村民依靠运输煤炭维持生计。而那些在农闲时候间接依靠煤矿开采获取现金收入的回族村民的数量则是难以统计。

回族村民之所以愿意立足于本地方寻找发展资源,在于回族的文化和历史两个方面的原因。回族是昭通的外来民族,回族来到昭通生活之后一直保持着农耕和牧养相结合的生计方式,宁边村中有大量的高山天然草场,正好适合饲养牛羊等经济价值高的家畜,饲养这些家畜的成本很低使得回族村民有利可图。而宁边村中的回族村民比同一个村子中的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擅长于煤矿开采,则有其历史上的继承性。云南回族素有开采矿冶的历史传统,……矿冶业成为清代云南回族经济的一大特点。[6](P.103)《昭通市少数民族志》一书中也提到:“昭通市小龙洞乡回民男子,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从事季节性采煤,小垴包村二至六社全系回民,男子60岁,甚至八九岁的小孩都进洞挖煤,运输到城区卖后买粮食”。[7](P.128)

这本书中提到的小垴包村在1988年以前一直是宁边乡下辖的一个全是回族村民聚居的村子,后来宁边乡并入了新成立的小龙洞回族彝族乡成为一个行政村后,小垴包村才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村,离现在的宁边村也只有5公里远。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对于宁边村的回族村民而言,依靠开采煤矿谋生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生计方式。在国家与市场的两大力量驱动下,煤矿开采成为一种高利润且垄断性的行业,回族村民因为历史以来就从事煤矿开采,懂得煤炭市场和煤炭开采技术,直到现在仍然延续了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

(二)苗族村民以到北方和东南沿海打工为主

牛羊肉价格的上涨,吸引了不便于外出打工的回族村民大量饲养牛羊,但饲养牛羊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在山坡上放牛羊时要能有足够的毅力忍受风吹日晒雨淋之苦,经常放牛羊的人也容易患上风湿病。苗族村民觉得若是也和回族村民一样留在本村子中依靠饲养牛羊出售来增加家庭收入,那么人会变得很辛苦,不如外出打工挣钱来得轻松和自由。所以,宁边村中的苗族村民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赚钱,很少会像同一个村子中的回族村民一样通过留在村子中饲养牛羊来积累财富。正因为回族村民主要以饲养牛羊积累财富,在苗族村民看来,回族村民就显得特别能吃苦耐劳。

学者们注意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都受到了距离的限制,人们都愿意选择离家乡距离较近、较为熟悉的省内城市作为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而少数民族则表现出了这方面更强的倾向性。[8]但是,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宁边村的很多仅接受了很少学校教育的苗族村民首次外出打工通常会去北方和东南沿海的省份寻找工作,而不是就近在昭鲁坝区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了工作经验再去更远的城市寻找工作。那些接受了比较多的学校教育的苗族村民则会在本省或是本市内寻找工作机会。在宁边村的苗族外出打工者中,仅有2位苗族村民在昆明工作,另外2位苗族村民就近在昭鲁坝区工作,其他的村民都是选择远离家乡的北方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寻找工作。

在本省和本市工作的4位苗族村民的共同点是接受了比较长时间的学校教育。在这4位苗族村民中,有1个是云南省的红河学院本科毕业,有2个是中专毕业,还有1个是初中毕业。本科毕业的苗族村民在昆明市的一家企业做销售工作,一位中专毕业生是昭通市一家私立医院的护士,另一位中专毕业生是昭通市一家小企业的会计,初中毕业生在昭通市一家较大的服装商城里做导购。在北方和沿海省份寻找工作的苗族村民的共同点是仅接受了很少的学校教育,他们多是在纺织厂、服装厂和玩具厂里工作。由于工作不稳定,他们经常来往于家乡和城市之间,很少有人能连续在一个地方工作超过一年时间。在外打工者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多是在2000~3000元每个月。

宁边村的苗族属大花苗,操苗语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此族与他种苗族无婚姻关系,其性较孤僻,不与外界接触,故生活完全形成一独立形式”。[9](P.101)大花苗迁入昭通居住的地方多为高山峡谷和石山地带,缺少连片的土地,而且海拔高,气候寒冷,粮食产量很低且不稳定。再加上旧时受当地的彝族地主的剥削压迫,大花苗是苗族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支系,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直到现在,宁边村的苗族村民仍然保持族内通婚的习惯,在整体上也是村子中最为贫困的一个族群。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得知,宁边村中那些只接受了很少学校教育的苗族村民,他们宁愿到那些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工作,也不愿意就近在昭鲁坝区寻找工作,一是因为昭鲁坝区最多的工作岗位就是建筑工人,因为每月工作时间的不固定,挣钱少还非常辛苦;二是他们在昭鲁坝区寻找工作时经常会遭受坝区居民的偏见,在工作过程中常常会使他们感到有些不愉快。

“偏见的情感和意动的维度是被族群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距离的反映。社会距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在与外群体的成员交往的过程中,该群体的成员不愿意接受或承认一种既定的亲密程度的情感”。[10](P.67)虽然坝区居民和山区的居民同属于一个区域社会,坝区与地处山区的宁边村在空间上的物理距离也不算远,但大花苗却属于空间上的他者,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大花苗进入昭通后,一直在高寒山区辗转迁移,直到现在昭鲁坝区的居民仍然将大花苗视为日常生活中的陌生人,很少会主动和世代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花苗村民发生互动。也正因为如此,宁边村的大花苗村民在外出打工时,他们更愿意选择去完全陌生的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就近来到很可能会遭受偏见的昭鲁坝区打工。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云南的苗族村民通过外出到远方打工而形成一种新的生计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上苗族传统生计方式中的游动性特征。[11]

宁边村中的4位苗族村民能够在昭、鲁坝区和云南省内的其他城市找到工作,得益于他们接受了比较长时期的学校教育,长期的学校教育对他们的族群性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归根到底是社会持久地再生产其存续条件的一种手段,对年轻一代具有系统的社会化作用。[12]所谓的“社会化”对于宁边村的苗族村民而言,就是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的一个漫长过程,使自己的言语、行为方式符合他人的预期,周围的人也才愿意与之发生交流互动,自己也才能凭此融入主流社会之中。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遇到了在坝区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的那位苗族村民回家看望父母,在与她交谈过程中已经听不出她的口音和坝区居民有什么不同,服饰也和坝区的女孩一样时尚,仅仅从外表和口音方面是难以辨认出她是大花苗。而那些只接受了很少学校教育,或者是从未接受学校教育的苗族村民因为保留了较为鲜明的族群文化特质而难以融入坝区社会之中。

(三)汉族和彝族村民从事职业广泛

在宁边村中,汉族村民和彝族村民交错杂居,彼此互相通婚,彝族村民只能说汉语,两个族群在族群文化特质方面已经趋于一致,婚丧嫁娶的习俗都已经一样。汉族和彝族村民都认为,现在彼此已经没有任何的差异可言,仅仅是族称不同而已。同一个村子中的回族与苗族村民也认为彝族与汉族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差别,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吃一样的饭。与在探索发展道路上具有鲜明族群特色的回族与苗族村民相比较时,汉族与彝族村民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缺乏可用以比较说明其特殊性的一些特质。一方面是因为汉族与彝族村民在耕种土地之外从事的职业类型过于庞杂,不像回族与苗族村民因从事的职业类型集中在特定的一个或是有限几个领域而表现出族群特色;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在论述少数民族的一些特点时,在潜意识中已经将汉族作为突显少数民族特色的参照系,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的族群性存在一个“本来如此”的问题,不再需要花笔墨去描述,也存在难以有效说明的困难。[13](P.295)

汉族和彝族村民在耕种土地之余,也有一部分家庭主要依靠饲养牲畜获取现金收入,但更多的家庭只是在饲养了1头牛用于耕种土地和饲养了2~3头猪提供自己家一整年的肉类需求之外,就将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领域。因为,汉族和彝族村民也像苗族村民一样,外出打工没有在家里饲养牛羊赚钱辛苦,他们更愿意离开土地到外面打工。在外打工的过程中,汉族和彝族村民不像回族村民因信仰伊斯兰教受到饮食禁忌的制约,也不像苗族村民那样可能受到昭鲁坝区居民的偏见,他们的就业途径就显得非常多样化。汉族和彝族村民普遍认为哪里能够找到工作就去哪里,不在乎距离的远近。总的来看,汉族和彝族村民通过两种方式在村庄之外寻找发展资源,一是就近来到昭鲁坝区寻找工作,二是走出昭鲁坝区去到更远的地方寻找工作。

汉族和彝族村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非常广泛,有在坝区当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做点小生意谋生或是在昭鲁坝区很少的工厂中工作,从事这几种职业的村民通常是在坝区有亲戚居住,家庭的经济条件也较好。如果说彝族和汉族村民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族群特色的话,就是彝族和汉族村民当建筑工人的数量远远高于回族和苗族村民。当建筑工人的彝族和汉族村民又可以分为在昭鲁坝区当建筑工人和到昭鲁坝区之外的很多地方当建筑工人。建筑行业能够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提供数量众多的工作岗位。2015年笔者在宁边村访谈村民时,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已经大幅度上涨。砌墙工人每天的工资涨到了200~250元,会贴地板砖和墙壁砖的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涨到了250~300元,会扎钢筋的建筑工人的每天工资涨到了300元,那些只会搅拌混泥土和沙石的建筑工人每天工资涨到了100~150元。建筑行业的日均工资虽然看起来已经很有吸引力,但常常是一个月里最多只有半个月的工作时间,收入并不稳定。

昭通宏观上的民族分布格局为:汉族和回族住在坝区,是坝区的主体民族,彝族住在半山区,苗族住在高寒山区。但在元、明两朝及清前期,昭鲁坝区却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昭通志稿》中记载:“考昭初改土时,人民汉少夷(彝)多,故寨名大半夷(彝)语。其后屡遭兵燹,四境之人逃散、死亡,夷民则淘汰无几”。[14](P.120)历史上居住在昭鲁坝区的彝族村民在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大量逃亡荒僻的山区或是渡过金沙江来到了四川安家落户。村子中的彝族老人就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最早的定居者,回、汉、苗三个族群的村民也认为彝族是最早来到村子中居住的一群人。原本是昭鲁坝区主体民族的彝族在“改土归流”之后转移到半山区和山区居住,也从此成为了“山里人”。

但是,“改土归流”之后也客观上促进了彝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彝族开始接受与学习汉文化。关于乌蒙山区彝族同化于汉族的现象,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地方志《恩安县志稿》中就已经观察到:“近来,男子仿效汉冠戴,女犹然旧俗”。[14](P.57)清代乾隆年间就开始观察到彝族学习汉文化,至今已近200年时间过去,昭通彝族和汉族的区别变得愈加不明显。笔者2015年的田野调查期间正值春耕时节,多次看到彝族和汉族家庭相互换工的情况,而没有看到过彝族、汉族家庭和回族、苗族家庭换工的情况发生。现在彝族村民的文化特质已经趋同于汉族村民,两个族群都没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彼此交错杂居在一起,又鼓励彼此互相通婚,在经济生活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汉族与彝族村民正处于融合过程中。

二、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之关系讨论

生态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指出,在那些干旱少雨,不容易灌溉的地区,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动物只有反刍动物,如牛、绵羊和山羊等。这种类型的动物更适应于消化那些主要由纤维质构成的食物,如草类和树叶等。然而,猪却主要依赖于树林与绿草成茵的河畔,尽管猪以吃杂物为主,但是要想增加猪的体重,就必须喂养粮食,这样一来猪就成了人类的直接竞争者。[15](P.38)宁边村年平均气温只有9℃,年降水量620毫米,在秋收后的10月份就开始下雪,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停止。土地只能种植山地粮食作物和自然生长的杂草,并不能种植任何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受到生态环境的限制和不同家畜对食物的要求不同,决定了不同家畜的饲养规模存在不同,也决定了觉得饲养牛羊非常辛苦的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不可能留在村子中通过大规模的圈养猪这种家畜形成一种新的生计方式。

回族村民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受到族群文化中饮食禁忌的制约,宁边村的生态环境又适合大规模的饲养牛羊,契合了云南回族传统的农牧结合的生计方式,于是他们立足于族群文化传统,在居住地的村子中寻找发展资源,同时也继承了历史以来就擅长煤矿开采的传统生计方式,回族村民因此在整体上成为村子中最为富裕的一个群体。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在外出打工时没有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与族群文化产生冲突的顾虑,他们可以更为自由地在居住地之外寻找谋生资源,不必像回族村民一样通过辛苦得多的在家里耕种土地和饲养牛羊维持生存和民族发展。另外,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都认为,每天外出放牧牛羊需要占用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如果是外出打工挣钱既比在山坡上放牧牛羊轻松,收入也差不了太多。

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表面上可以自由在家乡之外的地方寻找工作机会,但他们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了区域社会族群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族群性已经趋于一致的汉族和彝族村民既愿意就近在昭鲁坝区寻找工作,也可以到远离家乡之外的城市寻找工作。宁边村中的大花苗村民因为一直都是区域社会内的“山地民族”,他们就近在昭鲁坝区寻找工作时会遭受坝区居民的偏见,他们更愿意到完全陌生的远方城市寻找工作。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生计方式,可以说经济体系不仅嵌入在文化价值观中,而且还嵌入在变换不定的社会关系之中[16](P.132-133),在此过程中清楚体现了族群的文化特质和族群关系的综合性表达“族群性”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如何形塑了族群的生计方式。

以往国内的生计方式研究多注重考察族群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对生态现象和文化事实之间建立关联性去做出描述和评估。[17](P.47)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区域内,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形成并非是一种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某种自然物质是否被当作资源看待,那主要决定于利用这种物质的主体的思想方法、价值观以及认识观。也有的物质对某一集团有用,但对另一集团则完全无用;对某一时代有用,而当时代变迁之后就完全失去其价值”。[18](P.121)即使是在同一生态环境下,拥有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念的群体也可以形成不同的生计方式。当自然生态环境不能圆满解释同一区域内不同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时,我们还应该考虑社会环境对族群生计方式的形塑作用。“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民族生计方式形成的影响更为直接,无须经过预先加工就可以直接作用于该民族的生计方式”。[19]若研究者忽视了该群体的社会环境对族群生计方式造成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全面的,甚至会陷入生态决定论的陷阱。

在宁边村的研究个案中,即使是四个族群居住在同一个很小的区域之内,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却因为族群文化的差异和四个族群在区域社会的族群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要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形成原因,笔者认为只能从族群性的角度展开,即族群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对自然资源有选择的利用和每个族群在区域社会的族群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正如人类学家郝瑞指出的:“族群之间在外在关系上的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相互交换物品、买卖、长期争斗、相互通婚、相互统治”。[20](P.22-23)现实中的族群作为一个在多民族国家体系下的政治与经济的集合体,任何一个族群的族群性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依据其文化上的特点,更多的是依据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

结语

本文对宁边村四个族群生计方式转型的研究是放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土社会变迁和农村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并大量向城市迁移寻找工作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展开。在高寒山区宁边村四个族群新的生计方式形成过程中,不仅仅体现了生态环境对族群生计方式的影响,更多的则是体现了族群文化、族群的价值观念对自然资源有选择的利用,及其在区域社会体系内族群互动历史形成的族群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对族群生计方式造成的影响。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各民族群体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民族群体脱离特定生态环境的制约而形成新的生计方式已经是一种时代发展的趋势。更进一步来看,对于那些自然生态环境已经难以支撑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对族群生计方式造成影响的力量已经大为弱化,而一个族群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以及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对族群生计方式转型造成影响的力量在大大增强。因此,本文认为囊括了族群文化特质和族群关系的族群性这个概念,比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更适用于解释当前民族群体生计方式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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