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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与早期国家的创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论说的分析

作者:陈 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4-15  浏览次数: 8999

【摘 要】通过对土地制度与早期国家创制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早期国家创制的过程中土地是政治体系型构的一个结构性要件。具体而言:初民社会中,土地与人类组织的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形成紧密相关;原生形态公社阶段,土地权力和土地权利之间的互动伴随和推动着公社形态的发展;早期国家创制的过程中,地权演进伴随权力集中、政治统治调和地权冲突、地缘行政开始代替血缘支配。概言之,早期国家正是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宿。

【关键词】土地制度;早期国家;土地政治


一、引言

人类学家在探访初民部落的时候通常会认真的记录下土地的占有、分配、使用以及相应的支配情形,而这些成果又会被政治学家或者法学家们选择性的用于证明他们的理论或观点。初民社会中正式的土地制度虽然尚未成型,但是已经出现了具有所有制意义的土地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社会政治权力的型构与演进。本文拟就土地制度与早期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互嵌与互动进行专题论述。

学界对这一主题早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通常用“公社”概念来概括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形态。他们先后对印度公社、亚细亚公社、古典古代公社、日耳曼公社、农业公社等十余种公社形态进行过论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把土地制度作为区别不同公社形态的首要特征。安德罗·林克雷特综合了马克思、摩尔根及现代人类学的考辨后认为,在早期社会中,围绕着土地的公有共耕出现了形色各异的管理组织,这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早期形态。在克里斯廷森的早期社会演化图式中,土地制度的变化贯穿于从部落社会到原始国家的各个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政治意义的领土权与经济意义的所有制分开进行了讨论。李峰研究发现中国西周时期土地归属于“邑”这一聚落层级,国家实际是成千片“邑”的土地集结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即“邑制国家”。张应峰认为早期国家朴素的领土主权观念的发展推动了土地权属制度的形成。张景贤指出国家观与领土观的互动与交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既有研究对土地制度与政治社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关注,但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未能对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作出明确区分,而是笼统地以土地所有制作为中心概念进行分析,遮蔽了土地制度本身的复杂属性;二是土地制度通常是作为社会形态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出现的,到现今为止它本身还没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向度或者线索出现在早期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当中。本文希望能够弥补上述不足。

近年来,学术界多采用“早期国家”来描述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前后的政治共同体形态。这一概念通常用来泛指从关键特征上看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但是尚未具备后来成熟国家全部特征的政治组织形态。克莱森在中国所做的几场报告中给出了早期国家的一个概念框架。他认为“早期国家是一种有着三个层次(国家、地区与地方层次)的权力集中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调控社会关系。它那复杂的分层社会,至少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阶层。或者说,两个新兴的社会阶级,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两个阶层或者阶级之间关系的特征是,前者实施政治控制,后者缴纳赋税。”基于此,本文将围绕着土地制度与早期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权力集中、阶层分化、政治控制和赋税等——之间的关系来展开。

二、土地、组织与人类社会

人类依靠劳动从自然中超脱出来开启了文明进程,从一开始人类劳动就是同劳动的自然前提——人类自身以及广袤的土地——相统一的。但是毕竟个体的人在小块土地上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是有限的。鉴于此,恩格斯才看到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可见,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人类必然要以“群”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生产得以形成的前提。

马克思说,“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更直接地讲,天然的共同体,是人类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前提。人类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最早的自然共同体是依据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各种血亲团体,这种原始的共同体形式构成了生产的前提。当然,过不了多久,这自然的共同体形式将要被打破。

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空间上的接近并非人类最初的群居方式。“在农业和定居文明之前,人与特定区域的关系并不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因素”。定居,为血缘共同体的打破提供了关键的契机。当自然的血亲共同体定居于某一地点时,土地逐步取代血亲关系成为社会的基础。尽管原初的家庭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但是规模大于家庭的所有人类群体,都倾向于用赖以为生的土地代替血缘关系成为联合的纽带。所谓土地对血缘关系的取代并不是指对家长制的家庭公社或者更为晚近的核心家庭的取代,而毋宁是指在家庭之上借用部落组织形式这一外壳逐步形成了区别于血缘共同体的社会形态。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也是在定居之后才逐步形成的。莫里斯·郭德烈通过对生活在新几内亚的巴祜亚人的研究发现,“在宣称并独占了一片可供自身再生产的领土之时,巴祜亚成为了区别于邻人的社会。……正是占有一片领土以及相同的语言和社会组织规则将一些亲属群体改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包含并超越了亲属群体的社会整体。具体来说,巴祜亚成为了一个以部落形式出现的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社会。”至于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地方社会而不仅是不断的进行血亲排列,其最原始的动机仍然是维持自身的生存,群体为了在有限土地上进行自我再生产,必须实现对必要土地的的长期使用和社会性占有。在尚未定居的游牧或者游耕状态,人类群体在一块土地上耕种或者狩猎完毕可以迁居到水草更为丰美的地带去,所以这时人们是不太需要建立一种关于土地利用的规则或者秩序的。但是定居之后就不同了,为了有秩序的进行土地耕作以提供维持其自身生存的基本资料,他们势必要选择用社会性排列——围绕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性排列——来替代血缘性排列。从早期人类史的角度看,能够实现持续扩大和政治进化的初级社会往往都处于一种受自然地理约束的农耕区域或者虽然没有自然地理约束但是具有足够人口密度的区域,总之,自然或者社会的限制性因素催逼着团体内的生产改进和团体间的资源争夺。从内部看,部落当中的血缘共同体按照同样的社会组织规则、相同的语言和思维模式,不断的联姻、共同防护和开采同一片领土上的资源将他们结为一体。而从外部来看,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面对有限的资源必然展开争夺。虽然人们不总是承认或尊重与邻邦的领土边界,但他们却深知边界的所在。恰恰是对特定土地的占有既区分了社会,又威胁着社会。因此,不是亲属关系产生“社会”,而是对自然环境及其中存在物进行主权控制的共同实践产生了社会。

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的替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深刻变动,定居的人类社会当中以家元共同体为单位占有土地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的趋向。从这一起点开始,社会持续的引发地权的变动,地权变动又不断的重塑着人类社会,这在人类史前史的社会形态进化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来。

三、史前史中的公社形态及其地权结构

19世纪中期以后在人类学的努力下史前史研究取得了若干重大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并根据相关的线索开始将公社作为分析早期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视角。公社,其本质上表达的是人类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态,其赖以维系的基础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家元的或者地缘的。我们理解,与其说公社是一种组织化的实体,毋宁将其视作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行动场域,在这一意义上,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出现过许多“公社”,但是每一个公社的场域结构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故而这些公社也都是殊异的。公社的场域结构能够通过土地关系反映出来,恩格斯说差不多一切民族在早期都经历了土地由氏族共同耕作、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和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重新分配这几个阶段,马克思将之称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梅因也认为,“最早的农耕群体是由血亲组成;这些群体逐渐变为由共同耕作的土地维系在一起的群体,而土地财产(在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上)在这种群体的解体中呱呱坠地……”。他所叙述的这几个阶段一方面与恩格斯的公社形态演进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又将土地权利的生成嵌入其中,强化了公社结构与土地关系的逻辑关联。总之,在文明时代开启之前的公社形态的个殊性都可以从公社的土地关系——土地权利和土地权力的互动结构中——表现出来。在发现个殊性的同时我们又能从中体察到由此反映出的人类组织形态的进化过程,这是伴随着早期国家的诞生同步发生的。

(一)氏族公社中的土地关系

最初,土地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血缘共同体所占有并集体耕作的。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区保存下来一种远古的公社形式,公社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耕作,并用共同的收益满足自己的需要。任何氏族成员不仅不能指出公社的某一块土地归他所有,而且也不能指出某一块土地归他暂时使用。共同经济的产品收归公共仓库以满足整个公社的需要。尽管这种公社中土地只由最近的亲属即不分居家庭的成员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但柯瓦列夫斯基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公社原先也不包括较远的亲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持默许的态度。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其《日耳曼尼亚志》中将他那个时代德意志人的土地描述为每年更换或分配一次,同时还留有充分的公有土地。但是恩格斯已经证伪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塔西佗所提到的公社每年进行耕地的轮换,只能从农学意义上进行理解,实际上是休耕或让土地全然抛荒。目前,来自人类学的研究为原始共产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尽管最为原始的公社形态很难考证,但从各方面的特征来推断这应该是一种土地共有共耕的共产制氏族公社。

人与人结群并进行生产活动之后就必然产生利益,而利益是权利与权力的共同根源,权利是经过权力权衡、协调、界定的利益,权力既是因权利而生又是为权利而设,没有权利的区分就不可能有权力的出现,而没有权力的框范就不可能有超越于利益的权利。在初民社会中,权利和权力共同发生又互相勾连,我们既难以发现独立于权利的权力,更找不到权力之外的权利,可以说,权力和权利本是孪生兄弟,权利和权力统一于原始状态下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使用。“在原始状态里,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都是直接的,共同消费非常缺乏的社会必须品,利益是共同的,基本的社会秩序是通过原始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维持的,几乎很少意识到一种超越氏族之上的某种权力。”权力之所以很少被意识到,是因为权力属于整个公社,权力就在每个人的身上,共同的权力保障共同的权利。与之相伴随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不分的,公社成员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通常不采取个人提出权利要求的形式,而是将个人权利要求融入公共意志,通过公共意志的执行者(如母亲、父亲、氏族首领、议事会等),按照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或安排,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和遵守。”

简言之,在共产制氏族公社中,土地的共同占有、共同耕作将所有人集结在同一层级上,公社的成员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同时是权力的支配者和权利的享有者。

(二)家长制家庭公社中的土地关系

氏族公社之后的人类组织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家长制家庭公社。马克思推测,“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之间已经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柯瓦列夫斯基分析,在氏族公社的后期血缘共同体的每一分支中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愿望:“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使自己不受比较疏远的其他各分支的参预和干涉。”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确切地说,就是出现了把共同经济分为更加互相隔绝的各个部分的实际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从全氏族的土地中逐渐分出了一些特殊的地方,这些地方只限于某一个支系的成员们共同占有,换言之,即只限于不分居的大家庭的成员们共同占有。”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就是这样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土地,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也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共同来使用四周的荒地。

恩格斯认为,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它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从总体上看,这时氏族公社形式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其作为经济共同体的职能已经转交给了在血缘上更紧密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大致的情况是,氏族公社组织形式的某些痕迹仍然残存着,但是实际上土地已经归家长制家庭公社所整体占有和支配,这个时候作为财产的土地权利属于家长制公社共同所有,不能分割。这时,比之于共产制氏族公社的情况,权力结构已然趋于复杂。从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的情况看,“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他是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者。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会议通过各项重大决定,对比较重要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作出决定。”而且,从家长制公社的组成来看,血缘可以是拟制的,公社可以将外来的非自由人纳入进公社血缘的范畴,事实上有了血缘拟制也就出现了权力的拟制,“在这一机体中,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及其妻子和子女),并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在家长制家庭公社的时期,土地从范围较大的原生公社分化到了更为集中和紧密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当中,这种分化,本质上是组织层级间的分化,但是主要的权力和权利仍旧归于同一主体之手,也就是说二者没有分离。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结构的松动,其一,权力和权利虽然仍旧归于同一主体,但是其开始以这一主体——公社——的代表人——家长或者家父——表达出来;其二,原生公社形态虽然没落了,但是家长制家庭公社之间的联系还要借助于其外壳,那么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联合,必然与公社的父权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分配。事实上,这已经为后续家长制家庭公社的解体和个体家庭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三)农业公社中的土地关系

家长制家庭公社逐渐演变为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公社。在农业公社中,“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在恩格斯看来,“耕地起初只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梅因设想,“最初由‘几个土地不断增多的继承人’所组成的联合家庭定居于一处。在最早的阶段,各个家庭开垦土地,没有固定的规则。随后发生了土地交换制度。最后地块成了分立的财产。”俄国的公社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日耳曼公社,根据撒利克法典的记述,在日耳曼公社当中住宅及附属园地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耕地分配到各户并且世袭使用,草地只是临时分配,干草收割完毕就转化为公用的牧场,而森林是公共使用的。可见,在农业公社当中已经移居各种资源的生产利用需要进行了权利的划分,原始共产制的遗存和新兴的家户占有的私人权利混合在一起,农业公社再向前一步,就发展成为文明时代各种形式的农村公社。

农业公社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在农业公社当中,权利和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最为显著的特性就是个体家庭成为作为财产的土地权利的主体,而公社所具有的是对于土地分配的支配权,至此,原始合一的土地权利与土地权力才真正的分离开来。而土地作为家庭的财产相对地固定下来之后,势必就会出现土地的继承、买卖和转移,而这些活动的反复传递必然带来的就是土地分配的不均。比如,从财产继承的角度来看,“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

可以这样说,农业公社是国家的前夜,当农业公社中家庭意识和家庭财产不断分化的时候,公社权力也具备了向公共权力转变的条件,至此,人类社会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了。

四、早期国家: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宿

恩格斯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理解早期国家的创制,而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早期国家便是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宿。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由地权演进带来了权力的集中,二是早期政治通过调和分化的地权而得以确立,三是地缘行政与血缘支配的长期共存及前者对后者的替代趋势。通过以上三个过程,地权等级得以区分,早期国家得以成立。

(一)地权演进与权力集中

此前分析过,对土地的原始利用造就了血缘共同体,定居后的土地耕作又将自然的血缘共同体改造为地方性的人类社会。与以上过程同步发生的是土地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的变迁,生产活动与共同体一同催生了财产等土地权利,而社会又将这些权利具体化。“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主体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体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然而,“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象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诚然,他能够象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血缘共同体中的人具备了形成土地财产的条件,但是此时土地财产只能以血缘共同体的整体为单位进行占有,而且由于共同体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种土地财产也只能是变动的和暂时的。

史前公社形态的变迁过程,替代血缘共同体的是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带有拟制特征的家元共同体,这一替代过程同时也是土地权力和土地权利逐步成型的过程。在家长制家庭公社中,土地权利归于家庭公社,而对于土地的支配权核心的部分归于家长,其余的一些方面则归于保留了氏族公社残痕的某种家庭公社的联合。此外,在家长制家庭公社分化的过程中将形成若干的家系,在整个共同体中,“总是存在一种可称为信念的想法:流淌在某个家系中的宗族血缘,要比其他家系更纯正。”所谓纯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其距离“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比公社中其他家系更亲近,这种血缘因素在刚刚开始划分份地的时候往往决定了份地的大小。墨西哥和秘鲁的家庭份地是整个家庭的财产,始终由家长支配。各个家庭所拥有的份地的大小,以家长的身份为转移,家长的身份又取决于他距离第一个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的远近程度。

此后,这种份地规模按照亲属等级划分的形式向按实际耕种情况划分过渡。印度在被英国人侵占时期,不可分的氏族公社绝迹了,但还有晚期的土地所有制的陈迹还残存着。“在一些公社中,这种陈迹存在于这样的条件下:各个体家庭使用大小不等的份地,而这些份地的大小,每次都是由份地的占有者对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的亲属等级来决定,或者是由实际耕种情况来决定……”。以上拉美和印度的例证证实了这种纯正家系与土地权利的直接关系,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此一制度结构的演进趋势:由血缘为基础的分配向以实际的土地耕作为基础的分配转化。也正是以这种形式为肇始,逐步发育形成了稳定的家户土地占有制度。

梅因认为,这种稳定财产制度的起源“也许不应归因于部落对部落成员分立财产的权威日渐衰落,而应归因于首领先是针对他自己的领地和‘在册’土地、后又对部落的土地的权力的增长。”家长及部落首领的权力的增强和不断扩张同样与方才提及的家系的“纯正性”有关。“纯正”的家系不但能够从公社中分得更多的份地,而且其家长通常便是家元共同体的首领,起初可能是最年长者,后来则由选举产生。”“首领权力的增长,首先通过一种在有些地方称为‘庇护制’的过程,自由的部落人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他的人’,且不同程度一直处于依附状态。进一步的增长则是通过他对对部落领地中的荒地以及对他派往那里的奴役或半奴役状态的殖民者的权威的扩大来实现的。最后,它因首领通过直接的臣属和盟友获得的物质力量而增长,这些人多数都或多或少依附于他。”在形成这种庇护的过程中,首领的权力逐渐坐大。按照梅因的分析,大致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首领通常作为军事领袖获得了很多的牲畜,仅仅依靠首领作为一个独立家庭的私人地产无法满足放牧的需要,于是他便会利用对公社或者部落土地的总管理权,占用大量的公地放牧。在这时的普通人家里,能够耕种土地的牲畜可能比土地本身更紧缺,于是需要放养牲畜的首领和需要牲畜耕种的成员便达成了某种一致,这便构成了后来各种依附制和封建制的雏形。

可见,最初首领只是通过自己的血统和地位获取了相较于别人更多的领地,进而通过这种地位获得了更多的牲畜并通过对部落土地的管理权占用了更多的公地,最终通过土地与牲畜的交互使用将对于土地的权力普及于他人的人身和财产。这一传统一旦开启,带有血缘遗迹的部落或者联合的组织形式再也难以阻碍它的发展,此后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依附关系很自然要随着土地与牲畜的消长而打破部落的界限,在一定的地区社会中建立起非血缘的权力格局。原始共同体的天然联系被打破,将权力集中于自己之手的首领们将按照新的组织形式联合成新的特权阶级,可以说,正是权力在部落或者公社内的集中带来了社会权力的普遍化。而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家庭土地所有制对公社土地共有制的打破,因此其从出现那一刻就把保护家庭的私有土地权利作为其使命,但也正如恩格斯说的,这种私有制一经建立,人们离失去它也就不远了,这一新的特权阶级的使命就是尽力保护新的家庭土地私有制并夺取它。

埃斯皮纳斯说,“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生……”。那么,这种“彻底变化的家庭”是什么呢,其终极答案,是个体家庭;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又是什么呢,很显然,它只能是国家。

(二)地权调和与政治统治

归纳一下,从共产制氏族公社—家长制家庭公社—农业公社这一史前时期人类组织形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地权变动的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是土地权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从氏族分化到家族进而分化进入家庭,伴随着家庭土地权利的固化,私有制这种与原始共同体形式对立的所有制形式孕育出来;另一方面是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同步生成,但是与土地权利分化的方向相反,它从氏族分化到家族后藉由家族的联合重新普遍化为公共权力。这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土地权利的私人化为土地权力的公共化创造了条件,而土地权力的公共化为土地权利的私人化提供了保障——理解这一辩证统一性的就像我们理解诞生时的权利与权力是一样的。但是,站在这一时点上的权力和权利已然不像分娩时那样和谐,在以上这两方面过程尚未完结的过程当中,不完全的公共性和残缺的私人性有着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的风险,而国家,就是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而创制的。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自建立伊始就要以各种手段建立起普遍化的政治统治。恩格斯说,国家“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家只是代替古代氏族制度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的工具,或者说已经不仅仅是辩护而已,因为国家同时完成了私有财产神圣化和暴力掠夺合法化的确认,当然,这种合法性仅限于统治阶层。这就牵连出了早期国家建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原本在公社中共同生活的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所以,恩格斯说“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据说在雅典氏族制度的末期,提修斯将全体人民,不问氏族或胞族,划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并赋予贵族对公职的独占权。“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族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

在欧洲,早期国家统治阶层一旦具有了对于私有土地的普遍支配和绝对权力,就不再是仅仅掠夺土地,而是依靠暴力直接的掠夺不久前还是他们血亲的人。“如果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这就是说,伴随着对于人的掠夺,将加速原始共同体形式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史上最接近平等的社会的消亡。也许,人类从组织化的耕作开始,就想望着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丰裕,而他们绝然不可能想到的是社会的进步竟然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到来。

要知道,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被退化回自然的形式进入文明社会的。在早期国家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者的最为彻底的掠夺中,“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的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当然,以上描述的情况具有有限范围的经验实在性,比如就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如欧洲一般的纯粹的奴隶制形态。但是公社场域中平等结构的普遍解体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建立同样是无法回避的过程。如果说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上不同的文明有着发展历程的个殊性,那么阶级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如赋税、徭役等统治形式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赋税标志着早期国家对于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矛盾的调和进入到了规范化的轨道,意味着被统治阶层要将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上缴到统治者那里以免于被掠夺后来则是换取被保护。其实,这在更早些的公社中就已经出现,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等地方,公社成员一定量的劳动一方面用于公共储备,另一方面用于战争、祭祀等等,这便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定了向徭役和赋税等制度过渡的基础。徭役实际上是赋税形式的变体,这一点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体现的格外明显,“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至此,早期国家通过普遍化的政治手段,藉由对奴隶或者农奴的作为土地附属物的奴役和对于自由民征收赋税,实现了对土地权力与土地权利冲突的调和,避免了秩序混乱而陷入自我消灭的境地。

(三)地缘行政与血缘支配

早期国家建立之后,除了权力的集中和对权利的调和之外,还会在组织结构上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在国家建立之前,虽然通过公社的发育打破了原始的血缘共同体,但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联系还在依赖氏族公社时代蜕去的躯壳这一原生的形式,为了建立起新的统治,国家首先要按照地理空间划定统治的区域和层级,由此彻底瓦解古代的血缘支配,巩固自身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各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族,或按地区……氏族部落比地区部落古老,而且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排挤。”

恩格斯认为,按地域原则划分居民是国家区别于之前氏族部落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上,这种替代如其他的历史变迁一样一定是一个过程性的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当中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必然会长期共存,典型的例证就是早期国家保留了氏族等血缘组织作为其基层单位。不过,只要地缘开始作为一种划分原则出现就足以证明国家形态开始萌芽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虽然名义上要建立地缘的统治结构,但是这时还没有能力完全打破传统的血缘结构,因此国家通常会采取将血缘支配结构转化为地缘行政结构的变通方案。

中国商代的基层组织“是由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及其家庭公社演化而来的农村公社的形态:作为统属下的各个‘异族’则大都保存氏族公社的组织形态,在其内部都保有原来的机能,只是有一个国家的权力凌驾其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希腊,或是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国家对氏族制度的关系一般都是先“转化”,后“排挤”。即首先把原始社会血缘氏族部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使之转化为隶从于国家之下的统治机构;第二步,才逐渐地用地缘和财产关系来排斥、取代血缘关系。因此,国家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本身的异化过程,以及它与国家由相容到不相容的矛盾转化过程。”也正因为这样,直至近代甚至今天,宗族、家庭这些血缘关系结构仍旧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影响。这也正如梅因所说的,“切莫以为我是声称这一系列变化可以分为判然有别的几个阶段。……当社会开始由土地维系时,由血亲维系的社会观也已然存在。同样,当土地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时,社会关系的封建观念仍发挥影响。”

五、结语

任何现象必有其历史根由,在整个文明史中土地关系与政治关系都难解难分,究其原因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土地已经进入到政治体系的型构当中去,本文就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析。最早的血亲团体由于人类的定居和农耕活动而打破,而农耕生产带来了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深刻变动,围绕土地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步替代了最初的血亲组织形态。此后,在公社形态的演进中总能够发现土地权力和土地权利关系的变动,或者说土地关系的变动带来了公社形态的演进。农业公社已经走到了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再向前一步就是国家的诞生,有鉴于国家创制过程中地权演进与权力集中、地权调和与政治统治、地缘行政与血缘支配的结构性关联,我们可以说,早期国家正是原始地权等级形式化的归宿。人类文明之路的开启是从走出原始公社开始的,在此后的某个历史时点上我们将会看到人类再次回到公社形态当中,这种公社实际上就是在自然经济和人身束缚关系中发展并得到加强的传统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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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晁福林.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J].历史研究,2010,.

[3]袁建平.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J].历史研究,2013,.

[4]张其贤.“中国”与“天下”概念探源[J].东吴政治学报,2009,.

[5][英]安德罗·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M].启蒙编译所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6][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M].冯克利,吴其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注释:

[1]袁林:《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本质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英]安德罗·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88-105页。

[3]易建平:《克里斯廷森的人类社会演化图式》,《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4]李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5]张应峰:《论中国早期国家的主权观念》,《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6]张景贤:《论中国古代领土观的形成》,《历史教学》1998年第5期。

[7]易建平:《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年,第466页。

[11][法]亚历山大·莫瑞、G.戴维:《从部落到帝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的社会组织》,郭子林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12][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冯克利、吴其亮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13]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发生定居的民族,血缘共同体打破的速度较为缓慢,但是通过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有组织占用,社会也在逐步的发育当中。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起先占有的是土地的现成果实,其中也包括动物,特别是可驯养的动物。但是,甚至这样的情况,狩猎、捕鱼、游牧、以采集树木果实为生等等——也总是以占有土地为前提,或者是把土地作为固定住地,或者是供往来游动,或者是用作动物的牧场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4-485页)。再比如说游牧部落,“他们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在美洲蒙昧的印第安部落中,狩猎地区便是这一类财产;部落把某一地区认作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保护它免受其他部落侵犯,或者是设法把其他部落从他们所占有的地盘上赶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3页)。以上情况下,人类虽然没有直接占有土地,但是由于人们间接的通过土地展开生产,因此土地关系也会打破血缘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育。也正是由于土地的利用程度和约束程度低于定居的农耕生产,因此在游牧部落等地方社会的发育显著的滞后于农耕地带,长期保留着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事实上,这也从本质上揭示了“定居”的涵义,定居无外乎是有限的人对有限土地的利用,这也正是土地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前提。

[14][法]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董芃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15][法]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第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3页。

[17][法]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构》,第69-7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0-141页。

[19][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4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41-142页。

[22]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23][美]E.埃德蒙斯·霍贝尔:《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严存生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

[24]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32-23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3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4页。

[35][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5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

[37]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2页。

[43][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5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1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34-235页。

[46][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56页。

[47][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57页。

[48][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63页。

[49][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76-7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6-107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9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3页。

[60]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1962年,第11-12页。

[61]汪连兴:《荷马时代·殷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

[62][英]亨利·萨姆纳·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