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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脱嵌”:流动的朝鲜族——基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农村地区的实地研究

作者:席婷婷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4-15  浏览次数: 523

【摘 要】随着全球化社会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兴起、社会成员个体化倾向日益明显,延边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村民踏上了赴韩务工的道路。在流动现代性社会中,朝鲜族形成了“三重脱嵌”的状态。具体体现在:一是脱嵌于韩国。朝鲜族在韩高收入、低融入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认同分化使得朝鲜族形成了脱嵌于韩国的状态;二是脱嵌于家乡城市(图们市)。在外打工的朝鲜族大都会在家乡城市购买住房,消费休闲。但是家乡城市缺乏“留住人”的资本。朝鲜族不得不继续返回韩国挣钱,逐渐形成了脱嵌于家乡城市的状态;三是脱嵌于农村。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常年缺位乡村生活,乡村因人口流失已经出现了空心化迹象。并且,城市化取向的教育观使得新生代朝鲜族进一步远离乡村、向外流动。“三重脱嵌”的状态构建了朝鲜族流动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朝鲜族;“三重脱嵌”;流动现代性;跨国务工


改革开放及中韩建交以来,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国东北的朝鲜族纷纷走出家门,踏上了新的流动征途,延边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主要选择了赴韩务工。在不断赴韩务工的潮流中,朝鲜族这个流动的民族群体表现出了明显的“脱嵌”特征。具体体现为“三重脱嵌”,即脱嵌于韩国、脱嵌于家乡城市、脱嵌于乡村。

一、理论视角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首先,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流动性。当代社会就像液体一样灵动、无形。因此流动现代性也称为液态现代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社会中的中心开始瓦解与弥散,带来了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在一个捉摸不定、毫无保障的环境下,更小、更轻、更快就意味着更多的生存机会。其次,人们的思维方式碎片性特征明显。在液态的社会中,生活规则变幻无常,难以预期。人们对公共事物的热情式微。相反,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个人化的行为凸显。以个人为中心的碎片化思维取代了整体、集体思维。全球化的进程给了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家流动,选择更好的就业岗位;消费主义的兴起丰富了人们的休闲生活,但消费需要相应程度的收入来维持。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给予人们合适的工作机会,则不利于人们完全嵌入当地生活;个体化的发展是流动群体的普遍特征,人们更多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是社区等共同体的发展。这进一步加速了生活的流动性,人们会继续在全球化市场中追随资本的脚步而流动。在流动现代性的影响下,延边州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表现出了“三重脱嵌”的状态,构建了朝鲜族的流动现代性。

二、脱嵌于韩国

韩国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提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待遇,这是吸引我国朝鲜族前往的主要原因。但朝鲜族多在韩国中小企业等次级就业市场中工作,他们工作时间长、体力消耗大。虽然这些岗位的工资比国内高,但在韩国就业市场中仍属于低收入群体。在韩务工的朝鲜族无法达到移民韩国、在韩定居的经济水平。这种经历影响了朝鲜族的认同意识。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前往韩国的朝鲜族形成的只是务工流,他们在中国和韩国之间来回往返,并没有完全融入韩国社会,可以说朝鲜族脱嵌于韩国社会。

(一)朝鲜族向韩国的跨国流动

农村地区的朝鲜族大量赴韩务工是理性选择的表现,综合考虑了诸如朝鲜族的语言优势、民族生活习惯、更好的适应性、韩国有更多的亲朋好友、更好的工资待遇等,其中最大的动力是韩国能够给予朝鲜族较高的经济回报。韩国发达的经济水平吸引着我国朝鲜族源源不断前往务工就业。20世纪6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困国家,一度靠向外输出劳务增加国民收入,成为亚洲劳务输出大国。1963年至1976年,韩国平均每年向国外输出劳工15万,高峰时期1981年在海外的韩国籍劳工人数高达20多万。劳务输出经济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使韩国一跃成为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迅速腾飞。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居世界第84位。2014年韩国人均GDP为24329美元,排世界第33名,远高于我国。对韩国本地劳动力没有吸引力的中小企业,对中国人来说则是“高待遇”。中韩两国公民收入的差距,强烈吸引国内朝鲜族赴韩务工。全球化一方面为朝鲜族提供了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朝鲜族迈开了流动迁徙的脚步。

(二)朝鲜族在韩的日常生活实践

1.高收入

据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发布的有关2013年第一季度外籍劳工调查报告显示,所有在韩外国劳动者的平均工资约为人民币九千元,是韩国中小企业制造业中管理人员平均月薪的84.3%。如果加上一些额外补贴,外籍劳工每月的收入能够达到约一万人民币,相当于韩国劳动者平均工资的98.2%。

“那时候(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个饭店服务员顶多七八百,我们上韩国一天就能挣一千块。都是亲朋好友带出去的。刚开始的出去的那批人自己找工作的多,我也是自己找的。刚去是研修生,一个月只有60来万韩币,折合四五千人民币,太少。后来自己找的活儿一个月一万块(人民币)。刚开始出国跟捡钱似的。后来在韩国做装修,一个月挣四万块,那是2001年。我刚去汉城的时候流浪了一两个月,打工总共呆了三四年。现在在韩国,我朋友他们一个月三万来块,他们在那儿十来年了。”(男朝鲜族37岁)

从延边图们农村地区走出去的朝鲜族,大多从事饭店厨师、服务员、船厂工人、海鲜配送员、修路工、家居装修人员等工作。现在朝鲜族在韩国工资最低的是一个月七八千元,一般都能在一万元以上。如果务工者本身有一些技术资本,月收入可以到两三万元,这是图们本地同等行业工资的数倍。

2.低融入

虽然韩国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朝鲜族受教育水平与技能水平有限,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多以出卖苦力和长时间的工作挣得收入。赴韩务工的朝鲜族虽然获得了远高于国内的工资收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韩国的工作、生活都很如意。20世纪90年代经常出现韩国雇主对我国朝鲜族工人的不公正待遇的现象,比如克扣工资、最大限度延长工作时间等,而且朝鲜族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中,有一些是危险系数高的工种。韩国的私营中小企业的劳动时间普遍在10个小时,有些地方达到12小时。每周的休息时间少且不固定。很多餐饮业的服务人员经常没有休息时间,在工作岗位超负荷运转。不少长时间在韩国打工的人员,身体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的会落下身体残疾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我2000年6月份去的首尔,我弟弟8月份去的,我爸爸10月份去的,一年去了3个人。父亲呆了10年,弟弟呆了10来年。出去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在家。刚去韩国很苦很累,一天工作12小时。汉族人去比韩国人比朝族人工资少。晚上工作应该是比白天的工资高,韩国人干活就这样。但我们中国人干活,白天多少钱晚上还是多少钱一小时。”(男朝鲜族37岁)

韩国政府意识到了外籍劳工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问题,在政策及治理上有了一些改进,如对引进外籍劳工政策的不断完善。朝鲜族的工作环境日渐好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但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这一特征并没有明显变化。为了数倍于国内工资的高薪酬,大多数人会忍受超强度的工作。

(三)跨国朝鲜族的认同分化

我国朝鲜族与韩国朝鲜民族有着相似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所以一般我国朝鲜族在韩国不会遭遇明显的适应困境。然而,由于前文提到的在韩朝鲜族的日常生活实践特征,这一群体在韩国并没有实现很好融入。一个流动群体在异国他乡持什么样的认同态度,同其在当地的融入情况紧密相关。认同是人或群体的一种归属感,是影响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从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朝鲜族跨国务工人员的国家认同在增强,即更加认同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我国朝鲜族历来有很强的国家认同,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留在中国的朝鲜族享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政策。朝鲜族跟随共产党参加革命,建设新中国。因此,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非常强。虽然韩国为朝鲜族提供了一份可以拿到高工资的工作,但并不意味着朝鲜族改变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朝鲜族在韩国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吸引他们的是高工资,在韩朝鲜族并没有受到完全公正平等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对韩国形成强烈的认同归属感,反而会强化其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认同感。所以,朝鲜族多年来一直是务工流,并没有形成移民潮。朝鲜族跨境民族的身份是其适应工作场域的有效工具。可以说,民族身份特征服务于国家认同,更有利于增强国家认同。

全球化给予了朝鲜族新的发展方式。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朝鲜族农民已经从劳作在土地上的农耕生计,转变为活跃在异国他乡工厂里的务工生计。我国农村地区的朝鲜族多集中在韩国的次级就业市场中,这些行业无法为朝鲜族提供移民韩国的资本,朝鲜族无法真正定居、融入韩国。但另一方面,这些中小企业为朝鲜族提供了灵活进退的劳动空间。他们可以随时进入这个市场,当工作不满意或者签证到期时,可以退出来。间隔一段时间后,再次进入市场寻找到新的工作。灵活性的选择进一步加重了朝鲜族生活的液态性、不确定性特征。

三、脱嵌于家乡城市

朝鲜族跨国务工的经历开阔了其眼界,增强了其经济资本。大多数在韩打工的朝鲜族都会选择回到图们市区购买住房。通过这种方式,图们所在的延边朝鲜族地区的人口以较快速度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他们用20多年时间达到了高度城市化水平。但是,这种“压缩型城市化”过程产生了一些问题。跨国务工的朝鲜族在回到家乡城市时,更多将其作为享受生活的场域,产生了显著的消费行为。在韩打工朝鲜族只是将家乡城市作为了休闲娱乐消费的地方。而支撑这些消费行为的资本,仍不得不靠在韩国打工获得。

(一)将家乡城市作为短暂的消费场所

“去国外挣钱,回国消费”是赴韩务工朝鲜族的特点。朝鲜族的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是相对分离的,即在国外挣钱,回国内消费。他们一般年均收入十二三万,远高于在图们本地就业的收入水平。回中国消费的行为刺激了当地的房地产及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提升了消费水平。

朝鲜族通过跨国务工成为最先富裕起来的民族。他们的跨国行为形成的是务工潮而不是移民潮,因此会有一个返乡周期。由于出国签证等制度的约束,一般回国的朝鲜族需要在国内呆几个月时间才能再次前往韩国。在这段休息时间内,朝鲜族以休闲娱乐为主,和许多未见的亲朋好友相约聚餐、唱歌跳舞等。这极大促进了图们休闲娱乐产业的发展。

“这边的消费挺高的。我们带肉的菜都得35块往上,低于35的很少。我们去北京吃饭,怎么都觉得便宜。前两天上我长春妹妹那儿,一共10个人,点了一桌子菜。顶不错的饭店,一家人坐那儿,酒也没少喝。我当时想,这桌菜在图们的话,得1000块左右,结果最后才花了300多。这边人爱吃穿喝酒,两个人得200块钱,四五个人话花的更多。这边人还不习惯一顿结束的,吃完饭还要再上哪儿坐会,唱唱歌。没个1500块钱,两三个地方下不来。”(男汉族33岁)。

鲍曼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个消费者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消耗物质财富的过程,更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图们市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赴韩务工的朝鲜族塑造成为了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是鲍曼流动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跨国务工的朝鲜族正在从“实体性消费”向“符号性消费”过渡。如朝鲜族亲朋好友在饭店的消费,是对食物这一具体实在的消耗。鲍曼认为,这种“实体性消费”无法作为社会整合的方式。但是在本研究中的朝鲜族消费社会中,“实体性消费”日益衍生出了符号性的特征,开始向“符号性消费”过渡,进而发挥了社会联系的作用。“符号性消费”指的是消费活动不再瞄准物的具体实在性,而是消费物的象征符号意义。在餐桌上,亲朋好友可以沟通感情、加强联系、构建社会资本网络。正如鲍德里亚所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朝鲜族热衷消费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对流动性生活、不确定生活的一种对抗。通过消费实现内心的安全感。在人口大规模流动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固态、稳定的社会中,消费是基于需要产生的行为。而在流动现代性社会中,消费本身成为了目的。朝鲜族的消费行为特征展现了其试图嵌入城市的努力。但消费只是嵌入的一环,朝鲜族无法在城市获得好的就业机会。朝鲜族在家乡城市的消费是短期的、周期性的行为。

(二)图们市经济落后缺乏“留住人”的资本

据笔者调查,图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是造成该地区人口不断外流的根本原因。2000年之前的图们经济发展不错,有不少大型企业,吸引了很多人选择在此定居与发展。如其中的石岘造纸厂,始建于1936年,1938年投产。建国后,国家投资更新改造,生产能力大为提高。1985年有职工5634人,工厂发展到下属40个科室和后勤单位,有职工大学和技工学校各1所,普通中学和小学各2所,职工医院和幼儿园各1所。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型骨干企业之一,也是东北主要造纸企业之一。但在2000年之后,图们制材厂、图们橡胶厂、石岘造纸厂、延边炼油厂等骨干大企业开始不景气、经历了改制甚至破产,图们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均被削弱。经济上不去,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改善民生的难度也大,难以留住人、吸引人。据统计,图们人均工资性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州第二跌至目前的全州末位。

图们当地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公务员与休闲娱乐等服务场所的职位。体制内的工作有高学历和专业的门槛,名额少并且对口的人群范围较小。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仅有3000元左右,基本只够日常消费应酬。而其他服务性行业工资也是2000元左右。从图们某社区2013年某一期发布的招工信息中,可以看出当地的工资水平。“某商贸有限公司现因业务需要招聘以下人员:销售人员3名,年龄25-45岁之间,男女不限,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每月1300。”“延边某塑料有限公司现因业务需要招聘以下人员:统计员4名,年龄25-40岁之间,大专以上学历,男女不限,懂电脑,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1500-2500元每月,缴纳社保医保,双休,法定节假日休息。”

疲软的城市经济无法满足当地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朝鲜族纷纷外出寻找新的发展方式。

朝鲜族在回国与再次前往韩国的这一间隔期内,主要是在国内休养生息,与家人朋友聚会、联络感情。朝鲜族喜欢光顾饭店、练歌厅等娱乐场所,带动了图们地区繁荣的消费市场。城市成为一个享受生活的空间。但是,图们经济发展疲软,无法提供与消费水平相当的就业岗位。家乡的城市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放松休闲、调整的消费空间,并没有提供就业空间。人口流动推动了城市化,但是城市的发展程度满足不了朝鲜族的经济需求。朝鲜族还是一如既往地前往韩国等发达国家打工、挣钱,形成了脱嵌于家乡城市的状态。

四、脱嵌于农村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向我们展现的个体化社会中个体被动处于孤独的处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拼。无法相信他人,无法依靠社会。个人所持有的有限资源无力应对液态社会充满的不确定性。流动现代性的社会中,社会背离了为其成员谋福祉的使命,社会成员“被个体化”了。个体化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缺乏信任,缺乏对生存环境、历史、未来、社会、他人等可靠性的信任,特别是对确定、可靠、稳固、持久、永恒等观念本身的信任。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对他人,对其所生活的社会有信任感,也就没有了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个人利益是真实的存在,社会/社区共同体成为一个想象的实体。

朝鲜族常年在韩国打工,缺位乡村日常生活。家庭成员跨国而居,并出现不少“空挂户”,村庄人口流失严重。人与人的社会联系纽带弱化。尤其对朝鲜族来说,传统教育萎缩。乡镇学校生源流失严重,不少朝鲜族学校遭到合并或撤销的命运。在朝鲜族村庄难以见到民族的文化生活。朝鲜族个体化倾向明显,更多基于自身利益作出外流选择,如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为了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个人选择,牺牲了乡村社区发展的公共利益。对新生代朝鲜族来说,父母对其教育的投入,增强了朝鲜族的代际流动。新生代朝鲜族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遇,但也意味着朝鲜族加速了离开乡村的步伐,进一步脱嵌于农村。

(一)长期缺位乡村生活

人口大量外流造成了不少“空挂户”,即户口在本村,但人常年不在村里居住的家庭。朝鲜族虽然常年在国外打工,但务工的收入尚不足以支撑移民国外生活的水平。他们多将户口保留在了本地,但日常生活基本脱离了户籍所在地。某村一位老人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屯子这些房子家家都住着人。现在你看,好多空房子。我家隔壁一圈,后屋住了两个人,前屋住了两个人,西边屋住了一个人,东边屋住了两个人。就只有这些人了,没以前热闹了。”(女汉族75岁)

国内大部分农民工都会周期性在家乡与务工地之间往返。或是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返乡种地,呈现一种季节性往返;或是在年底返乡团聚。而朝鲜族农民外出务工后,回家次数很少,多三五年回家探一次亲。“空挂户”的家庭成员全部外出,他们的家庭交往、社会交往的圈子基本上都已经转移到了务工地。朝鲜族人家一般都在韩国办结婚典礼、生日庆典等家族大事。在韩国办的酒席亲朋来的很多,在国内办的话反而来的人很少。家族仪式活动是家庭内部成员联络感情及与社区人员增进情谊的重要载体。这些活动为亲戚好友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如今随着家族仪式活动的减少,在外务工的人们与在家乡的亲朋好友相聚的机会减少,彼此关系联结的纽带日益薄弱。

与此同时,乡村基层政治弱化现象明显。表现在,一是常年在外,无法亲身参与政治生活;二是观念的转变,人们更多关注如何增加经济收入,缺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村民与组织的联系减少,对组织的关心程度下降。村民与村集体原有的持续性交往行为中断,同组织的互惠关系弱化。村中平时有事情需要与村民代表商议,或每三年一次的换届选举时,必须提前与在外的村民联系。“原来朝(鲜)族有10个小队,现在几乎是没人。要是开会叫他们回来,得提前一礼拜打电话,提前两三天再打一次电话。近点的图们市里、珲春、延吉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能回来,再远的人就回不来了。”(男汉族34岁)外出务工以后,乡村的内部联结明显减弱,公共活动减少,社区内聚力降低。

(二)新生代朝鲜族继续“出走”乡村

在朝鲜族家庭中,少数家长将学龄前的儿童带出国,但是到了正式上学年龄,会送回国内城市的学校上学。还有一部分父母一方留在中国照顾孩子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也有很多夫妻双方出国务工,孩子寄养在亲戚家,或留在国内由老人照看。如图们D村一家的情况,“我姑娘去韩国打工,去年去的,结婚了。她32岁,嫁到延吉,两口子一起去了韩国,去韩国饭店干活儿。去年去的韩国,去年6月份回来过,她儿子过生日。2岁的外孙,是我们看孩子。小孙子以后打算去延吉上学,以后怎么安排是不是陪着过去,还没计划好。村里小孩没有,小孙子平时就自己玩。”(男朝鲜族63岁)图们农村大多数朝鲜族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成员,家庭成员居于不同区域,形成离散的家庭空间。家长对农村教育质量不信任,为了孩子的教育而调整整个家庭成员的分工,从而改变家庭的功能,改变了家庭成员的关系,改变了家庭空间。以家庭离散为代价,将孩子送到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城市就读,形成了城市取向的教育观念,希望孩子享受高质量的教育。教育成为一股抽离性的力量,它在充实城市社会的同时却进一步弱化了农村社区。

城市取向教育观的另一面体现为教育还是一种离农教育。它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离农”教育虽然为农村孩子提供了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却造成农村教育疏远农村社会,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孩子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不在学校的时间则分配给了课外辅导班、才艺班、家庭作业。农村的孩子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生活的体验。在笔者调研期间,一位村民让他在读初中的女儿假期体验了两天田间地头的生活,目的却是让女儿感知和土地打交道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所以要好好学习,以后不要守着土地过日子。这位农民的想法观念在当地较为普遍。

去外地上大学的年轻人很少返乡生活。大学生活是对城市生活的进一步体验,除了农业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其他大部分人所学专业在农村都没有用武之地。这种“离农”的教育,当地百姓也有所认识。“你念大学的时候,你的专业技术限制到了农村发展的活跃方面。比如你学的电子,金融,建筑,到农村来,专业的技术知识会受到很大限制,没有施展才华的渠道。学生在选专业的时候,意味着人才已经流失了。但凡能在外面留下的,不会回来的。”(男汉族34岁)教育是“离农”的教育,而不是“为农”的教育。

教育的这些特征进一步加速了人口流动。家长为了子女更好的教育,出去打工挣钱,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而学校教育的特点,是以现代的城市生活为中心,为了考好的中学、好的大学,将来能够在大城市生活。在这样教育观念及教育特质的影响下,新生代朝鲜族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比其父辈更高,就业更倾向于选择科技、知识含量高的职业。赴韩朝鲜族历来在韩就业的整体职业以低层次领域为主。但是近些年在韩国的一些大型企业、知识型产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朝鲜族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年轻人选择去韩国留学,其中不少毕业后留在了韩国就业。他们活跃在IT、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学老师等高级专业性工作岗位。这一代年轻人的就业层次开始转变。过去的朝鲜族在韩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的状况已经慢慢发生变化。朝鲜族能够熟练掌握中韩双语,了解中国和韩国的文化。这一群体在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连接作用。新生代的朝鲜族在韩国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可能与机遇。并且,越来越多的朝鲜族青年在国内其他城市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五、结语

(一)流动的朝鲜族

本文关注的朝鲜族与韩国朝鲜民族属于同一民族,跨境民族的属性为朝鲜族带来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即赴韩务工。虽然朝鲜族整个民族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对农村地区的中年朝鲜族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较少。他们在韩国的就业市场中只能从事服务性、出苦力的工作。所得收入积累并无法达到移民韩国的程度。所以,大部分农村出去的朝鲜族,只是将韩国作为一个打工的地方,形成的是务工潮而不是移民潮。相当一部分的朝鲜族在韩国积累一定收入后,会选择在国内城市买房,将家安在城里。但国内的城市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休闲、休养生息的场所。延边州图们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工资远低于韩国。习惯了月入上万的朝鲜族,很难再接受两三千的月收入。受到出国务工朝鲜族回国休闲的影响,图们市的文化娱乐产业发展兴旺。朝鲜族带动了当地的消费市场,提高了消费水平。乡村是在外务工朝鲜族的家乡。因跨国的地理距离、往返成本等原因,朝鲜族的返乡周期远远长于国内流动的务工人员。父母在国外打工、子女在国内城市上学的情况较为常见。大部分朝鲜族家庭成员都是跨国而居。并且,因为朝鲜族外流规模较大,乡村社区生活出现衰微。人们为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不仅身体缺位乡村生活,而且思想上个体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对社区发展、政治生活等共同体利益的关注度下降,更多考虑自身的发展。

(二)理论的反思

流动现代性思想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朝鲜族的流动生活特征,但是“三重脱嵌”的朝鲜族也丰富与拓展了鲍曼的思想。在延边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与鲍曼思想相异的地方。其一,鲍曼眼中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负面色彩。因为距离很容易跨越,全球化中的人们成为游客,人们不再长久地居住在家乡故园。但应该看到,人们通过游客的身份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流动的生活为朝鲜族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朝鲜族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地位。新生代朝鲜族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是在新的空间场域中,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遇。其二,在鲍曼的流动现代性思想中,消费主义导致原子化个体的出现,人们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泥沼。然而,在本研究中,朝鲜族虽然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消费行为,但这一行为却起到了一定社会连接的作用。朝鲜族热衷的聚餐成了人们联络感情、扩大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朝鲜族重视礼节的一种体现。很多朝鲜族在异国他乡重新组织了熟悉的生活网络。流动现代性并没有将朝鲜族塑造为极致的个人主义者。

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中,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赴韩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从最初的探亲活动,逐步演变为在韩打工挣钱。朝鲜族的流动是国家、市场与民族三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为人口流动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发展给予了朝鲜族更多的发展选择;跨境民族的身份给予了朝鲜族赴韩的优势。朝鲜族跨越了多重边界,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国内走到了国外、从田地走向了工厂,构建了地域、制度、文化交错的多样化生活方式。


注释:

[1]本文中“三重脱嵌”的朝鲜族是基于延边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提出的,“脱嵌”主体即指农村地区的朝鲜族群体。

[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3]田启波,陶日贵:《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4]董秀兰:《延边朝鲜族赴韩国打工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对策研究》,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5]孙正民:《终结徘徊步入常态——2013年韩国劳务市场回顾与展望》,《国际工程与劳务》2014年第4期。

[6]朴光星:《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7]朴光星:《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在国外挣钱,回国内消费”是对朝鲜族生产、消费特点的大致总结,并不是说在国外打工的时候朝鲜族不进行任何消费。一般在国外时,由于韩国物价较高,打工的朝鲜族在日常开支上都比较谨慎。不这样的话,工资基本上就攒不下来。在回国的期间内,朝鲜族就回归了他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天性,在娱乐休闲方面花费较多。回国期间不会再去找工作挣钱,纯粹是放松、休息。

[9][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许小委:《论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12]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3]单丽卿:《教育如何拆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14]邬志辉,杨卫安:《“离农”抑或“为农”:农村教育价值选择的悖论及消解》,《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Z1期。

[15]徐芳:《朝鲜族社会的个体化:兼评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