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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力治理、性别偏好与女性参与——基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地位分析

作者:刘筱红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4-30  浏览次数: 548

【摘 要】从普遍的情况看,中国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不高。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政策和文化的角度解释其原因,本文从农村治理形式的角度探讨影响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地位的因素。农村以能力、权力和暴力为特征的力治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偏好和性别排斥,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进程。农村治理形式的转变是提高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农业税的取消、新农村的建设,农村的治理形式将发生重大转变,农村妇女的民主参与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村妇女;治理形式;力治形式


尽管国家通过政策法律干预、推动农村妇女进村委会,但2005年的农村村委会选举结果表明,仍有相当数量的村委会是和尚班子。现有的研究往往将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具体政策以及文化,信然但还未能尽其然。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对中国农村治理形式的研究,为我们破解农村妇女进村委的问题长期处于推而不动状态的原因,提供了另一个研究思路。他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当今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治理形式是力治,即依靠个人能力、权力和暴力来进行治理[1] 。这种治理形式对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治理形式的转变是提高农村妇女在乡村治治理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一、能力之治与能力评价的性别偏好

农村力治形式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个人能力”取向。强化这种能力取向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力治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利益驱动的基础之上,改革后农村的社会结构以个体本位为基础,农户本位和私人利益被置于首位;其二,力治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生存逻辑压力之下发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取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强者生存的逻辑。正如徐勇所分析:“‘力治的构成首先是以能力而治。改革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既改变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也改变了公社时期的均平意识。谁有能力先富,谁就有本事,谁的地位就高。于是不少致富能人成为村中的领导人,甚至享有极高的威望,哪怕他前几年还是被人瞧不起的地富子女’”[1] 。这一部分先富的人得到了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权威性评价,成为乡土社会的精英,在种种资源配置中获得了礼遇和优惠。

由于“能力”与利益密切相关,农民在选举中,优先考虑的是农户个体利益,他 (她)投谁的票,是以利我作为交易考量的基础,而能力自然成为选择的尺度。换言之,农民的投票行为越来越表现为理性的经济人,他对投票与候选人能力的回报进行着理性的计算。

首先“利我”是从经济能力这个度量来衡量。选举出来的人是否能在经济上给“我”带来收益,用通行的话来说能不能带领农民致富,既便不能致富,更实际一些考虑,至少能替村民垫付一部分税费 (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候选人的经济实力以及以经济实力交换村民的信任或选票的意愿,成为投票走向的基础性因素。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改革以后的农村性别分工的配置发生了变化,但性别分工中仍遵循的是男性优先的选择模式。由于农业处于经济劣势地位,农村男性大量转移到非农行业,农业呈现女性化趋势,形成男工女耕的格局。而从农村本土的私营企业来看,在家庭工业的经营中,还是男性居于支配地位,女性只能处于配合辅助的位置。男性女性的角色都是传统性别角色在工厂企业中的延伸”[2] 。有研究甚至认为,中国农村妇女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抛弃了,因为人们认为她们没有能力创业和维持家庭的私营企业[3] 。因此,从经济能力的角度来选择村委会的候选人,除个别妇女经济精英外,大多数妇女被这一标准排除在围外。

其次是候选人的谈判能力。换言之,选举出来的人能否给这个利益群体带来收益。农村村委会的产生往往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以及取得平衡的结果,由于资源的稀缺,村委会在资源配置中,有利益偏好或者利益配置的不平衡,如果本利益群体的代表在村委会中处于强势地位,便有可能在资源配置中优先获益。因此推举作为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他是否强势,是否有谈判能力,能否为本利益群体争得利益,是选民最为关心的。

但是,具不具备很强的谈判能力,一方面与个人的能力相关,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个人背后的组织力量。女性在这两方面都难居优势。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男性有几千年的外事 (相对家务劳动)活动的经验和能力的积累,如果不给妇女锻练机会,其社会评价自然低于男性;农村的利益群体既可能是血缘群体、业缘群体、地缘群体,也可能是政治同盟、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群体在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务管理中进行着利益的博弈并达到相对均衡。但这些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群体,有明显的性别偏好。西方人类学理论认为,血地缘关系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基。这一观点在中国也是适用的,农村的血、地、业缘群体如宗族、老人会、行业协会等都具有一定的公共管理功能,在乡土社会具有动员能力。但宗族以及老人会等往往以血缘亲疏来进行价值排序,未婚妇女被看作为外姓人,往往不作为本族、本宗的政治代表人选,嫁入本族、本宗的妇女,在血缘关系上仍属非我族类,较之族内男性关系疏远,不是血、地缘群体支持的主要对象,只有族内、地缘群体内实在没有合适的男性人选,血、地缘群体才会退而求其次,考虑支持本群体的女性。农村的老人会是传统的宗族领袖的放大翻版,对性别的社会排斥极为明显。至于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协会,也隐含着性别的选择。由于农村妇女的离散性,以及被上述群体所分化,同时,村级妇联组织基本是处于虚置状态,妇女民间自组织资源匮乏,大多未能形成以性别为特征的共同利益群体,其组织程度不高。民主是权力均衡的结果,相对于乡镇行政机构,分散的农民在实现有效的组织化之前,是谈不上力量的”[4] ,同样,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民主是权力均衡的结果,相对于男权主导的政治格局,分散的农村妇女在实现有效的组织化之前,是谈不上力量的。没有组织作为后盾,妇女的谈判能力便被大大的削弱。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增加本利益群体在村治组织中的份量,群体中的核心或有影响的人物会出面动员群体成员支持利益群体所认同的、有影响、有实力的、足以与其他群体精英相抗衡的男性强势人物当选,如果本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是女性,就会觉得在村决策机构中的代表谈判力量不强,会影响本利益群体在村里的利益分配中吃亏。

其三,候选人的社会能力——主要是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群体的形成是以资源交换为基础。社会关系是重要的交换资源,拥有社会关系就意味着拥有进行社会交易的社会资本。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与他们具有调动更多社会资源的能力,能为利益群体谋取更大利益有关。作者曾调查多位村级基层组织的女性主任或书记,她们能进入村级权力结构的主流,除了个人能力之外,还与她们的社会资源有关。以某县仅有的两位女村书记为例,一位的丈夫是乡财政的负责人,一位的叔叔是镇主要负责干部之一。这种亲属关系增加了她们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她们有可能通过这种关系为村里的民众带来收益。但从整体而言,农村妇女一是自己占有的社会资源少,缺少资源交换的资本,二是内倾式的交往形式,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被边缘化,她们所能调动的资源相对男性要少,获得权威性价值评价的可能性也小,其社会能力不容易为群体所认同。

应该说,任何时候 个人能力都是社会评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之一,但是力治形式对个人能力的评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能力与道德评价的失衡,这是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二是这种个人能力的评价具有强烈的男性主导价值,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单向度地看问题。

霍夫斯泰德曾分析过国民文化中男性与女性文化价值取向的区别,男性一极代表自信、绩效、钱财、独立、大丈夫气概、对人漠不关心;女性一极的主要价值观是哺育、生活质量、人、环境、相互依赖、服务、对两性一视同仁,以及对别人的关怀[5]。正由于男性与女性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男性主导的文化对个人能力的评价是以绩效为标准,用这个绩效标准来评价,女性的性别优势被遮蔽,妇女如果不完成男性化的转变,便难以得到管理领域的社会认同。

在作者所进行的调查问卷和访谈中,有一部分村民明确表示不选妇女进村委是因为妇女能力不行,包括一些县市、乡镇干部一谈起妇女未能当选村委会成员,就立即与妇女素质低联系起来。透过表象看问题的本质,认为妇女能力不行的看法,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是这个评价标准涉及机会平等与实质平等的问题,由于男女两性的起点不公平,男性在政治领域有着几千年的经验和资源积累,而女性进入这个领域 (个别例子除外)只有百年;其次,这个能力评价标准具有性别偏好,用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女性的能力,就像用评价钢铁的标准来评价棉花一样,它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允的,而这个评价标准的社会基础就是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力治形式。

二、权力之治与权力对性别的选择

力治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之治。“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乡村虽然实行乡政村治,但以国家强制为支撑的行政权力更为深入的渗透到乡土社会。这是因为伴随现代化,国家力量对乡村的整合更强,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等。而这种整合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共同认同的理治不同,它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力基础上,这就是不论是否愿意,也很少有公社时期的政治社会动员,农民都必须完成层出不穷的政府任务。”[1] 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几年,村级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催粮缴款,税费收取取代了计划生育而成为农村的天下第一难事”,乡镇干部衡量一个村官的最直接的标准是能不能将该收的款项收上来,不积极配合收费的、手段不硬的,就有可能被乡镇以工作能力差,完不成任务为由被撤换。[6] 正因为如此,乡镇在选择村委干部时便有明确的性别倾向。作者曾就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下降问题与一位主管的副县长进行过探讨,他坦率地说,现在农村工作最大和最难的是收税费,收税费的人在必要时要讲狠、手段要强硬。妇女去收税费,别人又不怕你,收不上来。

李普斯基对街道层的官僚进行过深入分析,他认为,街道层官僚在工作中要使有限的资源适应旺盛的社会需求的需要,显然存在着问题,这是社会服务机构所有敏感的成员都认识到的。因此,与此相应的是,他们会下大力气去运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重点需要,发展理性的配置资源的方式。”[7]李普斯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乡镇干部在权力对性别的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偏好,在收取税费是最大的硬道理的时候,乡镇在村委会治理权力配置方面有很明确的倾向-收取税费更为有力的男性。

为了使权力的意愿成为现实,乡镇在指导村委会选举时,运用了偏好动员不决策的策略。所谓偏好动员,即政治体系自身就按照这样一种结构设计,那就是,为某些事情解决提供便利,同时阻碍别的事情的解决。这就是政治体系之内存在的偏好动员’”[8]。所谓不决策,用巴克拉克和巴拉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控制共同体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程序,从而将实际决策的范围限制于安全的问题的实践。巴克拉克和巴拉兹还进行一步分析了运用权力等因素进行的不决策:“当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人们所接受的游戏规则、团体间现存的权力关系和暴力工具等单独或共同地有效限制一定的不满发展成为要求决策加以解决的成熟问题”[7]

作者多年的调查证实了巴克拉克和巴拉兹的这一看法。乡镇权力对性别选择的“偏好动员”和“不决策”正是利用自己的主流地位,通过对政策信息的有意无意的遗忘或忽略、选举程序的运作,使选举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确保重点问题 (税费收取)优先解决,而将妇女进村委的问题作为非重要问题而置于不决策”“不动员的状态。一些乡镇政府在指导村委会选举中,为确保组织意图实现的安全范围,对妇女在村委会中要有适当比例的政策不宣传,或例行公事,轻轻带过,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织意图所要支持的人选身上。以我们所调查的某镇为例,2002年的村委会选举与1998年相比,镇有关工作人员对保护妇女进村委的宣传强调上,明显调子降低,1998年镇妇联主任亲自到重点村参加指导村委会选举,但本届村委会选举时她没有参与。她在描述1998年选举,保护妇女进村委的工作时,显得很有参与热情和成就感,镇里开选举会议,我就给那些负责选举的领导提建议,希望能够让妇联主任进村委。《组织法》上也有这个要求。镇里领导也挺配合工作,在选举时,都强调必须选一名妇女。而说到2002年选举,她口气就不那么积极,我这大半年在驻队工作,没怎么在乡里,所以也只是给乡里提提意见,对选举的情况不是很熟悉。”1998年该镇有16个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只有一个村村委会没有女性成员。到2002年村委会选举,17个选举村有3个村村委会没有妇女干部,妇女当选的比例下降,14个村当选为村委的妇女都是担任妇女主任。2005年村委会选举时,我们在某县级市作调查,某市当时的工作兴奋点在招商引资,作为交换条件,需要为合作方招聘大量女工。尽管该市在上届选举中妇女进村委的村委会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略多一点,妇女进村委的比例相当低,但该市领导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趣和工作力度远远低于前面一个问题。换言之,要妇女做贡献的愿望远远高于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愿望。正如黑尧所说由于偏见的动员的影响,问题仍然是潜在的,无法进入决策程序。”[7]

作者赞同李昌平对乡村问题的分析:“乡村的问题不是乡镇干部造成的,也不是乡镇政府造成的,主要是宏观决策失误和对乡镇职能定位没有与时俱进造成的。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乡镇政府,都为国家现代化和农村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起到过非常负面的作用,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基层乡镇政府和基层组织只是国家现代化的工具”[9] 。权力之治下的性别选择并不是乡镇组织或个人的意愿,而是国家发展观及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村治理形式的必然选择。

三、暴力之治与性别排斥

力治的第三种表现是以暴力而治。“在家户个体利益本位的冲击下,乡土社会内部的传统礼俗维系力愈来愈弱,外部的国家力量更多的是要求完成各种政府任务,难以将分散的家户组成有机的共同体,并形成共同体权威,从而造成乡土社会的失范和失序。村民为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更多的是寻求和依靠暴力。在湖北省一个山区乡村,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田界纠纷,由于只是寻求暴力解决,竟然造成两家原是亲戚且相邻居住的村民双双家破人亡。当今的乡土社会因此出现了不少不讲道理,只讲暴力的强人、狠人、横人、恶人。这种人有时连政府也无可奈何,有的甚至还要借助于他们进行治理。”[1] 暴力是妇女生存方式的对立面,妇女在暴力以及以暴力为特点的治理形式之下,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暴力特点越强,妇女的弱势越凸现,在以强力制强力的治理形式下,妇女遭遇村级权力结构的排斥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农村治理形式的转型与村治参与中的性别和谐

如前所分析,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长期处在推而不动或推而难动的状态,农村大量存在的力治治理形式是其重要的原因。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民主化的进程,仅靠政策推动只是治标的一个方面,改变农村的治理形式才是治本之策。令人兴奋的是,农村治理形式伴随着2006年春天的到来有可能发生重大转变。

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全面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工程,新农村的建设将在乡村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乡村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 (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等)、乡村生产力基础建设 (市场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技能和新科技的应用体系建设等等)、乡村的文化建设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从政绩取向到民生、民本取向,从关心物到关心人,从牺牲环境到可持续发展,从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从重点发展城市到城乡统筹发展,从汲取到给予等等,国家关于农村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将会直接改变农村的治理形式,力治形式正逐渐走向以民为本的治理形式。以民为本治理形式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公平与效率、民生与绩效,人与物、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女性特色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为农村的两性共同参与、和谐发展提供了治理基础。

首先是能力之治的评价标准将发生转变,由绩效标准转变为以提高农民群众生活水平为标准,对人的关心、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将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点,而在这些领域,妇女的优势特色将会得到体现;其次是权力之治的形式将发生转变,政府任务由取到予,农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与民主制度密切相关,乡村将获得相对多的经济资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管理监督是村级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权力关注的重点需要转变,也将转变权力对性别的偏好选择,为妇女进入村级权力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环境;其三是暴力之治的转变,新农村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将以新的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新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和共同体权威,农村治理的暴力色彩将逐步弱化,追求和谐的社会治理方式为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归而言之,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农村的治理形式密切相关,积极致力于改变农村治理形式,推动农村由力治形式向以民为本的治理形式转变,将为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妇女参与村务管理正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关于这一点,作者另有文章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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