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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民俗:1949年夏鲁中南地区的抗旱与祈雨

作者:魏本权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5-04  浏览次数: 580

【摘 要】1949年夏,在鲁中南区生产救灾与抗旱运动中出现了令基层政府始料不及的群体事件——民众普遍的敬天祈雨行为,在短时间内迅速演化而成一场抗旱与祈雨的双幕剧。将祈雨置于革命初胜时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生态中考察,可以发现在人与自然关系、敌我矛盾、党群关系、上级指示与下级执行中诸多尖锐问题之本质,有助于理解革命初胜时鲁中南区的复杂政治生态与社会心态,也能为理解新中国建立前的鲁中南区域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应对祈雨事件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观念——“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生产必须领导进一步强化并确立下来,取代了敬天祈雨、靠天吃饭等群体心理,实现了旧俗与新风的嬗变继替。

【关键词】鲁中南区;祈雨;抗旱运动;生产必须领导;党群关系


鲁中南行政区地处山东中南部,由鲁中、鲁南、滨海专区于1948720日合并建立,作为自抗日战争以来就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与解放区,鲁中南区所辖地域曾长期是山东党、政、军、群机关所在地,积累了根据地与解放区建设的丰富经验。19497月至8月,就在鲁中南行政区的抗旱与生产救灾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涉及多地的祈雨事件接连上演,在短时间内迅速演化而成一场抗旱与祈雨的双幕剧。彼时,刚刚获得解放、尚未从战争废墟中舒缓过来的鲁中南区遭遇了多年未遇的自然灾害,我山东地区,入春缺雨,因旱成灾,约八个专署,四十余个县份,加之水、雹、虫等其他灾害迭加出现,使得本就受战争、时局动荡影响的民众日常生活雪上加霜。为了应对旱灾,鲁中南区各级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中共华东中央局与山东分局关于抗旱救灾的指示,将生产救灾作为1949年的中心工作,但多地的民众祈雨行为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生产领导体制与生产救灾运动面临巨大压力。

祈雨,是传统社会民众对自然灾害的一种精神性应对。学界对近代以来祈雨事件及民众信仰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其研究视角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类。其一,从民俗历史学的视角解读祈雨这一民俗事项的历史变迁与时代际遇,侧重于“反迷信”视角下的近代风俗嬗变,体现以新风取代旧俗、以进步取代落后的民俗变革论与进化观。其二,从现代化与传统民俗关系入手阐释传统民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韧性与延续,说明国家、社会与民众关系的复杂性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其三,在“革命动员与传统民俗”的视角下考察传统民俗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关系,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改造及创新民俗及相关信仰进行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但较多侧重春节等重要节日,对类似于祈雨之类的应当革除的“封建迷信”,显然不能从政治动员角度纳入研究视野。

与上述研究思路不同,本文针对革命进程中相关各方如何理解、应对旱灾而展开研究,将抗旱与祈雨视为人们应对旱灾的不同策略,借助馆藏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以1949年夏鲁中南区民众祈雨这一小微事件为个案,透视和解读革命初胜时如火如荼的生产救灾与抗旱运动中围绕祈雨事件而展开的各方角力,考察中共革命中传统民俗(敬天祈雨、靠天吃饭)与新的思想观念(抗旱、生产必须领导、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之间的嬗变继替,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而有效的应对祈雨事件以及对祈雨习俗的成功改造。

一、1949年夏鲁中南各地的敬天祈雨活动

1949年夏,在鲁中南区的生产救灾与抗旱运动中出现了一个令基层政府始料不及和难以掌控的群体事件——民众普遍的敬天祈雨行为,并在短时间内蔓延各地,在灾情最为严重的尼山、台枣、沂蒙等专区尤为严重。

1949年,尼山专区曲阜县自入春以来即未落透犁雨,旱灾日趋严重,抗旱工作虽取得不少成绩,但仍有部份群众表现消极、焦虑、或明或暗的闹迷信请神求雨。”718日(农历六月二十三),南辛区宋三元到区申请求雨,区长劝阻无效,回村后即扎大棚求雨,乱放枪炮、火鞭,群众参与者甚众。

台枣专区贾庄、鲁城两区祈雨因谣言而起,并有地方宗教势力耶稣会、圣贤道的参与。194988日,贾庄区林西乡西盘石沟、东盘石沟、苗庄三村民众聚而祈雨。西盘石沟村长左爱卿(党员)、村团长左汉五领导本村群众祈雨,该乡乡长碰巧前往,当面执问未果,反遭群众打骂。三村祈雨群众共到500余人,计划三天,因很快下雨,两天后即散去,放炮20余响,求雨后又放了6炮。参加者除三村群众外,尚有耶稣圣贤道及中村区林官庄庙道士参加。鲁城区北鲁城村祈雨亦因谣言而起,当地群众认为久旱不雨是由于招了旱包(天的云彩被旱包收去即不能下雨),该村党员高庆喜领导照旱包未果,即与村组织委员夼万科商量祈雨,联合玉皇庙、南鲁城、楼子等村共同祈雨。鲁城区义和乡乡长宋北方在天旱之际轻信谣言,说天不下雨是招了旱包,发动群众到夼家山将夼万三之妻坟墓(六月死的)扒开,打开棺材一看人已腐烂,未加重新掩埋即离开,并造成农作物的损伤与破坏。

沂蒙专区蒙阴县城郊区小东关村,“起初农民迷信思想严重存在,特别是有些老汉、妇女约伙起来祈雨,并自发的每户凑集麦子一斤(共凑出二百余斤),买纸、香、菜等敬天磕头祈雨,村干对群众的祈雨行动也表同情,有的并参加领导,如农会委员王玉俭、闾长周文汉、吴永贵三人在七月五日带领百余农民,到南竹院等村串乡祈雨。”此外还有坦埠区代家庄村,该村“农民没有打破靠天吃饭思想,全村搭棚杀鸡、磕头敬天祈雨”。代家庄祈雨期间,坦埠区干对之“乱打乱捕乱抓鸣枪镇压”,引发群众与区干之间的对抗,造成干群关系的裂痕和紧张。

沂蒙专区蒙山县的祈雨行为主要发生于诸满区、薛庄区等地。77日,薛庄区黄泥崖农会长李京美、大沟农会长张大、王林村副支书翟纪祥、安定庄群众王西印、诸满区单家庄子王稷(党员、生产委员)、胜良庄聂胜运、丁全庄丁申等人与胜良庄庄长、财粮委员商讨祈雨,第二天即筹集176.8万元,麦子399斤。10日,胜良庄聂典购买祈雨所需的猪头、纸、箔、鱼、酒等物,当晚即开始安坛,并有群众陆续前来,有的群众甚至带了第二天的给养,有的老妈妈带着纸香。此次祈雨影响所及西至70里之外的卞桥等地、东至方城、南至河南徕庄铺,甚至有费县城内群众前来,共计约有六七千人。附近村庄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加,安定庄全村80余户,仅5户未参加,黄泥堐工农青妇儿童有组织地参加,同时党员村干民兵大部参加,足见祈雨影响之众。

之所以出现祈雨行为,旱灾肆虐当为首因,多年未遇的旱灾与其他灾害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断粮、逃荒现象接连出现并时有恶化,严重影响夏季作物种植及生产进度。当此之际,部分乡村民众的敬天祈雨行为接连发生。

1949年入春,鲁中南区即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春荒之后夏荒接踵而至。全区麦收平均六成左右灾民达二百万以上。其中,鲁中南沂蒙专区旱灾最严重者是蒙山、莒沂两县,今年平均收成是四成最好的是新泰、沂南等县达九成,较差的沂东、沂中在六成,全区收成约在七成。”727日,鲁中南区党委贯彻生产救灾掌握夏荒发出的紧急通知显示,泰西地区有二三九个村断粮户已达百分之卅,台枣地区费县全县缺半月到一月的粮,赵鎛北部已有百分之七十人家吃糠咽菜,……尼山地委平邑、滕县、邹县、白彦、滋阳等县麦后逃荒者每县均达三四千人,凫山每日有七八十人向外逃荒。”沂蒙专区的蒙山县,“该县仲里、保太、固城三个区,自五月份下了一次雨,至八月五日八十多天中未落雨,因此这些地区仍未有下种(特别是豆子),东边六个区虽下了雨,也有五十余村庄因雨量不足或未落雨,也大部未下种,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尚有三万五千二百廿四亩四分未有种上(缺保太区统计),仅仲里、固城二个区即有三万一千八百二十六亩六分。已种上的也有很多枯死,仅仲里区即枯死豆子四千余亩;固城区沈家庄一个村即枯死高粱八十余亩。白埠区十六个村的统计,共枯死高粱、谷子、豆子、地瓜、花生等庄稼二千八百八十余亩,群众情绪甚低。”总之,“今年旱灾是特重的,受灾面积之广,灾情之重为数年来所未见。”严重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是群众生产生活的极度困难。“如尼山灾情特重之凫山、台枣地区之兰陵,在四五月间灾情仍然还有增加,凫山逃亡仍未停止,每天有一、二百人外出逃荒,全县灾民尚有十万左右。”尼山专署的严重夏荒体现在:“(一)麦子普遍歉收,有的群众麦子已吃没了,还有不少的群众根本无麦,据滕县龙阳区×庄调查,全村共有180户,能接秋的仅91户,吃一个月的83户,吃半个月的47户,已吃光了的6户。平邑县不完全的统计,有886户群众无麦,2959人生活无着。(二)还有相当数量已逃荒的饥民仍未归来,据邹县七区不完全的统计,还有逃荒的537户,1403人,讨饭的1717户,5940人,绝粮的2134户,9926人。凫山县六月八号遭严重雹灾后每日又有百人左右外出逃荒。也就是在灾情最为严重的沂蒙、尼山、台枣地区,祈雨活动开始零星出现。

除了旱灾肆虐引起的民众生活困难,敬天祈雨之所以在解放区内有着巨大延存空间,还由于传统习惯的延续、对超自然力量的寄托与瞩望,使得乡民的社会心理在革命风潮中依然强劲延续。

祈雨,是农业社会中官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重要文化仪式与民间信仰。在沂蒙山区各县,费县“旧时一旦天旱成灾则祈雨”;临沂“境内多春旱,几乎年年有,遇旱很少灌溉。有水的地方,要肩挑车拉才能运水到地头,有‘人种天收’之说”;郯城一带,“解放前,农民迷信,一遇旱田,就盼雨求雨,认为农历五月十三关老爷磨刀是下雨的日子。谚云:‘大旱不过五月二十八,七月七牛郎织女会天河,见面流泪就成雨’”;沂水县亦“每逢久旱不雨,境内多有祈雨活动”。地处鲁中山区的博山、临朐、泰山等地亦是如此,博山“凡遇旱,祈雨不应,民间无夫老妇挈箕帚叩祝于秋谷龙王庙,以帚扫箕毕,收泉水轮箕扬之,为之‘刷簸箕’,往往有应”;“泰山各支,不能广植森林,以培水源,……愚民求雨,其诚比于成汤,亦未可厚非也”;临朐县“因旱祈雨,得雨辄演戏,谓之‘还愿’,……大抵三日戏,例需费数百元。”在鲁南滕县,“设岁中遇有大旱,官绅则祷于龙王庙,庶人则祷于关帝庙以祈甘雨。又有舁神玩龙游行以祷者。祷而应焉,则演戏以报之。”地方志中的类似记载表明,鲁中南各地的敬天祈雨习惯,衍成继替不易的民间风俗,维系着鲁中南乡村的天人关系与社会秩序,历久不殆。

作为地域文化传统,祈雨是农耕经济时代民众应对自然灾害的无奈之举,但时至20世纪中期,虽经反对封建迷信、构建革命生活的冲击与颠覆,敬天祈雨的行为依然未曾中辍,在经受剧烈革命洗礼的解放区亦是如此,仍存活于乡村日常生活之中,既体现了祈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顽强生命力,也是普通民众面对旱灾时群体心理的集中爆发,成为当时紧张激烈的抗旱救灾运动中的另类图景。

二、1949年鲁中南祈雨事件中的各方应对

面对抗旱救灾运动中骤然出现的敬天祈雨事件,下至村乡、区县,上至地委、行署,均立即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回应。考察祈雨事件中各方的不同应对,有助于理解革命初胜时鲁中南区的复杂政治生态与社会心态,也为理解新中国建立前的鲁中南区域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在1949年夏鲁中南各地的祈雨事件中,除了普通群众的参与外,乡村基层政权人员充当了祈雨事件的重要组织者和协调者角色。

从鲁中南区各地祈雨事件的发起与组织来看,乡村基层政权人员参与者甚众,与部分会门道门、地方宗教组织、被视为敌人的匪特人员多有瓜葛与交集。台枣专区贾庄区林西乡的祈雨涉及西盘石沟、东盘石沟、苗庄三村,三村有党员20余人,但在长期散漫的生活下,也不起什么作用,参与组织者共有9人,其中包括西盘石沟村长左汉卿(党员)、村团长左汉五、财粮委员左士俄(党员)、乡妇联调解委员刘长恩、苗庄村指导员(党员)李荣申,此外还有耶稣教徒宋开元,被称为坏蛋的被斗争者左大礼帽、流浪卖酒摆局的杜□□、曾当过汉奸土匪的林四混子等。上述9人中有5人在村乡任职,3人为党员。不过,虽然任职于新政权,但他们劣迹斑斑,左士俄是个逃兵,在拔地时私自隐瞒120亩;刘长恩是个破鞋,丈夫曾当汉奸,祈雨发生时仍下落不明;李荣申则全家信奉耶稣。蒙山县诸满区胜良庄祈雨则有薛庄区黄泥堐农会会长李京美(支干)、大沟农会长张大、王林村副支书翟纪祥、安定庄群众王西印、诸满区单家庄子生产委员兼党员王稷、胜良庄聂胜运(买办东西)、丁全庄丁申等人与胜良庄庄长、财粮委员等参与组织。从上述两起祈雨事件来看,基层政权人员充当了组织、动员、协调者的角色。他们共同生活于熟悉的村落社区,彼此熟稔,在宗亲乃至血缘关系上多有交叉,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多服从于地方习惯或宗亲伦理,尚未上升到从阶级关系来区分和界定敌我关系,故在执行上级指示上仍有巨大差距。

其次,作为直接应对祈雨事件的区县基层政权试图以武力禁止民众祈雨,处置失当,反而造成党群对立、关系紧张。蒙阴县坦埠区分区委书记朱舜时、区干王玉东对祈雨事件的处置就较为生硬,造成干群对立、脱离群众。该区代家庄子祈雨时,区干王玉东到该村,在会场上单纯的批驳群众的迷信行动说:“祈雨是不对,这是封建”,叫农民快走,不准祈雨。民众则对王玉东说:“你说俺封建,您家里也封建,还贴着灶王爷哩!”有的群众叫王玉东不要谈了,王玉东更不冷静地说:你们是国民党作风,责斥农民落后行动,这样越吵越厉害酿成矛盾。王玉东被打后便报告分区书记朱舜时,朱舜时便带领七个区中队员到该村逮捕殴打区干的群众,先抓起5个,到会场抓代存胜(复员军人,领导祈雨)时更引起群众对抗,形成群众、区队互相殴打局面,区队还打了7枪威胁群众,并打了军属王家帮及南下干部家属代福君的老婆,当晚扣起军属王见财、复员军人代存胜、妇女会副会长代玉平(工属)等6人,代存胜还被带到分区委扣押。由于区乡工作人员对祈雨事件应对无方,使得群众对政府禁止祈雨的态度极为不满,曲阜县防山区亦是如此。我工作人员向他们进行教育时,即采取强硬的态度。防山区少数群众对政府阻止他们求雨感到怨恨。这种严重的现象,在各区均有发生。”正如鲁中南二地委所总结的:“由于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未深刻从领导上检查原因,积极说服教育群众,组织起来抗旱,单纯认为是群众落后思想或者盲目的认为有特务份子作坏,采取了强行制止的办法,引起群众不满,而发生双方争吵,相互殴打,不幸之事已屡次发生(如沂北崖庄、蒙阴坦埠区之代家庄子,城郊区黄土山、蒙阴县薛庄区均曾发生),造成党群对立,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使党的政治影响受到莫大损失。”这表明,祈雨之所以发生既与生产救灾运动领导不力密切相关,也与事件发生时的处置失当有关。祈雨是生产运动中党群关系紧张与疏离的体现,基层各级行政机关还难以周全地在完成上级任务与维护群众利益之间从容周旋,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县基层政府的生产动员能力与施政水平的低下。

之所以出现祈雨事件应对中的武力介入,还与祈雨发生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较量较为紧张的时刻不无关系。在反对封建迷信、镇压蒋匪敌特活动中,祈雨被区县基层政权视为封建迷信行为、匪特破坏行动、会门道门活动。19495~6月,鲁中南区尼山、泰西、台枣、济宁等地共剿灭较大匪股79股,毙伤匪首白学英、孙希亮、邵世康、胥登山等敌特及伪组织人员共805名,查获形迹可疑者981名,匪特自首者524名,共缴获步枪247支,短枪82支,手榴弹330个,信号枪1支,机枪筒6个,汤姆式1支。可见,祈雨事件发生前后乡村敌我矛盾仍然相当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与蒋匪敌特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是当时基层政权的自然反应。曲阜县的祈雨就被视为是匪特破坏与造谣的结果,“匪特乘机抓住群众这一迷信落后思想,制造谣言,破坏我军政民关系与生产抗旱救灾工作,鼓动群众大规模求雨。”台枣专区贾庄、鲁城两区祈雨则可见匪特、宗教势力的介入。贾庄林西乡发生祈雨的西盘石沟村、东盘石沟村、苗庄村,耶稣会、圣贤道势力较为庞大,“该三村工作一贯,消极不前”(原文如此),苗庄村有70户人家,其中有31户约50余人参加耶稣会,该村支书李荣申也是耶稣会员;东盘石沟村与西盘石沟村有20户参加圣贤道,村团长左汉五亦是圣贤道成员。解放之初的鲁中南区仍处于敌我矛盾相当尖锐、匪特与会门道门活动猖獗之时,安定社会秩序仍为县区基层政府的棘手难题。19496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取缔会门道门布告,指出会门道门不仅为封建迷信组织,且常为反动分子操纵利用,以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故而自布告发布起,所有会门道门即为非法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祈雨活动恰在布告发布后不久出现并蔓延,引起县区基层政府的紧张与尽力掌控自然不难理解。

再次,鲁中南区及所属各地委、行署则立足党群关系的构建、社会秩序的稳定、生产救灾运动的推行,将抗旱运动作为弥合党群关系裂痕、应对祈雨事件的基本策略。

作为一起政治事件,祈雨无疑是与生产救灾、抗旱运动对立的事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根据地生产是中共生产动员的基本策略之一,面对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生产救灾运动是1949年鲁中南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194953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目前抗旱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全党必须认识,抗旱救灾抢种补种是目前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决定一切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中心环节,在灾区更是头等重要任务,必须全力以赴。但是各地推进抗旱救灾运动的力度不一,鲁中南二地委对此总结道:“在遇到这样严重旱灾后,我党未能及时领导群众使抗旱救灾得到成绩,区村干部中存在单纯任务观点,空喊抗旱不给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因之使群众对我党领导抗旱无法而失望对我不满(原文如此),发展了群众中的落后迷信思想,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对自然灾害表示无有办法,认为这是天意,□如只有求之于天,于是便发生了较普遍的对抗旱不满意,要想下雨求神敬天的行动。”可见,在基层政府领导生产救灾运动中,政府的有效制度供给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分局五月即指示我们领导群众抗旱救灾成为目前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但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执行不够坚决,未能及时领导群众,打破靠天吃饭,树立人力胜天的思想,开展抗旱运动,克服旱灾(有些地区虽有些成绩,尚非常不够),因之,群众靠天吃饭的迷信落后思想上升,祈雨的要求形成一种较普遍的自发运动。”祈雨事件的发生,折射出了鲁中南区生产救灾与抗旱运动中基层政府领导不力、消极等待与单纯任务观念的现象。

由此可见,将祈雨置于革命初胜时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生态中考察,可以发现在人与自然关系、敌我矛盾、党群关系、政群关系、上级指示与下级执行中诸多尖锐问题之本质。祈雨事件的发生是生产救灾运动中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暴露出革命初胜时鲁中南乡村社会中村乡基层政权混乱涣散、区县执政能力低弱以及社会群体心理的多歧面貌,暴露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动员在实际运行中的诸多难题。

三、抗旱救灾与1949年鲁中南的祈雨善后

面对祈雨事件带来的诸多难题,鲁中南各县、区、乡、村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共识,最终强化了以领导群众抗旱救灾为中心的善后与应对思路。在革命话语渐居主流与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的文化背景下,人力胜天、依靠共产党抗旱救灾、生产必须领导等新的社会意识逐渐稳固并进而取代靠天吃饭、消极等待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的引导与抗旱救灾运动的强化相辅相成,领导群众进行生产救灾与抗旱运动以抵御旱灾,改变群众靠天吃饭思想、传播“只有依靠共产党,灾荒是可以战胜的”的思想观念,构成1949年祈雨事件善后的两翼,也预示着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民俗在革命中的命运和归宿。

首先,“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逐渐取代群众靠天吃饭的群体意识,旧俗与新风在如何认识自然、挑战“迷信”中完成时代转换。

鲁中南二地委在关于1949年夏季生产的指示信中就强调,群众的祈雨行动,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执行上级的指示,领导群众进行抗旱所致,因此群众在严重的旱灾威胁下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思想更加上升,发生祈雨是自然的现象。为此,首先我们应进行检讨,说明未很好领导大家想办法,战胜旱灾,并承认随便捕押人之错误。通过支部群众团体进行教育,从我党领导群众翻身、生产救灾的事实,说明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但完全同情我们的灾情,而且积极为我们想办法,以科学道理,破除迷信,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体验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以达彼此谅解,消除隔阂。”“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强调了党在领导生产、克服“迷信思想”中的领导和主导地位,“用积极而正确的办法克服祈雨,是必须的,是对的,因为祈雨浪费群众的劳力钱财,影响抗旱,对群众是无益有害的。但从另一方面说,群众祈雨,又反映了群众对天旱焦虑,迫切要求战胜旱灾,而对抗旱则因存在靠天吃饭思想与消极等待的态度,因而祈天落雨,不是积极的利用一切水利,水种浇苗。所以,对待群众祈雨,既不能轻率的简单的企图制止群众停止祈雨,又不能漠不关心,任其自流。必须认真采取积极态度,耐心说服群众,在积极帮助群众想办法克服困难的基础上,去克服群众的迷信思想。”

其次,将“生产必须领导”贯穿于群众生产救灾运动是党的执政方式与群众生产方式的深刻革命,在党的生产动员基础上形成新的党群关系。

山东分局、鲁中南区各级地委、政府将积极领导生产、抗旱救灾运动作为应对群众怨懑的最好办法。“紧紧掌握目前是实现多锄一遍地,多打一成粮,不荒一亩地的决定关节,克服生产不要领导的思想,及自满等待思想,全民动员起来投入生产,领导广大群众造成生产运动。”同时,尤其要“贯彻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方针,发挥支部对生产的领导作用”。蒙阴县城郊区委书记张成功用耐心的说服教育打通干部群众思想,并用群众的实际抗旱经验和典型示范动员群众停止祈雨,提高了群众觉悟,推动了抗旱运动。

“张成功同志在南竹院村工作,当时看到农民祈雨,他想,如马上制止会引起群众反对,便把村干叫到区里以和蔼的态度,用细算账和对比的方法进行教育,说明雨是祈不下来的道理。咱们别因祈雨而浪费了东西,耽误了工夫,失去时机浇庄稼。弄得地里更干,更少打粮食,生活就更苦,百余人花钱花功夫祈雨,如果浇地的话,就浇不少,用这些实际教育来教育村干。但村干仍有些不通,认为山地不能浇,就是浇一点两点的也不中用。张成功同志更耐心的说明,浇一棵是一棵,浇的要比不浇的好,反复的打通村干思想,这样三个村干思想打通了,便回去对群众宣传祈雨是祈不下来的,群众一面听了村干的宣传,一面看了村干也不祈雨了便都散了。这样张成功同志恐怕还不能完全打通村干、群众的思想,他便到小东关召开了支部会议,对支委同样进行了以上教育,说明支部是领导群众生产,现在天旱就应积极领导群众抗旱救灾;又召开了村民大会反复的进行了以上教育,村干群众都有转变,在会上有的说:‘高低别祈雨了,光耽误工夫,没见求下雨来。’王璨义说:‘迷信祈雨是白搭。’村干在村民会上说明祈雨有害无益,不如浇地。这样经反复教育后,全村便开始水浇地,如赵立法水种了二亩玉米。刘如林一亩玉米浇了三遍、地瓜二亩浇了一遍。马深泉今年六十二岁,还水种二亩玉米。赵立德种了五分玉米浇了二遍。全村群众已认识到祈雨吃了亏,上了当,便全力投入水种、抗旱。”

从张成功在“祈雨与抗旱”问题上的细致动员可以发现,基层政权及其党员干部积极领导推进抗旱救灾、进行水种水浇、保障夏种生产、改变群众生产习惯是应对敬天祈雨现象的有效途径。“事实证明,抗旱工作做的好的地方,群众靠天吃饭的思想就下降,祈雨的行动就少,强硬制止,必然造成群众不满,甚至与我公开对立,脱离了群众的严重错误。……我们应该以我党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的实例,去教育群众,使群众从亲身的体验中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灾荒是可以战胜的,不能靠天吃饭,并积极宣传我党抗旱救灾的主张,替群众想出办法,通过典型实例,浇一点收一点,浇一片收一片,去教育群众,树立人力胜天的思想,组织起来抗旱。”因此,鲁中南区1949年夏季生产中出现的祈雨与抗旱的双重较量,不仅是一场引导变革群众思想观念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生产、救灾、抗旱运动的一次纠偏和飞跃。反对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同时反对放任自流尾巴主义的作风,强调以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工作,祈雨善后也就成了反对旧的传统风俗、引导民众新的信仰、确立新的思想导向的契机。敬天祈雨式的民俗的社会整合功能被搁置,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成为革命的对象,以反对封建迷信的姿态,一个新的思想观念确立下来——从靠天吃饭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旧的文化传统消失殆尽,新的思想共识与文化生态渐成雏形。新的文化生态立足生产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传播人力胜天,反对靠天吃饭。同时,乡村农业生产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水浇水种、水压地瓜等农业生产技术在群众抗旱运动中逐渐推广开来。

上述考察可以看出,1949年鲁中南区祈雨事件的出现与上演并非仅仅由旱灾所导致,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隐含着革命进程中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祈雨事件发生于革命初胜、敌我矛盾仍较尖锐、基层政权执政能力尚弱的1949年,祈雨体现了鲁中南地区各方势力与力量的博弈与较量。围绕祈雨事件,鲁中南区党委政府所考虑和面对的是参与祈雨的各方势力——群众的大规模参与,基层村干参与甚至组织祈雨活动,耶稣会及圣贤道等会门道门、匪特与敌对势力对祈雨的利用,区县应对祈雨事件失当及领导生产救灾运动不力所造成的民众生活困难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难题。弥合因祈雨事件造成的社会矛盾,着力推进生产救灾,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党群信任关系,是鲁中南区党委政府对祈雨事件进行善后的重心所在。在极短的时间内,“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战胜天灾”的思想观念、“生产必须领导”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强化并确立下来,取代了敬天祈雨、靠天吃饭等群体心理,实现了旧俗与新风的嬗变继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