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专题研究 > 妇女研究

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作者:刘筱红 姚德超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5-07  浏览次数: 765

【摘 要】作为我国农村较为广泛地存在并在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一种现象或趋势,农业女性化既是众多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又将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就其形成原因来看,学界大致形成了社会性别观家庭投资策略观社会结构变迁观三种代表性观点。通过更为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户基于产业效益比较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行为受到了包括户籍制度与土地政策在内的制度结构的限制,这正是农业女性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同样是农户在制度规范约束下的理性选择行为的产物,而男工女耕性别分工模式不过是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一种方式,它虽然与农业女性化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农业女性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农业女性化;理性选择行为;制度结构;劳动力配置


农业女性化,就是指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农业女性化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配置在性别比上已经或正在发生男性劳动力比重不断降低、女性劳动力比重不断增长的变化,它既是一种静态的现象,也是一种动态的趋势,但它本身并不表明农业化女性在农业生产者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那么,农业女性化现象是否已经在全国范围或水平上生成呢?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农户中农业从业人员为34 246.4万人,其中女性为18 205.1万人,占农户从业人员总数的53.16%。全国31个省 (市、区)中,女性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男性的有24个,占总数的77.4%[1]47。此外,在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从事农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共计21376.5511万人,其中女性为10759.1439万人,占总数的50.33%[2]6-13。可见,不论是从业时间还是从业人数,女性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农业女性化已经成为一种在全国相当大范围内客观存在的现象。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是认识农业女性化现象的需要,也是进行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文献回顾与简评

(一)几种代表性观点

学界现有对农业女性化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女性化形成的原因、影响与应对政策或策略三个方面。就农业女性化形成的原因而言,由于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学界分歧比较大,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本文依据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主要概念、原理的学科属性,同时参考其研究的落脚点,将相关文献归并为经济学、社会学、妇女学三个学科。从这三个学科领域出发,学界关于农业女性化形成原因,有社会性别观、家庭投资策略观与社会结构变迁观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从社会学学科角度,研究者主要运用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分析农村女性转移滞后的原因。其中代表性观点主要见诸于金一虹的相关论文。她使用非农化概念并引入性别指标,考察了农村非农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性变化,并指出农村非农转移过程存在性别差序格局、女性职业低层化与新的性别利益结构,农村妇女的职业分化与职业流动受制于经济、制度与非制度、妇女自身素质与意识等诸多因素[3]

二是从妇女学学科或妇女研究角度出发,研究者整体上将农业女性化归因于传统不平等性别关系。高小贤从性别分层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体现出来的性别差异,认为农业女性化趋势是农村妇女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滞后的最明显后果之一[4]。杨小燕、赵玲认为农业女性化是性别歧视或传统性别观念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男女不平等的具体表现[5-6]。同时,也有学者通过对不同性别之间发展资源分配状况的分析,指出发展资源的性别不平等是非农转移中性别发展差距的直接现实原因[7]

三是从家庭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者认为农业女性化或男工女耕分工模式是家庭投资策略或家庭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的结果。如陈会广认为,男工女耕分工模式能使农户在个人层面上获得个人专业化经济,在家庭层面上获得专业多样化经济。也就是说,这种分工合作策略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8]5。此外,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女性化的因果关系,研究者认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薄弱是农业女性化的主要原因[9]

(二)现有研究成果简评

农业女性化现象的形成既具有复杂的内在驱动力,又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一独立因素。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农业女性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些分析很深刻,颇有见地。这些研究成果程度不同地为人们认识农业女性化现象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或视角,为进一步拓展农业女性化相关内容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方法论基础。不过,相对于农业女性化所产生影响的深刻性来说,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现有研究对农业女性化背景下的差异性关注不足。由于我国各个区域之间、各个地方之间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民族构成与习俗、文化传统与历史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生产中男女劳动力的配置方式自然也存在不同之处。即便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为什么有的地方农业女性化特征显著,有的地方农业女性化特征不太明显?现有关于农业女性化研究成果并没有对这种地域差异性做出很好的回应。

其次,现有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业女性化的某种动因,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性别分工观看到了隐含性别歧视的性别分工模式对农业女性化的诱发性作用,但没有揭示隐藏在家庭性别分工决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家庭投资策略观则触及到了导致农业女性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即家庭利益最大化理性诉求,但是几乎没有考虑宏观的公共政策或制度的影响,因此无法解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比较多地存在的耕地抛荒弃耕现象;社会结构变迁观的价值在于充分认识到了农业女性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不过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其中某些因素的重视不够。

二、农业女性化形成机制分析框架

农业女性化在我国农村其实并不是一种现代才有的新生现象,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农村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陈翰笙先生在广东农村进行考察时就发现妇女劳动力在用于土地的总劳力中所占的比例异常之大,这一现象反应了劳动力的消减甚至丧失,并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下降[10]104。在此之后,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云南禄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妇女是农田劳动的中坚力量,在稻谷与蚕豆两种主食作物的种植上通常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劳动[11]30-82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改革的深入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日渐普遍,农业女性化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再次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12]

那么,农业女性化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 、如图1),对农业女性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更具说服力的分析说明。按照这个分析框架,农业女性化的内在驱动力或根源是农业产业比较效益低,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户家庭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促使农民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理性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相关公共政策与制度的规范内发生的。换言之,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不论是非农就业行为还是农业就业行为,都要受到制度结构内的规则和规范的内在约束。

1 农业女性化生成机制图

在考察农业女性化形成原因过程中,不能不顾农业生产与农户家庭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现实矛盾,但也不能忽视国家政策 (或制度)这一宏观背景或条件因素。正如图1所示,在导致农业女性化形成的众多因素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一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二是制度的约束与限制,这里的制度主要涉及土地政策与户籍制度。第一个方面的因素直接刺激了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是农民产生非农就业意愿与行为的直接驱动力。从这个角度上讲,农业比较效益低是农业女性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则使农民理性选择行为受制于国家制度结构的限制。由于这2个因素的驱动,农村家庭在对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的收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做出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家庭劳动力配置的结果产生了男工女耕的分工,于是家庭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非农就业,女性劳动力留守家中从事农业就业[13]。农业女性化生成机制分析模型表明,不论作为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或结果的男工女耕性别分工模式是否是性别歧视的产物,它都只是一个过渡性环节,不是导致农业女性化的深层次原因。虽然性别分工模式与农业女性化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它对于农业女性化的意义更多地是诱发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

三、农业女性化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农业比较效益低是导致农业女性化的根本原因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农民也就没有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即使在现代社会,虽然就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完善,农民的就业选择也趋向多元化,但是土地依然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线。但是,相对第二、第三产业而言,农业生产比较收益率低,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国农业经济长期以来主要以家庭经营为主,现代化、机械化经营方式与耕作模式尚未完全取代传统低效率的人畜耕作模式,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况且,农业生产由于受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很大,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既严重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的基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农业生产与农民利益。比如农村税费改革、种粮补贴政策以及废止农业税,对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粮食市场稳定,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强农惠农政策与措施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保障了农业生产能力。尽管如此,相对非农产业而言,农业依然属于效益偏低且投入偏高的弱质产业。加之近年来劳动力和农资市场价格上涨过快,国家的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增长几乎被涨价因素冲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种田积极性。

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处于滞涨状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这是引发男工女耕分工模式的现实驱动力。有研究指出,在1997~2003年间,农民收入连续7年实际增长率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1,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到11 020[14]201。总之,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和深层矛盾,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为了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目标,相对于农业耕种而言,农民更愿意做出务工的理性选择。因此,在国家政策与相关制度许可的条件下,非农产业就业对农民而言自然就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毕竟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依然存在,农民既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实现真正的由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的转换,也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于是,在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的策略体系中,农民往往最易于做出进能外出打工,退能回家种地的理性选择。

(二)制度结构的约束与限制是农业女性化的关键因素

按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点,个体的理性选择被其制度成员的身份所限制,不管这种制度成员身份是否是他们自愿获得的。”[15]47虽然个体的理性选择被其制度成员的身份所限制,但是个体并不完全是制度结构的被动接受者。事实上,制度是塑造个体行为的规则集合体,个体能够理性地回应从这些规则中产生的激励和制约。”[15]49本文认为,农民基于产业效益比较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行为,不仅受个体效用最大化、家庭利益最大化驱动,而且受到国家制度结构的约束与限制。国家制度结构的约束与限制主要源自两方面,即土地政策与户籍制度。

1. 土地政策是限制农民理性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集中体现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比如《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国务院颁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列》也有类似规定,如第十八条第一款。从地方政府层面看,早在1998年,浙江省政府就颁布了《浙江省耕地抛荒处罚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耕地全年抛荒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向承包经营者收取相当于当地同类土地种植业年产值3倍的抛荒费。第二款规定,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耕地季节性抛荒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向承包经营者收取每亩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抛荒费。对自然条件适宜种植三季,只种植两季农作物的,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此外,第九条、第十二条、十三条对罚款金额、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领导的责任也有详细规定。

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我国部分地区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弃耕撂荒现象,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政策,防止耕地撂荒现象。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尽快恢复撂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4]15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示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组织干部下基层宣讲等方式,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强农民爱惜耕地的自觉性。《通知》指示各级地方政府把恢复撂荒地生产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和任务,依法推进土地流转,减少耕地撂荒现象。面对近几年来耕地抛荒水稻面积萎缩的严峻事实,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出台行政命令严禁并处罚耕地抛荒行为。重庆市政府在20081月发布《关于切实解决撂荒地问题的通知》,规定连续2年撂荒的耕地,由原发包方收回;对收回的撂荒地,发包方要依法重新发包。此外,湖南、福建等地也相继出台政策,对耕地撂荒现象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从以上各级政府关于土地的相关法规与政策不难看出,如果农民放弃土地耕种,至少要冒土地经营权被收回的风险,而在还没有真正改变农业户口身份并且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权利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冒这种风险的。

2. 二元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民理性选择行为的又一重要因素

我国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曾经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社会管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首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要求劳动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而我国的户籍迁移制度无疑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其次,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般都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一致,而我国户籍制度特别是户口迁移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城乡人口流动,使得当前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总之,现有户籍制度已暴露出诸多弊端与不适应性,改革户籍制度及其附着的各种资源配置、权利关系与社会福利政策,已成为大势所趋。

20世纪90年代初,党和政府确立了户籍制度城乡一元的改革方向,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改革。特别是199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得推行了40年如同铁板一块的二元户籍制度终于开始松动。新世纪以来,各地方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公安部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精神,从各地实际出发,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比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等等。尽管如此,户籍制度改革整体而言力度还不够大,改革成效并不突出。就现有改革政策和措施来看,关键问题是改革涉及面不广,改革内容主要涉及户口登记制度,较少触及户籍迁移制度,城乡之间人口自由流动依然十分困难。

此外,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配套政策改革相对滞后,改革举措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利益与权利结构,城乡户口之间的各种权益差别和身份性歧视依然存在。换言之,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正是因为我国户籍制度所凸现出来的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身份差别,而且还包括诸多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与权利资格的实质性差别待遇,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是一个十分艰巨而长期的过程。相应地,只要这种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就无法完全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只要这种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农民就依然有后顾之忧,也就不可能完全放弃作为他们生存的最后保障线的宝贵资源———土地。

四、结语

本文旨在探究农业女性化的形成机理,但无意为农业女性化的动因盖棺定论。即便撇开农业女性化背景下的地域差异不谈,就宏观层面或整体视角来看,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也仅仅只是强调了农户基于产业比较效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以及制度结构或公共政策对于农业女性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导致农业女性化现象的因素是多维的。就制度层面而言,诸如户籍制度、土地政策对农户理性选择行为的约束与限制也仅仅只是表明了正式制度的影响。尽管相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正式制度更具有刚性,但这不表明非正式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于女性农业化这一现象的影响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相信通过学界进一步努力,对农业女性化成因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会更深入更透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综合卷)[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农业卷)[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J].社会学研究,1998 5:106-114.

[4]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1994 2:83-90.

[5]杨小燕.农业女性化与性别歧视[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 8:52-55.

[6]赵玲.民族地区农业女性化与公共政策选择[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 1:40-43.

[7]王黎芳.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 4:41-46.

[8]陈会广.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及其专业化演进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程绍珍.农业女性化趋势与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5:83-88.

[10]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1]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唐环.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背景及转移方式[J].天府新论,2011 5:60-63.

[13]聂焱.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代际交换失衡的影响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 4:110-114.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2008-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5] (美)盖伊.彼得斯B.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2.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