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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下的农村社会——1935-1966年道备村社会经济构成初探

作者:倪志宏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5-28  浏览次数: 694

【摘 要】文章利用大量的基层档案,采用量化的分析方法,描述平遥县道备村从抗战前到文革前的社会经济变迁。这三十年内,华北农村经历了八年的侵略战乱、三年的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走向集体化的十余年的激烈的变化。已往的研究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历史叙述,自下而上研究比较少见。文章利用道备村四清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登记的信息,重构村庄四个时段的社会与经济面貌,来探讨中国农村社会的常态与现代革命历史的限界。

【关键词】农村社会;革命;集体化;微观历史;量化方法


20世纪是一个革命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或大或小的社会革命。在这个革命时代,现代化与全球化翻天覆地地改造了各国国民生活与世界历史进程。其中,中国的经验甚为突出,1935-1966年,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便从抗日战争的危机之中走向新国家的成立,一直到整个社会通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尽管历史革命叙述激烈如斯,学界对大多数置身其中的革命亲历者日常生活细节的理解仍类似走马看花。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大量的基层资料与量化历史方法,从一个村庄的基层视角来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变迁。

本文具体研究1935-1966年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的社会经济构成。相对而言,道备村的规模比较大,1966年共有10个生产队,600户,两千多人,七千多亩地。道备村地处晋中平原,属于晋商主要繁盛地之一,交通较为发达。该村经商传统浓厚,1935年进行的经商者现况调查显示该村近百分之五十的家户主要职业为经商。[1]这就表明该村与外界接触较多,人口与社会流动相较于一般农业村庄更为频繁。然而,本文发现革命时代的资料却展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微观世界。

一、资料与方法

学者往往以为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叙述已非常熟稔,以至认为许多历史细节和具体日常实践自不待言。近几年来,国内学者愈发关注建国初期大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收获颇丰。(1)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协调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与大量的新颖资料成为当今历史研究的焦点之一。目前,传统历史叙述仍然占有压倒性的支配地位,学者依旧习惯将新发现的资料融入已有的历史定论。(1)相对而言,本文力图贴近大量基层档案资料,通过量化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大量资料的新发现融汇为一个有力的新认识。

本文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的三百多个村庄的档案资料中选了资料比较完整的一个村庄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比较土地改革前、土地改革后、高级社时期和四清运动时期四个阶段个人、各户的人口与财产登记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1935年在该村进行的一个社会调查报告资料,探讨全面抗战开始前到文革前夕跨年代农村社会经济之结构变迁。

尽管1935-1966年四个阶段的资料描述同一个村庄社会,分析结果都比较匹配,但每种资料的形成原因及文本类型却不尽相同。第一,1935年的数据来自一篇调查报告,调查的目的是研究山西三个县一般的经商情况。为了解经商者的生活环境,该调查还包括一些道备村人口与土地分配的信息,这些信息也能够显示道备村抗战之前的基本背景。[1]第二,1949年土改前后的数据来自几种道备村的各户登记表。土改分地之前有一份土改划分成分册与一份旧底资料,前者登记各户占有土地面积、土地产量及家庭人口信息,而后者的相配资料登记各户的房屋信息。(2)土改后的信息来自四清运动时阶级成分登记表所回顾记载的各户土改时经济状况,下文将详细介绍。第三,1959年高级社时期的人口数据来自道备村个人登记的户口簿。这户口簿是道备村现存最早记载全村村民人口信息的资料,包括每个家庭里面的关系、每个人的出生日等信息。(3)高级社时期的经济数据也来自四清运动时阶级成分登记表所回顾记载的各户高级社时经济状况。第四,1966年的数据来自四清运动形成的阶级成分登记表,登记表记载道备村土改以来每户、每人的详细经历,包括土改时、高级社时与当时(1966年)的家庭经济状况,户主的三代家史及每个15岁以上家庭成员的个人情况。(4)其中,1935年的调查报告为二手资料,选择性可能比较高,不过基本的人口、土地信息应当是依靠当时已有的村政府资料。1949年和1966年的资料直接因为革命运动而形成的,特殊性、政治性比较高,但同时因为专门针对全村每户社会经济状况,内容较为详细而系统。1959年的户口簿是这些资料之中最常规的基层资料,其目的只是登记村里每个人最基本的信息,这一资料的唯一问题是经济方面的信息少,只能参照后来的“阶级成分登记表”。

为了处理四个时段该村五百多户、两千多人的基层资料,笔者首先将该资料按照一定数据格式电子化,构建可适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量化数据库。(5)原资料全部电子化后,即开展统计分析。本文即汇报初步的分析结果,主要描述并比较该村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构成,探讨它们对抗战到四清运动这三十年的历史提出的新问题与认识。

二、人口结构

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多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本文研究的道备村所在的山西省平遥县更是如此。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该县的农村人口一直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2]142因此,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首先要从农村社会入手。

以往农村社会的研究一般以一次性的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等社会学方法为主,尽管也存在零星文献收集与分析,系统地分析整个村庄基层资料的研究仍付之阙如。总体而言,学界对单个村庄的理解仍然缺乏坚实的基本认识。本文首先根据四个时期的资料,分析该村社会的年龄分布、性别比例、家庭规模、姓氏分布及家庭出身等方面的情况。第二部分是分析该村的主要财产与收入分配。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并且最大的变化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影响下。

(一)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数据所需要的个人资料主要来自1959年的户口簿和1966年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虽然只存在两个时期的数据,但是比较这两个时期人口金字塔也能看出这段历史对农村社会各群体的影响。如图1所示,1959年道备村人口结构为年轻型,源于五十年代恢复时期出生率的明显升高,但成年人的人口结构并不平衡,尤其是20-40岁人口的大量缺失。处于这段年龄的人口主要出生及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率低与死亡率高的现象可能引起了人口缺乏的非自然后果。另外,1935年的调查也说明,1949年以前道备村的人口流动较多,可能有不少村民外出未归,不过这样的话40岁以上的人口也应有所显示。

1道备村1959年、1966年的人口金字塔

1966年的村人口结构反映出正常的人口增长,但也延续了1959年所看到的一些特点,例如25-34岁女子以及出生在1920年左右男子的缺乏。1959年及1966年青年女子人口的突然下降也可能与该村的婚姻行为有关。而出生在1920年的男子人口缺乏可能是战争时期后果的延续。

(二)性别比

1935-1949年道备村及全平遥县男女人口比例明显下降,这个现象跟十几年的战争相关。1949-1966年的男女人口比例则较为稳定,并且异常均衡。1935年的调查仅提供了一个整体村庄的男女人口比例,即121.8男子对100女子。[1]19相对来说,1949-1959年道备村的男女人口比例从107100降到100100,而1966年与1959年相同。1935-1949年的平均化可能源于十几年战争导致的大量男子损失。然而,1949年以后的总体均衡比例掩盖了阶级间与年龄组间的严重差别。如图2所示,土改以来的地主、富农阶级严重缺乏男子人口,而中农、贫下中农及雇农阶级的男子则较多,甚至接近1935年的比例。地富阶级的男子较少可能与该阶级土改以来受到的打击及大量逃亡有关。因斗地主主要针对地主家庭的男人,有时为逃避斗争男的会先逃走。(1)同时,上中农、中农男子多也可能与阶级划分的实际操作相关,假如家庭或家族之间调整部分人的阶级划分,分家或通过其他办法尽量将阶级成分划低。

2道备村1949-1966年各阶级男女人口比例

三、家庭结构

(一)家庭规模

在这三十年中,家庭规模可以说是与社会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不过整体来说道备村家庭规模的多样化程度逐渐降低。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后,1935年,五分之一的户有8口人以上,然而到1949年土改前夕,8口人以上的户只占不到十分之一。全平遥县也表现出如此的长期间断,即1920-1934年的县平均家庭规模一直停留在5口人以上,而1949-1966年一直停留在4口人以下。[2]140-141与抗战前后相比,土改对家庭规模的影响较少。到了1959年,全村家庭规模的正常化达到顶点,最大的户也不超过10口人。然后,随着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的宽松,家庭规模又体现出了多样化趋势(见表1)。

1道备村1935-1966年家庭规模一览

1949-1966年的家庭规模变化主要由分家析产导致,而分家析产的现象与土改、高级社的财产制度变化有密切联系。[3]据四清阶级成分登记表回顾家庭经济情况的分析,土改前(约1949年)道备村有502个户,到高级社前(约1957年),46个新户分出,个户总数达到548。而到1966年,52个新户分出,个户总数达到600。(2)根据全国统计,土改前后的户数从8620万户增长到1亿3385万户,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分以上。[4]12相对而言,道备村土改前到高级社时期户数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十分,而且高级社后分出的户比土改时稍多。随着1959-1966年分家析产的不断进展,家庭平均人口的增长则是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

(二)姓氏分布

2所示,自1935-1966年,道备十分之七至十分之八的村民属于七个姓氏,但该村姓氏多样化程度有所提高,1935年的其他二十九个姓氏占村户数的五分之一,到1966年其他姓氏有五十五个,占村户数的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前七个主要姓氏一直占总人口的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比例。总的来说,1935年该村的三十六个姓氏有三十二个一直住到1966年,这些核心人口到1966年也还占该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对于地处四通八达,人口流动较为明显地区的村庄来说,在这战争和革命频发的三十年里,人口基础可以说是相当稳定的。

2道备村1935-1966年姓氏分布

对七个主要姓氏来说,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土改前与1959年高级社时中间。这期间王氏的户数减少了二十户(八个百分点),侯氏的户数增加了一倍,而别的姓氏的变化不明显。这两个姓氏在土改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有待日后进一步撰文分析,本文暂且不予讨论。

此外,最大的人口流动表现在婚姻交流上。下表3概述道备村个人姓氏的分布。1949-1966年有大量的姓氏迁入该村,不过大部分是女人,通过婚嫁来到道备村。六十二个新来的姓氏中,四十个属于嫁入的女性。Lavely1991)的研究表明,集体化时代农村婚姻行为反映一种村间的差异,女方尽量嫁到条件较好的村庄。[5]286-312鉴于此,女人占道备村迁入姓氏的大数也表示该村的经济优势。

3道备村1935-1966年姓氏流动

四、阶级结构

自土地改革以来,阶级成分成为中国革命社会最重要的身份之一,许多人甚至认为阶级成分在这一时代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1)同时,也有人认为成分划分的政治性或主观性比较强。(2)纵观道备村这二十年间各户的成分划分(如图3所示),一方面,阶级的划分标准在不断地改变,土改的时候尚存在雇农,也存在较多的地主和富农,但到1959年,随着集体化和农村社会的改造,雇农自然消失,地富明显减少,到1966年的四清运动,下中农阶级出现;然而另一方面,该村的整体阶级分布却呈现出稳定态势,因为在这一时期该村的总户数与姓氏分布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我们可以假设从土改到1959年,不少地富与富裕中农改为中农成分,到了1966年,不少中农划为下中农或富裕中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四清运动过程中土改以来的成分变成家庭出身,但此家庭出身不是直接依照土改时划分的成分设定,而是依照四清运动时期的阶级概念重新定的,特别是中农。

3道备村1949-1966年的阶级分布

综上所述,1935-1966年对道备村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抗日战争的动荡。家庭规模、性别比例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现象主要与战争有关。不过相对而言,该村人口的姓氏构成及人口与户数的增长,在1935-1966年经历了较为平缓的发展。其中土改以来阶级构成的变化也比较大,不过这种阶级变化好像与政治运动的划分有关,并不能过多说明具体社会经济的变迁。

五、经济结构

(一)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直针对经济结构的彻底改造,而在农村首要的经济基础就是土地。在1935-1966这三十年中,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与集体化,可以说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分配与再分配制度的改变。尽管如此,在结构上四个阶段的资料反映的私有土地分配变化似乎并不明显。[6]1935年到1966年,对全村各户占有土地的分配来说,百分之五十的户一直占约百分之二十的土地,而百分之十的户一直占约百分之三十的土地(见图4)。其中,土改后到高级社前的土地分配最为平均。虽然集体化以来大部分的土地属于大队或公社所有,自留地的分配仍然维持同样的分配模式。

(二)房屋、收入

有学者可能会提出,这段历史最大的经济改造可能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再分配,而在于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化,到了1966年,农民的收入不再直接源于土地,而源于工分和现金的收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图6所示,此种收入分配仍然持续此前主要的财富分配的模式,即百分之五十的家户获取约百分之二十的收入,而百分之十的家户获取约百分之三十的收入。无论历史的波动有多么激烈,在某程度上,这一趋势反映出一种农村社会经济基本结构的自然弹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一直按户统计财富分配,由于1935-1966年各户之间的规模区别逐渐缩小,而各户财产与收入分配结构基本上未变,以个人而论,收入分配可能反而比财产更加集中了。(1)

4道备村1935-1966年户占有土地的分配

5道备村1949-1966年户占有房间的分配

6道备村1966年各户各种收入的分配

在此也要强调,这时期该村的财富分配模式虽然挑战了集体化时代追求平等主义的一般认识,但远比其他国家的财富分配制度平均。据皮凯蒂的研究,在西方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百分之五十的人一直占有约百分之五以下的财富,而百分之十的人则持续占据至少百分之六十的财富。[7]336-337于是,与其说集体化时代道备村的财富分配仍然不平均,不如说该村的财富分配反映一种平均分配制度下的社会自然不均,源于各户人口与劳力的自然差异等因素。

六、余论

本论文探讨了1935-1966年道备村社会及经济构成的基本面貌,然而真正理解这个时代的农村生活仍需对道备村各户、个人的经历开展深入分析,这些工作仍有待下一步继续进行。不过,本文初步构建了该村的历史背景环境,这促使我们思考在这种环境之下村民会有何种选择,有何种人际关系。目前初步的研究发现已与这一时代的主流历史叙述有所出入,进一步研究该村村民的生活经历当会有助于描绘一个更加完整而全新的历史图景。当然这三十年的战争、革命时代不仅发生在社会经济上,而涉及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因此,本文的初步发现也意味着道备村的革命所在不一定在社会经济构成上,而可能在政治上,或者大结构里面的社会秩序与个人地位。[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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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胡英泽.土改后至高级社前的乡村地权变化——基于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43):99-106.

[4]郭志刚.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5]Lavely,William .Marriage and Mobility under Rural Collectivism[M]∥RubieS.Watson and Patricia B.Ebrey.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6]黄道炫.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J].历史研究,20051):34-53.

[7]ThomasPiketty.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M].trans.ArthurGoldhammerCambridge,M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4.

[8]李里峰.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J].安徽史学,20082):68-75.

注 释

1.参见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收入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http∥www.lib.sjtu.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23&id=1284;张乐天《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http∥www.zltfieldwork.com/;张思《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如中国当代农村研究有两种定论,一以HintonWilliam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NYVintage Books1966)为代表,提倡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解放性,一以FriedmanEdwardPaulG.PickowiczMark Seldenand Kay Ann Johnson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 Press1991)为代表,提倡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支配性。

3.道备大队土改划分成份册;1949年(推测)《旧底》[B].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统计类资料130-1.搜集人:郝平,整理人:张永平、李保燕、郝丽娟。

4.195971日平遥县洪善乡道备管理区户口簿[B].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统计类资料102-1109-8.搜集人:郝平,整理人:张永平、李保燕、郝丽娟。

5.19665-6月王家庄公社道备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B],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统计类资料131-2140-11.搜集人:郝平,整理人:张永平、李保燕、郝丽娟,数据录入人:张爱明、陈霞、冯玲。

6.本村信息量最大的四清时期《阶级成分登记表》的电子化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项目四清资料数据库建设和分析的一部分,道备村阶级成分登记表的电子化由研究生张爱明、陈霞、冯玲承担,在此表示特别感谢他们的帮助与课程上初步的分析。关于这种量化历史方法,详见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两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1952年,第153-162页);HintonFanshen(第133-142页)。

8.处各时期的户数统计与上文1949年的土改成分册、1959年的户口簿有所出入,可能是因为1966年的阶级成分登记表是根据当年的住户回顾高级社时、土改时的各户经济情况。特别是高级社时,1966年的资料指的高级社前,及1957年左右,而1959年的户口簿记载高级社后的人口情况。具体的资料对照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9.如Friedmanetal.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第101页。

10.如HuangPhilip C.C.“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 e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odern China21.1Jan.1995),第105-143页。

11.比如,1935年前百分之十的家户占了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但这些家户的家庭规模也可能比较大(当时最大的户有21口人),所以人平均土地分配就会比较分散。1966年前百分之十的家户占了百分之三十的收入,但这些家户的家庭规模不会超过12口人,因为财富占有量没变,所以人平均收入分配就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