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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遇到相离:一个多民族村落族际交往与分离的社会学考察

作者:旦正才旦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5-31  浏览次数: 806

【摘 要】不论是族际交融还是族际分离,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时空中发生的。青海M村藏族和穆斯林群体从族际交往到冲突再到分离的过程中,既有具体微观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宏观结构因素的形塑,这些因素以综合交错的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过程。

【关键词】族际交往;族际分离;族际融合;藏族;撒拉族;西北民族关系

 

中国西北地区是多民族杂居地区,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展开文化互动和经济交往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位于青海省东部,该县人口主要属于4个民族,即撒拉族、藏族、回族和汉族。全县91镇中,白庄、清水、孟达、街子、查干都斯5个乡以撒拉族人口为主(均占各乡人口85%以上),文都、尕楞、岗察3个乡的藏族人口均占98%以上,道帏乡藏族人口为75%[1]。根据循化县统计局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上各乡镇撒拉族、藏族人口比例基本未发生变动。

1949年以前,由于混杂居住和土地交错,各族民众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与文化交往[2]。尤其是藏族与撒拉族之间广泛存在的经济交往及以此衍生发展的社会关系[3-6],为撒拉、藏两族的共生存、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当地一个藏族村落中曾经存在的“Y店康”(即穆斯林民族成员(1)在M藏族村落中所开的旅店,“店康”是汉字“店”与藏文“康”合璧形成,在当地老人们中间应用得相当普遍),就是伴随着当时甘青地区各民族之间商业网络的不断拓展而产生的。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M藏族村曾经因开拓甘青地区商路而迁入穆斯林民族人口,在繁衍生息中形成了多民族杂居村落。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穆斯林居民集体迁出,M村又重新恢复为纯藏族村落。Y店康从出现到最后消亡的历史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几次社会制度大变革又如何影响这个历史过程的?村内两族群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和交往的?为何出现族际分离导致这个村落的多民族现象终结?这些就是本文试图阐述并努力回答的问题。通过对M村族际交往到族际分离的考察,或许可以窥探一个更广义的社会制度环境对族群关系的发展可以产生怎样的形塑作用,此即本文希望从这一个案中发掘的学术意义。

本研究主要运用访谈法,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为口述史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均为对这一族际分离有比较深入了解的藏族和撒拉族老人,总共访谈了10人,其中藏族老人9人,撒拉族老人1人(2);M村的老人有6人,邻近村的有3人,原Y店康的成员有1人。笔者以访谈时间的前后顺序,将每个受访者编为1-10号。

一、多民族村落的形成

M多民族村落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与Y店康相联系,所以,首先需要从Y店康的形成与发展来了解它的演变过程。

1.Y店康的形成。

今天的M村有50多户,全部为藏族人口。M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地处循化地区沟域交通干道沿线地带,交通条件相对便利,有利于经商者聚集和汇合。Y店康(1)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服务过路客商,尤其是为穆斯林从商者们提供符合伊斯兰教生活习俗的便利,故此旅店的经营者为穆斯林成员。所以,Y店康的出现,导致在原来的纯藏族村落中增加了少量异族成员,而且他们来自一个不论在生活习俗还是在宗教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的群体,这大大改变了村落原有人口的民族构成、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和文化生态。

对于Y店康成员们的最初迁入时间及迁入方式,藏族受访老人们并不能给出一个详细、明确并得到大家公认的说法,但有两位老人回答得相对比较具体,即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期,为解决穆斯林过路商人的生活不便,安排了两家回回迁入M村开店康。但是,第10号受访者(66岁,男,务农、经商,原M村人)撒拉族老人的回答却并不如此,他给出了十分清晰确切的迁入时间和迁来原因: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为他家原住地——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地区发生社会动乱而被迫上迁到M村。他补充说,他家系首次迁入M村的回回户,就迁入形式而言,当时的政府对个人自由流动的限制较小,土地也可买卖,能买到土地就意味着可在某地定居扎根,如此,他家自发迁入M村没有遭到藏族村人的抵制。基于信息的丰富度及受访者已有三代人在M村生活的事实而言,我们有较为充足的理由接受撒拉族受访者提供的说法。

2.Y店康的发展。

那么,最初的两三家Y店康怎样发展繁衍成最后迁出时的24户、180多口人(数字由撒拉受访老人提供)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第5号受访者(86岁,男,农民,本村人)口述如下:

一户撒拉人家在我们村开店康并定居在这里了。后来,儿子长大后成为两家了,再后来又分成三家了……随着毛主席时代的形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定居到我们村里,最后……被分为三个队了,大家都混在一起呗……藏族落后呗,不识字、不善于做事,于是大队的队长、会计、报告员都由他们来担任了。

1号受访者(61岁,男,农民,本村人)口述如下:

在我们村里被安置落户了三户回回,让他们开了店康……由于马步芳强迫征兵,我们村大部分人跑到外面去逃难了,其他的农户把自己的土地租给撒拉地主,租金用来雇人顶替自己参军。于是,这些地主派来了撒拉雇农,在本村定居,后来生下了孩子……这时候应该有六七户了吧。再下来呢,来了共产党,建起了农业合作社,然后这些回回叫来了自己的亲戚,这些亲戚也能够在这里定居了。

6号受访者(77岁,男,牧民,邻村人),从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了Y店康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况:

包产到户把土地分给每家每户后,二者的经济发展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回回里有买手扶拖拉机的,有安电磨的,还有养奶牛的等等。而藏民们在那里目瞪口呆着呢!

从上面的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Y店康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的过程中,除了人口增长的自然因素外,有几个制度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第一,马步芳的征兵制使得M村部分藏族家庭把自己的土地租给撒拉地主,用租金雇人顶替自己完成兵役,同时撒拉地主派来了种地的撒拉雇农,这也导致该村中外族定居人员进一步增多。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农业合作社制度。土地、耕畜等重要财产归集体公有,个人财产意识淡化,加之在当时强大的阶级话语建构之下,人们没有强烈的基于民族身份的民族意识和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意识,异族新成员的加入没有引起藏族村民的抵制,因为劳动力越多,人均集体劳动量越少,而且并不影响个人挣工分。在这样的氛围下,Y店康穆斯林的亲戚也陆续移居村里。同时,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从原来的“无地移民”(对多数成员来讲)变为“享受集体公有土地的村民”,有些成员或凭自己的文化资本(通晓多种语言、识字等)或因为当时的政治优势(基于阶级出身的优先权)甚至进入生产队的“精英层”。第三,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M村原有的公社-生产队组织瓦解,整村被改编为两个不同的组,实际上形成了以族群为分界的两个不同的村。随后,由于各种原因,两者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在坚持了几年的并存状态后,最后Y店康的穆斯林群体成员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体迁出,多民族的M村从此消失。有关二者之间发生的分离及其原因,笔者将会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二、多民族村落的族际交往与互动

Y店康慢慢壮大的过程中,Y店康穆斯林和本村藏民之间也开展了互相交往和联系。这一过程中的族际交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事务中的参与。

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一个社区村落,首先必须遵循这个社区的一套规则、制度和习俗。通过这些规则的习得或某种程度的接受,外来者才能够被这个社区所接纳,Y店康穆斯林的最初处境也同样是如此。店康最原初的三户人家接受了该村的一套规则(除重要的宗教规则外)并积极参与了本村乃至于地方上的各种组织和活动。对此第10号受访者撒拉族受访老人并不讳言:

我爸参加过每年一度在文都寺进行的藏族赛马会……还有本村公共的义务,我家同样也需要承担的,比如当时防冰雹的话,需要请文都寺高僧在文都寺附近的那座山岗上念经,搞一些宗教仪式,我家同样需要去送餐什么的。

其他的藏族受访者也听说过这一现象的存在。上述的族际交往,应该属于民国时期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循化地区其他地方的藏族和撒拉族之间也有类似的交往形态。到了生产队建设和“文革”时期,M村的藏族和穆斯林民族成员们在统一的生产队组织下进行生产劳动,并且生产队的几个要职由撒拉族担任。在统一的组织下参与集体劳动,当然会增加二者交往的机会和密度。

2.语言的学习。

不同的族群之间展开交往,通用的语言是重要前提。哪一方的语言在特定环境中的影响力大,哪一方的语言就会被大家自然地奉为“族际共同语”并运用于日常交往中。

Y店康的穆斯林民族成员和该村藏族接触时,对于通用语的选择上也存在上述倾向,即穆斯林民族成员通用藏语,而藏族大多数不说汉语或撒拉语。关于穆斯林民族成员们通用藏语的程度及水平,第1号受访者讲:“我们村店康的撒拉族讲藏语讲得特别好。”撒拉族受访者也说:“都会讲,没有人不会讲藏语的,而且讲得非常流利。”相比之下,除个别人通晓撒拉语或汉语外,大部分藏民还是不懂其他语言,在笔者访谈的藏族老人中,没有一人会讲撒拉语,有4人稍懂汉语,但跟他族交流仍有困难。因此,在该村的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单向式语言运用模式”(穆斯林民族成员们懂藏语,藏族不懂撒拉语和汉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透过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交往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一语言使用模式是在较长历史过程中双方不断交流、建立密切关系而积累形成的。

3.族际结交的态度。

在传统的循化地区,藏族和撒拉族的个体成员之间结为“奥西”(藏语,熟识者)、“许乎”(藏语,好朋友)的关系非常普遍[4][6]71-78,他们通过这种关系来互相帮助,满足各自生活需要。在M村的藏族和撒拉族、回族之间也不乏这种关系。如第10号撒拉老人所讲:“我爸是文都洪布(地方头领)的铁哥们儿,两人一起骑马,互来互往。‘许乎’嘛,跟亲戚一样的。我的话,许乎数量就数不完了,不仅在该村有,而且其他村子和岗察都有。”这些结为“奥西”的家庭,每当各家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时,互相之间上门慰问、互相帮助、互送礼物等。在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每天都有互相串门蹭饭、说话聊天、参与娱乐等的交往。这种个体之间的交往,也是当时M村藏族和穆斯林民族成员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

4.交往与互动中的困境。

两个族群如果在文化方面(包括宗教、风俗习惯、语言、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存在着重大而且十分显著的差别,对于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7]。虽然M村藏族群体和穆斯林群体之间已互通语言,社会组织上有联系,个体之间有非正式的交往等等,但是,毕竟作为两个在此地的主客身份(土著或外来者)以及文化方面(宗教信仰、语言等)存在差异的群体,在交往的过程中仍会面临一些障碍。首先,从文化适应层面讲,在很多时候,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的自如展开可能对另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对于这方面的“无奈感受”,藏族老人们深有体会,而同期的撒拉、回族成员们应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为伊斯兰教对饮食禁忌更苛刻)。其次,从穆斯林民族成员们认同归属的角度讲,两位被访者提出Y店康穆斯林们由于同藏族一起生活而被其他同族群体所排斥,这当然使后者的认同归属陷入一定的困境,也给后者的婚丧嫁娶等方面带来了一些麻烦。

三、多民族村落的族际冲突和分离

改革开放后,废除了农业生产队组织,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以往的统一生产组织随即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各家各户的小生产单位。曾经占主导的平均主义化和阶级斗争运动失去“正当性”,政治气氛也相对比较宽松。与此同时,土地分到农户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得到发展,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再加上宗教政策的放宽,此前长期受压制的宗教活动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重要,这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人们的宗教意识。

1.宗教生活的冲突。

M村藏族和穆斯林民族成员之间的真正的族际冲突和族际分离,首先表现在文化冲突上。具体来说,是以宗教冲突为导火索发生的。这场冲突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受访者的访谈中大概可以了解冲突的缘由:藏族村民认为,本村的地理位置具有藏传佛教的特殊性和神圣性,不能接受每天在听“阿訇放声念经”(在喇叭里放声)的同时从事藏族自身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也不能接受穆斯林村民把清真寺建在这个具有藏传佛教“神圣性”的地方,但允许穆斯林在“家里念经”和私下过宗教生活。而Y店康的穆斯林成员无法接受同村藏民提出的要求,认为这样无法享受一个穆斯林完整的宗教生活。最终,在穆斯林和藏族村民双方都无法作出某种“文化妥协”或“文化对话”的情况下,彼此产生了冲突。

2.族际分离的经过。

M村的藏族村民和穆斯林们无法在文化上达成“妥协”后,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个体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纠纷。作为“后来者”或“外来者”,Y店康的穆斯林成员们在本村并不占很大优势(虽然其经济力量已有相当增长,但是居住在一个藏族社区里,各方面的优势仍然有限)。于是,该村的藏民们采取了一些抵触的方式来应对这起冲突。关于这方面的线索,第5号受访者藏族老人所提供的信息如下:

后来我们不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放牛羊,把他们的牛羊赶出我们割完庄稼后的田地,不让他们灌溉农田等等,反正我们发的脾气也比较糟糕的。

上述情况对穆斯林成员们的“迁出”肯定产生了影响,同时一些有影响的地方人士和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也不可忽视。第5号受访者介绍:

他们首先把(藏民们的诉求)转达给县里,然后县里的意见返回到乡里……通过政府的努力、调节、沟通,最后把撒拉们安排到红旗了,于是这件事情就彻底解决了。

撒拉族受访者的口述也介绍了政府介入其中的过程及作用:

最初,县里接受了我们的上诉,也安排公社干部来本村处理矛盾。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一直待在村里啊……最后呢,(让我们)都迁到这里来了。

如此,在文化之间的互不相容、藏族村民的抵触、自己面临的生存困境、地方有影响人士和政府的介入与调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Y店康的24户穆斯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迁到另一个乡。

四、族际冲突和分离发生的宏观因素分析

对于M村族际冲突和分离产生的具体原因在上文中已有论及,无需在此赘述。而令笔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该村以“文化冲突”为导火索的族际冲突和最后的族际分离为何没有在生产队时期或在此之前的历史时间内发生,而恰恰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从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去寻找缘由,必须要把问题的生成因素置于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动框架中去综合性地分析和讨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理解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背景。

1.Y店康的功能式微。

Y店康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商业网络和交通运输不发达情况下,甘、青一带的人们展开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的商业活动、经济交往而发展起来的。Y店康的产生和发展,与这一时期的对于经贸活动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有密切联系,当时店康的经营也处于非常繁荣的阶段。当社会发展到了公社-生产队时期和之后的文革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阶级斗争话语和社会运动中,村民们不能进行传统的个体经商活动。据老人们介绍,这时,Y店康的财产为集体公有,归属于整个M村,集体经营的收入统一分配,本村原有的商业-服务业功能(给过路商人开旅店、饭馆)基本上无法继续。

改革开放后,过去的生产队组织纷纷瓦解,人们不再受到集体组织的强力限制,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地理流动性在“发展经济、鼓励合法致富”的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经济制度框架中被释放出来,村民们又开始进行商贸交换和经济活动。然而,这时各地商业网络和交通运输系统、市场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Y店康的服务功能逐渐被周边服务范围更大的服务业机构所取代。

2.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感。

Y店康穆斯林人口从最初的3户增加到最后的24户,从“无地外来者”到“分享集体土地社员”再到“有私家承包地的村民”,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这间接地使该村藏族村民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下降,进而使他们产生了某种隐形的“危机感”或“不安全感”,这种“危机感”或“不安全感”也暴露于受访者的话语之中,表达着本村及邻近藏族村民们的共同心态。

两位受访老人谈道:“包产到户把土地分给每家每户后,二者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我们怎么了?再继续这样待下去的话,肯定不行了。”笔者访谈的撒拉老人也说:“(上世纪)80年代初,店康的所有男子们都出去了,收入很好……有些人安了电磨,有些人安了榨油机,有的开了代销店,开拓了各式各样的商业,这样经济发达的话,(双方之间)吃的穿的都有很大的差距的。”在以上的口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穆斯林民族成员在人口上的增长,还是在其经济地位上的急速上升,都促成了周边的藏族村民产生某种“不公平感”或“危机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族际冲突和分离在该村发酵并最终爆发的社会心理土壤。

3.政治运动的影响。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文革”对M村族际交往的影响上:当被认定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分别与不同民族群体叠加重合,也就是民族身份与阶级身份高度重叠而且相互边界十分清晰时,这种政治运动可能会造成对其中一方民族成员的伤害。

对于该村族际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第1号受访者回应:“一个是跟‘文化大革命’有关,当时我们都被定为‘富农’,因为有土地嘛,而他们是从外面来的,比较贫穷,没有土地嘛,所以都被算为‘贫下中农’,成为我们头上的领导了。”由此可见,“文革”发生时,两者的“阶级身份”与“民族身份”、“宗教群体身份”大致重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重叠。在这样的情况下,“阶级问题”将很有可能成为不同民族间发生族际冲突和矛盾的一种偶然性因素。

4.文化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颇受关注,不过,亨氏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相当宏大复杂的“文明冲突”问题,而笔者讨论的是同一文明体内一个村庄的族际“文化冲突”,故没有可比性。但是,同样作为对不同文化之间(尤其作为不同宗教)的关系的讨论,背后的道理也有可能存在某种相通性。笔者认为亨氏所提出的诸多结论,如对全球化或现代化的讨论,人们的文化意识、宗教意识不断增强等等,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另外,不可否认,文化之间本来存在一些基于各自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当这种差异被人为地进一步扩大时,更易于引起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必将引起族际矛盾和冲突)。在本研究中,该村的族际冲突是由于一个宗教群体的宗教行为拓展危及另一个宗教群体的宗教规则、观念,无法形成彼此间的宗教“宽容”、“对话”、“共识”的情况下发生的,最后只能以互相分离的方式消弭冲突。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族际冲突在M村从发生到最后以族际分离形式平息的过程中,既有具体的微观因素的影响作用,又有社会宏观结构因素的形塑作用,至于其影响的孰轻孰重,并不能简单下一个定论。但是,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肯定,上述几个因素都参与影响且以综合交错的形式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此外,通过本研究,笔者认为民族之间的积极交融也好,消极冲突也罢,其背后都有一个大的社会制度结构在发挥着某种作用。这提醒我们,在研究某个具体的民族交往现象时,一个比较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视野也许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建福.撒拉、藏、汉、回民族关系调查报告[M]//丁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组民族关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75.

[2]《撒拉族简史》编写组.撒拉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78.

[3]马伟.撒拉族与藏族关系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4]马成俊.“许乎”与“达尼希”:撒拉族与藏族关系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22.

[5]尕藏扎西,昂毛吉.论元初撒拉族东迁及其与藏族文明的互动[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旦正才旦.藏族与撒拉族族际交往之变迁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7]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80.

注释:

[1]Y店康的成员为撒拉族和回族。

[2]该撒拉族老人属初居M村的3户穆斯林家庭之一的第三代人,作为Y店康大队队长,对整个店康发展的来龙去脉很了解,也亲身参加了M村族际分离及最后的协调过程。

[3]Y店康这个名称先是人们为了指称初居M村开旅店的几户回回家庭而产生,但是后来所涵盖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这几户人,所有迁入该村的穆斯林民族成员都被认为Y店康的成员。改革开放后,他们所从事的业务也不局限于开旅店,还开商店、电磨、饭馆等等。所以,Y店康又是M村范围内的对所有穆斯林从业者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