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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消费结构分析

作者:李 聪 黎 洁 李亚莉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6-13  浏览次数: 955

【摘 要】文章以西部农户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了社会性别视角下影响西部农户消费结构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具有不同社会性别特征的家庭消费结构差异。结果发现: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消费倾向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当农户中两性之间越是趋于平等时,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大。此外,妻子贡献家庭主要收入时,其家庭消费倾向于教育投资,其消费结构较为合理。当家庭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权力较大时,其消费支出较多,消费水平较高。文章还从家庭性别视角切入,为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并优化消费结构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

【关键词】社会性别;家庭消费结构;贫困山区


一、引言

当“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再次成为现阶段摆脱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现实政策选择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目光投向拥有全国60%以上人口的农村地区,农村消费市场的增长成为关键。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差距巨大,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难点落在了西部地区。西部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对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有着重要影响。研究西部落后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分析他们的消费决策和偏好至关重要。

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成为西部贫困农户的重要生计活动,农户的消费状况也随之改变。一方面,外出带来的汇款对农户的支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1]另一方面,外出使得家庭消费决策主体发生了改变,在此基础上农户的消费方式、内容与结构都有了很大不同:近年来农业呈现出女性化的趋势,在这期间女性的家庭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儒家文化下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度和家庭中男性的权威开始受到冲击。农户开始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性别偏好特征的家庭。由于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力差异导致家庭决策主体的不一致,这就使得具有不同社会性别特征家庭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决定家庭消费结构的因素是什么?不同社会性别特征的家庭,其消费结构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差异?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首先分析西部贫困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然后针对不同性别特征的家庭消费结构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进行估计。

二、相关理论和研究回顾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特征是根据测度家庭女性权力的指标来划分不同家庭,以体现其社会性别特征。在这一视角下,学者通过对已婚女性与家庭内其他成员特别是丈夫之间相对权力的衡量比较来反映女性在家庭中所处的权力位置,但如何衡量他们的家庭权力,指标的选取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根据布拉德和沃尔夫(BloodandWolfe)的资源理论,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资源决定了他们的相对权力,配偶中具有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资源优势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决策权[2]女性所拥有的资源(如文化资本、经济收入等)比男性少,在家庭交换关系中就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农户中夫妻双方的文化资本主要体现为受教育程度。因此夫妻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以及对于家庭收入的支配程度就成为影响夫妻双方家庭权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学者认为,测量家庭决策权应主要包括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子女事务决定权、家庭收入支配与消费决定权等。[3]其中,重大事务决策权是家庭实权的象征和真正体现,拥有这种权力就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4][5]

目前国外对于农村消费结构的专门研究不多,而国内对于农村消费结构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区域比较研究或某个特定区域研究及对消费结构的部分支出项目的研究等。但无论是对农村消费结构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对其单个支出项目的研究都较少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消费结构的性别差异上,特别是子女教育支出上的性别差异。大多数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影响,即使是在贫困和教育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是如此。[6]GlickandSahn发现,父亲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明显提高儿子和女儿的教育程度,而母亲的教育程度只对女儿的教育有着显著的影响。[7]此外,还有相关文献研究得出母亲家庭决策权和受教育程度的共同作用对于家庭中子女教育支出有着显著性影响,与父亲相较,母亲倾向于投资教育。而对于消费结构的其他支出项目,如食品、耐用品、健康以及人情等支出,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研究的很少。

综上所述,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中明显缺乏社会性别视角,而具有不同社会性别特征的家庭,其决策存在差异,从而会导致不同的消费行为,并表现为不同的消费结构。本文基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农户消费结构,正是在现有家庭消费的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户的家庭特征。结合西部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本文从农户中夫妻双方家庭权力角度入手,将体现夫妻双方家庭权力差异的社会性别特征衡量指标界定为:(1)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2)夫妻双方的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3)夫妻双方对于收入的支配权;(4)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这些家庭社会性别特征是否构成影响贫困农户消费行为的因素,又会对消费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实证的检验。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陕西周至县南部山区进行的农户生计专项调查。调查点位于秦岭中部,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且气候灾害频发,农户贫困脆弱性普遍较高。

本次调查以户为单位,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首先按照自然生态条件先确定调查的4个乡镇;其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两个标准,并考虑该村农户生计类型与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差异性,将每个乡的行政村划分为收入水平高、低两个层次,每个层次抽取2个村,共16个行政村;之后对每个行政村调查期内全部常住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形式采用结构化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家庭生计活动、夫妻双方在家中的决策与分工等方面的信息。

在调查前,课题组对调查人员进行了有关调查事项的培训。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课题组采取了跟访、现场控制、复访等一系列措施进行质量控制。在剔除了调查对象中的丧偶、离异、单身”3种类型的样本后,最终选取了夫妻双方都存活的有效样本873个。

(二)分析方法和变量设置

1.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使用方差分析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的家庭社会性别特征与消费结构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使用逐步回归分析贫困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选定的相关社会性别特征进行ELES模型估计,分析不同社会性别特征农户的消费结构差异,包括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消费支出和相应需求收入弹性。

2.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

ELES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常用的用来分析居民消费结构的计量模型,是由经济学家Lluch在线性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提出,[8]其基本表达公式为:


其中,Y为各类家庭的人均收入,bi为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该模型将对某类商品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需求PiXi0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在既定收入和价格条件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然后对剩下的收入按不同的比例在各种商品、劳务和储蓄之间分配。

由于模型ELES是一个联立方程系统,不能直接用OLS进行估计。但如果采用截面数据为样本,由于可以假设在同一截面上,相对于不同的收入水平,商品的价格是相同的。这就使得ELES的参数估计更为简便。对(1)式整理可得:

在公式(2)中,因价格P在同一截面上是不变的已知数,因此是一个常数。由于这个常数只与i有关,同时为了和bi对应,设其为ai

把(3)式代入(2)式可得计量形式:

其中,Ei为随机误差项。由于对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PiXi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Y是已知的外生变量,因而模型已具有良好的可估性,可直接对公式(4)采用OLS进行估计,得到参数估计值aibi=12…n)。然后,对(3)式两边求和,整理可得:

对(5)式进一步转换可得基本消费总支出,即:

把(6)式代入(3)式,就可以得到第项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即:

公式(7)再由参数aibii=12…n),就可以算出居民的基本消费总支出和第i项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的具体情况。

此外,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第i项商品需求价值量的均值来计算需求收入弹性,即当前价格不变时,收入变动1%,需求量的变动情况:

其中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Vi为第i项商品需求价值量的平均值。

(三)主要变量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等特征作为家庭消费的影响因素。在分析家庭教育投入的文献中,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具有显著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中儿童与老人的数量对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纳入抚养比这一变量;此外,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水平对消费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家庭规模越大其消费支出相应越多,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支出越多。变量设置与取值如表1所示。因变量选取农户的各消费支出项,即食物、教育、耐用品、健康、人情支出,以及各项消费在总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四、结果与讨论

(一)方差分析

依据丈夫受教育程度、家庭现金的主要支配者、家庭主要决策者、家庭收入主要贡献者4个方面将农户进行分类,不同类别家庭消费结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见,丈夫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食物和教育支出有着显著差异,且基本呈现出随着丈夫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双方共同支配现金的家庭人均消费显然高于其他类型;而不同决策主体的家庭中各项指标并无显著差异;此外,妻子作为主要收入贡献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消费和食物支出也显著高于其他类型。

(二)逐步回归

在回归时,考虑到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及劳动力数量相关,夫妻双方的家庭决策权、现金支配权与两者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密切相关,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于自变量进行了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发现,在以支出水平做因变量的VIF检验中,丈夫作为家庭收入的贡献者、家庭决策者、现金支配者以及丈夫的文化教育程度为小学等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在以支出比重做因变量的VIF检验中,丈夫作为家庭收入的贡献者和现金支配者、丈夫的文化程度为小学、夫妻共同作为家庭决策者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在剔除这些变量后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2西部农户的社会性别特征与其消费结构的方差分析

3结果显示:(1)各消费支出水平和支出比例的影响因素回归发现,丈夫文化程度的不同对农户的食物和教育支出的水平和比例有着不同的影响;家庭收入贡献者的不同对食物支出和健康支出有着不同的作用;家庭决策者对农户教育支出的比例有着显著影响;而现金支配者的不同对农户各类支出的水平和比例都没有作用。

综上,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研究家庭支出水平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丈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贡献者两方面。丈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夫妻对家庭收入贡献的不同,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一定差异。

(三)ELES估计

根据丈夫文化程度对农户进行分类,并进行E-LE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边际消费倾向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4类农户总的边际消费倾向由高到低依次是初中、高中以上、小学、文盲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丈夫文化程度高的家庭其消费倾向越大。(2)从各类家庭在各支出项的边际消费倾向,丈夫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户家庭的食物项消费倾向高于其他项,在中等教育水平家庭中的耐用品支出倾向高于其他项,在较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教育支出的倾向高于其他项。可见,随着丈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消费的优先顺序得到改善,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消费结构越合理,且根据丈夫文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变化,家庭消费的类型也由生存享受(发展)过渡。

3各类支出水平和比例的影响因素分析

4丈夫文化程度不同的家庭支出结构的ELES估计结果

从基本消费支出分析结果看出:(1)除耐用品和健康项外,丈夫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家庭的食物、教育与人情的基本消费支出数额高于其他家庭,分别为1366.94元、1640.62元和329.84元;丈夫为小学教育程度家庭的耐用品的基本消费支出数额最大,为563.36元;丈夫为初中文化程度家庭的健康的基本消费支出数额最大,为317.12元。丈夫为文盲家庭的各项消费的基本消费支出数额都较小,除个别值外,数据显示出随着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各类消费的基本消费支出逐渐增大。(2)丈夫为文盲家庭中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食物、教育、耐用品、人情、健康;丈夫为小学教育程度家庭中各类消费支出所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食物、教育、耐用品、人情、健康;在丈夫为初中文化程度家庭中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食物、教育、耐用品、人情、健康;在丈夫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家庭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依次为教育、食物、耐用品、人情、健康。从这些排序中可以发现,食物消费在农村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中还占据很重要的地位,随着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基本上食物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教育、耐用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在上升,健康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上下波动,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基本保持较低同一水平。

从需求收入弹性分析结果发现:(14种类型家庭的各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1,说明缺乏弹性,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各消费的需求量变

化不大,需求的增长比不上收入的增长;(2)食物消费和教育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在西部农村食物和教育为生活必需品,收入的变动对其没有大的影响。丈夫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家庭其耐用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0.5,而丈夫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家庭耐用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0.5,说明后两类家庭对于耐用品的消费能力较低,提高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则有可能增加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在人情和健康方面,4类家庭的需求价格弹性都很小,说明4类家庭在收入增加时均没有提高人情消费与健康消费的欲望。

根据家庭收入贡献者对农户进行划分,并进行ELE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5家庭收入贡献者不同的家庭支出结构的ELES估计结果

从边际消费倾向的结果来看:(13类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很低,其中丈夫为收入贡献者的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179,妻子为收入贡献者的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187,夫妻共同为家庭收入贡献者的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237,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当农户中两性之间越是趋于平等时,其边际消费倾向就越大。(2)在丈夫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中,各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耐用品、教育、食物、人情、健康,在妻子为家庭收入的贡献者家庭各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教育、耐用品、食物、健康、人情,在夫妻共同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各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耐用品、教育、食物、人情、健康。从排序中可以看出妻子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来源时,其家庭消费倾向于教育投资,其消费结构较为合理。

对基本消费支出的结果看出:(1)在妻子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其总消费支出,食物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人情消费的基本消费支出均为3类家庭中最大的,在夫妻共同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的耐用品的基本消费支出为3类家庭中的最大值,即714.3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家庭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权力较大时,其消费支出较多,消费水平较高。(2)在家庭基本消费支出结构方面,丈夫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的各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食物、教育、耐用品、人情和健康支出,其他两类家庭的排序与此一致,且各个支出比例之间差异不大,说明3类家庭在家庭消费基本支出结构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需求收入弹性的结果可以发现:3种类型家庭各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很小,表明这3类家庭在收入增加时,对于各类消费的需求量不会有明显改变。从3类家庭对于各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的大小来看,在丈夫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中,当基本需求满足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消费将首先倾向于耐用品与教育;在夫妻共同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当基本需求满足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消费将首先倾向于耐用品与人情;在妻子为家庭收入贡献者家庭,当基本需求满足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消费将首先倾向于健康与耐用品。3类家庭对于耐用品的消费都比较迫切。

六、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首先,探讨了社会性别视角下影响西部农户消费结构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分析具有不同社会性别特征家庭的消费结构差异。

本文研究有以下发现:(1)根据不同社会性别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发现,丈夫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和女性地位高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消费水平也较高;(2)通过对于影响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丈夫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贡献者是显著影响农村的家庭消费的因素;(3)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丈夫的文化程度越高,家庭的消费倾向越大,其家庭中食物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降低,因此,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消费倾向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4)当农户中两性之间越是趋于平等时,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大。此外,妻子贡献家庭主要收入时,其家庭消费倾向于教育投资,其消费结构较为合理。当家庭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权力较大时,其消费支出较多,消费水平较高。

总之,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两性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消费水平,而女性地位的提高更有利于改善家庭的消费结构。为促进西部农户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不妨从女性地位的改善入手,在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村女性就业,如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关注两性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受教育阶段青少年群体中女性的辍学几率,通过有针对性的项目培训和支持计划,提高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以此促进贫困地区性别平等与公平。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是基于课题组的社会调查数据,对于一些消费支出项目概括得过于笼统,不能进行有关消费支出项目的详细分析。同时由于数据限制对于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消费结构的关系未能进行分析,而这些分析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和观点;其次,本文在研究影响农户消费结构的因素中选取了一些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而对于影响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例如职业结构、年龄结构、社会文化因素等未进行分析;最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对陕西周至县的实地调查,由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很低,因此,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消费结构之间差异不是很明显,数据没能充分有效地验证差异。上述问题是在探索性研究中发现的不足,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解决,以便更好地了解西部农户的社会性别特征与消费结构现状,能够探寻出改善西部农户消费结构的更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