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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机制与基层民主治理——以温岭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为例

作者:张 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7-21  浏览次数: 625

【摘 要】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参与式预算的突出亮点和关键。在国内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中,温岭市泽国镇在公众参与方面一直坚持比较独特的乒乓球摇号做法,相对来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因此,本文从泽国镇参与式预算案例的代表机制切入,着眼于谁参与和如何参与两大关键问题,比较选民代表与人大代表的代表类型及作用发挥情况,对当前基层民主治理中两种代表机制的实践价值作了探讨。未来的基层民主治理既需要激活基层人大制度的活力,也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同时有必要用随机抽取的公民代表来弥补选举式代表在民意表达上的不足,推动塑造出更加民主包容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随机抽样;选民代表;人大代表

 

一、引言

预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它反映和规定着政府的工作安排、活动内容以及施政重点。预算制度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其中的公众参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发展进程。从近现代历史来看,预算与民主的关联至少存在于两个层面:在代议民主层面,预算制度是代议机构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预算的审查监督则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借助于民选代表们的审查监督活动,预算被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而只有管住了“钱袋子”,限制公权力才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在参与民主或者说协商民主层面,社会公众能够有序参与到政府预算的编制过程中,通过直接表达自身的价值偏好,促使预算安排更充分地体现出普通公众的利益诉求,由此也让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就前者而言,“无代表不纳税”原则是近代以来所有代议民主的基本构件(1),它道出了税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议会代表人民攥紧了“钱袋子”,君主权力和政府运作才会受到有效的约束。就后者而言,参与式预算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展起来,由最初的拉美地区已经逐步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2

就我国来看,参与式预算从21世纪初以来,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涉及的省份共有十余个之多,探索实践的层级集中于县乡两级,但各自的具体做法却又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有浙江温岭市、江苏无锡市、河南焦作市等。在参与式预算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代表机制:一种是人大代表,对预算进行审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权力的具体体现;另一种是公众代表,通过自愿报名、组织推选、定向邀请、随机抽取、科学抽样等多种方式确定参加人员,由此直接参与到预算的审查监督过程中。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以江苏无锡市为代表的类型,聚焦于公共项目选择,经选举产生的公众代表对偏好的项目进行讨论投票;以河南焦作市为代表的类型,侧重于预算公开,普通公众通过网上投票和社会听证等方式,对政府挑选的预算项目发表意见和建议;以浙江温岭市为代表的类型相对比较综合,采取自愿参与、定向邀请、随机抽样等多种方式,在兼顾预算公开的情况下,既有公共项目选择的民意测验,也有预算草案的协商探索。(3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具有起步早、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发展更充分等突出特点,并且下属各乡镇之间分头创新、互学互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2005年起,温岭市将本地原创性的民主恳谈形式与现行制度相对接,把对话恳谈融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并且引入到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查与监督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参与式预算实践。(4)在三年试点经验基础上,温岭市从20082010年将参与式预算推广到全市所有的镇和街道。这其中,泽国镇是2005年率先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的两个乡镇之一,最初几年是以协商民意测验(5)的方式挑选年度城镇建设项目,之后又进行了多层次多类型的预算草案恳谈。(6)经过十多年来的不懈探索和逐步完善,泽国镇形成了包括镇人代会前选民代表等进行预算初审、人代会时人大代表审查、人代会后人大代表跟踪监督在内的一整套基层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体系。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在公众参与方面一直坚持比较独特的随机抽样做法,也就是通过乒乓球摇号方式来产生参与预算恳谈的选民代表,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泽国模式”,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正是考虑到泽国镇案例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本文选取其参与式预算实践,从参与过程中的代表机制切入,探讨参与式预算中谁参与以及如何参与这两大关键问题,重点比较选民代表与人大代表两种角色的代表类型及作用发挥情况,最后再对未来基层民主治理中两种代表的实践价值作进一步探讨。

二、代表产生方式

参与式预算是参与民主的一种具体类型,公众的有序参与是其突出亮点和关键。这其中,“谁参与”属于参与式预算过程中的首要关键问题,点明了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在泽国镇参与式预算的实践环节中,先后主要涉及两种不同的代表角色,也就是经由乒乓球摇号产生的选民代表以及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镇人大代表。除最初的随机抽取这一主要方式外,泽国镇选民后来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此外,预算恳谈会的参会人员还包括了市镇人大代表、镇班子成员、各办和管理区主任、以及选区推荐代表等。与温岭市其他乡镇相比,泽国镇参与式预算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用乒乓球摇号这种随机抽样方式,从社会公众中来确定选民代表。在十多年的探索发展过程中,泽国镇选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试行随机抽样,保持抽样范围的全覆盖。在这一阶段,泽国镇是从全镇人口中按照设定的村居人数标准或某一固定比例,抽取选民代表参加预算恳谈。其中,2005年,泽国镇确定了1000人口以上每村(居)4人、1000人口以下每村(居)2人的抽取原则,每户分到一个号码,以村(居)为单位进行摇号抽选,被抽到的可派出1名年满18周岁的代表参加会议,并且规定奇数号码意味着应派出男性代表、偶数号码应派出女性代表,这样从全镇人口中共抽出275名选民代表。(12006年,泽国镇按照千分之二的比例,从全镇12万人口中抽取出237名选民代表,同时从外来人口中随机抽出12名选民代表。(2

第二阶段是限定抽样范围,采取区域内抽样和行业人才库抽样。与以往年份不同,2010年泽国镇的财政预算民主恳谈,分为区域公共项目民主恳谈和财政预算项目初审民主恳谈两部分。由于区域公共项目涉及泽国镇的东片、联树两个管理区,因此选民代表限定于这两个管理区的21个村。具体操作是,先选出各村的村民代表,然后从中每村分别随机抽取出5-6名选民代表,两个管理区合计产生选民代表117名。在财政预算项目初审民主恳谈中,选民代表的产生方式有了变化,开始考虑由镇各办公室按照分管领域分别建库抽样。当时,划分了农业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现代服务业、文教社会事业以及城乡事务五大类别,在各自设立的人才库中经随机抽样分别抽取出20名选民代表,合计为100名选民代表。(3

第三阶段是基于提升协商质量考虑,缩减普通选民代表的恳谈会人员占比。这一阶段里,随机抽取的选民代表数量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从提前建立的参与库中分层抽取出一些更具精英色彩的代表。比如,从2013年起,财政预算恳谈会抽取参加人员主要是遵循31/3原则。具体来说,第一个1/3是选民代表,从全镇18周岁以上的选民库中,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分村居随机抽选产生,大约有120名;第二个1/3是老代表,也就是从上一年参与预算恳谈的400多人的参与库中,抽取1/3的老代表继续参加恳谈会,这里面自然也会抽取出几十名上一届的普通选民代表;第三个1/3是智库专家代表,也就是从泽国镇预算审查监督参与库中分领域抽取出约100名社会各界的精英代表。(1

与乒乓球摇号产生的选民代表不同,我国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均由各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选举法、代表法还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明确了代表们应当享有的七项权利以及必须履行的七项义务。为此,乡镇人大代表自然也必须具备履行法定职权的能力和素质,体现出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先进性。

在广泛性和代表性方面,我国县乡人大的换届选举工作将其转化为代表身份或职业的多样性。比如说,2016年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对基层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妇女、领导干部、企业负责人等各类群体提出了总体性的结构要求,明确了代表结构比例的变动方向。在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下,县乡人大代表构成的这些表述演变成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刚性的约束性要求,代表的结构比例通常由上往下向选区下达,这就导致了分配到各选区的代表名额附加了多重身份限制。(2)至于乡镇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实际上也是依照上一级的结构比例精神,在“根据实际自行掌握”的表述下进行贯彻落实。此外,在相关文件描述我国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时,通常涵盖的七项指标包括了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文化程度、身份构成、所属行业等,这些指标的划分依据显然多有交叉。具体到乡镇人大代表的某一选区来说,在多项指标的交叉要求下,一方面是很多类型的选民直接被排除在候选之外,另一方面是代表资源比较有限,可供选择的代表候选人范围变得比较窄,提名选举的竞争激烈程度也不够。

至于人大代表的先进性,无论是在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协商酝酿过程中,还是在最后的正式选举环节,它往往都比较注重人选工作业绩、专业技能或者事业成就的突出性。据粗略统计,在温岭人大网公布的第十六届市人大代表信息中,38名泽国镇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市镇干部10人、村主要干部16人、企业负责人6人、普通人员(含1名运动员)6人,市镇干部、村主要干部以及企业负责人合计占比近85%。从“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现实逻辑出发,(有理由推断)该市泽国镇人大代表的群体构成应该与此类似,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绝大多数镇人大代表是乡镇干部和村两委成员,仅这两类人员之和就已接近第十七届镇人大代表总数的3/4。例如,在泽国镇提供的该届人大代表构成情况表中,乡镇干部有12名,占比为9.68%;村两委成员有80人,占比为64.52%

从上述可知,上文提及的选民代表与人大代表显然具有不同的代表性。在十多年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中,泽国镇选民代表的产生既有不断的“变”,也有持续的“不变”。这其中,“变”的是抽样范围、抽样比例、抽样单位等,“不变”的是坚持用类似于体彩摇号的乒乓球选号方式,而代表有效期一般也都仅限于当年度。抽样产生的选民代表,其代表依据是作为一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构成了对社会公众的精准描摹,基本能够涵盖基层社会的各个阶层。与之相比,乡镇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依据宪法和法律,其权力来源于广大选民的同意和授予。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实践中,中央和地方从配额保障的考虑出发,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试图不断提升人大代表群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先进性,但客观来说,来自社会各界的乡镇人大代表往往有着更好的资源与禀赋,绝大部分都是基层社会中的精英人物,都是各团体、社区或者本领域中的先进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来自相同或相近的社会阶层,彼此共享着相似的政策立场与看法。

三、代表参与程度

在确定了参与式预算中“谁参与”之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如何参与”的问题。与温岭市其他乡镇一样,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一方面聚焦解决社会公众如何有序广泛参与的难题,另一方面则着力于推进人大代表的深层次参与。

2009年1月,为规范和推广预算民主恳谈,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工作的结合,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开展预算初审民主恳谈,加强镇级预算审查监督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于20106月又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由此将本地区的镇级参与式预算纳入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这一规范性文件对乡镇参与式预算的基本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基本程序由会前初审、大会审查和会后监督三大环节组成,其中会前初审提到了选民代表的三种产生方式即自愿报名、推选、随机抽取。(1)正是遵循温岭市人大常委会设计的参与式预算制度框架,泽国镇将自身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人代会前开展多轮次预算协商恳谈;二是人代会开会期间加强预算审查;三是人代会闭会期间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在这一过程中,选民代表和镇人大代表的参与阶段不同,扮演了不同的民主参与角色。

泽国镇的选民代表在正式参与前,通常需要参加一些必要的培训,借此提前了解或掌握财政预算方面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具体来说,在参加预算协商恳谈会的选民确定后,被抽取出的选民代表们先行参加镇人大组织召开的财政预算知识培训会。培训会通常邀请“温岭市阳光预算宣讲小组”成员围绕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作专题辅导,同时由镇财政所长介绍预算编制基本情况,常务副镇长对当年度重点项目安排进行说明,以此来加深选民代表对预算草案的了解程度。选民代表的正式参与包括了参加协商恳谈和填写预算民意调查问卷。在选民代表参加的恳谈会中,最重要、最关键、最典型的无疑是财政预算选民协商恳谈会,它是泽国镇每年参与规模最大、公众参与面最广的预算协商活动。这一恳谈会采取分组恳谈和集中恳谈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两次小组恳谈和两次集中恳谈的交替进行来征求意见建议。选民代表们被随机分成若干个小组开展讨论,每位选民代表针对预算内容都有发表看法的同等机会。小组讨论结束后,各小组选派出代表带着小组讨论时最关注的问题和最集中的意见参加大会交流发言。在大会集中恳谈时,选民代表可以与镇政府成员、专家面对面对话、交流及辩论,推动各种意见充分表达、多方观点相互碰撞。实际上,除此之外,选民代表也有参加诸如性别预算恳谈会、决算民主恳谈会、代表联络站预算征询恳谈会等其他类型恳谈会的机会。与此同时,按照协商民意测验的操作方式,在财政预算选民协商恳谈会前后,选民代表还要分别填写一次预算民意调查问卷,对全镇的财政支出安排特别是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些倾向性意见依重要性程度转化为得分后,其统计结果成为镇党委政府做决策时的重要参考。

人代会开会期间,镇人大代表的参与方式主要有分组审议、专题询问、提交修正议案、投票表决等。在听取镇政府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财政预算草案情况的报告后,人大代表们按代表团分组讨论和审议预算报告。分组审议之后,人代会还会安排专题询问会,由人大代表们围绕财政预算内容展开询问,镇政府负责人就所分管事项一一作答。在讨论和审议预算报告过程中,按照《泽国镇预算审查监督试行办法》的规定,镇人大代表可以5人以上联名向大会主席团提出预算修正议案。这些联名提交的修正议案,需要由大会主席团确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一旦被列入大会议程,人大代表们可以在大会辩论环节,就该修正议案内容直接发表支持或反对意见。在这之后,由全体人大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形式,对预算修正案先行表决,然后再表决镇预算草案。至于人代会闭会期间,则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镇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委员会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委员会一般由58名人大代表组成,每季度听取政府财政预算运行情况的汇报,以便于进一步推进预算执行的规范化。除此之外,人大代表还以代表小组为单位开展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比如对政府重点工程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社会关注度高的预算项目进行专题询问和绩效评估等。

对比泽国镇选民代表和人大代表的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前者参与的是人代会前的预算协商恳谈,体现出更多的协商民主色彩,主要是表明自己对预算内容的态度和看法并充分阐述其中的考虑缘由;后者主要是参加人代会开会期间的预算审查以及闭会期间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展现出更多的票决民主因素,也就是通过投票方式行使对预算的审查权、监督权以及修正权。除此之外,现实中选民代表和人大代表都有一些列席性质的参与机会。比如说,经邀请,人大代表可列席人代会前的预算协商恳谈,选民代表可列席参加人代会的预算审查。

四、代表类型及作用比较

“代表”一词的含义,是指某一个体或抽象实体的到场或再现,目的在于处理事情或表达意见。它有着自身的制度渊源,最初与民主并无交集,而是与贵族协助国王征税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代表逐渐与民主相结合,成为代议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概念。正是在代议民主之下,代表在很长时间里被直接等同于选举式代表,选举成为这种代表关系成立的必要前提。随着代表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发展,非选举式代表的作用日益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公民代表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其一般是由政府直接从社会公众中随机抽取产生,主要职能是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制定。(1)由此而言,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中的两种代表角色从属于代表实践中的不同阶段,人大代表自然是属于现代民主政治中更早出现的选举式代表,选举运作的逻辑使他们更倾向于对多数选民负责;而这里的选民代表是经乒乓球摇号方式产生,属于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选举式代表中的公民代表类型,其随机性能够屏除资源和禀赋不同所带来的不当影响,实现各社会阶层的平等参与,弥补选举式代表在民意表达上的不足。

从对民意的标示还是回应来看,选民代表属于标示性代表,人大代表则属于回应性代表。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如果你有了什么想法,你有理由期待你的代表持有相同的想法,并且他会在适当的层面了解你的想法、在适当的场合表达你的想法,那么这就属于回应性代表;如果你的代表持有什么想法,别人就有理由期待你的想法与之大致相同,那么他发挥的就是标示的作用,就属于标示性代表。在前一种情形下,被代表者所持的态度是代表者所展示态度的缘由;与之相比,后一种情况下,代表者所展示的态度与被代表者所持的态度并没有因果关联,而只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可靠标示。(2)在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中,被随机抽取的选民代表群体凭借统计学意义上的精确性,构成了对本区域社会公众的精准描摹,持有与全体选民非常近似的态度和想法。他们不需要主动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和看法,他们自身的态度在群体意义上已经标示着社会公众的总体性意见。从选民代表所提的意见建议中,镇党委政府可以合理地推知社会公众的总体看法。因此,就这一角度而言,选民代表产生的技术手段已经确保了他们的代表性,而这一群体的态度和看法近乎就是真实民意之所在。与之不同,在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选民们所选出的人大代表都是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固然来自于社会各界,其中既有公务员,也有事业单位、企业以及农村各方面的人员,但他们的利益、看法尤其是看待问题的视域与社会公众特别是底层群体天然地存在一定距离。也正是因为此,无论是基层选民抑或是制度设计者,都期望代表候选人能够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去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民众疾苦,并且看重他们当选后积极回应广大选民的利益诉求、为普通选民们实实在在地办好事。

从与现行政治制度的关系角度看,选民代表为制度外的非正式代表,人大代表为制度内设定的正式代表,这一本质性差别决定了二者在参与式预算实践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温岭市的民主恳谈,起初本质上只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干群对话机制,后来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形式,成为广大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新平台。这之后,民主恳谈这一本土性创造又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相结合,由此催生出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实践。(1)其中,泽国镇经乒乓球摇号产生的选民代表,无疑是民主恳谈这一体制外制度创新的一部分,属于随机抽样意义上的代表,而非现行政治制度所认可的正式代表。选民代表的合法性基础比较脆弱,制度化水平仅限于本区域范围内。也正因为此,选民代表更多的是起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众政治参与的作用,它一方面让穷人等弱势群体有了面对面表达利益诉求的现实可能性,有助于社会各阶层更平等、更充分地反映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能够调动起公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助于公众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的改善与提升。至于选民代表在财政预算选民协商恳谈会等各类恳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协商结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仅仅构成一种软约束力,属于一种比较有分量、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与民主恳谈形式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宪法、选举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泽国镇人大无疑拥有法律赋予的13项职权,其人大代表属于现行政治制度内的正式代表,能够依法共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行使审查权、批准权,同时还有行使预算修正权的机会,其表决结果显然具有法律效力,能够对本级政府预算产生刚性约束力。

五、当前基层民主治理中代表机制的实践价值

最新一届也就是第十七届泽国镇人大共有124名镇人大代表,这一群体约占全镇12.8万户籍人口的千分之一;至于参加预算恳谈的选民代表,泽国镇基本上是按照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比例来抽取。因此,从代表选民比来看,泽国镇人大代表与选民代表之间的差异并不大。那么,在现有的乡镇人大代表之外,另设与泽国镇类似的选民代表到底有无必要?对此实践价值的回应,或许还应从当前基层民主治理的现状说起。

众所周知,乡镇人大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客观来说,当前由于受到制度设计、机构设置、代表素质、工作经费等方面的多重制约,不少地方的乡镇人大仍然处于明显的边缘化、虚置化状态,职能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法定职权没有切实依法行使,人大代表在联系选民、反映民意、回应诉求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有的乡镇党委书记在调研座谈会上就明确谈到,现在乡镇人大的权力越来越弱,整个镇人大就只有一个人,连人大主席的排名都已经落在镇党委副书记之后。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亟待进一步拓宽。因此,我国的基层民主治理需要像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乐清市的人民听证一类的公众参与机制,比如泽国镇的选民代表产生机制就能够为普通公众提供更直接更平等的参与机会,能够对现行政治制度内的民意表达渠道形成很好的补充与促进,让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当然,在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的同时,基层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这类公民代表有着参与能力不足等内在缺陷,还需着力解决好协商讨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而这也正是泽国镇进一步完善选民代表抽样机制需要重点考虑的地方。

今后,我国要提升基层民主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必然需要将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好人大代表与公民代表两种代表机制互补互促的良性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充分的民主权利。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激发基层人大的制度活力,发挥出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通过营造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强化人大代表的主人翁意识,督促人大代表自觉提升履职能力;通过细化人大工作规则,引导人大代表更加积极主动地联系选民、反映民意、回应诉求,推动他们在行使审议权、提案权、表决权、询问权以及建议权等方面的履职表现更加合理有效,促使基层人大依法充分行使好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从而体现出我国基层人大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功效。二是进一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提高各类基层协商活动的制度化水平。一方面不断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让更多的公民代表涌现出来、参与进来,通过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的方式,实现更加平等、更加充分地收集各阶层民意的目的,更好地弥补选举式代表民意表达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必要及时总结各地基层实践中的协商做法和经验,及时推广经过实践检验确属行之有效的协商形式,不断增强民意表达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进而推动基层公共决策的民主化进程。三是进一步培育和提升基层公民的民主能力,塑造更加民主包容的政治文化。借助于丰富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及公共精神的改善与提升,进一步增强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有意识地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共识,着力塑造出更加民主、更加包容的政治文化,为未来基层民主治理的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注释:

[1]约翰·基恩:《生死民主》,安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2]陈家刚:《参与式预算的兴起与发展》,《学习时报》2007129日。

[3]陈奕敏:《参与式预算的路径与前景》,《学习时报》20141229日。

[4]陈奕敏主编:《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5]协商民意测验的参与者是通过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产生,这些参与者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里进行协商后,其观点和行为会发生一些变化,协商民意测验就是通过调查问卷对比协商前后的民众选择。布鲁斯·阿克曼和詹姆斯·菲什金甚至提出了一种方案,尝试将这种严肃协商带入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公众中。参见布鲁斯·阿克曼、詹姆斯·菲什金:《协商日》,载詹姆斯·菲什金、彼得·拉斯莱特主编:《协商民主论争》,张晓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2页。

[6]自2008年起,泽国镇选民代表的恳谈参与范围不再限定于年度城镇建设项目,而是扩展为公共财政预算,之后也曾有过短暂的回缩。

[7]傅丕毅、杨金志:《浙江温岭市泽国镇:政府上项目公民来拍板》,人民网,200667日。

[8]潘长勇:《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以温岭市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为案例的比较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16页。

[9]潘长勇:《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以温岭市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为案例的比较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19-20页。

[10]依据2017426日与泽国镇人大的专题座谈记录。

[11]张君:《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把关问题研究》,《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7)》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75页。

[12]朱圣明:《参与库与人才库——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新元素》,《人大研究》2011年第8期,同时参见《关于开展预算初审民主恳谈,加强镇级预算审查监督的指导意见》(温人大办[2010]27号)。

[13]聂智琪:《代表理论的问题与挑战》,中国民主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第90-102页。

[14]菲利普·佩蒂特:《代表:回应与标示》,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15]陈奕敏主编:《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