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农村文化

乡村振兴与新乡贤文化建设

作者:宋圭武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学习论坛》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7-25  浏览次数: 547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中华民族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乡村振兴是一个基础工程。乡村振兴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另外,乡村振兴,需要大力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新时代如何建设好新乡贤文化?在城市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新乡贤文化,根在城市,城市是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要建设新乡贤文化,需要大力加强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设。要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添加新乡贤元素。还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建设。另外,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知识分子也要发挥好带头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乡贤文化;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对一个大国而言,乡村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目前,要解决好我国的粮食安全、经济增长、城乡协调、美丽中国、脱贫攻坚等诸多问题,都离不开乡村振兴。中华民族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乡村振兴是一个基础工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乡村振兴需要实现全面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总目标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要实现这个总目标要求,乡村振兴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

1)从经济方面看,乡村振兴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乡村产业如何选择,应根据各地情况,走多元化路子,但从总体看,更多地区应以现代农业为主导,这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思路应与发展工业和发展服务业等产业有所区别。首先,要把农业看成是一个准公益性产业,不能完全看成是一个经济产业。农业发展需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次,农业发展要更加注重计划调控,不能完全听任市场摆布。一是农业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在客观上需要政府在风险化解方面多提供帮助。二是农产品需求不同于工业品需求,具有较大需求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比如对粮食的需求,就基本是可预测的。三是目前的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也为农产品预测和计划提供了极大便利。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应先对全国农产品进行统一需求预测,然后在统一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对各地农业发展进行部分(并非全部)计划指标分配和控制。同时,对国家计划指标分配的部分,国家应建立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或通过国家对一些农产品给一些国有单位实行指定供货)制度。另外,对国家计划指标之外的部分,可实行市场自由调节制度。再次,要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元价值。要在满足人们吃饱吃好需求的基础上,还要大力开发农业的文化价值等,比如休闲的价值、观赏的价值、体验的价值等。我们可以把更多具有文化价值的农业,定义为文化农业。在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的情况下,发展文化农业前景广阔。

2)从组织方面看,乡村振兴需要积极推进农村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建设。积极推进乡村合作化和组织化建设,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会大大降低农民生活和生产的风险。农业本身是一个高风险产业,除自然风险外,市场风险也很大,在无序竞争的情况下,单个的小农户是很难发展的。二是通过合作化和组织化,也有利于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分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容易催生分散的人格特质,更不容易形成合作的人格特征。三是还可大大降低农村社会的管理成本,包括会大大降低农村环境保护成本等,同时,也会大大提高中央政策的落实效率。目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形式主义问题,也与有的政策落实成本高有一定关系。四是通过合作化和组织化,可进一步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分工化,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和农民收入。五是合作化和组织化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农村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建设,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缺少,需要政府强力介入。另外,推进农村合作化和组织化建设,要注意结合国情和结合中国农村实际,不应盲目照搬外国模式。一是在合作的组织制度建设方面,要注意制度与文化的相容性,要注意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推进合作的组织制度创新。要注意既要发挥农民自己给自己干活的积极性,也要充分发挥好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二是要注意要素特征,尤其是要注意根据人、地要素特点,来构建我国农村的合作化和组织化模式。从我国人、地要素特点看,可考虑更多地建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织和合作模式。

3)从环境方面看,需要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尤其是要抓好规划建设。规划一定要体现科学特点,并要严格执行好规划。不能一任领导一任规划,或墙上一挂了事。对乡村乱拆乱建的无序行为要严格禁止。

4)从精神方面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力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克服道德陷阱。所谓“道德陷阱,就是道德不足所导致的发展缓慢。从乡村发展实际看,这种道德不足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具体表现就是家族意识浓烈,公共意识淡薄,缺乏正义感和诚信,机会主义,有利益就上,没有利益就退缩等。这种道德不足对乡村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制约。一是对乡村政治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麻木自私,公共意识淡薄,导致政治这种公共行为很难有效开展。另外,家族文化浓烈,也成为乡村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一大拦路虎。二是对乡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尤其是不利于经济合作建设。虽然个体单干很有积极性,但由于缺乏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最终导致个体也没有效率。而合起来干,虽然有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但由于偷懒和机会主义,也让合作的效率大打折扣,或很难进行有效合作。三是对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也十分不利。缺乏互助精神,金钱至上,人情淡薄,孝文化江河日下。四是对农村环境建设也十分不利。由于缺乏自觉性,也大大增加了环境保护的难度。所以,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同时,也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长远举措。厚德载物,精神文明是文明的重要精神基础。没有精神文明,就很难有制度文明,也很难有持久的物质文明。建设乡村精神文明,一是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要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二是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要大力加强家风和村风建设。提倡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反对拜金主义。三是要着力改造旧习俗,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一些不良习俗,如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习,国家应加大法律规范的力度,不能任其自然。

5)在土地承包制度方面,要在大稳定的前提下,对一些比较突出的人地矛盾问题,需要进行一些小调整。目前,乡村土地最集中的问题是:有些户土地多,但人少;有些户人多,但土地少。导致这种情况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些人已经去世,但承包的土地还在其名下,而新出生的人没有土地;二是结婚嫁出去的姑娘,人在婆家,但土地在娘家;三是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户口都已经在城里了,人也在城里有了工作,但承包的土地还在农村。由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稳定政策已经近40年,这中间人口变动很大,上面三种情况所产生的累计效应所导致的人地矛盾也比较突出,客观上需要政府在土地承包大稳定的前提下,再进行一些小调整。目前,根据笔者调研,农村大约20%左右的土地需要调整。对此,笔者建议在大稳定的前提下,应分类进行一些小调整。一是已经去世的人,土地应由集体统一收回,然后重新发包给新出生的人或没有承包土地的本村人。二是已经嫁出去的姑娘,承包土地应由婆家所在村解决,而娘家的土地,本村应收回,重新发包给未有土地的本村人,或嫁到本村的人。三是考上大学的大学生的土地,若已经毕业,且在城市已稳定就业,户口也已转到城市,承包土地也应收回,转包给本村没有土地的人。

6)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坚决反对理想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倾向。所谓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具体落实上,走过场,不抓真落实,最后让中央的政策起不到一点实际效果。所谓理想主义,主要表现是,不具体深入第一线了解真实情况,只知道批评和批判,以理想的标准对待现实的复杂性。这里不管是形式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其犯病的根源都与一个字有关。由于有“私,自然落实就倾向于做样子,给别人看,敷衍塞责了事,只要对自己没损害就好。由于有“私,自然也就不愿去深入调研,因为深入第一线了解真实情况需要更大的成本付出,需要更大的献身精神,而大唱高调不仅轻松,而且还能给自己带来美誉。另外,这两种倾向,不同群体发病症状强烈程度不同。形式主义病,主要发病群体是领导干部。而理想主义病,主要发病群体是知识分子。所以,对于领导干部群体,主要应治疗形式主义病,对于知识分子群体,主要应治疗理想主义病。如何治,关键是要去掉,要树立真正为民的理念,打造真正为民的情怀。另外,对领导干部而言,还要完善业绩考核制度,通过实实在在的业绩考核,杜绝形式主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要大兴调研之风,要动员知识分子真正深入下去,到乡村深处,去发现真问题,去解决真问题。只有自己有了农民的真体验,才可能真正了解农民的真要求,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真对策,才可能将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让理想真正落到实处。

7)我们还要认识到,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战略。虽然我们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发展,但还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要认识到消除城乡二元格局是一个长期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二元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因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目前我国乡村发展,首要的是要考虑绝对量的发展,然后再考虑相对量的缩小。

8)从振兴力量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艰巨任务,需要动员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首先,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这是不可或缺的。其次,知识分子要沉下去,要像民国时期的梁漱溟和晏阳初一样,真正到乡村第一线去,深入农村深处,真正研究农村社会经济问题和自然生态问题,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知识动力和技术动力。再次,要发挥好乡贤的作用。要鼓励乡贤积极支援家乡建设,发挥好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新乡贤文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好乡贤的作用也很重要。而乡贤如何产生,文化是土壤,为此,需要大力建设新乡贤文化。如何建设新乡贤文化?笔者认为,时代不同,对策不同。在城市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新乡贤文化建设离不开城市文化建设,城市是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建设新乡贤文化,需要发力城市文化建设。

(一)乡贤的含义及界定

乡,根据甲骨文字形,像二人对食[1],或是用酒食款待别人。在词典中,乡的基本含义有三个。一是泛指农村的一块区域;二是指一个人生长的地方或祖籍;三是指一种行政建制。“贤的繁体字从,从。左边的“臣,像竖立的眼睛,意为奴隶的眼睛;右边的,象征手;下面的,意为钱。“臤联合起来表示牢牢掌握财富。所以,贤的本意与财有关,多指善于管理财富的人,进而引申出有才能。许慎《说文》解释贤为多才,《庄子·徐无鬼》中对贤的解释是:以财分人谓贤。现在一般指有德行,多才能。“乡贤一词出现,最早见于东汉[2]。有稳定村庄的社会,都应存在乡贤这样一类人。所以,乡贤与农业社会相伴生,尤其是定居农业。

乡贤,一般指德才兼备并受到乡里人敬重的人。明代蒋冕将乡贤定义为: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嘉靖十三年(1534年),官方给出的定义是: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

明代在选择乡贤时,除了考虑功德言,是否为官也是乡贤评定的必要条件。而到了清代,则把是否出仕,不再视为评定乡贤的必要条件。只要你在乡里有善举,比如一些商人在家乡建义田、设义学、修建道路桥梁等,都有可能被认定为乡贤。明清两代乡贤的确立,需要由地方公举,再经官方审核批准,然后进入乡贤祠。到了近代,北洋政府曾以官方名义,树立了一批乡贤。

另外,在如何界定乡贤上,学术界有一种泛化的现象,即认为凡是本乡出去的人才,不管其对本乡建设有没有贡献,都归入本乡的乡贤。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容易导致概念混淆。笔者认为,乡贤应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应出生于乡里;二是应在本乡具有较高的道德声望和才能表现,尤其是道德声望更重要;三是应给本乡有一定的贡献业绩,比如在资金上对本乡建设有较大投入,或者本人实际应在本乡至少服务若干年等。

(二)乡贤的产生也是一种均衡

在我国古代,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乡贤。上古时期,有吴太伯和仲雍,以及季札等,主动放弃继承权,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也使他们成为当地的著名乡贤。在北宋,范仲淹为照顾族人,购田设置义庄,代代承袭,经营八百余年,为后世树立了乡贤的楷模[3]。宋代蓝田人吕大均也是乡贤的典型。北宋熙宁年间,吕大均制定并推行《吕氏乡约》,在蓝田地方进行推广[4]。《吕氏乡约》是我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影响后世千年。《吕氏乡约》共4000字,核心精神有四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但随着吕大均的去世,乡约实验也告终结。到了南宋,《吕氏乡约》被重新挖掘,受到重视。经过朱熹修订后,乡约在南宋得到了局部推行。至元明之际,对《吕氏乡约》进行实践者越来越多。明代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创办芸阁书院,王阳明效法《吕氏乡约》在江西制定南赣乡约等。崇祯年间,江南嘉善的陈正龙也是一个典型乡贤代表。在乡居期间,陈正龙创办同善会,组织力量,赈济灾民。崇祯十四年,饥荒蔓延,嘉善县出现了许多流亡乞丐。陈正龙创造“担粥法救济乞丐。在崇祯年间的持续灾荒中,嘉善地方没有出现民变,也没有出现大量的灾民饿死,与陈正龙的善举有很大关系。明末浙江人张履祥,也是乡贤的典型代表。作为读书人,张履祥一面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一面又与老农一起探讨农业问题,积极给地方政府提建议,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在乾隆、嘉庆年间,江苏人郭大昌也是一位典型的乡贤代表。郭大昌作为一介平民,常年为治理黄河水患而奔走,为治理黄河立下功勋,赢得了沿河民众的尊重。在黄河、运河沿岸,民众纷纷为他树立牌位祈福。光绪年间的阎敬铭,在乡土之间,服务地方,创办义学,修建义仓,赈济灾民。光绪二十年,虞乡县在他长期居住过的屯里建立专祠祭祀,阎敬铭成为朝邑、虞乡两县乡贤。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乡贤是武训。因为武训是一名乞丐。武训以一己之力,乞讨几十年,创办义学,堪为惊天之举。他的一生表明,只要有心向善,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不分贫贱,都会成为社会尊重的人。

从中国古代历史看,乡贤的产生也是一种均衡。第一,乡贤的产生与我国古代村庄缺乏流动性密切相关。由于缺乏流动性,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就具有了长期特征,这有利于道德培育。因为在长期博弈的情况下,个体违规的成本是巨大的。因为违规虽然可能带来短期收益甚至巨大的短期收益,但在长期内,参与博弈的人都会考虑其违规情况,这会让个体在长期内始终处于博弈的不利位置。另外,由于缺乏流动性,导致信息稀缺,这也为具有一定信息资源的人树立权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比如一些读书人,或者到外部世界闯荡过的本乡人,由于比本乡其他人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就更有可能成为大家都愿意交往或利用的人。第二,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由于小农经济所提供的农业剩余有限,国家必然无法有效保障数量众多官员的报酬,但国家又不能缺少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社会最终以皇权不下县的形式实现了这种管理经费不足条件下的管理均衡。所谓皇权不下县,主要是指皇帝对官员的任命不下县,其实质是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不下县,这就大大减少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与小农经济所提供的有限经济剩余实现了平衡。但皇权不下县,并不意味国家政权不下县,因为若国家政权不下县,基层社会必然无秩序,皇权也就不可能稳定。如何实现国家政权下县,古代中国最终借助两种力量实现了国家权力的下沉。第一,借助制度的力量,如通过犯罪连坐制度以及酷刑制度,一人犯罪,周围邻居和亲戚也受牵连,而且都要受到严厉惩罚,通过这种制度设计极大地激活了村民内部互相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能量。第二,借助乡贤的力量,即借助村里有威望的人参与管理,这既节省管理费用,也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第三,中国文化中重视亲情和乡情的元素是催生乡贤的文化动力。这种重视亲情和乡情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村里人角度看,都是乡里乡亲的,容易产生信任感,这就容易树立乡贤的组织权威;另一方面,从乡贤角度看,也认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家人,何必计较那么多,自己多贡献一些也是应该的。

当上述有关条件不满足时,比如出现乱世,则乡贤往往会被土豪劣绅所替代。因为在乱世,社会不稳定性大大增加,村庄的稳定性也会被打破,一些村民的短期行为就会增加。另外,在乱世,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必然需要经济提供更多的剩余,但由于社会不稳定,也必然导致经济不稳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必然更加有限,这对于维持生存的小农经济而言,要想提取更多的剩余,必然导致管理倾向竭泽而渔,不顾后果,这也就容易催生村庄管理流氓地痞化。

(三)新中国新乡贤文化如何建设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从此,我国农村社会有组织的政治权威代替了自发产生的乡贤权威。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为乡贤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土壤。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空壳化问题,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土地撂荒严重,农村文化荒漠化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建设乡贤文化、更好地发挥乡贤作用也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重视。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主要内容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另外,2014年以来,《光明日报》还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5],这些报道对促进乡贤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广泛宣传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事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抓好移风易俗,树立健康文明新风尚。2017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

新时代如何建设新乡贤文化?笔者认为,在城市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新乡贤文化的根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城市是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要建设新乡贤文化,需要大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将是城市文化的亚文化。首先,农村自身产生乡贤文化的基础已经很薄弱。主要原因有:一是当代农村已经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导致道德缺乏进行自我积累的基础;二是农村人口转型也不利于乡贤产生,随着高素质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素质面临不断下降趋势,尤其是随着农村老龄化加重,更不利于农村自身产生乡贤群体;三是在城市经济占主导的情况下,由于资源在城市中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农村,这将进一步促进农村优势资源的流失,包括土地、资金等,都会向城市流动,同时,也让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更难。其次,在当代文化中,城市文化是主导形态,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跟风者。因为在当代,城市是经济上的主导者,是城市经济引领农村经济,城市自然也就成了文化上的引领者。这也就必然导致新的乡贤文化,必定是要服从于城市文化,要体现城市文化的主导性。再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今天,解决工农协调、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主要需要借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战略来实现,这也就决定了新乡贤的产生,更多需要从城市门走出。

城市如何发挥好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作用呢?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设。城市的发展不能只是物质的扩展,更需要文化的提升,文化是城市更重要的品质。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市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建筑物,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涉及城市的本质问题。而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所以,城市文化建设,核心是要提升城市精神。没有精神的城市本质上是没有灵魂的,是危险的。一般而言,城市精神应体现神圣、创造、诚信、宽容等理念。第二,城市文化建设要添加新乡贤元素。要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大力宣传新乡贤文化。要通过文化的力量,激活城市人奉献家乡的精神。第三,要更加注重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建设。建设农村新乡贤文化,不能缺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建设。现在的城市农民工,虽然人在城市,但根在农村,将来除一部分能留在城市外,大部分可能要返回原来居住的乡村。这部分返回的农民工,将成为未来农村文化的引领者。第四,新乡贤文化建设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应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激励城市优秀人才资源向农村积极流动。第五,知识分子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尤其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更应多回家看看,多了解家乡的情况,多关心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建设提供智慧和道德力量。


参考文献:

[1]任九光.“乡贤的历史发展与近代突变[J].教育文化论坛,20163):123~130.

[2]钱静,马俊哲.国内新乡贤文化研究综述[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64):51~55.

[3][4]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J].文史知识,20166):3~9.

[5]光明日报编辑部.2014年光明日报核心价值观报道亮点[N].光明日报,2015-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