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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经济利益与村民自治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者:叶静怡 韩佳伟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03期  发布时间:2018-07-26  浏览次数: 699

摘 要】村民对村庄自治参与度的下降成为近年来自治制度面临的一个困境。基于经济利益是自治参与基本动力的理论假设,使用北京大学“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征地带来的外生经济利益变动对村民自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发生征地显著提高了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的概率,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村民的参与度越高。经济利益在现阶段仍然是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重要推动力量,征地带来的外生经济利益固然可以提升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积极性,但持久的经济激励只能植根于关系农民和农户利益的村庄产业经济的发展及其收益分享。

关键词】征地;内生经济利益;外生经济利益;选举;自治参与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参与是乡村自治的基本条件,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不断下降,自治制度面临村民参与不足的困境。毫无疑问,形成村民自治参与不足状态的原因是多样的,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利益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条件,村民在村庄经济中的个人和家庭利益,仍然是现阶段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基本驱动力,从经济利益视角实证探讨村庄自治中的村民参与问题,试图为自治制度面临的村民参与不足提供一种解释,并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供支持。

在最近30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土地被征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为我们观察村民自治参与行为与经济利益的关联性提供了自然实验。当村庄出现征地活动或征地信号时,村民预期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利益会因为征地活动以及村干部的行为而受到影响,因而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村委会选举,试图通过选举制度来激励和约束村干部行为,以推动村干部更好地代表村民利益争取更高的补偿标准,尽可能地减少村干部的腐败行为。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显著提高了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的概率,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村民参与选举投票的程度就越高。

除了以征地活动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利益外,村庄层面的村民利益还包括以村庄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利益。征地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无疑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因而不可能成为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参与自治的持续经济动力,但随着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庄的内生经济利益必将不断增强,村民参与自治的经济基础也将得到巩固。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并初步讨论外生和内生的经济利益影响的不同;最后是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

(一)村民利益与选举参与

个人理性视角是解释选民是否参与选举的常用解释思路,即选民是理性人,会理性衡量投票带来的个人收益和成本(Aldrich1993)。这一视角被用于中国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村民投票行为研究,村民的个人特征和主观因素、选举程序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都会影响村民利益,并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Zhong & Chen2002Su etal.2011)。这些研究为村民基于利益考量选择投票行为提供了经验上的佐证,但村民利益这一概念是作为各项因素影响投票行为的中间机制发挥作用的,并没有直接考察利益在村民行为选择中的作用,实际上,村民利益并不是不可观测的中间环节,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是解释村民对村庄事务参与程度的关键因素,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村民与村庄经济利益联系的削弱导致的村民自治参与积极性的弱化,已被许多研究观测到(王倩倩和张红,2016;叶静怡和韩佳伟,2017)。进一步地,如果在经济利益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村民的投票行为发生变动,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村民的投票行为是理性决策的结果,村民与村庄的经济利益联系是保障村民积极参与自治的必要条件。本文正是在征地背景下,以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来考察村民的投票行为。

(二)征地活动与村民利益

以征地活动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利益和以村庄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利益共同构成了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贺雪峰,2016)。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征地带来的大量外生经济利益成为村庄密集利益的重要来源。征地不仅是土地资源配置的过程,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扈映等,2016),普通农民、村庄精英、地方政府等主体会争夺新出现的经济利益并引发各种效应(贺雪峰,2016)

农村土地是农民持续持久的收入来源,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除非征地带来的收益足够大,否则农民将有强烈的动力反对征地而保有土地,这构成了征地过程中利益分配和冲突的基础条件。一般而言,政府期望以最小的成本征收土地且尽量降低村民的不满,村民期望获得更多的征地补偿款且能防止村干部贪污,村干部期望能顺利完成征地任务、争取到让村民满意的征地补偿款,还能有自己的利益空间。这就必然带来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和冲突问题。研究发现,村民和村集体所得份额远少于各级政府(肖屹等,2008),而在村集体内部,村委会成员可能成为征地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张期陈和胡志平,2014),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直接涉及到村民的个人和家庭利益,再加上村民从中获得的利益份额较低因而可能不满和反对,村民对征地活动的关注和参与就会更多。

(三)村民投票与村干部问责

村干部的行为取向会直接影响征地结果,并进而影响村民利益。首先,村委会有土地使用的决策权,政府往往通过村干部进行征地,与村干部形成一定的默契。一方面,村干部促使农户接受政府条件,如期搬迁并按政策规定使用和分配征地补偿费(扈映等,2016),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为村干部提供一定的隐性收益(贺雪峰和谭林丽,2015)。其次,村干部的行为会影响征地补偿标准和补偿款数额。一方面,村干部在征地谈判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通过种种途径为村民争取更高的补偿标准(张期陈和胡志平,2014);另一方面,村干部可以利用掌握的信息和权力,放任和默许村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帮助村民获得更多收益(扈映等,2016)。最后,村干部会影响甚至决定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村干部暗箱操作征地补偿款分配、擅自挪用截留和贪污补偿款等问题成为矛盾焦点(齐晓瑾等,2006)

基于村干部对征地结果和村民利益的重要影响,村民必然希望选择与自己利益一致、有能力有品行的人成为村干部,并激励村干部代表广大村民的利益行事,选举制度就为村民激励和约束村干部行为提供了机会。研究表明,选举制度可以使选民选择更有能力、偏好与自己更为一致的管理者作为代理人(Ashworth2005),并激励选举产生的管理者对选民负责(Barro1973)。选举制度的这种作用在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村庄选举提高了村干部对村民的负责程度(王淑娜和姚洋,2007Meng & Zhang2011)。因此,在出现征地活动或征地信号时,村民基于个人或家庭利益,会更关注村干部的行为,更有动力通过投票影响村干部行为。

(四)实证分析框架和本文贡献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实证分析框架。当村庄里出现征地活动时,村民知道村干部作为征地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能影响征地补偿款的标准和分配,预期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利益会因此而发生变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村民希望推动村干部代表村民利益争取更高的补偿标准,并尽可能减少其腐败行为,选举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途径,村民将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选举,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这一理论预期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是:已有文献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把村民自治参与积极性的下降归因为村民与村庄经济利益联系的弱化(王倩倩和张红,2016;叶静怡和韩佳伟,2017),与这些文献不同,首先,本文以大样本数据为基础,涵盖了398个村庄的村民,比已有案例研究更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其次,本文以村民投票行为作为自治参与的代理变量,以征地及其价格作为经济利益变动的代理变量,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村庄经济利益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对经济利益是村民自治参与基本动力的经验研究更为直接和严谨。最后,本文在区分村庄外生和内生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对两者激励的差异性进行了讨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42015年期间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第三轮全国调查。CFPS样本是采用内隐分层方法抽取的多阶段等概率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本文研究村庄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与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行为,因此使用数据来自CFPS的村居、家庭经济和成人数据库,由于相关变量的缺失,基准回归所使用的样本包括398个村庄和18324个村民。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村民在参与村委会选举中的行为选择,即村民是否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参与了投票。由于部分村民没有参与投票是因为没有投票资格,即在决定是否投票时没有自主选择权,所以对这部分样本进行了剔除。

2.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关键解释变量是村庄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用是否发生征地、征地价格等征地变量作为代理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的第一个关键解释变量是“去年(2013)村庄是否发生征地”,村庄问卷中如果回答“发生征地”,赋值为1,否则为0;第二个关键解释变量是征地价格,代表征地带来的利益变动大小,在发生征地的村庄里,征地价格越高,村民可能获得或分享的经济利益越大,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越高。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对征地变量做了进一步处理。其一,考虑选举与征地发生年份的先后顺序,第一种情况是征地晚于选举,如果选举发生时村民没有接收到征地即将发生的信号,不能预测到未来会出现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那么征地变量不会影响村民的投票行为,因此分别假设村民在征地实际发生前不能提前或提前一年、两年接收到即将发生征地的信号,若征地信号在选举时或选举前一年、两年被村民接收到,则对征地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根据征地信号先于实际征地行为的不同时间间隔,生成三种不同的“是否有征地信号”变量;第二种情况是征地早于选举,如果选举在征地发生后举行,村民可能预期选举后将不会出现经济利益的变动,征地可能不会影响村民的选举行为,因此若村庄没有发生征地或征地发生在选举前,则赋值为0,否则为1,产生“是否预期未来征地”变量。其二,用“所在家庭是否被征地”代替“村庄是否发生征地”作为征地变量。其三,征地利益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也取决于当地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因此采用征地价格与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征地变量。

3.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影响村民投票行为的其他变量进行了控制,如下:

第一,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和年龄的平方、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所在地、是否是党派成员、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平方。

第二,村庄特征变量。包括选举的竞争程度(候选人个数)、村庄最大的姓氏比例及其平方。此外,还有许多村庄特征变量会影响村民投票行为,但不会影响村庄征地变量,是否控制并不影响回归系数的一致性,同时,本文也探讨了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加入村庄所在县的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由于因变量是“是否投票”的二元选择变量,所以采用Probit模型,表1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显示了边际效应。模型1和模型2以“是否征地”为关键解释变量,对全样本进行回归,模型3和模型4以“征地价格”为关键解释变量,仅对发生征地的村庄的村民样本进行回归;模型1和模型3仅控制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和县虚拟变量,模型2和模型4则同时控制村庄特征变量。4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分别为74.60%73.44%73.46%73.41%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的情况下,村庄发生征地和征地价格分别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的概率,即村庄发生征地、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村民的参与度就越高;在进一步控制了村庄特征变量的情况下,村庄发生征地对村民投票行为的边际影响进一步上升。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的逻辑推测,即征地带来了村庄内部的经济利益变动,产生了密集的经济利益,村民希望村委会能够合理合法地参与征地过程,为村民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并尽可能减少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因此,村民会更多地参与村委会选举,发挥选举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推动村委会维护村民利益。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的差别在于随机扰动项的分布不同,前者假设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后者假设服从logistic分布。表334列报告了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Probit模型(312)的结论一样。其次,用“调整后的征地价格”衡量经济利益变动大小进行稳健性检验。征地带来的利益对村民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不仅取决于征地价格,也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表35列采用征地价格与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征地变量,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征地收益越大,对村民的吸引力越大,村民也就有更高的概率去投票。再次,通过排除部分村庄、缩小样本容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虽然大部分村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是在20112014年举行,但仍有部分村庄最近一次选举的年份过早,可以认为,征地不会对这些村庄的选举产生影响,因此,表367列剔除了最近一次选举发生在2011年之前的村庄样本,基本结论不变。



然后,加入对选举与征地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的考虑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只有在选举时村民预期到征地能够带来未来利益的变动,征地才能影响到村民的投票决策,所以我们分两种情形进行考虑。第一种情形是征地晚于选举,如果在选举时村民完全不知道未来可能发生征地,那么征地就不会被纳入村民行为选择的决策因素,而村民能否预期到未来征地的发生,则取决于征地实际发生与征地信号释放的时间间隔,本文分别假设时间间隔为0年、1年和2年,即如果选举分别发生在2012年、2011年和2010年或之前,即使2013年发生了征地,仍然认为选举发生时村民无法预期到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由此构造了三个不同的“是否有征地信号”的征地变量,表42-4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基本结论不变。



第二种情形是征地早于选举,村民在选举时认为未来继续征地的可能性将会下降,预期未来利益变动较小,因此征地也不会影响村民的投票行为,由此构造了“是否预期未来征地”的征地变量,即如果没有发生过征地或选举发生在2014年,则赋值为0,表45列报告了这一结果,基本结论不变。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数据,本文只能获得村庄2013年的征地信息,征地变量被赋值为0的村庄可能在2013年前发生过征地,也可能在2014年及以后即将发生征地,但这一情况的存在会导致我们低估征地带来的利益变动对村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并不影响基本结论。

最后,采用家庭层面的“是否发生征地”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中加入村庄虚拟变量,不再加入村庄特征变量和县虚拟变量。表46列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基本结论不变,家庭被征地会带来家庭经济利益的变化,村民为获得最大的利益,会更倾向于参与投票。

(三)内生性问题

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是内生性的两个重要来源。由于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征地变量是来源于村庄层面的数据,而且征地决策往往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规划决定,村民个人的影响力有限,因此本文不存在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来源是遗漏变量,可能存在某个无法观测的变量,同时影响到政府对该村庄的征地决策和村民的投票决策,如果存在这样的内生性,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不一致。通常情况下,对probit模型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模型回归,但这一模型要求内生变量必须是连续变量,且第一阶段回归时其他所有外生变量也进入回归方程。然而,一方面,本文的一个内生变量是“是否征地”的二元选择变量,另一方面,个人和家庭特征等外生变量不适合放在以村庄征地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所以在这里iv probit模型并不合适。因此,要解决本文的内生性问题,就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估计方法,二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对于估计方法问题,Roodman(2011)提供了cmpStata命令,可以替代相当大范围的常见计量模型的回归命令,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是其功能之一。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Stata15直接提供了eprobit命令来解决probit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这一命令同时适用于内生变量是连续变量和二元变量的情况。含有内生变量且因变量是二元变量的cmpeprobit回归都进行了两个等式的回归,主回归等式是probit模型,自变量同时包括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第二个等式是内生变量回归等式,因变量是主回归中的内生变量,自变量是工具变量,当内生变量是二元变量时,采用probit模型;这两个回归等式中的误差项具有相关性,体现了内生性的来源。

第二个问题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以村庄与县城的距离和县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首先,村庄与县城的距离会影响征地发生的概率和征地价格的高低。一般而言,距离县城越近的村庄,土地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越大,而且在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规划中,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会率先被纳入城市系统,然后再向更远的村庄扩展,因此,距离县城越近,村庄发生征地的概率就越高,征地价格也越高。其次,村庄与县城的距离是一个由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决定的外生变量,既不受村民行为的影响,也不受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村庄与县城的距离满足作为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的相关性与外生性两个条件。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以村庄与县城的距离和县虚拟变量作为“是否征地”和“征地价格”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表5报告了结果。以“是否征地”为内生变量的情况为例,两个回归等式的误差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在内生变量回归中,村庄与县城之间的距离越大,村庄被征地的可能性越小,这一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印证了我们关于用村庄与县城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讨论。在主回归中,“是否征地”变量对村民的投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边际效应显示,在其他外生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征地的发生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概率。



(四)进一步讨论:影响可以持续吗?

如前所述,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外生性很强的利益密集现象,而由村庄产业和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村干部的能力、努力和负责程度是一个村庄能否顺利引进或发展合适的产业、实行合理有效的产业分红政策(如土地租金、劳动工资、入股分红等)、推动村级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由于经济利益是村民参与自治的基本动力,因此无论是外生还是内生的经济利益都会影响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基于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发生征地的村庄里,征地带来的利益大小和集体经济带来的收入高低均显著影响了村民的投票行为(见表6)



然而,它们对村民自治参与激励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征地产生的经济激励具有地域性限制。不同于每个村庄都可以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产业和集体经济,征地往往发生在那些靠近快速扩张城市的农村地区,因而不可能成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村民参与自治的普遍性经济激励。其次,在发生征地的农村地区,如果征地活动和补偿是一次性的、土地所有权完全变为国家所有,而非通过补偿费入股使村民获得持久收益,那么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动也是一次性的,由此产生的对村民参与自治的激励是不可持续的,将随着经济利益的消失而逐渐衰退。与此不同,集体经济和村庄产业的发展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利益来源,尤其是当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如在覆盖村庄基本运营费之外有足够的余额可以分配或使用)时,持续的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利益增长将对村民参与自治形成持续的激励。

五、结论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征地带来的外生经济利益变动对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带来的利益变动的代理变量——“是否发生征地”“是否有征地信号”“是否预期未来征地”等二元变量和“征地价格”等连续变量,均显著提高了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的概率,也就是说,村庄内部经济利益的变动带来了村民投票行为的变化,这为村民投票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利益驱动,特别是经济利益驱动,是村民参与民主选举乃至村民自治的重要推动力,当村庄存在密集的经济利益、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得到加强时,村民更愿意参与到村庄事务管理中去,村民自治制度更能够得到完善和巩固。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性启示是,经济利益在现阶段仍然是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重要推动力量,征地带来的外生经济利益固然可以提升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积极性,但持久的经济激励只能植根于关系农民和农户利益的村庄产业经济的发展及其收益分享。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并继而形成强农惠农富农的乡村局面,在乡村地区终将形成村民关心和参与自治的坚实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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