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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藏族的历史记忆与身份策略——以拉卜楞塔哇村落的田野调查为中心

作者:朱雅雯 麻国庆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8-07  浏览次数: 62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诞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甘肃夏河社会作为一个个案,具有怎样的文化特质,怎样表达身份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寺院体系如何通过历史记忆延续文化传统的力量,同时,国家政权如何通过历史记忆中的变革影响身份策略。本文即通过历史记忆概念与身份策略概念的联结展现出动态的历时过程,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首先我们对历史记忆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记忆与历史的文化谱系

记忆本是人类大脑神经思维的一种活动,是一种个体性的人体官能,而注意到记忆的社会性,使之进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必须要从哈布瓦赫的著作On Collective Memory说起。作为布迪厄的学生,哈布瓦赫的这本书试图解决布迪厄理论中的缺陷,即在平稳的社会历史时期如何整合人群。这本书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在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记忆研究成为一条重要的路径与理论范式,记忆从个人层面转向了社会公共的文化层面,而不再只是个体的身体官能。集体记忆这个词最初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05年,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 Hofmansthal)最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是在1925年哈布瓦赫著作的诞生。

就记忆本身而言,对记忆的划分愈加多元和细化,每一个类型的“记忆”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按照记忆的范畴,可以划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公共记忆;按照记忆的主体,可以划分为自传式记忆、集体记忆;按照记忆的功能,分为存蓄式记忆和功能性记忆;按照记忆保存的对象,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habit-memory);按照记忆的传承方式,分为模仿记忆、物质记忆、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之所以强调记忆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对于自身的判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记忆,更明确地说是一种群体性的历史记忆,通过历史记忆来明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历时更迭、铭记苦难,从而对于当下的身份认同做出选择,规避风险。本文即以甘肃夏河县塔哇村落这一典型个案来说明历史记忆是如何对身份策略产生影响的。

历史与记忆,二者都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历史的概念更加强调从历史典籍或者文献角度来重塑过去,而记忆更着重于亲历人群的事实回忆或者来自于一种文化的传承与习得。历史和记忆都关注已经发生过的社会事实,是对于过去的想象。皮耶·诺哈(PierreNora)曾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表述,记忆与历史混杂而并存,两者宛如听写时的说话者与书写者。因此,事件与历史著作这两个领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们不是记忆与历史的混合,而是历史中不折不扣的记忆工具,让我们得以清楚界定领域。由此可见,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三种观点:第一种,历史与记忆之间是间接对等、互为依存的关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第三种则是一种调和方式,对于前两种进行综合,是一种中立、说教的立场。

皮耶·诺哈沿袭了哈布瓦赫的看法,他认为记忆是被历史所利用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忆其实已经经过了历史的改良与影响,真实记忆(truememory)是不同于深受历史影响的现代记忆(modernmemory)和书写记忆(papermemory)的。皮耶·诺哈对于记忆的想象过于理想化,对于历史的书写则充满了苛责,记忆也是在一个群体内部被不断完善,历史也有其实在的一面。而丘比特(Cubitt)则对历史、记忆分别做了概念化的梳理,对二者之间的联结进一步细化。柯文·克莱因(Kerwin Klein)不再纠结于历史和记忆的关系,认识到记忆研究的兴起与语言学的转向及新的文化历史思潮有关,他对于具有历史话语倾向的记忆研究做了详细的梳理,将记忆话语的叙述进行了分类。

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记忆,梅吉尔在研究中强调了历史记忆亲历性或者体验性的特质。他认为“历史记忆”指的是亲历过讨论中历史事件的人的经历。更精确地说,历史记忆指的是将该经历复原和转换为叙事的过程。梅吉尔强调的亲历性,在更多的学者那里并不是历史记忆的必要特质,历史记忆通过书写记录和其他类型的记录(比如照片)才能触及社会行动者,而不同于亲身经历的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memory)。因此,历史记忆本身可以不必具有亲历性的特质,这种来自历史的记忆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口头传说等方式获得,比如一些关于族源、祖先传说的故事。

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从概念区分的角度来定义历史记忆和其他记忆的不同之处,更加注重研究对象与历史的相关度。赵世瑜和杜正贞认为历史记忆这个词,既规定了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也指记忆本身的历史,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记忆、遗忘、重构(reconstruction)以及重新占用(reappropriate)的历程。王明珂将记忆划分为三个层次: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三个类别的范围依次降低。他认为在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可以理解为历史记忆是社会记忆中关于历史的那一部分,而且具有叙事性以及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也就是彭刚注意到的———记忆和历史都是基于当下对于过去的建构,“记忆不是在消极地存储事实,而是积极地在创造意义。人们在当前的处境和关切,会影响到他们对于过去记忆的选择和诠释”。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历史记忆具有如下几个特性:社会性、传承性、选择性和现实性。历史记忆是了解过去最为重要的一种路径,能够展现出历时性的变化和发展过程,本文使用历史记忆的概念来说明塔哇村落的个案,就是要呈现这种动态的变迁。夏河地区作为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是典型的以藏族为主体的地区,又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尤其在1949年之后,夏河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国家力量逐步渗入,夏河县域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藏文化原本的身份观念被加入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文化传统受到新的权力关系的作用。作为拉卜楞寺建立以来的与寺院联系最为密切的村落,塔哇的个案能够对我们理解身份策略的变迁产生新的意义。在历史记忆的表述背后,更应注意到更加广阔的学科发展历程及社会背景,在这方面,人类学对于历史记忆的讨论更具有在地化的倾向,更加强调文化以及在地社会本身的特性。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记忆背后的文化脉络、社会整体是极为重要的。

二、人类学视野中的历史记忆

在哈布瓦赫发表了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之后,有关记忆的研究便成为炙手可热的讨论话题,相较于历史学之记忆研究侧重于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形成、记忆的认同维系,人类学的记忆研究更能够凸显不同文化脉络之下独具特色的文化观念中的历史记忆。黄应贵认为,记忆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了解文化本身。

凸显不同的文化特性,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学科所擅长的。确切地说,在不同文化脉络之下,历史记忆的机制是不同的,文化本身的特性极大地影响了历史记忆的表达。当记忆研究在中国落地生根,便产生了不同的研究倾向,通过记忆来研究认同,包括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成为中国语境下记忆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中国的族群研究中,历史记忆被视为一种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王明珂华夏边缘的理论,就是以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角度来看待“华夏”如何通过边缘来确立自身的“我族”范围,王明珂研究的重点是根基于历史情境中的族群关系与认同,因为历史记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历史性”之上。景军的研究认为,甘肃永靖的孔姓,通过孔庙的修建、族谱的传承、仪式的展演建立起孔子后代的强烈归属与祖先认同。麻国庆在研究中提出了记忆是具有多层性的,在一些民族地区,区域内共同的集体记忆能够呈现出更高层级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

夏河地区属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西北民族走廊中“陇西走廊”范畴,这个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是农牧交错的一个地区,也是多民族交流融汇的一个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本身的藏文化传统受到了诸多现代国家因素的影响,这个地区的历史记忆更能呈现出一种国家的在场。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中国社会研究必须要注重的一个因素,国家不仅影响社会体制,也深刻作用于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钱力成和张翮翱的研究提出了中国记忆研究的三个特性:国家权力的广泛渗透、强烈的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与政治体制社会转型的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这三个特性实际上都凸显了一种国家的在场。

塔哇村落的田野经验恰好呈现了国家权力的一种推进,并以此作用于身份策略的选择。可以确定的是,历史记忆是一种深切的和“过去”发生持续联结的记忆,历史记忆是对于过去的表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记忆体现出与之相对应的记忆重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而展现出身份策略的动态特性和丰富的历史感,从而呈现出一个富有历史真实、变迁发展的村落图景。那么,在夏河这样一个多族群、多文化交织的边缘地区,地处其中的塔哇村落,其历史记忆体现了怎样的一种独特性呢?

三、拉卜楞塔哇的历史记忆

(一)诞生:依附于寺院的村落记忆

由于村落形成与寺院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村落早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依附寺院的人身依附关系,一切遵从寺院的意志。在拉卜楞寺建立之前,这一地区没有大规模聚集的村落,只是在洒乙昂村落附近有少量散居的牧民,其他地方全部是草原,总体属于农业与牧业交错的地带。因为草质的原因,塔哇村落所在这一片的草场并不适合放牧,所以就耕种一些油菜、青稞、大麦这类作物。塔哇村落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拉卜楞寺院的建立,寺院建立之后,阿克(藏语音译,汉语意为叔叔,对僧人的尊称)们的生活需要一定的补给,需要商业,需要劳动力,所以在寺院旁边的这片土地上就修建了一些房屋,供一些前来拉卜楞寺院经商、朝拜、供养的人居住。早期的这批人,有商人、流浪者等,他们来到夏河,被塔哇村落接受,还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可以居住于此。一位50多岁的男性村民曾这样描述村落与寺院之间的供需关系,各个囊前(藏语音译,汉语意为活佛官邸)在塔哇里都有房子,住的人可以免收房费,但是要给囊前干活,以前牛、羊、马都有,吃的草都要去割来喂,这些活都由住户来做

塔哇的诞生,直接来源于拉卜楞寺发展的需求,而寺院经济也是村落经济最初得以发展的庇护,这样的村落并非仅有拉卜楞寺一个特例,比如布达拉宫脚下为其提供乌拉差役的雪村,青海塔尔寺的塔尔寺六族则作为塔尔寺主要的施主、劳务支持和信众。同样,塔哇也是具有相同功能的一个村落,为寺院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

先有寺院,后有塔哇,是被一致认可的。塔哇和寺院是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寺院需要塔哇的村民帮助他们做一些体力劳动,比如修建房屋、挑水、担柴、背牛粪、打扫粪便,村民也可以从这些劳动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同时,因为商业发达,这一地区成为重要的集市。

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场所,一些前来寺院朝拜、走访、做生意的人都要先到塔哇,在这里落脚,塔哇相应地收取一些费用。塔哇村民还有一种商人的性质,他们早期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为拉卜楞寺的僧侣和从各处前来的信众提供经济服务,但作为经济场所的功能,必须附属于寺院的领导之下。曾经有过出家经历又做过塔哇生产队队长的多吉(化名)如此描述寺院的至高无上,“我们都是寺院的人,必须要听寺院的,绝对不能是寺院说往东我们往西,没有寺院就没有我们”。塔哇村落的人们首先是寺院的信众,必须遵守寺院的规章制度,比如和寺院之间的一些义务关系,承担某种责任,寺院和村民之间的上下级依附关系也是非常清晰的。

可以看出,在早期的历史中,寺院和村落有着非常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寺院是至高无上的,从宗教信仰、社会生产、行政管理制度、家庭生活的各个角度都极大地影响着塔哇村落中生活的每一个人。因而在长期的历史记忆中,人们形成了对寺院的绝对服从。这样的文化传统,有一部分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藏族社会里,寺院、僧人仍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时至今日,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身份差异。2015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佛教燃灯节,那天绝大部分信众都要去寺院添灯祈福,也就是在酥油灯里添上酥油。那天,笔者也早早前往观察,有些阿克们刚好上完早课,从里面陆陆续续出来,所有信众都弯腰低头,表现出对阿克们极大的尊重。有时候路上迎面遇见阿克,戴帽子的人也会脱帽表示尊敬,等到阿克走过去后再戴上帽子。

历史记忆充分展现了历史的弹性、可塑性,塔哇的民众对于自身最初定居于拉卜楞地区的身份记忆,一是为了凸显自身的价值,因为藏族社会里的寺院位于较高的地位;二是在现代社会中,塔哇村落失去了原本的经济发展优势,原本的土地资源、经济上的绝对优势都受到巨大的冲击,村落原本的功能性大大降低,不断地强调历史,是一种凸显身份优势的策略。

(二)定居:外来的祖先记忆与身份策略

对于村落的形成,塔哇的每个人都有着一致的认同,由于寺院发展的需要才有了今日村落的雏形,对于祖先的记忆也是同样鲜活。祖先记忆是指对于亲属关系开端人群的记忆,在塔哇,这种祖先记忆体现为一种作为外来者的记忆。有学者曾在研究中提到,祖先记忆是面临生活境遇需要的一种社会建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塔哇的个案。出于身份转变的考量,人们更容易信奉权威,具体表现为两点: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听命于权力关系。

在田野走访中,笔者遇到了一位自称是最初6户直系后代的老人,他详细说明了外来的情况。

最开始是6户人家搬到了这里,从阿坝迁过来的,阿妈的舅舅那一代就是这6户中的1个。听老人家说有这么6户藏族搬过来,现在他们的后人都还在下塔哇这里。庄子里面再都不是本地人,雅鸽塘(原本是靠近拉卜楞寺的下塔哇的广大耕地)这边有很多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这一排就我们自己和旁边一家是下塔哇的,其他的都是外地的。有甘加、临夏的汉族,有上塔哇的一家,其他的从玛曲、阿坝、卓尼地方来的(人)都有,互相也不认识。旧社会的时候战乱,很多人跑到了夏河这里来,汉族、藏族、回族都来这里避难,到处地方来的(人)多,青海来的最多。上、下塔哇都差不多,各处的都有。

从上述访谈中可以看到,塔哇村落最为重要的特性是杂糅,包括族群的、文化的、地域的。这种杂糅充分展现出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定位于历史记忆,从第一代定居户到现代移民,所有的塔哇人都是外来户。当地村民对于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定位非常清楚,而对于“外来”,也是根据时间划分了层级。第一类是最早来的外来者,因为这类人的先民最早定居于此,他们通常会强调自己“最早”的这个身份,比如下塔哇最初的6户和上塔哇最早的11户人家;第二类定居者也是经过了很长历史时间的,他们的祖先并非最早的居民,但是定居时间依旧很长,和第一类一起被称为坐底户”;第三类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仍然保持“外来记忆”的移民户,他们通常会有较为清晰的“祖先记忆”,可以明确表述自己几代之前是从哪里迁居至此,或者自己小的时候从哪里搬到了这里,而自己仍然归属于哪个村落;第四类仍旧保留了“暂居”身份,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来户,他们仍然维持着外来者的身份,只是暂住在此,或者长期居住此地并未加入村落的家户。虽然这四类人都是外来者,但对于外来的记忆则表现出不同的程度,前两类是较为模糊的祖先记忆,第三类是清晰的外来记忆,第四类在清晰的外来记忆的基础上维持了外来者的认同。

由于这种明晰的“外来者”的身份记忆,人们有了更加迫切的归属感的需要。在早期,这种归属感由寺院提供,而到了现代国家,这种归属感则由国家来提供。比起世居者,外来人群更需要借助其他力量使自己立足,而这种划定不同“他者”的范畴,层层剥离的身份策略,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做法。认可早于自己而来的“外来者”,为了规避风险又划分出一个在自己之后而来的“外来者”。同样,因为来自“外来”的不确定性,又是保守的。保守而内敛,是当地社会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即使是住在一起的邻居,可能相互之间都不认识。

在初次进入塔哇村的时候,村民对笔者的态度明显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排斥,即使随便打个招呼也被认为别有企图,有一些村民则是直截了当地拒绝,或者询问很多笔者的个人情况,比如年纪、籍贯、来这里的目的等。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大家还是会以更加圆滑、多样的方式拒绝交谈,即使是简单的打招呼都有些勉强,比如,“我汉语不好,再说不来”,“这个我再挖不清呗(当地方言,不清楚的意思)”。这个社区的进入难度超出了笔者的预期。后来渐渐熟络,大家知道笔者的身份之后,明显多了更多的认可,因为笔者在经济权力、知识权力、身份权力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很快接受了这个新的“次权力中心”。在此过程中,笔者能够很明显感觉到当地人规避风险的习惯,无论是怎样的状况,他们都倾向于先保护自己,规避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在完成辨识“权力中心”的过程后,又会积极接受。这是长期以来的“外来者”身份对这里最大的影响。

(三)变革:身体经验的革命记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河县原有的寺院统治、头人制度也在1958年被全面废除。1958年是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巨大的社会变革对夏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宗教生活、社会体制到家庭生活都带来巨大的变迁。1958年成为一个记忆深刻的时间节点,更是源自一种强烈的身体经验。

经历过革命年代的老奶奶仁增(化名)对那个年代的故事仍然记忆犹新。

1958年以后,所有的地、牛、羊都归国家,所有人一起下地挣工分,一起吃饭,一天到晚地干活,吃饭的时候就是汤汤,开水里搅一点面粉,发给大家吃,劳动力每人每顿饭两勺子汤汤,小孩和老人每顿饭一勺子汤汤,一天三顿都是汤汤,再别的吃的没有。女人生了孩子,多一勺汤汤,当孩子的口粮。那时候墙上都报纸贴着,低头看看碗里就能看到———人民日报呗!那个年代生活都困难,汤汤里都能看到字(屋子里墙壁上糊的报纸的字迹倒映在碗里)。晚上吃饭在院子里,碗里星星有哩呗。

老一辈的当地人很喜欢使用“旧社会”这个称呼来指代1949年之前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看来,旧社会是落后的、贫穷的,应当被推翻的,新社会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解放的新生活,是美好的、光明的。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话语,明显带有革命时期的革命话语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变革是国家力量逐步改善着当地民众的生活。

仁增奶奶还向笔者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

白天劳动,劳动完了,汤汤喝罢了,就公房里来开会。没完没了地开会、开会,工作组、社教的人都是汉族,现在藏族干部多,那时候没有藏族干部,开会的时候汉话说,广播里面汉话说,一天说的是汉话,就学会了。搞工作组、文化学习、集体劳动,事情多得很。那时候还要天天学毛主席语录,再就学习认汉字、写汉字,现在还记着呢呗。再公社有了,每家每户的地都是收起来一起劳动,你多也好,我少也罢,庄稼种出来给粮站上粮,牛羊也全部交给公社。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革命话语占据绝对的领导权力,国家权力逐步渗透和巩固。那时,饥饿的身体体验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同时国家权力快速落实到地方社会,支配所有社会成员的日常劳作、休息时间以及进餐。革命年代里,言语表达、时间分配都遵从集体生活,吃饭要吃大锅饭,牛羊归属于国家。

从上述历史记忆当中可以看到,在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各类政治活动对塔哇村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本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新的模式所取代,国家在场通过变革的方式逐步渗透并落实到基层社会,逐步引领着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

(四)发展:社会发展中的转型记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制度开始实行,土地承包给个人经营,很快又在城市建设的改革中逐步被收归国有,进行现代化建设,塔哇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塔哇的耕地位置靠近颜克尔沟两侧山脚下,而下塔哇的耕地主要在靠近寺院的平坦开阔的位置,现今的步行街、武装部、夏河县小学,以及夏河县藏中的所在地,原本都属于下塔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前一任生产队队长多吉对当年征地的情况也相当熟悉。

1981年的时候土地承包,家里有16亩土地,现在陆陆续续全部被征地了。征地从1983年开始,县城修建学校、政府以及各类单位,将下塔哇的土地大量征走。80年代的时候,每亩地补偿2000多元。到了90年代的时候,1亩地就2万多(元)了,国家还给了一批工人的名额,每家每户可以有一个人进入县城的工厂当工人,那时候县城里有皮革厂、皮鞋厂、肥皂厂这样的国有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国有企业改革,大部分工人都下岗了,而且土地也没有了。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塔哇村落的发展也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整个嗒哇村落从2004年起由农村转型为城镇,人口也从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现如今,所有的耕地已经用于夏河县的发展建设,居民的生计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本的农牧业生产,征地所得的丰厚收入也被逐渐耗尽。

当生计方式发生转型之后,打工或者考取正式的工作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找到的都是季节性打零工的工作,这几个月干干服务员,那几个月谁家修房子就去帮工,过几天寺院里要修房子又去做几天,收入相对不稳定。而国家公职人员社会地位较高,收入又高,还有国家发放的各类高原补贴、取暖补贴。一个年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能够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的工作单位,这也几乎是年轻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工作轻松、稳定,收入又高的正式工作成为所有年轻人的首选,稳定的收入是一种体制内的安全感。在现代社会,不断强调对“正统”“体制内”的推崇,是对新的身份转变的接纳。

在“旧社会”,听命于寺院、活佛,作为寺院服务人群的历史记忆被传承下来,新的历史时代,新的国家权力以一种改革和现代性的方式,将权力体系渗透到塔哇村落的社会生活之中。

在田野中,曾有村民自豪地告诉笔者,塔哇村落有几个第一:拉卜楞寺建立之后的第一个村落;建寺以来经济实力最强、最富裕的村落;因为征地补偿,出现了第一批具有正式工作的国家干部。

从上面的历史记忆表述里,可以看到优越地位来源于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是发展的、递进的,塔哇村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优越感。早期是因为村落和拉卜楞寺的密切关系,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优越感。后来因为耕地补偿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收入,曾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塔哇生产队是全县最富裕的,公共活动(娘乃节日、香浪节等)都不用每家每户集资,费用全部由生产队承担。再后来,塔哇很快接受了现代性的话语,“国家干部”的正式身份成为炫耀的资本。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体现了塔哇村民的身份转换与国家权力推进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原本的文化传统与新的社会规范的共同作用下寻求一种平衡与发展,这不仅仅是夏河的地方特色,而且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地方社会之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几十年里,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身份认同也发生着微妙的倾斜。从塔哇的个案研究中,我们看到受访者讲述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从身份策略中看到了国家权力的推进。

四、结语

记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记忆是如此重要。我们发现,记忆不仅仅是个人体验、个人经验的回顾,还反映了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环境习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记忆。夏河县塔哇村落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向我们展示了国家权力介入之后地方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塔哇村落作为西北民族走廊的典型个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呈现出一条依附—定居—变革—发展的记忆脉络。这条脉络同时也呈现出一种社会发展的脚步,身份策略则与之契合,在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的身份策略来凸显自身的认同,从身份策略的动态变迁也能看到国家权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