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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及其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作者:苑 鹏 陆 雷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18-08-21  浏览次数: 479

【摘 要】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遗产、俄国村社制度历史演进的初步梳理发现,村社制度自中世纪至19世纪中叶前在俄国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1649年实施的农奴制强化了村社制度,使村社兼具成员自治组织和国家基层组织的双重属性;1861年农民革命使村社制度走向官方机制化,共同体属性被明显削弱。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强制农民迁出村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加速村社制度的瓦解,造成农民严重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带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顺应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有效利用村庄共同体制度遗产发展集体经济,是引领弱势农户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集体经济;村社制度;俄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民;农村公社


一、引言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避免贫富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1。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飞跃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并指出这是很长的过程”(2)。在以后的党中央有关文件中,一直坚持强调发展集体经济(3)。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同时明确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具体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鉴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学术界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简单地将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划等号、把发展集体经济视同重回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化老路的模糊看法与认识。因此,解放思想,深化理论研究,拓展视野,探究集体经济本源性的传统和制度基础,以史为鉴很有必要。

追溯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发现,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遗产,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村社制度曾经在很多国家长期存在过,并一度占据农村社会的主要组织形态,其中以俄国农村的村社制度最为典型,村社制度在俄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曾在中世纪后到现代化初夜呈现出超稳定的状态。本文试图从俄国村社制度基本特征的梳理入手,分析其生存土壤,梳理和解析村社制度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演变,最终走向瓦解的过程及背后的原因,最后提出对我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集体经济的启示。

二、俄国村社制度的基本特征

村社(全称为农村公社,又称公社”“米尔1),通常称为村社)曾是俄罗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村社制度并不是俄国的独创和独有,但是在欧洲,没有那个国家像俄国那样,村社制度覆盖全国并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成为了俄国农村源远流长的基本社会结构,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俄国村社制度是中世纪后自发形成的,并在19世纪中叶前的俄国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村社最初是由生活在同一区域、共同拥有土地的一个或几个村落的农民为着共同的利益,自我结成的自治的社会联盟。农民结成村社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制,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相互帮助、协作生产,共同开展宗教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并建立自我法庭、维持村社治安和社会秩序,对外共同承担国家税收、自卫安全,农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村社的成员,一生在村社中度过(2)。

村社的土地由成员共同拥有,依据内部约定俗成的惯例在成员中定期平均分配,强调平均主义,好地、坏地均平均分摊,在实行三圃制的地方,每个地段强调要分为三块。各成员家庭按照所占有的份地比例承担相应的赋役,村社成员之间承担连带责任(3)。村社分为村级和乡级两级,其中乡级村社在1649年农民完全农奴化后就不再存在(4)。

村社组织具有自然经济下的“宗法式团体”属性(5),村社管理分为两个层面,立法层面是由村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的长老会议制度,是村社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准则的制定者。日常生产生活管理层面的最高权利机构是村会,由村内各户家长组成。村内涉及重大事务由家长制民主和长老制民主的方式集体决定。但是长老会议在多数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村长经村社大会决定或选举产生,执行政府行政当局的意志(6)。村社决策实行的民主是典型的家长式民主,它是建立在家庭成员对户主的绝对服从基础上;村社平等是同等级成员间的平均主义,村社文化是一种权威崇拜的共同体文化,强调爱护集体,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及个人的利益。按照与村庄的关系,村社通常分为三类,一类是与村庄重合的普通村社、通常在500人以内;另一类是几个村庄结合为一体成立的组合式村社;还有一类是一个村庄分为几个村社的分离式村社。其中大部分是第一种类型(1)。因此,在传统农民社会的村社制度下,农民与村社的关系是成员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它与现代社会中,建立在独立自主个体基础上的、自愿联合的合作社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17世纪农奴制的全面确立强化了村社制度

有学者认为,村社制度在俄罗斯历史上曾长盛不衰,与其长期的农奴制关系密切(2)。1649年,沙皇通过颁布《法律大全》,在俄国全境确立了农奴制,农奴制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它所在的土地及其土地的主人上。农民对自己的主人承担劳役、代役租、或者混合赋役,以及国家的劳役,并替其主人偿还债务,其人身、财产和司法绝对由其主人支配。当时根据土地的所有者类型,俄国农民被分为领主农民”“教会农民”“国家农民宫廷农民等四种类型,并由此形成了私人农奴制、集体农奴制和国家农奴制等多种形式。根据1678年的统计,67%的农民属于领主和贵族,13%属于教会,宫廷农民和国家农民约占20%3)。

在农奴制下,农民与农奴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有下列主要特征:一是农民对其主人(包括国家、贵族、领主、宫廷、教会)超经济的人身依附;二是农民被固定在居住地,没有自由迁徙权;三是农民被固定于某个身份等级,不能自由变更;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和民事行为权利受到限制;五是农民择业权受到限制;六是农民无社会保障,完全依赖于他主人。而农奴主在奴役农民的同时,有义务为农民提供各种形式的监护,包括生产方面的提供贷款、农具,防灾,以及生活方面的照顾老人病人、教育,和对外防止警察欺压、法庭保护等(4)。

其中,村社制度直接关联的是集体农奴制,其基本特征是以村社为载体,土地名义归沙皇所有,但实际使用权归村社拥有,由村社负责定期向村社内的农民调整和分配土地,并统一安排农作物轮作制度以及农民的劳动时间。不仅如此,村社还拥有其他方面的广泛权力,如农民的宗教生活、行为规范、惩罚犯罪等。

17世纪末以前,村社制度构成了俄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组织基础,村社既是成员的自治组织,又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基层组织,服务于国家,具有官方职能,因为当时国家受财力不足等因素制约,无力在社社一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机构,因此委托村社行使有关职能。

18-19世纪上半叶,村社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迫于政府行政部门和地主阶层的压力,村社的官方色彩日趋浓重,被逐步纳入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来。国家和地主对村社制度的认同,也使村社自我形成的习惯法制度具有了合法地位。村社由此成为拥有世袭领地、兼具同时遵循国家法和村社习惯法的综合性团体组织的性质。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村社得以满足国家、地主和农民多方的基本利益诉求。农村的社会制度也由此逐渐统一于村与社相重叠的重合型村社。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政府强制性行为造成的,而是村庄与政府之间反复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是村社制度纳入国家体制、正式合法化后,国家强化了村社的警察职能。但是不管怎样,政府对于村社的二元属性的区分是明确的,对于作为非官方的农民土地联盟的村社,政府并不干涉其内部生活;而对于作为官方行政单位的村庄,政府要求村社履行治安和税收等职责(5)。

19世纪中叶,村社制度达到鼎盛发展时期。村社的组织功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具体地,在政治方面,村社扮演准政府的财政税收、立法司法和警察功能,如分配和征收国家和地方赋役(6),村社内部农民之间的民事案件或刑事犯罪都由习惯法进行,村社内农民承担连环保责任,包括要为罪犯负责,连环保制度将村社内部的农民紧紧拴在了一起。在领主、国家、教会等面前,村社代表和维护个体农民和整个村社的利益。在经济方面,主要是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村社负责在村社内部农户间分配国家和领主的农地,农户只拥有土地的临时使用权,如前面所述,各村社根据本社的自然状况自我选择农作物轮作制,并决定农户干农活的起始时间,村社内所有农户都需遵守统一的轮作制,如果有个别农户破坏村社制定的统一生产秩序,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遭遇颗粒无收的威胁。在社会方面,维护村庄秩序、提供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公共品服务及对老弱病残群体提供社会保护和社会救济等职能、组织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等(1)。

村社在向农民分配国家或领主的土地时,各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多数村社实行分地制度,分地形式有重分和部分重分,通常只是部分重分,并且重分的地块只集中在耕地,庭院地一般不重分。也有少数地区村社实行土地不再分制度。如在依据习惯法的俄罗斯地区规定,每位年满18岁的男子都可以从村社得到自己的份地。结婚后,其份地增加一倍,但生儿育女后不再增加。在那些世袭领地的村社中,还允许买卖土地,但土地交易只能在村社成员之间进行,并且需要征得村社的同意。但在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早在18世纪,那些单户村社已基本完成了向个人或单个农户长期占有和使用耕地制度的过渡。村社虽然拥有土地,但无重分制度,保持农民家庭经营土地的稳定性。可耕地由村社进行分配后,可以继承。村社年度的税额也按照农户土地份额分摊。这些村社的职能与俄罗斯重分式村社的职能相同,担负着组织农民日常生活的重任。但却有着与俄罗斯迥然不同的价值体系,更崇尚个人主义,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很弱(2)。

1838-1843年政府实行改革,将村社组织作为一级自治的经济行政单位,村社具有了法人资格,村社成员也由此变成公民,村社的官方和半官方机制统一化,既为国家服务,也为农民利益服务。村社大会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最高机关,村社长官被赋予了公职职位,村社被称为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大会被赋予代议制性质,由农民代表对重大事项进行议事、决策。过去村社内所有农民家庭的户主参加全体农民大会的惯例被取消,但是在土地重分、选举村社领导人时,该制度仍然被保留下来(3)。

不管怎样,政府的改革因农民缺乏积极性而大打折扣,政府试图彻底摧毁传统的村社体制的目标没有实现,传统的村社体制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运作照旧。政府的介入仍旧仅限于行政与税收事务,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

四、1861年农民革命使村社制度走向官方化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改革,颁布农民解放宣言等一系列法律,废除农奴制。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有财产,成为自由人,拥有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包括自由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婚姻等,但是法律留下一个尾巴,规定很多项个人权利的实现要经村社的决定同意方可实现,并且对于那些不是户主的农民而言,还要得到户主的同意。以农民迁居城市为例,须经村社、户主对其税款、品行进行考核,同意批准后,由地方行政机关发放身份证,同时还要经过城市的小市民团体同意接受,农民最终才可以成为小市民,同时必须放弃自己对村社土地的权利。因此,农民仍旧是依附于村社集体的个体,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公民个体。但是改革带来了根本性变化,村社组织的官方机制得以强化并占据主导地位,而其共同体的组织机制被明显弱化。19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村社的控制逐步加强,村社大会各项重大事务的决策必须得到当局的确认,村社被更名为农村行政区,而其经济功能被彻底分离出来,被正式视为纯粹的经济单位(1),它标志着传统农民社会共同体属性的农村公社正式瓦解,走向市民社会下政经分离、各自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活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村社组织的分化加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在那些人口规模增长迅速的村社中,人均耕地明显下降,农民缺少土地的现象严重,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出现单户村社转为重分型村社的现象,并且村社土地重分原则从改革前的以农户或家庭为单位,改为以人或劳动力为单位,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在那些工业化的省份中,村社土地制度变迁出现了与前相反的情形:由于农民的收入来源从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产业为主、农业为辅,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降,重分型村社转向非重分型村社,即农民家庭占有的土地保持稳定、不再调整改变。从国家的法律看,是支持后者,强调稳定土地制度,1893年新颁布的法律规定,最少在12年之内,各地区不再进行全村社或局部范围内的土地重分。村社大会若作出重分土地的决定,必须上报政府机关批准(2)。

随着农奴制彻底被摧毁,村社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二元职能逐步消亡,开始走向官方组织化。村社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相对孤立的独立自治组织,逐步与外部各类组织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跨出了原来固有的藩篱。村社共同体原有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掉,并由此带来了村社生活原则的巨大变化,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世界依靠集体主义的团结一致精神强行支撑运转的传统被打破,在思想观念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农民独立个性意识的增强。村社集体主义文化曾一直是俄国人心目中最为公正、也是最合乎社会规范的,个人主义是被视为村社文化的敌人,但是农奴制度改革成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意识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满足个人情感和个性需求开始成为决定农民行为的重要动机,农民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理性、实用和个人主义因素增加。虽然在村社内部,村社的集体利益仍旧凌驾于个人与家庭利益之上,但是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村社集体精神与农民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斗争不断加剧。特别是20世纪初,村社农民的连环保制度被彻底取缔,更加推动了农民个人主义的发展,到1900年,仍实行连环保的村庄只有139个,占所有村社的比例仅为0.22%3)。

村社制度不再是农民心中唯一可行或最好的生活制度,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或向往走出原有村社,融入城市化进程中。这些进城务工农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后,带来了基于个体自愿基础上的各类现代合作组织的发展,如以满足成员食品保障的消费合作社和创造就业的员工合作社等,村社日常管理的议事规则被引入了合作社(4)。

五、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加速村社制度的解体进程

1906年,斯托雷平被沙皇任命为首相后,启动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斯托雷平改革,通过农民迁徙制度和土地制度两项改革彻底否定了村社制度。首先,190611月国家杜马通过命令,让每个农民获得了无须村社同意,便可自由退出村社的权利,1910614日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农民拥有对其占有的份地的世袭所有权,土地可以买卖、出租或抵押,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人身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经济自由,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同时该法令也规定农民必须离开村社,但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据俄方的官方统计显示,只有少数农民真正摆脱了所有的奴役,大多数农民虽然想离开,但仍旧留在村社,忍受着集体奴役。如在1907-191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中,有310万的农户对村社持否定态度,并合法自愿地脱离了村社,实现了土地私有化;有230万农户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重分型村社,实际转向了土地的按户私有;还有近75万农户正式声明要离开村社,要将土地私有化,三者合计的农户达到615万,占当时农户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多数农户的意愿是脱离村社制度。统计结果显示,截止1916年底,在欧俄地区的1550万农户中,630万农户仍继续留在重分型村社中,占41%380万农户留在按户占有的非重分村社,占24%;还有230万属于非重分型村社的农民,占15%。另外私有土地占农民总数的20%1)。

因此,尽管村社制度被明显削弱,但是村社实力仍旧十分强大,尤其是在俄罗斯省份,三分之二的俄罗斯族农民仍生活在传统的村社制度下,多于半数的农民还在固守传统的村社原则(2)。斯托雷平改革加快了在农村已成燎原之势的村社解体进程,但并没有实现彻底摧毁村社制度。这种改革结果反映出村社制度的解体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需要一个内生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过程,农民在与村社生活做出彻底决裂的进程中需要经历一个时期。

另一方面,斯托雷平改革设计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他的改革设计目标是要与传统的村社世界彻底决裂,改革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色彩,改革的利益导向是按照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培养亲政府势力,维护沙皇统治进行的(3),在土地政策的设计上,他强调扶强抑弱的效率原则,培植农业资本家,与抑强扶弱的村社精神相违背。改革方案强调要保护农业生产率高的农民的需要,力图培育更多的农民有产者,造成广大贫弱农民要为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买单,他们在土地交易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缺少公平交易机制,使得广大弱势小农利益受损。因此,从整个俄国看,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村社型社会的转化虽然速度惊人,但是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这一个进程仍没有结束。并在1910年以后,改革出现停滞,它日益受到贫困农民的反抗,并为日后的十月革命埋下了伏笔、造就了一支政治力量(4)。

事实上,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化进程显现出不可逆转态势,村社的解体开始出现端倪。从1905年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到,欧俄地区的重分型村社950万农户中,自1861年以来的40余年间一直没有进行土地重分的村社大约在280万到350万之间(5),表明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村社农民已经转向了土地的个人私有制。农民土地交易的数据显示,1863年至1904年期间,欧俄地区共有45万身份农民进行了46万笔、面积为2070万公顷的土地交易,土地年均交易量和面积都是呈递增态势(6),农民私人占有土地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表明,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的加速,城市化程度的提升,村社早在斯托雷平改革前业已开始分化,相当多的农民对村社制度不满或失望,否定传统的村社制度。斯托雷平的改革顺应并加速了村社解体进程,促进了俄国农业的市场化、专业化步伐,并提升了农业的效率和技术水平以及土地的利用率,强化了农业的产业竞争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农民的分化,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利益诉求。在村社制度上,始终保留着村社传统和突破村社羁绊的两股力量的斗争,学界也由此形成了民粹派和自由派之争。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村社制度的研究,马克思曾对俄国民粹派和自由派关于村社起源之争表态,明显偏向于前者,他指出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的国家是自然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7)马克思在晚年时认为,俄国等东方类似的国家,在国内外革命发生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2)。他写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势的因素3)。

六、结论与启示

从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脉络的粗略梳理中可以看到,村社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的形成,村社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必然走向瓦解,被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反映个人意愿的各类自由结社组织所取代,但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长期过程,政府使用激进手段强制性地瓦解村社制度,试图一夜摧毁它的做法将适得其反,产生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传统社会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自然形成的村社共同体组织,农民被束缚在村社体制下没有自我选择权,村社决定着农民的生杀大权。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和农奴制度的全面实施,村社制度被强化,村社兼具农民自治组织和官方组织的双重属性;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从依赖地理区位或血缘关系建立的传统村社组织向拥有私有财产和自由迁徙的个体转化,国家顺势废除农奴制度,农民开始获得解放,不仅摆脱了村社制度的束缚,也摆脱了与村社制度相联系的家长制的藩篱,农民作为独立的个体融入到社会中来。村社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动摇,走向瓦解。但是村社家长制平均主义的共同体文化、村社精神仍在,并且对于那些生产力水平低的贫困农民而言,村社仍旧是他们依赖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民从传统社会下依附于共同体的成员、向着现代社会的独立自由个体的转型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农民阶层也将彻底分化,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精英和弱势群体。

从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历史变迁的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是以农民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个体为前提,并以农民的自我选择为结果。当前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与计划经济时代剥夺农民私有产权、自上而下行政控制的传统集体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制度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使得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丧失了存在的土壤,我们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是重走传统集体经济的老路。

第二,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前提,引导农民以自愿的方式,将折股量化到个人名下的自然资源、资金等共同入股,通过资源和资金变资本、农民变股东的方式,联合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有效利用村社共同体精神互助文化,引导贫困弱势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工具。

第三,在城镇进化过程中,农村社区未来总的发展走势是逐步从封闭的村庄共同体走向开放的普通居民社区,但是这个转换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取决于本地区的城镇化步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方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不应简单地放弃农村社区的经济功能优势,政府除了引导社区农民联合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应鼓励农民有效利用社区集体独有的自然、生态和农耕文化等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积极与外部社会资本开展合作,通过参股、租赁等多种方式,发展混合型经济,加速社区资源的资本化转变,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注 释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3 苑鹏,刘同山:《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建议---基于我国部分村庄的调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0期。

4 “米尔除了表示公社以外,还有世界”“民众”“安宁和睦等含义,公社的含义即出自于此。参见[]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446页。

5(4[]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448页,第446页。

6 李典军:《苏联农政模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0页。

7 金雁:《村社制度、俄国传统与十月革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8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9(2)(4)(5[]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1-452页,第451-452页,第385-386页,第456-460页。

10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11 从18世纪初起,俄罗斯的各种赋役按照村社为单位、一人头来征收。

12(2)(3[]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页,第456-457页,第470页。

13(2)(3)(4[]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485页,第489-491页,第498页,第546-547页。

14(2)(6[]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5页,第505页,第502页。

15(4)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第207-208页。

16 280万的数据来自某研究学者,250万的数据来自政府内务部,政府试图证明村社自生自灭,而学者为证明人们相信村社生命力,土地重分是农民从属于传统村社制度的标志,因此带来引用数据的明显差距。[]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7页。

18 “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典故出自古罗马史,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

1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36页,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