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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与政治时间的更新

作者:王海洲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9-08  浏览次数: 446

Abstract】Political ritual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olitical lif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However,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s of rituals vary among different ages,civilizations and people.China is experiencing a great change.The new era has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and new requirements on political rituals.Under such circumstances,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orm of rituals,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behind them,and confron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In this way,we can make improvements in political rituals and ritual polit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Keyword】political rituals;ritual politics;political life;political operation

(原刊即为英文摘要与关键词,编者注)

 

组织和制度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骨与血,往往因隐藏于“日常性”这一皮肤之下,需通过专业手段方可查探;仪式和仪式化行为则不同,它们不仅易为人所见,且因之与日常行为大相径庭而格外引人注目,凸显出的是政治生活的“精气神”,按学界普遍的说法即“文化”。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人类正是依据文化这种意义结构和控制机制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1]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文化是文化的核心类型。它既具有为众多国家所普遍共享的同质性,又具有不同国家据以区别彼此的异质性;此外,它还在国家内部表现出一种匀质化的整体性。在政治文化极其复杂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政治仪式乃是一个不容小觑、且“个性鲜明”的角色,我们可以围绕其拓展出一片堪称“仪式政治”的广阔领域。系统性的政治仪式理论以及包容万象的政治仪式实践,分别构成了此领域中交织紧密的经纬线,以自成一体的刻度对整个政治世界进行重新标识,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图景。日常政治世界中的种种现象由此获得新的解释,包括其中至关重要的政治时间。

政治世界的时间本质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意义上,政治生活表现为一种绝对的连续统,诸如历史、记忆或乌托邦等时间形式即使显著地制造出了静止甚至断裂(或现实或想象),也终究是其中的暂时环节。与这一时间属性相应的政治实践便是建立连贯性的权力关系和有秩序的共同体伦理。在认识论意义上,囿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政治生活的绝对性不可被直接把握,于是,在不破坏连续统结构的前提下,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对性的承继或变革,即如保罗·皮尔逊所言:“有系统地把特定时刻(包括当下)定位在长时间段内完成的事件和过程的时间秩序之中。”[2]与之相应的政治实践则是政治关系的结构调整和能量变动。在这两种各有侧重的实践状态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现象:政治时间的更新。它意图通过对过往的反思,建立起一种具有正当性和进步意义的当下,以对未来进行标记和设计,借此成为政治社会在重构中发展自身的关键手段之一。

政治时间的更新一般出现在相对稳定的政权中,诸如革命等从根基上动摇乃至颠覆政权的行动模式,并不属于政治时间的更新,而是对政治时间的重设。同时,并非所有涉及时间问题的日常政治现象都能够归入更新之列。例如,设立一种新的国家节日只能非常有限地改变政治生活的固有节奏,还远不足以撼动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复提及的“新时代”,才是一种典型的更新政治时间之举。在时间形式上,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时间内容上,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延续政权本身的核心任务。同时,它对政治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可能性很高,如此判断的主要理由是此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被重新调整。放眼全球,政治时间的更新也并不罕见,相对稳定的全球秩序使之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调整其政治结构的常规方式。就近期而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都属此类,虽然它们都带来了一些动荡,但本身都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意图”。不可否认,也正是因为意图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时间意义上是现在与过去以及未来的冲突,使得更新在效果上有优劣之分,而政治仪式对此皆有影响。

在时间结构上,更新与仪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在广泛存在着的“通过仪式”(即伴随着地点、状态、社会位置和年龄的变化而举行的仪式,如生命仪式、农事仪式、入会仪式和就职仪式等)中,最重要的是其“阈限期”(liminality),处于其中的仪式主角的身份是暧昧的,如成人仪式中的主角既不是未成年人,也不是成年人,只有在仪式开始之前和仪式结束之后,他/她才具有确定性。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对此解释道,“阈限期”的时间意义在于“过渡”(transition),它是“一种过程,一种生成”,“甚至是一种转换”。[3]更新亦是如此,它意味着政治生活在整体上进入一个变动期,直到由其开启或设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才能正式宣告更新的结束。需要注意的是,与通过仪式不会消除角色的社会资格相似,更新并不会颠覆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和规范,它们都旨在促成一种“新生”。更值得关注的是政治仪式在更新政治时间中的具体作用。按照更新的要求和风险,政治仪式具有两种作用:一是促进作用,既包括历时性的推陈出新,强调求新而非弃旧,也包括共时性的实然状态,强调新变化的效果;二是防范作用,一方面利用仪式的保守性,抵抗传统断裂的风险,另一方面利用仪式的同一性,抵抗前景不明的风险。

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几乎都热衷于设计新仪式以凝聚共同体认同,它们总会或多或少地调集历史资源,谁会忽视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的伟力呢?但是,安东尼·史密斯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在他看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式的“传统的发明”作为一种历史想象并不能完全满足民众的“现实”需要,那些能够在当下实际调动民众情绪和意愿的仪式才是唤醒和引导民众建立国家认同的良方。[4]保罗·康纳顿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予以补充:因为仪式本身具有一再重演的性质,所以才能抹平传统和当下的时间差别,从而使得“‘真正的’、‘真实的’同一个现实,每年都被揭示出来”[5]。毋庸置疑,政治时间的更新需要推陈出新式的仪式,以将传统的力量“切实”地带到当下。否则,仪式的重演反而会在因循守旧之中成为更新的阻力,毕竟它违反了更新最为基本的时间诉求:迈向未来,而非退回往昔。基于求新的需求高于弃旧,是否能够在仪式中具有创新性地使用传统资源,是否能够在传统仪式的复兴中进行有效的创新,便都在相当程度上关切到政治时间更新的成败。

更新政治时间不仅需要明确历史之于现实的意义,以建立两者通往未来的连续性,还需要明确现实本身的特殊意义,以强调其引导未来的合法性。对于承担促进作用的政治仪式而言,前者要求其侧重于“更”,后者要求其侧重于“新”。“更”对应的是在历时性角度上理解政治仪式,主要观察不同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新与旧之间的关系。“新”对应的是在共时性角度上理解政治仪式,视角则移至某个时间节点或时期的静态表征,重点关注的是新变化的具体表现。“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全新政治仪式的创制以及既有政治仪式在形式上的调整和内容上的增删等。例如,进入“新时代”以来,包括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和国家公祭日仪式等在内的诸多影响广泛的政治仪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不仅要清楚地描述出发生了何种变化,更要郑重地考虑如何解释变化的效果,这有助于民众更加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作为新生事物的“新时代”。不能够被广泛领会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治生活发展进程的停滞或中断。在当前的公共舆论环境中,政治仪式的确在其各项传统功能之外,极大地发挥出了一种宣传功能,甚至在有些情形中能够反客为主。

更新政治时间的风险往往为人所忽视,因为其渐进的过程较好地保持了时间的连续性,不像革命那样瞬时性地爆发出割裂时间的力量。但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更新也可能会在当下与传统之间制造间隙,特别是在当下向未来加速过渡的过程中,形式各异的传统的式微不可避免。忽视当下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在任何政治生活中都是应警惕的风险,毕竟传统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合法性资源,还能够为指向未来的政治建设提供深厚的时间底蕴,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来说殊为重要。政治仪式是抵抗这种风险的天然良方,恰如大卫·科泽所指出:“正是仪式形式的守旧性,使仪式在政治变革中潜力无限。”[6]当然,其有效性实际上不仅来自于对传统合法性的调用,还在于借助连续性的增强,缓解或平复政治生活中由于时间更新而产生的各种认知和情感上的失调。

相对于传统的确定性而言,更新所面向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相应的风险有多种表现,其中最为紧要的是政治计划与政治实践的脱节,以及前景不明朗导致的错判和质疑。前者主要对政治进程中的决策者构成挑战,后者的主体则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普通民众。政治仪式可以在直接克服第二种风险的基础上,间接地缓解第一种风险。政治仪式依靠其在形式和规范上的统合能力,能够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甚至是缺乏政治共识的背景下,促成某种或某些范畴内的同一性的生成,例如民众对共同政治身份的承认,以及对当下和未来政治实践之信心的提振等。这直接地提高了他们对更新本身的认同度,特别是牢固的内群关系有助于他们在更新发生危机时产生共担责任的意愿,这也能够为决策者在对更新进行调整时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政治时间的更新历来是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虽然制度建设成为现代国家的首选举措,但不辅以相应的仪式建设也难获成功。政治仪式一直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没有“仪式感”的政权是难以想象的,古往今来俱是如此。同时,政治时间的更新往往牵涉到整个政治系统层面的调整,加之外在于该系统的社会文化环境愈发复杂,使得两方面的一致性或认同皆成匮乏之物,因此与传统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反而更加需要已然褪下传统孑遗之外衣的政治仪式的介入。最后,政治时间的更新实质上是依照当下的设想对未来提供某种解释。若按保罗·利科之言,“解释,即是将(时间上、地理上、文化上、精神上的)远的变成近的”[7],那么,政治仪式便是这样一种解释。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格尔茨,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77.

[2]保罗·皮尔逊,黎汉基、黄佩璇译.实践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2.

[3]维克多·特纳,赵玉燕等译.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3-94.

[4]Anthony D.Smith.Will and Sacrifice:Images of National Identit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30(3):571-584.

[5]保罗·康纳顿,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9.

[6]大卫·科泽,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6.

[7]保罗·利科,孔明安等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