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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甘南藏区部落纠纷解决形态研究——以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的争佃冲突为中心

作者:阮 兴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9-12  浏览次数: 225

【摘 要】光绪十六年(1890)卡家与沙沟争佃冲突的解决形态,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调解,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府审判,其实质可视为具有“首唱—唱和”结构的“约”的规范秩序的形成。其中,官府成为最终的首唱者,沙沟及其支持者隆务寺一方与卡家及其支持者拉卜楞寺一方是唱和者,众乡老是中介人。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各方为如何使他方承认己方所主张的解决方案而进行反复的首唱与唱和,其中或争斗或调解或弹压的活动,实际上都可视为力图获取首唱这一身份地位而进行对抗与整合的过程。这种通过“约”的方式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呈现很大的流动性。

【关键词】清末;甘南藏区;部落纠纷;解决途径

 

一、引言

藏族部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是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以来,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态、内容及其与当代司法的关系等方面。既有研究取得了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与不足,如注重藏族部落本土纠纷解决方式的归纳、总结,忽视对历史背景、场景和纠纷参与者能动性的细致考察;注重政策指导性研究和纠纷解决方式的宏观建构,忽视对藏族文化心理及其变迁的深入分析,等等。(1)关于藏族部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态,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可以分为内部和解、调解与诉讼等三种。但实际上,至少从清末甘南藏区的一些部落纠纷来看,其解决既有调解成分又有诉讼成分,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完成纠纷解决不可或缺的要件,共同构成纠纷解决的实质内容。就此而言,藏族传统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态似乎很难以内部和解、调解或诉讼等外在的形式加以简单界分。深入考察清末甘南藏区的部落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可以发现其纠纷解决的形态与明清时期内地乡村纠纷解决与秩序形成的形态——“约”很契合。对于明清时期乡村层次的“约”,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有过全面考察与研究。寺田认为,明清时期,作为乡村层次的“约”,无论是乡禁约,还是乡约与抗租运动中的盟约等,均具有“首唱与唱和”这样的内在结构,乡村社会行为规范的共有状态是在特定主体的“首唱”和众人的“唱和”这种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但由于这种“约”的约束力缺乏有效的保证手段,对于首唱与唱和者来说,“约”就是不得不依靠又难以依靠的东西,在这个程度上简单地成立又简单地消失,这种由“约”而成的规范秩序也因此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寺田进一步认为,明清时期乡村层次“约”的结构与形态,实际上也适用于州、县等更大范围的规范秩序。“于是,地域性的秩序实际上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面向一般人有‘倡首’者提示某种标准,在较微观的层次上则有中人或调解者为特定的当事者提供某种方案,而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的‘首唱和唱和’全部过程以及通过这种运动或尝试而不断地达成又解体的行为规范共有状态,就构成了动态的社会秩序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拥有实际上获得众人唱和的首唱能力或者说把人们‘约’到一起的能力,也就拥有了一种社会性的‘权力’”。从首唱的机会与主体来看,这种权力都是日常性地分散于社会之中的,“现实中的地域性秩序于是不得不通过各种各样主体围绕‘约’的行动而呈现出一种对抗与整合的动态”。(1)清末甘南藏区部落纠纷的解决,其形态与特征实际上也可以用明清时期乡村层次的“约”的结构模式加以理解与解释。本文以光绪十六年(1890)卡家与沙沟两个藏族部落的争佃冲突为例证,通过对当时双方冲突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场景和纠纷参与者能动性的细致深入的考察,揭示清末甘南藏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态与特征,以期有助于加深对藏族传统部落纠纷方式的理解与认识。

二、卡家、沙沟争佃冲突及其解决过程

甘南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即甘肃省西南隅的一部分,行政上属今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合作市、夏河县、碌曲县、卓尼县、玛曲县、迭部县、临潭县;清末时期,分属于西宁府与巩昌府的循化厅与洮州厅的辖区。(2)光绪十六年(1890),同为甘肃省西宁府循化厅属下的两个藏族部落卡家与沙沟,因争佃发生抢杀冲突,最终酿成15人丧生的血命案件。这次冲突起因于为处理光绪元年(1875)隆哇、沙沟与卡家相互械斗案件而形成的执照,即当时判决的凭证。

据记载,自清代乾隆朝以来,卡家与沙沟原系一家,彼此相安已久。沙沟寺岁仓(赛仓,即活佛)曾有功德于卡家六族,素为众僧俗信服,在卡家拥有勾曲乎佃户百余家。同治年间,循化厅属的另一藏族部落隆哇与卡家因争夺供应构怨,屡年互相仇斗。沙沟与隆哇原属一气,沙沟在卡家内原有房屋土地遂曾被卡家毁占。而沙沟素有暗谋卡家之意。(1)光绪元年(1875),为争夺供应而与卡家再起冲突的隆哇部落,联合沙沟对卡家进行攻打。在这次冲突中,隆哇与沙沟两家势众,卡家力弱,计有二人被杀,房屋四间被毁,并有家具各样物件被打坏。(2)此次冲突发生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令河州镇总兵沈玉遂亲赴循化,与循化厅同知安福一起“调集各番审讯明确,持平断结”。(3)河州镇与循化厅在奉命审理此案时,见各番情词俱称沙沟岁仓公道,是以断令自后隆哇、卡家均归沙沟岁仓总管;如再有抢劫械斗等事,均惟沙沟岁仓是问;(4)并禀明陕甘总督,覆给执照即最后判决的凭证。(5)执照内载明,卡家江洛(江洛昂,即活佛)将沙沟岁仓卡家寺旧有房屋、田地等物毁坏,断赔银二千两;另由沙沟在卡家寺添设一岁仓捏力哇(管家),看守房屋田地;有应办事件,卡家江洛须通知寺内主僧及沙沟寺岁仓。(6)但该执照又载明,卡家寺的事务归卡家江洛经管,沙沟岁仓不得干预。(7)自此以后十余年,沙沟寺岁仓捏力哇同卡家寺江洛同在经堂念经办事,其在卡家的勾曲乎佃户百余家跟随沙沟岁仓种地,双方均无异言。(8)但光绪元年的执照,“其中细目有遗漏阙略未及细注处”,(9)也“未将‘各管各佃’四字注明”,(10)由此为后来卡家与沙沟的争佃冲突埋下争端的种子。

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卡家与沙沟因争夺佃户而呈控至循化厅。两造都主张要遵照光绪元年的执照来解决双方争执。沙沟表示:“不遵(光绪)元年执照,我们万不能甘休”;卡家也宣称“求照(光绪)元年执照,要独管一寺。”(11)循化厅官府也认为,“(光绪)元年执照关系正重,永宜力守恪遵”。(12)不过两造及官府在对光绪元年的执照内容的认定方面存有很大的分歧。沙沟坚称,自光绪元年执照发立以来,沙沟岁仓捏力哇与卡家江洛同在经堂念经办事,已经15年,并无异言;岁仓勾曲乎佃户百余家,跟随岁仓种地,亦经百余年,亦无异言。(13)卡家则宣称,根据光绪元年的执照,位于卡家的沙沟“僧佃”应由卡家江洛、千户管辖,“沙沟岁仓只准租种卡家寺土地,并不干预别事”;(14)以前沙沟在卡家的佃户田土,只属于租借,“后来准租不准租可以由己”。(1)沙沟在卡家勾曲乎的一百余家佃户属于卡家,现要向沙沟要回,不准沙沟经管,也不准沙沟岁仓在经堂办事,经堂事务应由拉卜楞寺做主。(2)时任循化厅同知长赟在审断时认为:卡家呈称只准沙沟租种田地,后来准租不准租可以由己,“租种”二字实为捏造,其意欲借此二字驱逐沙沟岁仓捏力哇,以翻光绪元年(1875)的成案。沙沟岁仓管理勾曲乎佃户已历160余年。在康熙、雍正年间,其时或系只有卡家名目,不归沙沟岁仓。自乾隆迄今,则归沙沟岁仓,历年已久,人所共知。沙沟岁仓是自管己佃,并非租种卡家田地。且光绪元年的执照内载明,沙沟岁仓原有在卡家的房屋田地,被卡家江洛毁坏,断赔银二千两;添设一岁仓捏力哇,看守房屋田地;有应办事件,卡家江洛须通知沙沟岁仓管理等语。因此,有田地,即有佃户可知,且此项佃户归沙沟岁仓已久亦可知。特因光绪元年照内未将“各管各佃”四字注明,故卡家江洛以此作为借口,欲借办理卡家名目,图并沙沟佃户,驱逐同堂念经的沙沟岁仓捏力哇等,以达到嘉木样兼并南番的意图。(3)长赟认为两造领执照后已历15年,彼此相安无事,自应照旧遵守,断令两造遵照光绪元年所立执照行事。对于长赟的断令,两造均表示“情愿遵依,各具番字甘结立安,开堂念经”。(4

不过,卡家与沙沟两造很快又在同年四月违状滋闹。当时卡家寺江洛旧捏力哇住在拉卜楞寺,倚靠拉卜楞寺势力,唆使卡家寺江洛新捏力哇,要将沙沟岁仓勾曲乎百余家佃户夺去,并不准沙沟岁仓捏力哇在经堂念经管事。沙沟岁仓捏力哇、扎咱喇嘛,心中不服,捉住卡家人一名,牛一头,旋即放回。四月二十六日,卡家江洛率领二百余人,首先动手,用火枪打死沙沟番僧二名,枪伤四名,活捉六名。又攻破山上沙沟小寺,打死沙沟喇嘛一名,抢去银钱衣物牲畜甚多。沙沟岁仓捏力哇、扎咱喇嘛逃往山下村庄。二十八日,卡家江洛新捏力哇又发兵往攻,但被循化厅派往的差役阻挡劝回。二十九日,卡家江洛又出兵三百余名攻打沙沟,循化厅派往的差役无法劝阻,结果打死沙沟岁仓番民四人、喇嘛一人,勒降沙沟岁仓佃户二十余家。在此过程中,沙沟一方前后八人被打死,四人受重伤;卡家一方四人被打死,一人受伤。沙沟岁仓、扎咱等带领所剩数十佃户逃往二十里外番庄。(5)六月二十日后,卡家江洛带兵前往攻打沙沟岁仓,结果被沙沟岁仓佃户黑夜劫帐,属下二人被袭杀。(6)双方又陷入互相抢杀的局面。根据后来循化厅审结案件时的统计,在整个卡家与沙沟的争佃户冲突事件中,双方总计有15人在这次冲突中被杀。(7

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十九日,长赟赴河州镇商议处理卡家与沙沟争佃冲突的办法。河州镇传来光绪元年办理过沙沟与卡家冲突案件的乡老马福旺、马海晏等,令其前往调此案主唆起事的卡家江洛捏力哇及沙沟岁仓加乙、喇嘛扎咱等到河州镇听候会讯。同时,又令嘉木样速将卡家江洛旧捏力哇交出,不准借口庇匿。但嘉木样、卡家江洛旧捏力哇等抗违官府谕令,不肯接受;沙沟加乙、扎咱等亦仇视乡老、差役,不肯接官府谕令。(1)众乡老无功而往。十月二十九日,长赟会同河州镇与左营守备张绍,带领哨长二员,马队四十骑,传调原办光绪元年卡家、沙沟争佃案件的乡老马福旺、马海晏、罗俊儒、马有成等人,从河州镇赴卡家寺。在官府以兵力相威慑的情形下,卡家与沙沟均表示接受官府审断。(2)十一月初十日,官府会提两造首从各犯,双方均表认罪。“两造巨犯罪名极重”,经众乡老“再三恳求”,照番规从轻共罚银五百两。又经众乡老公议:两造抢杀焚拆各件,除收缴原脏并顶抵互抢牲畜什物外,卡家赔沙沟银一千五百两;两造人命,沙沟属被杀八命,卡家属被杀七命,除顶抵外,卡家向沙沟纳命价一个,议银一百五十两。长赟又将光绪元年执照内漏略未及详注处,量为伸叙疏通,拟定条程八款,并逐款通以番语,细为讲解,两造均表遵依。(3)最后当堂断令此案仍遵照光绪元年执照审结,卡家统归沙沟总管管辖,不准再往拉卜楞寺拴头。准沙沟在卡家择地另建寺院,卡家寺则断给卡家江洛经营,再不与沙沟相干。从此各聚各堂念经,各管各属佃户。(4)十二月十二日,双方具甘结状,表示“情愿逐件遵断,永不反悔滋事,倘日后再有挟嫌争闹之处,愿甘重罪”。(5

但卡家与沙沟和平相处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卡家与沙沟再次互相抢杀,以致酿成巨案。两家冲突起因,据称是因沙沟属一人在卡家一家作佣工,工竣讨还未给工钱,双方言语不合,彼此互闹,引起人命。此后沙沟扎咱喇嘛与卡家江洛千户分为出头,出兵互相攻打,酿成数条命案。(6)实际上两家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卡家违背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争佃冲突的审断,向拉卜楞寺拴头,并为拉卜楞寺嘉木样在卡家寺修建宗坑,(7)以致双方矛盾激化,最终兵戎相见。

三、卡家、沙沟争佃冲突解决的“约”的形态与特征

光绪十六年(1890)卡家、沙沟争佃冲突的解决,实际上具有前述明清时期乡村层次的“约”的形态与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光绪十六年卡家、沙沟争佃冲突的解决实际上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卡家、沙沟两造以及官府均想成为纠纷解决的唱首者,并各自提出解决争佃冲突的标准;而作为中人与调解者的当地众乡老在这次纠纷解决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当事者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具体方案。两造、官府、乡老各方均意图以自己的标准或方案将当事者“约”在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唱首者而获得他方的唱和,纠纷的解决于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主体围绕“约”的行动而呈现出一种对抗与整合的动态。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首唱与唱和的活动就构成了纠纷解决的动态过程。但由于这种以“约”的形态而达成的解决结果缺乏有效的保证手段,从而成为不断达成又不断解体的行为规范秩序,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清末甘南藏区部落间冲突的基本解决途径之一,是两造呈控官府,官府发布谕令进行断处,从表面上来看官府具有将两造“约”在一起解决纠纷的权威;而两造的呈控行为,实际上是试图借助官府所具有的权威成为纠纷解决的首唱者,令对方唱和自己的主张。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的争佃冲突发生后,两造均呈控官府,并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即按照光绪元年的执照作为解决纠纷的标准,但卡家与沙沟对光绪元年的执照内容主张并不相同。卡家与沙沟就纠纷案件呈控官府,实际上是想争夺首唱者的身份,希望通过官府的权威与力量,让对方成为唱和者,接受自己的解决方案。循化厅官府在审讯案件时,断令卡家、沙沟两造依光绪元年执照行事。但官府对光绪元年执照内容的认定与两造均有差异,虽然也宣称以光绪元年的执照为解决纠纷的标准,但其实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实际上以首唱者自居,令两造对自己的方案唱和。两造双方虽一时表面上遵依官府的断结,但实际上对官府的审判并不服从,仅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即违背官方的谕令,互相滋闹抢杀。后来官府前往查处,两造对官府的谕令均抗违不遵;因此,实际上官府首唱的身份并没有获得两造双方的认同,其最初将双方“约”在一起达成的解决纠纷的方案也在事实上归于解体。

沙沟与卡家两部落争佃,双方呈控官府,试图借助官府的权威与力量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首唱者、对方成为唱和者,但两造均没有获得官方力量的支持,从而愿望落空。于是两造均力图通过自身实力及各自背后的支持力量,以武力方式解决争端。这种行为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两造以武力争取首唱者身份,使对方成为唱和者,服从自己的主张。清末时期,甘南藏区依然是部落社会,部落是社会权力的重要基础,清政府对甘南藏区的有效统治必当建立在对部落权力的承认与重视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藏族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官府一般在开始阶段采取“番民重在抚绥,未便率弁拿办”(1)的原则。这种“抚绥”实际上是一种调解行为。因此当卡家、沙沟两造的争佃纠纷由争执发展到武装冲突时,官府所采取的首选措施是派差役前往协调处理,在此官府实际充当的是调解者的角色。但卡家、沙沟两造在此过程中,对官府的调解均置之不理,以致冲突愈演愈烈,几成不可收拾之局。卡家、沙沟之所以在官府的调解过程中无视官府的权威,其主要原因是背后各有寺院力量的支持。甘南藏族聚居区地势高峻,沟壑纵横,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清雍正元年(1723)前,这里属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察罕丹津所辖。罗卜藏丹津反清时,察罕丹津拥护清朝,故乱平后,保有亲王爵位,编为青海右翼盟前首旗,牧地在河南。正因为如此,甘南藏区寺院未参与罗卜藏丹津之乱,没有受到限制和打击,得以迅速发展。(2)至光绪朝,甘南藏区各寺院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合纵连横,逐渐形成了分别以拉卜楞寺和隆务寺为首的相互对抗的两大寺院联盟。(3)在卡家与沙沟的争佃冲突中,隆务寺与拉卜楞寺分别在背后支持沙沟与卡家,卡家与沙沟的争佃,在一定程度上实为隆务寺与拉卜楞寺之间各自维护与发展自己势力的斗争。实际上,当时官府对这一情形也心知肚明。循化厅在为卡家、沙沟向甘肃藩、臬两司及陕甘总督所上的密禀中称:“卡家寺地居南番南北之冲,江洛允投拉寺则卡家已得其半,所以此岁仓佃户掺杂其中。再将岁仓佃户争获,则江洛联为一气,已扼南番之吭。南可与买吾夹攻黑错,北可与拉寺徐图隆哇、沙沟、火力臧等族,使南北之气隔断,彼此不能救援,此拉寺所以极力助江洛争佃,欲合并南番之隐情也。沙沟、隆哇、火力臧、黑错等族,各怀唇亡齿寒之惧,且又向归隆务靠为护符。隆务系于道光二十六年奉文管理南番黑错寺,亦深惧南番被拉寺吞并,不能不极力救援。此沙沟、隆务所以救护岁仓不肯舍此佃户之隐情也。”(1

在官府查办、调解受阻无效的情况之下,当地的乡老开始介入冲突事件,成为纠纷解决的调解者。在藏族传统社会,乡老对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纠纷、冲突发生后,当地乡老往往受邀或受官府之命前往当乡(调解),通过讲理劝说(讲说)后形成评议或公议,如能下场(调解成功),则成为以后双方必须遵守的规则,也常为官府所默认或公开承认。乡老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贤人,拥有崇高的社会身份或社会声望,一般为宗教佛僧,如呼图克图、寺院的新旧昂锁、喇嘛等。部落头人也经常充当乡老。在藏族传统社会,活佛、喇嘛等宗教佛僧调解部落纠纷的行为较为普遍,绝大多数纠纷都可以由他们进行调解。因为他们的宗教地位和威望,调解成功之后,双方都要严格按照协议办事,信守诺言。否则就被视为对活佛、喇嘛的不敬,将受到舆论的谴责。(2)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二十九日,卡家出兵再攻沙沟,差役阻挡不住。双方互相抢杀,再酿命案。官府于是请黑错九间楼活佛与卡家活佛出面调处,约定双方在十六日内不得打仗。但由于各自的利益驱动及背后寺院力量的支持,卡家与沙沟对黑错九间楼活佛与卡家活佛的调处结果并不遵守,卡家江洛很快违背两家活佛的调解协议,带兵前往攻打沙沟岁仓。卡家与沙沟双方又陷入互相抢杀的局面。最后冲突愈演愈烈,几成不可收拾之局。

在各方调解无效及局势愈趋严重以致不及时解决恐致更大事端的情况之下,官府只得以武力或军事镇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循化厅同知与河州镇左营守等官员带领哨长二员,马队四十骑,同时传调原办光绪元年卡家、沙沟争佃案件的乡老等人,从河州镇前往卡家寺查办卡家与沙沟的纠纷。在兵力威慑的情况下,卡家与沙沟均表愿意接受官府的审讯。官府会提两造首从各犯,双方均表认罪。审讯先由当地乡老对卡家、沙沟争佃案件形成公议。公议主要是按照当时的“番例番规”照令双方赔偿对方损失。在此基础上,循化厅同知长赟又将光绪元年执照内漏略未及详注处,量为伸叙疏通,拟定条程八款,并逐款通以番语,细为讲解,两造均表遵依。最后当堂断令此案仍遵照光绪元年执照审结,最后两造具状甘结。这实际上是官府依靠军事力量,重新取得卡家、沙沟冲突解决的首唱者身份,将两造“约”在一起,通过乡老的协调使两造唱和自己的解决方案。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争佃冲突的解决最终以官府判断的方式完成,但其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以乡老的公议为基础的。乡老的公议实质上是一种调解。最后将卡家统归沙沟总管管辖,不准再往拉卜楞寺拴头,实际也主要是基于“西南两番其势宜分万不宜合,分则族各一心,其势易制,一经拉寺合并不独将来边患莫测,抑且差徭贡粮均为所霸持”(3)策略的考虑,即分化、平衡循化厅辖内各部落与寺院的势力,扶植沙沟寺,抑制拉卜楞寺的势力发展。

总之,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争佃冲突的解决形态,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调解,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府判决,其实质可视为具有“首唱—唱和”结构的“约”的规范秩序的形成。其中,官府成为最终的首唱者,沙沟、隆务寺一方与卡家、拉卜楞寺一方是唱和者,众乡老是中介人。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各方为如何使他方承认己方所主张的光绪元年执照的内容而进行反复的首唱与唱和,其或争斗或调解或弹压的活动,实际上都可视为力图获取首唱这一身份地位而进行对抗与整合的过程。这种通过“约”的方式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表现出很大的流动性。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卡家与沙沟争佃冲突发生之初,官府曾将两造“约”在一起,做出审断,两造均表遵依,暂时和平相处;但不过两个月时间,两造即背约抢杀,酿成人命重案。十一月,官府再次将二者“约”在一起,做出审断,两造具状甘结。但仅过半年时间,光绪十七年五月,卡家又违背约定,与拉卜楞寺“拴头”,引起沙沟不满,双方再次互相抢杀,酿成人命重案。光绪十七年卡家与沙沟的冲突发生后,其解决方法和方案与光绪十六年双方冲突解决的方法和方案基本一样。即一方面是官府派人前往查处、弹压;一方面是乡老的出面劝导、调解,而两造之间或斗争或妥协,最后官府以兵力相威慑,将两造“约”在一起,经乡老公议后,做出审断。审断的结果基本上是重申了光绪元年的执照与光绪十六年的审断结果,即断令卡家寺归卡家江洛经管,沙沟在卡家择地另建经堂。两造各聚各堂念经,各管各属佃户,卡家仍归沙沟总管。(1

四、结语

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的部落纠纷的解决表明,清末甘南藏族社会部落纠纷的解决,具有一种明清时期中国内地乡村层次的“约”的形态与特征。这种部落纠纷解决的形态及其特征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体制是相一致的。(2)清代自雍正朝以来,甘南藏区逐渐形成了以部落、寺院与州县官为主要支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甘南藏区的基本性质是部落社会,部落是社会权力的重要基础,清政府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任用当地藏族部落头目担任千、百户等土官职务,赋予其一定管理地方社会的权力,同时藏传佛教在甘南藏区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清政府又不得不依赖、利用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组织对甘南藏区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加强了对甘南藏区的行政管理,在甘南藏区设置循化厅、洮州厅等行政机构,“很多藏族部落也被纳入州县系统”。(3)清政府任命土官对各部落进行有效管辖,但其权力也因而被分散;清政府依赖、借助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来管理藏区民众,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其自身的权威也因此而遭到削弱。部落、寺院、官府三种力量在甘南藏区纠纷解决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作为在当地拥有崇高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的乡老则往往作为中介人提供解决纠纷的方案,在纠纷解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各方均具有成为首唱者的社会性权力,在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的驱动下,都力图成为纠纷解决的首唱身份而让他方成为唱和者。其最终的解决方式通常呈现为乡老评议基础上的官府断结的形态。这种部落纠纷解决的实质上是调解与诉讼并存,两者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它表明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尽管清政府从表面上实现了对当地的管理与控制,实则三种力量互相竞争、较量,此消彼长,清政府尽管最终可以通过武力威慑或军事镇压实现对地方的统治,但并没有充分的强制装置或执行能力来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其处理部落之间的冲突往往受制于部落与寺院的力量,其做出的判断,往往也是在乡老调解的基础上,考虑、平衡或制约两造及两造背后部落与寺院的利益与力量,进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行为。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部落纠纷的解决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在部落、寺院、官方力量的对抗与整合中,随着部落、寺院、官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呈现流动状态。

 

注释:

[1]参见熊征:《20世纪以来藏族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研究综述》,《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2][日]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的“约”的性质》,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81页。

[3]清代的循化厅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与临夏县的西部地区,青海省海东专区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南部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泽库县与尖扎县部分地区。参见杨红伟:《清末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清代洮州厅包括临潭县和今甘肃南部卓尼县、迭部县、碌曲县的全部,以及合作市、夏河县、玛曲县、舟曲县的部分地区,即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辖区。参见张克复:《〈洮州厅志校注〉序》,(清)张彦笃主修、包永昌总纂,张俊立校注:《洮州厅志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4]参见《甘肃西宁府循化同知安福为会办卡加、隆哇案上的禀》,青海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永久-2661。本文所引档案均为青海省档案馆藏,以下引用时不再注明。

[5]参见《循化厅为隆哇、沙沟围打卡加禀道府宪》,档案号:7-永久-2661

[6]《河州镇沈玉遂办理番案妥洽恳恩交部议叙折》,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第4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884-1885页。

[7]参见《甘肃西宁府循化同知安福为会办卡加、隆哇案上的禀》,档案号:7-永久-2661

[8]参见《河州镇沈玉遂办理番案妥洽恳恩交部议叙折》,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第4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1885页。

[9]参见《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上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45

[10]参见《循化厅差役关于隆务寺所藏沙沟寺执照的禀与同知的批文》,档案号:7-永久-2948

[11]参见《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12]《委员候补知府安福、循化厅关于查办卡家、沙沟争斗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5

[13]《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上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45

[14]《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15]《委员候补知府安福、循化厅关于查办卡家、沙沟争斗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5

[16]参见《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17]《甘肃布政使张、提刑按察使裕扎循化厅》,档案号:7-永久-2944

[18]《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上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45

[19]参见《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20]参见《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上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45

[21]《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22]参见《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23]参见《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上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45

[24]参见《委员、循化厅、河州镇等为处理卡家、沙沟争斗请示的禀》,档案号:7-永久-2983

[25]参见《循化厅为卡家寺、沙沟寺争斗上总督、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4

[26]参见《抚番府长、委员候补府安为处理卡家、沙沟争斗上督宪的禀》,档案号:7-永久-2955

[27]参见《委员、循化厅、河州镇等为处理卡家、沙沟争斗请示的禀》,档案号:7-永久-2983

[28]参见《黑错、买吾承保卡家、沙沟等具的甘结》,档案号:7-永久-2955

[29]《拉布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为承保卡家寺新旧捏力哇不再滋事上的番禀;沙沟总管、黑错香措为承保扎咱喇嘛、加乙乔的等不再滋事上的番禀》,档案号:7-永久-2955

[30]参见《循化厅为番僧调查卡家一案给宪台的详报》,档案号:7-永久-2985

[31]参见《委员、循化同知奉委查办南番各案讯结情形》,档案号:7-永久-2983

[32]《循化厅禀覆巡查南番情形并隆哇番案不服查究由》,档案号:6-永久-350

[33]参见周伟洲:《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

[34]参见杨红伟:《清末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35]《循化厅为卡家、沙沟争佃上的密禀》,档案号:7-永久-4287

[36]参见潘志成:《藏族社会传统纠纷调解制度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37]《循化厅为卡家、沙沟争佃上的密禀》,档案号:7-永久-4287

[38]《委员、循化同知奉委查办南番各案讯结情形》,档案号:7-永久-2983

[39]有关循化厅社会结构及管理体制的研究,参见宁宇:《清代循化厅管理体制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40]贾宁:《西宁办事大臣与雍乾时期青海多民族区域管理制度之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